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與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關系的個案研究(宋道發)
玄奘法師與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關系的個案研究
宋道發
引 言 眾所周知，玄奘法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佛經翻譯家，其譯經事業的輝煌成就，是與李唐王朝的支持密不可分的。不過，對于玄奘經由怎樣的努力及付出多大的代價爭取到唐太宗李世民與高宗李治對譯經的支持，恐怕就知者不多了。很多人以為，玄奘深受太宗與高宗二帝的禮敬，甚至有說玄奘與二帝之間存在親密的友誼關系。通過檢討有關史料，我們發現，玄奘與二帝之間的友誼關系難以成立，二帝對玄奘的禮敬也只是表面現象。 究其實際，玄奘與二帝的關系至為微妙。一方面，玄奘法師深知，「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i]，遂以如履如臨的謹慎態度，施展其深妙的智慧和無礙的辯才，從容周旋于帝王將相之間，不僅贏得了太宗、高宗二帝的禮敬和王公大臣的傾慕，更得到了朝廷對譯經的人力、物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唐初的宗教政策有所影響。與此同時，玄奘法師雖處朱紫之中，不改素絲之質，始終保持清虛自守的沙門本色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雖常為帝王之顧問，卻絕非朝廷的附庸。 另一方面，太宗、高宗二帝對佛教並無深切的體認與誠摯的信仰，他們之待玄奘，遠不如前秦符堅之待道安、後秦姚興之待鳩摩羅什友善；二帝之支持玄奘譯經，更不能和姚興之支持鳩摩羅什相比。二帝欣賞玄奘的才華，欲收歸己用而不能，同時又對這位名振五印、譽滿華夏，具有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法門領袖心存忌憚，遂決定以譯事相牽制，將玄奘置于朝廷的掌握之中，使玄奘的宗教權威不至對帝王的權威構成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玄奘深知，譯經弘法，茲事體大，言行舉止稍有疏忽，就會使譯業頓廢，法雨停注。故而不得不想方設法化解帝王之猜疑，竭力維持朝廷對譯經的有限支持。 玄奘法師與太宗、高宗之間這種複雜而微妙的關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初唐政教關系的絕佳范例。以下便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對玄奘與二帝的關系試作分析，祈請方家教示。 一、玄奘與太宗 玄奘與太宗的關系，最早應從玄奘西行求法說起。 玄奘法師天資穎悟，聰敏絕異。少年出家，游學各地，遍參時賢名宿，詳考各家之說。佛法本是圓極之理，各家各派卻互有歧異，然皆以聖典為據，令人無所適從。玄奘遂立志西游，以問所惑。貞觀元年(627)初，玄奘至長安，準備西行。 「結侶陳表，有敕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ii] 玄奘一邊待機而動，一邊加緊鍛鍊身體，調伏、堪忍眾苦；努力學習西域各國語言，數日即通一種，繼續為西行作更充分的準備。至本年八月，天賜良機。因河南隴右時遭霜儉，朝廷允許道俗四出就食，玄奘便混跡于災民，一路西行，沿途得多人之助，潛行出關，開始了「孤身萬里游」的求法歷程。因是犯禁出行，故在歸國之時，行至于闐，不得不先行上表，請求太宗赦其偷渡之罪；歸國初見太宗，又受太宗呵責。此是後話。 玄奘到中天竺那爛陀寺，師事戒賢老法師，虛心聽受《瑜伽師地論》等諸部大論，並咨決所疑。在戒賢門下，玄奘後來居上，以其內外通洽、辯才如注，令前來論難的外道及大小乘諸師，無不心悅誠服而去。貞觀十六年(642)臘月，在戒日王為其召集的曲女大會上，面對來自五印的三千多名外道及大小乘諸師，玄奘作為論主稱揚大乘宗義，十八日無人堪與爭鋒。大、小二乘分別贈以「大乘天」和「解脫天」的尊號，名流五印，聲振嶺表，三學之士，仰之如天。玄奘謝絕了那爛陀寺諸師及印度諸王的挽留，滿載經像返國。 貞觀十七年(643)春夏之際，玄奘到達于闐，便停止不前，原因略如下：一是派人至屈支、疏勒尋訪渡河所失經本，二是于闐王挽留講經，最後、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即等待唐朝皇帝允許歸國的詔令。到于闐後，玄奘乃修表使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人入朝，陳述以前往印度求法，今達于闐的情況，請求皇帝赦其「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之罪。否則，玄奘斷不敢前行。唐太宗為國史上少見的英明豁達之君，覽玄奘上表，對這位偷渡出境、載譽而歸的留學僧當即表示熱烈歡迎，催其速歸，並令各地官司沿途迎送。玄奘到沙州，又上表太宗。此時的太宗正在洛陽忙于出征遼東的軍事，覽表得知玄奘法師將至長安，敕西京留守房玄齡使有司接待。玄奘為了趕在大軍出征前見到太宗，于是加速行進。終于在貞觀十九年(645)正月至長安。 