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

法眼宗是中國佛教禪宗「五家七宗」中最後產生的一個宗派。它歷經文益( 885 — 958 )、德韶( 891 — 972 )、延壽( 904 — 975 )三祖，活躍于唐末宋初的五代時期。

作為宗派，法眼宗的傳承歷史不長，但是，它的幾位祖師都是吳越地區學修並重的高僧。

文益，俗姓魯，青原下第八世，余杭人。七歲落髮，受具足戒于越州(紹興)開元寺，習律于明州育王寺，兼探究儒家的典籍。既而改習宗乘，到福州，參謁雪峰義存的法嗣長慶慧稜，住了不久，即為大眾所推許。結伴到各處參學，路過漳州，為雪所阻，暫時住在城西的地藏院，因而參謁玄沙師備的法嗣羅漢桂琛。

桂琛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是「行腳。」桂琛說∶「行腳事作麼生？」文益說∶「不知。」桂琛說∶「不知最親切。」後桂琛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云∶「在心內。」桂琛云∶「行腳人著什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下衣包依桂琛。近一月余，日呈見解，說道理。桂琛說∶「佛法不憑麼。」師云∶「某甲詞窮理絕也。」桂琛云∶「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文益于言下有悟。

後來歷覽長江以南的叢林，到臨川，住在崇壽院，開堂接眾。南唐始祖李建國，迎請他到金陵，住報恩禪寺，既而遷住清涼寺，致使「諸方叢林，咸遵風化」。卒后，諡號「大法眼禪師」，法眼宗便由他的諡號而得名。法嗣六十三人，而以天台德韶為上首。其余如報慈文遂、報慈行言、報恩法安、報恩慧明、清涼泰欽、靈隱清聳、歸宗義柔、百丈道常、永明道潛、淨德智筠等，均接眾甚廣，大揚一家的禪風，但德韶一支尤為繁榮。關于文益的言行，有《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一卷及文益自撰《宗門十規論》、《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等。

德韶(891～972)，處州龍泉人(一作縉云人)，十五歲出家，後唐人．同光年中到諸方參訪，歷參投子大同等五十四位善知識，都不契。最後到臨川，謁文益，倦于參問，但隨眾而已。有一天，文益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文益說∶「是曹溪一滴水。」德韶在座側聞之，豁然開悟。既而往游天台山，停留白沙、吳越。錢俶當時在台州作刺史，延請問道。

後漢乾祐元年(948)，錢俶繼承王位，遣使迎請，尊為國師，開堂說法。曾勸王遣使新羅，取回散落的天台教籍，使天台宗之文獻獲全。後住通玄峰頂，有偈示眾說∶「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之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又在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宋開寶五年(972)，于蓮華峰示寂。有語錄行于世(多佚)。法嗣四十九人，以延壽為上首。

延壽(904～975)，余杭人，二十八歲時依雪峰義存的法嗣翠巖令參出家，既而往天台山，在天柱峰下習定九旬，又往謁德韶盡受玄旨，後周廣順二年(952)，住在明州的雪竇山，學人很多。宋建隆元年(960)，應吳越王錢俶之請，住杭州靈隱山的新寺為第一世，第二年又應請移住永明寺(今淨慈寺)，參學的大眾有二千多人。

他著有《宗鏡錄》一百卷、《心賦注》四卷及《唯心訣》一卷等書，闡揚文益的盡由心造之旨。高麗國王仰慕他的學德，遣使致書敘弟子禮，並遣僧三十六人來受道法，前後回到高麗，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延壽成為法眼宗最有影響的祖師，被清朝雍正帝稱為「震旦第一導師」。延壽住在永明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法嗣有富陽子蒙、朝明院津兩人。

三位祖師生活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生活在佛教信仰經受著時代風云沖擊的混亂局面中。面對禪宗末流，他們經過反思、整合，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體現出了法眼宗獨特的精神風貌。簡而言之，最突出的有以下兩種精神。

一、 針砭時弊，匡復正法

法眼宗產生的時候，禪宗內部已經有嚴重的門派、門戶之爭，而這種狹隘的思想傾向與行為缺陷，不利于佛教的健康發展，也違背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文益、延壽都針對性地進行分析、批判，而其理論的闡釋及信仰的確立，貫穿著一種可貴的現實批判精神。

1、文益：駁斥宗門十病

《宗門十規論》是文益最重要的蓍作。其所列舉的十種弊病是：

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為人師」。

第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

第三「舉令提綱，不知血脈」。

第四「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在禪宗偽仰、臨濟、曹洞等宗派祖師們采用棒喝、酬對機鋒等方法，為了旁敲側擊、辨邪歸正，完全是一種有的放矢、應機說法的教育技巧。但現在「宗師失據，學者無稽」，「用人我以爭鋒，取生滅為所得」，「棒喝亂施」，「誑謔群小，欺昧聖賢」。

