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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管見(妙善法師)

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管見

妙善

江澤民同志在1993年11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宗教無小事」的科學論斷,並就宗教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證。

在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我國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我就此談幾點認識和體會。

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集中到一點,就是遵紀守法,愛國愛教。這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政治條件。

1995年第7期《求是》雜志發表的李瑞懷同志《關于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干問題》的重要文章,對「相適應」一詞的內涵作了精辟的說明:「所謂『相適應』就是說宗教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的國家法律、法規及方針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范圍內活動,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這就是說,佛教界大到團體,小到個人,一切的一切,必須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國家的認可與保護。反之,它便失去了作為合法團體或合法公民的起碼資格,走到了社會的對立面。政教分離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基本原則,任何宗教都不能凌駕于國法之上,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學法律、懂政策,其目的,一是為了自覺嚴格地遵守黨的政策和國家法令,二是為了充分捍衛自身的權益。

愛國是公民的本份,愛教是信徒的義務,兩者密不可分。佛教界干余年來形成的、寶貴的愛國主義傳統,應該在今天得到繼承和發揚。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持久地學習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覺地與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講,工農熱愛生產,軍人熱愛國防,都是一種最樸素、最直接的愛國表現。同樣,我們出家僧團熱愛本職,完善自我,也是一種愛國的具體體現。

從佛教自身建設上說,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嚴持淨戒,開創道風建設新局面。所謂「淨戒」,包含了「佛制」與「祖規」兩方面內容。可是,當前的佛教,在寺院修建、經懺香火日益紅火的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憂患。趙樸老在中國佛協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指出的「信仰淡薄,道風不正,戒律松弛,學修不講,追逐名利」,決非是駭人聽聞。宋代宗頤禪師有詩自檢:「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若干年後,如果我們僧團連最起碼的「獨身、素食、僧裝」都不能維護,漢傳佛教的前景將會是怎麼樣?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為宗教事業提供了建國以來最為良好的外部環境,面對「黃金時代」,—我們許多人都在「報三寶恩,報國土恩」上盡心竭力;但也有許多投機份子見利眼紅,「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嚴重侵蝕了佛門風氣,玷污了僧伽形象。黨風不正會禍國,道風不正會禍教。

佛法興亡,佛子有責。明因果,持淨戒,整逆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2、重視佛教文化,拓展弘揚正法新途徑。佛教文化曾是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根頂梁柱,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載體和紐帶。在其本身價值重新受到世人矚目的今天,佛教界更應責無旁貸地擔起「重視文化,拓展弘揚正法新途徑」的重任。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教的研究與弘揚,離不開文化人的參與。我們必須營造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材的氛圍,積極鼓勵知識分子,尤其是僧界知識分子,著書立說,講經說法。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可以為他們創建研究所、圖書館、講演堂,為他們組織考察團、學術會,甚至設立佛教出版基金、佛教傳道獎勵基金。協助他們正當合法地運用書刊、錄音、錄像等媒體,傳播佛教文化,促進對外交流。

當然,本著佛教正信正行的的原則立場,在研究、弘揚佛教文化的過程中,應嚴格履行四個反對:①反對一切有違現行政策、法令,有損國家、民族利益的錯誤言論;②反對把佛法單純當作一門學術來研究,忽略其信仰、實踐的核心成份;③反對片面信從今人考據,如或明或暗地宣揚傷害中國佛教根本的說法,如「大乘非佛說」;④反對以法謗法,自讚毀他。

3、擴大辦學,培養名副其實新僧材。本世紀初葉,我國的佛教僧校從無到有,並很快湧現出像漢藏教理院、閩南佛學院、觀宗弘法社等一批師資優良、桃李芬芳的名牌院校,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佛教的良性發展。

十年浩劫雖然早已過去,但對佛教界造成的人材斷層,卻在一段時間內難以填補,並深深地制約著現代佛教的順利復甦。在新形勢下,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有計劃地培養年輕一代的愛國宗教職業人員」。只有擴大辦學,才能續佛慧命,除此別無選擇。但對缺乏師資、缺乏設備的地區,寧缺勿濫,不搞遍地開花。

為了實現「為教求賢」的目的,我們在思想上高度重視的同時,不能忘卻對基礎建設的投入,儘快結束「三級」佛學院沒有教學大綱,沒有統編教材的歷史。積極倡導「學院生活叢林化」,培養既能講能寫,又願干願修,「道念第一,學問第二」的合格學僧。對個別學僧畢業後的自甘墮落行為,也決不能因此而否定辦學的主流,喪失辦學的信念。只要在數以百計的畢業僧中能出一位像印光、太虛那樣的高僧,就足以證明辦學是成功的。