玄奘回國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長安百姓誰不想一睹這位譽滿中外的法師的風儀。及玄奘一行至長安西郊的漕上，從漕上到京城朱雀街都亭驛長達二十余的路上，道俗填塞，如值下生。由于負責接待的有司不知迎接威儀，面對前來觀瞻的數十萬眾，茫然無措。玄奘無法入城，只得停于別館，由士兵通夕守衛。玄奘急于到洛陽見太宗，遂將經像送弘福寺保管，而送經像的場面較前番更為壯觀：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傾都士女，夾道鱗次」，[iii]「京邑僧眾，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喧嘩，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眾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iv] 在如此盛大的迎送場面中，卻不見玄奘的身影，此究竟為何？道宣說出了箇中因由： 「奘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閒，恐陷物議，故不臨對。」[v] 道宣此語可謂意味深長。道宣與玄奘是同時代人，曾參與過玄奘的譯經活動。對于王權治下佛教的艱難處境，道宣與玄奘皆心有慽慽焉。中國古之為帝王者，絕對無法容忍宗教的權威迕及帝王的權威，更何況玄奘冒禁出游，雖是載譽而歸，畢竟是帶罪之身，言行舉止稍有不慎，不唯無望得到朝廷對譯經的支持，更有陷于王難之虞。 貞觀十九年二月初，玄奘至洛陽宮見太宗。此時太宗「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期暫相見。」[vi]故知詔見屬于禮節的性質。此時的太宗對佛法並無深切的了解與弘揚的熱誠，而玄奘充分利用這次詔見的相會，以自己廣博的學識、無礙的辯才以及摯誠的祈請，終于獲得了太宗對譯經的支持。同時，玄奘也自願接受朝廷的監管，藉以消除太宗的疑慮。自此，玄奘與太宗、高宗二帝長達十九年的、貌合神離的微妙關系開始了。 在這次詔見中，太宗與玄奘談話的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太宗首先半真半假地責備玄奘西行為何不報，然後詳問玄奘西游時沿途所歷諸國的山川形勢、氣候物產風俗等事，玄奘既耳聞目見，記憶無遺，酬對皆有條理。太宗驚嘆于玄奘的「詞論典雅，風節貞峻」[vii]，視玄奘遠勝過被苻堅稱為神器的道安，認為玄奘足堪輔弼之重任，頓有收歸己用之意，勸玄奘還俗輔政。玄奘固辭得免。太宗談興未盡，而大軍出征在即，欲帶玄奘隨師出征，別更敘談。玄奘亦堅辭得免。最後，玄奘提出到少林寺譯經的請求，太宗初不應允，說： 「法師唐梵俱贍，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viii] 經玄奘固請，太宗雖同意，但于譯經地點，不同意玄奘所提遠離京師的少林寺，而是定在京城的皇家寺院弘福寺。名義上說，是便于召見，陪駕敘談；真實用意則是，朝廷可從容對玄奘處處節制。而玄奘之欲往少林，其意在遠離煩擾，專心譯經，並無他意。然而，玄奘歸至長安時，百姓傾城而出的盛況，肯定早已有人稟報太宗。太宗對這位才智超人、一心譯經弘法，聲望又如日中天的玄奘法師，不免有所忌憚。玄奘是何等的敏銳，豈能不知太宗心機，當即向太宗表明，他志在譯經報國，無意成為民眾的宗教領袖，更不會構成朝廷的隱憂。玄奘說： 「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闤闠。非直違觸憲網，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ix] 太宗一聽，非常高興地說： 「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 [x] 在得到玄奘願意接受朝廷監管的承諾之後，太宗這才完全答應支持譯經。從此以後，玄奘法師「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 [xi]，實在是情非得已，並不全是玄奘「性愛怡簡，不好交游」 [xii]的緣故。 在這次詔見中，玄奘還接受了太宗下達的一個政治任務，即將西行所歷筆錄成書，以供太宗披覽，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記》。太宗並非對玄奘西行的經歷有興趣，而是出于政治、軍事及外交上的考量，欲對西域各國的情況有所了解，故而此書述各國山川形勢、氣候物產風俗等事甚詳。從中也可見太宗此時所關注者，主要是軍政之事，對于譯經並無熱忱。 玄奘從洛陽還長安後，即居弘福寺，在譯經所需人、物就緒之後，玄奘即開始了他的譯經生涯。既是奉敕為國翻譯，故凡有所譯，玄奘都奉請太宗御覽。為了使新譯佛經便于流通，貞觀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上表，請太宗為新譯經作序，為太宗所拒絕。後經玄奘固請，太宗雖應允，卻遲遲不見下文。此亦足徵太宗之不喜佛。 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夏，太宗對佛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本年六月，太宗在玉華宮詔見玄奘。太宗愛慕玄奘的學業儀韻，一直想逼勸歸俗，共謀朝政。