第五「理事相違，不分濁淨」。

第六「不經淘汰，臆斷古今」。祖師「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時代背景，同時，其中也有純屬戲嬉之言辭，學之無益。參學之人必須擇依善知識。

第七「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學佛之人，不能只會模仿先賢，「承言滯句，便當宗風，鼓吻搖唇，以為妙解」，不契實際，還妄稱「師承」。

第八「不通教典，亂有引證」。宣揚佛法必須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識義理，只當專守門風」而「妄有引證」，「不假薰修，乃得少為足」。

第九「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

第十「護己之短，好爭勝負」。

文益駁斥宗門十病各有側重，比如，第二第十針對黨同伐異的宗派觀念，第四第六針對不求甚解的教條學風，第一第九針對裝腔作勢的虛浮作風，反對禪僧們追名逐利、弄虛作假。

2、延壽：抨擊邪見百種

延壽著作頗豐，在《萬善同歸集》中，延壽為了抨擊禪僧們輕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錯誤，先列舉出十種錯誤觀點，這些觀點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響。

延壽在《唯心訣》中進而詳細地指出各宗門信徒在修行實踐中常犯的 120多種毛病。並指出，這些問題的出現在于宗門信徒們「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們「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觀行，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也就是說，禪宗門徒及一切學佛之人，必須打破對世間萬象乃至佛法各宗門語言名相的妄念偏執，徹底弄清它們是因緣和合而生與方便施設的，才可能獲得智慧解脫。

二、 理行並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禪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論著作最為宏富。

1、在理論上，博采眾長，圓融自在。

文益在《宗門十規論》中認為，其他禪宗門派「雖差別于儀規」，且無礙于融會」。他在《華嚴六相義》中作頌有「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這顯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詩《理極忘情謂》中說：「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學修圓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強調佛教整體是「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

延壽作為集大成者，在《宗鏡錄》等著作中，充分運用唯識宗、華嚴宗、天台宗、三論宗等理論，所引資料約 300種，包括釋、儒、道三教典籍，答問評說，旨在融通。在他的兩部代表作中，《宗鏡錄》主要論述禪與教的融合，《萬善同歸集》主要論述禪與淨的融合。另外，他還論述了禪與戒的融合等。

禪學思想大致經歷了依教修心禪(如安般禪、五門念佛禪、實相禪)、悟心成佛禪(如達摩面壁、六祖頓悟)、超佛祖師禪(如南岳懷讓、石頭希遷)、越祖分燈禪(如曹洞、云門、法眼宗)等。唐朝中後期到宋朝初期，禪宗正處于越祖分燈時期，溈仰、曹洞、臨濟、云門、法眼五宗相繼產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進一步加深了禪學中國化。但在禪風鼎盛的同時，也出現了變異之相，一些宗門禪者藉頓悟之名，妄執宗師名相，要麼守空玄談，要麼狂禪怪行，大做呵佛罵祖之事，毀棄信解行證，失去了禪的本來意義。

延壽有詩《超倫每效高僧行》：「碧嶠徑年常寂寂，更無閒事可相于。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難忘古佛書。落葉亂渠憑水蕩，浮云翳月倩風除。方知嬾與真空合，一衲閒披憩歸戶。」 說明延壽把學習經教作為成就高僧的條件，悟契真理的途徑，但他學習經教，最終還是建立圓融無礙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帶來了後人一些非議，其實延壽苦口婆心，並不是要執教廢禪，目的就在于破除偏執教法和斷空邪見。

2、在實踐上，廣行善行，濟國安邦。

延壽在倡導六度萬行之時，大力提倡「濟急利時」，提倡慈善公益事業，主張「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萬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恭之道。」

忠以治國，孝以齊家，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國社會，就在于將「忠孝」思想納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脫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禪宗門派，其祖師的言論開示及特立獨行，多呈現玄遠、空靈的宗教情趣，少有勸善的演繹，而法眼宗的祖師們則突出了服務社會現實的色彩。

文益、延壽等人以「國師」之尊，吟詩作文，學問宏博，為當時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們的激揚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辭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傳統的儒道之學進一步貫通，所以法眼宗理論成為承前啟後、融鑄後世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寶貴材質。

法眼宗的祖師們非常自身的修證與完善。如延壽曾在天台山國清寺結壇修法華懺，在天柱峰誦《法華經》三年，可謂苦心孤詣，德才兼備。這樣的人格品位，當是正法住世的關鍵。

法眼宗的三代祖師都是吳越人，他們的思想與禪風對中土佛教，尤其是吳越地區的影響，可謂持久而深遠。延壽等人所倡導的禪教一致、禪淨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則對後來兩宋理學的產生以及明清淨土宗的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