4、發揚六度精神,不斷改善僧俗福利條件。中國是北傳大乘佛教的發祥地。發揚中國佛教的特色,離不開對大乘六度精神的發揚。所謂布施對治慳貪,持戒對治惡業,忍辱對治嗔恚,精進對治懈怠,禪定對治妄想,智慧對冶愚癡,通過針對性的踏實鍛鍊,最終達到「慧風掃蕩障云盡,心月孤圓朗中天」。這是佛門祖祖輩輩所追求的崇高理想,我們自然也不例外。

六度的發揚,需要信仰,需要理念,更需要代價的付出。僅以「布施」為例,多少年來,一些人熱衷于信徒在寺院「廣行布施,廣種福田」。但他們在平時有沒有「行布施」?父母師長的「敬田」,孤苦病困的「悲田」,該不該種?我想,只有「社會支持佛教,佛教回報社會」,才是合乎六度精神的良性循環。世界上發達地區的宗教界,都無不把「慈善公益事業」看成是宗教事業的一部份。去年,我們在自身經濟並不十分寬裕的情況下,在國內名山道場中率先發起興建現代化「普濟醫院」,也說明了我們「回報社會」的信念又一次轉化成了行動。

此外,每當我們要求僧眾「愛寺如家」的時候,我們這些寺院的上層領導則應該想一想:有沒有真正把「寺」建設得像一個「家」了?在寺院經濟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僧眾的住宿條件有沒有得到改進?膳食有沒有得到改善??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有沒有得到落實?執事與清眾間在待遇上、感情上的距離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這些,都屬「布施」的范疇,必須努力做好。

5、抵制濁流,維護清淨佛教新面貌。佛教是千千萬萬佛子的信仰所宗,寄托所在,本該是清淨的,容不得半點混濁的東西。遺憾的是,當前有些人在金錢欲的引誘下,「敢想敢干」,不惜把濁流引向佛門。表現之一,無視宗教政策,惡意傷害佛教的尊嚴與信徒感情,胡編瞎造故事,散布不實之詞。之二,非宗教人士發起宗教活動,建寺造佛,所謂是「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反客為主,搞得不倫不類。之三,某些部門或個人利欲薰心,與僧爭廟,與寺爭利,盯住「唐僧肉」不放。之四,部份青年僧人,不是悉心學佛,為教爭光,而是追逐名利,企圖把僧團引向歧途。之五,一些小寺院廣招「游僧」,濫趕經懺,不顧儀規,只圖掙錢……。凡此種種,內憂外患,不勝枚舉。如果我們熟視無睹,不據理力爭,豈不就是對濁流的縱容和對信仰的背叛!

好在我們的社會,正向著法制化的社會邁進。只要我們愛憎分明,方法得當,中國佛教的清淨面貌,必將得到有力的維護。

6、團結務實,完善叢林秩序機制。佛教工作能否在今後健康有序地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部的團結與機制的完善。常言道「家和萬事興」。當前在我們一些寺院出現的拉山頭、結派系、任人唯親、賞罰不公的苗頭,都是破壞團結的禍根,應嚴肅對待。要堅持僧團應有的「六和精神」,做到身和同居,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身心安定,相見歡顏。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扎實工作,扎實學修,形成團結務實的良好局面。

叢林制度經受了一千多年風風雨雨的考驗,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完善和提高。百丈禪師《叢林要則二十條》,今天讀來仍是字字珠璣,擲地有聲!叢林制度是中國古來大德們的心血結晶,是中國佛教制度史上的豐碑。時至今日,形式或可商榷,精神不容變更。我認為,叢林制度中的兩序制度、請職制度、課誦制度、鍾板制度、禮儀制度等,都是佛教的優良傳統,佛教組織賴以生存的瑰寶,值得後人去珍惜,去傳承。在國務院頒布的《宗教活動管理條例》和中國佛教協會頒布的《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的原則精神指導下,充分吸取叢林傳統制度的精華,結合現代管理經驗和各地實際情況,就一定能建立和健全新的佛教叢林機制,從而收到「常住興隆,海眾安和」的理想效果。

新中國的佛教事業,是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事業,是一個自我完善、綜合發展的漫長旅程。歷史告訴我們,國家的繁榮穩定,與佛教的興盛發達,有著許多必然的聯系。讓我們在「建設祖國,建設佛教」的積極愉快工作過程中,和各兄弟宗教界一道,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偉大曙光!

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使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