在洛陽宮詔見之時，太宗曾提及此事，為玄奘所謝絕。這次太宗又舊事重提，玄奘以五義奏對，廣述太宗神武英明之德，請求太宗勿奪其守戒緇門、闡揚遺法之志。太宗聽後大悅，對玄奘說： 「……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犯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 [xiii] 太宗在讀了玄奘新翻訖的《瑜伽師地論》之後，對佛教的看法大變，對侍臣嘆道： 「朕觀佛經，譬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于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xiv] 敕令有司書寫《瑜伽師地論》九部，頒賜九州，展轉流通。經玄奘重啟，太宗很快撰成《大唐三藏聖教序》置于經首，太子李治亦制《述聖記》附于經後。 太宗與太子的這兩篇序文，對新譯佛經的弘傳影響之巨大，一如釋彥悰所說：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 [xv] 這幾件事都發生在短短的兩三個月之內，可見太宗已初步兌現了「助師弘道」的諾言。從此，太宗益信佛法，福田功德不絕于口，與玄奘無暫相離，二人關系進入了最為密切的階段。這年九月，太宗又做了一件「助師弘法」的大事，即度僧。事情起因于太宗之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玄奘對以「度僧為最」。[xvi]太宗即下詔，京城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共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受隋末天下大亂之摧殘而將絕之法侶，因此一度又蔚然成眾。佛教蒙潤，無以言表。 然而數月之後，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太宗駕崩。經由玄奘之努力，剛剛建立起來的有力外護旋又失去，令人惋惜。四月，太宗在翠微宮與玄奘談玄論道時，對玄奘所說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蹟，皆深信納。太宗也許預感將不久于人世，幾次對玄奘攘袂悵嘆道：「朕共法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xvii]太宗此語當是肺腑之言，誠如曾子所謂：「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xviii] 太宗崩後，高宗即位。從此，玄奘不得不與英明睿智、胸襟氣度遠遜于太宗的高宗皇帝打交道，終于沒能逃脫朝廷的樊籠，而圓寂于最後的譯場玉華宮之中。 二、玄奘與高宗 高宗做太子時，即受太宗之影響而留心佛典，並撰有《述聖記》和《菩薩藏經後序》。即位之後，上承太宗對玄奘的器重，禮敬逾隆：不斷派朝臣慰問，頻施財物，派御醫替玄奘治病等等，可謂關懷備至。然而，這些皆是表面文章。究其實際，高宗對玄奘本人的控制遠甚于對譯經的支持。玄奘以其深妙智慧與方便善巧，與高宗虛與委蛇十數載，最終也沒能做到全身而退，足見高宗對玄奘戒懼之深，監管之嚴。 貞觀二十二年(648)十月，高宗時為太子，替其已故之母長孫皇后追福，建慈恩寺成，別造翻經院，將玄奘譯場從弘福寺移至此地，並請太宗敕令玄奘擔任上座之職。玄奘以「奉敕翻譯，恐不能卒業」為由懇辭，終不能獲免。可見太子李治心系福田，對譯經之事不甚縈懷。 自太宗崩後，玄奘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白天有事，務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復起。除譯經外，每日講經答疑，處理寺務，與諸德高談劇論，逢迎諸王卿相等。雖諸務纏身，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可見其精敏強力異于常人，然長此以往，色身之衰敗勢所不免。另外，玄奘之譯經，不比當年的鳩摩羅什，既得秦主姚興的全力支持，又有什門四哲、八駿[xix]為譯經之良助，更有能文之臣執筆潤文。玄奘之譯經，得唐朝廷的支持委實有限。太宗當初能同意支持譯經，已屬不易，至于高宗，對譯經更乏熱忱。故玄奘不敢奢望高宗給予更多的支持。顯慶元年(656)正月，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參謁玄奘，問及古來翻經儀式，玄奘說，自苻堅、姚興以來，翻譯經論，除僧以外，還有君臣贊助，唯獨而今沒有。玄奘特請二人代為奏請高宗，派些能文之臣潤色譯文。此請雖蒙高宗恩准，全賴薛、李二人之力。高宗早年既留心佛典，前朝翻經儀范豈能不知。倘重視譯經，必遴選潤文之臣，何需賴二公奏請。 太宗在貞觀十一年(637)春，曾下敕曰： 「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 [xx] 當時雖有法常、普應等數百僧眾抗辯于朝堂，未獲改正。玄奘歸國後，多次內奏太宗，太宗許有商量，未果而崩。到了永徽六年(655)，高宗又下敕，僧道等犯罪依俗法推勘，致使邊遠之官，對僧人過無大小，動輒枷杖，毀辱為甚。玄奘一直為此二事憂心。若玄奘與高宗關系密切，奏請高宗停廢二事即可，何必如此犯愁。此益可為玄奘與高宗關系疏遠之反證。 玄奘法師當年西游，度雪山時，曾得寒疾，頻年屢發，加之長年勞頓，無一日之喘息，數年以來，唯藥是賴。顯慶元年五月，因熱追涼，舊疾復發，生命垂危。高宗聞報，遣御醫專看，至十月方全愈。玄奘于命在旦夕之際，擔心不能再見高宗，乃請人代為陳奏，述前二事對于國不利。高宗見奏，同意停廢僧等依俗法推勘這一條，對于更為關鍵的佛道名位問題，高宗以「先朝處分，事須平章」為由拒不改正。由此可知，玄奘對太宗、高宗兩朝的宗教政策雖有影響，但極其有限。 玄奘經此大病之後，氣力不復如前，翻譯每感力不從心，且居京洛，雜事甚煩，遂生厭離京洛、入山修禪之心。顯慶二年九月二十日，玄奘上表，請求入少林寺修禪與翻譯。玄奘在表中，述自己近年身力疲竭衰弱，不堪翻譯之重任，不願再冒受皇恩；希望畢命山林，成就禪觀以報國恩；願在禪觀之余繼續翻譯。這樣可以「絕囂塵于眾俗，卷影跡于人間。……外不累于皇風，內有增于行業。」[xxi] 玄奘此表措詞婉轉，態度懇切，讀之催人淚下。高宗卻無動于衷，覽表之後，決然不許，並于次日親自給玄奘復信，足見高宗對此事之重視。高宗信中雖多用褒獎之詞，實是包藏禍心，略曰：「……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然道德所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言，勿複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于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于即代。」[xxii]接到高宗的敕書，玄奘雖不復敢言入山之事，但在謝啟之中，還是向高宗表明其歸隱林泉之願。 玄奘之所以孜孜以求隱居少林，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老多病，不堪譯經，入山林以養老，此其一；常年與帝王卿相交接，雖名聲增騰，實于清譽有損，故入山林，以避攀附朱紫之嫌，此其二；斷伏煩惱，必須定慧相資。玄奘以前專精教義，又為譯經及諸雜事所擾，無暇修定，而今欲斂跡山中，成就定學，此其三。三者任擇其一，其入山的理由都可謂充分。而高宗之所以對玄奘的請求不予恩准，主要還是出于對玄奘的不信任。玄奘越是表現出其志在出世、成就行業的宗教品格，高宗愈是放心不下。玄奘一旦入山修禪，三學齊備而四眾歸信，必然成為事實上的法門領袖，這是高宗不願意看到的。將其困于京城內宮、皇家寺院，以譯事相牽，以雜事相擾，以公卿與之交接，使其既無修定之余暇，又無行動之自由，法門之領袖自然就徒有其名。這正是高宗所期望的。 入山之志既不得酬，玄奘不得不強撐老弱之軀，在積翠宮繼續譯經，無時暫綴，又一次積氣成疾。這次病重，玄奘自忖斷無生機，便自作主張，從積翠宮返回寺院，延醫診治。高宗聞報，很不高興，派御醫宣敕慰問，並允許玄奘出外休養。玄奘知高宗不悅，即速上表謝罪。表中稱自己這次病情嚴重，準備離開內宮，到外面悄悄死掉算了，因怕驚動皇上，所以沒有立即奏聞。經醫生治療，能夠保全性命，實是僥幸。 「……還顧專輒之罪，自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于至微，屈法于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司。枉獄為輕，伏鈇是俟。」[xxiii] 玄奘以重病之身，私自出宮，回寺延醫診治，僅因沒有及時上奏，竟似犯了滔天大罪。從「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一句來看，高宗對玄奘的言行早已心懷不滿了。所以，這次玄奘以必死之心，等待高宗的嚴懲。由此益可知，玄奘雖名為在宮中譯經，實幾與坐牢無異，行動無絲毫自由。高宗見玄奘既已知罪，也就不再追究，迎請供養數日後，仍送玄奘還積翠宮翻譯，必使玄奘油盡燈枯而後已。高宗以一代帝王之尊，為人何其不忍！ 玄奘晚年最重要的譯著是《大般若經》。玄奘以疲病之身，之所以仍能完成此浩浩六百卷的鴻篇巨制，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顯慶四年(659)十月，經玄奘的多次請求，高宗准其到離京城稍遠的山中道場玉華宮翻譯。由玄奘的《重請入山表》中「並乞衛士五人，依舊防守」一語可知，玄奘在玉華宮翻譯的數年，依然處在朝廷的監管之下。縱使沒有完全脫出樊籠，總算離開了京城的內宮禁苑，轉到了山中的寺院。可以將此視為玄奘與高宗抗爭所取得的一個不完全的勝利吧。 從顯慶五年(660)正月始，到龍朔三年(663)十月止，《大般若經》譯畢。麟德元年(664)正月，眾人請求翻《大寶積經》，玄奘翻數行，便合起梵本，告訴眾人說： 「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xxiv] 遂往蘭谷等處，禮辭佛像，還寺後專精行道，譯業遂絕。二月五日夜半，一代譯經大師圓寂于玉華宮中。 高宗聞玄奘亡，哀慟傷感，為之罷朝，說：「朕失國寶矣。」 [xxv]文武百官，莫不悲哽流涕。高宗對玄奘雖一直心存忌憚，但對玄奘的去世也深感痛惜。 玄奘靈樞置于慈恩寺翻經堂內，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日數百千；安葬之日，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余萬人。此足見玄奘法師歸國以來，雖久困于深宮寺院，依然道標宇內，德格人天。這難道不是對處心積慮以求控制玄奘的二位唐朝皇帝的莫大諷刺嗎？ 結 語 玄奘求法返國，雖恰逢初唐之盛世，然所遇之人君，對佛法既不深信，對玄奘又心懷猜忌，縱使襄助譯經，也是事出勉強，並非盡心竭力。玄奘既要與諸翻經大德勠力譯經，又要與帝王將相巧妙周旋，甚至以犧牲自己的行動自由，換取帝王對譯經的支持。雖然從中可見玄奘精神之無畏、意志之堅定、智慧之超拔、弘法之善巧和辯才之無礙，同時表明，在帝王專制的時代條件下，譯經弘法事業是如此的艱難，實在令人不勝感嘆之至。設想太宗、高宗若能全力支持玄奘，少一點猜疑與煩擾，多一點照顧與體諒，其譯經事業必會更加輝煌，會為後人留下更為豐富的精神寶藏，道宣也不會發出「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xxvi]的浩嘆了！ 主要參考文獻 1．慧立本、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大正藏》第50冊。 2．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50冊。 3．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卍續藏經》第150冊。 4．劉軻：《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卍續藏經》第150冊。 5．《寺沙門玄奘上表記》一卷，《大正藏》第52冊。 6．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八《玄奘傳》，《大正藏》第55冊。 7．梁啟超：《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 《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8．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唐太宗與佛教》等，《湯用彤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9．冉云華：《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華岡佛學學報》第八期，1985年7月出版。 [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大正藏》第50冊第266頁上。。 [ii]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卍續藏經》第150冊第152頁上。 [iii]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卍續藏經》第150冊第166頁上。 [iv]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4頁下。 [v] 同上。 [v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3頁中。 [vii] 同上。 [vii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5頁上。 [ix]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3頁下。 [x] 同上。 [x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冊，第277頁中。 [xii] 同上。 [xi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大正藏》第50冊，第255頁下。 [xiv] 同上，第256頁上。 [xv]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大正藏》第50冊，第257頁下。 [xvi] 同上，第259頁上。 [xvii] 同上，第260頁上。 [xviii] 《論語·泰伯第八》 [xix] 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即所謂什門四哲，加上曇影、道恆、慧觀、慧嚴，稱為什門八駿。 [xx]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冊，第270頁上。 [xxi] 同上，第274頁上。 [xxi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7頁下。 [xxi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大正藏》第50冊，第274頁下。 [xxiv]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大正藏》第50冊，第276頁下。 [xxv] 同上，第278頁上。 [xxvi] 《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第50冊，第458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