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佛門人物 九、聖嚴法師學記
九、聖嚴法師學記
「我家在日本軍閥來到之後，的確太窮，記得有一次為了先生要我買一冊書，全家上下，湊了半天，也湊不出一冊書錢，我失望地哭了；全家的人，也因此流淚。又有一次，為了買習字本，知道父母沒有錢，我就偷了二姐藏好多年的壓歲錢，結果被二姐發現，我被母親毒打了一頓，打完之後，母親、二姐和我，三個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場！」［見「歸依」第十頁］
一、長江南岸，貧苦人家 中國佛教界，從事學術研究，並且接受正統的經院教育，自大陸沉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以來，到目前為止，除了當代佛教思想家印順長老，以其「中國禪宗史」，獲得日本大正大學博士而外，那麼，聖嚴法師，在所有中國留學日本的學人中，是以四年時間(民國六十年二月獲文學碩士後，到六十四年二月)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是「明末中國佛教的研究」。這項學位是立正大學開設佛學課程博士班十八年來，獲得佛教學專攻「博士學位」之第三人。 對聖嚴法師之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非博士候選人)，我們中國佛教界應該深深地反省，這是一項莊嚴而精緻的成就；但自民國六十四年年以後，已再無人打破這項記錄！ 這位中國佛教界的僧寶，出生在清末最後一科狀元張季直(謇)的故鄉～～江蘇南通縣名勝狼山之陽的小娘港～～一個沿江而築的落後漁農之村。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０年)農歷十二月四日，這位生而注定棄俗的中國青年，便成長在這個小村的貧民張氏之家。 張氏家庭：父親的名字是張選才。母親姓陳，她說她的名字叫「媽媽」。這位青年的先世，則無確實紀錄。他本身是家中三男三女中最小的孩子，他幼時的乳名，叫保康～～因為他的身體太弱了。到後來入學，便更名為張志德。 這位童年出家的比丘之先世居住地，據說是長江三角洲的崇明島，由于一次水災之故，搬開江北岸南通縣境，因此，他的族人都保持著崇明島口音。而他出生後第二年，便是民國史上空前的長江大泛濫，結果把他那江邊的小村落，沖得一乾二淨。長江的險浪，把他們的土地，連根都挖空了。江岸塌下去，塌得最凶的時候，一天一夜可以啃掉半華里；等到民國三十二年，這個貧家孩子出家時，他的出生地，已經移到長江心臟地帶了，可謂「滄海桑田」之至！ 長江的浪潮，把江岸的農田向北啃噬，而江邊的土地，則由南向北增殖，于是揚子江日夜向北緩慢地移動著。因此，也就在民國二十年秋後，他們這一戶劫後人家，便連根移居到狼山江對岸的常熟縣境的「扶海鄉」，近江的一座新生村落。 江蘇常熟縣，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文萃集之區；佛教有明代淨土宗大師省庵實賢。而科舉場中，當時有清一代二百九十年出了一百十四位狀元，常熟縣出了六個，這六人是：孫承恩、歸元肅、汪繹、汪應銓、翁同龢、翁曾源。南通則出了胡衣齡、張謇。而全國出狀元最多的地方，則是清朝末年名女人賽金花的丈夫～～戊辰狀元洪鈞的出生地～～蘇州。在全國狀元的生產量上，蘇州是第一名，常熟名列第二。 這位比丘的幼年，搬到長江南岸之後，全家大小八人，耕種著「七畝租田」、「三畝三分新生地」。到農閒時，父親出外做「苦力」，「媽媽」紡紗織布，哥哥們替地主挑泥築堤，他自己喜歡生病，但稍大一點，就跟著父親一天趕四十華里路程去做小工。農忙時，他則幫著在農田里拔草、踩水車、割稻、拾棉花、種豆。有時，會被日軍徵去做苦力。 因為他生而多病，所以到六歲才能出門走動，和別家孩子玩，九歲才有幸上學，只是讀國文一科，而且是新舊雜陳。像這樣亂讀一陣，到十二歲上，他要求父母，去正式讀小學。他開始上學時，是直上三年級，上到四年級上學期，因為「年景不佳」，父母便命他停學。等到十四歲時，仍由四年級讀起。可是「年景不佳」一進連續下去，在沒有升入五年級以前，便從此輟學了。 這個「小孩」，在他的追憶之中，值得「回味」的往事，實在是太少了。
二、生不為侯，何如出家 「我的家畢竟太窮了！」這位比丘僧在他的「歸程」中說道：「家，窮得使我不能完成小學畢業，結果，由于因緣的安排，使我走上出家的路。」 民國三十二年夏天，有一位鄰居，叫戴漢清，到這戶人家來，閒談之中，問起這位貧家子將來要做什麼？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母親「媽媽」就說：「我家很窮，子女也不算少，所以我想把他『送掉』。去年有人介紹他到無錫鄉下招女婿，可惜那個女孩是啞巴；而且他是我最小的兒子，我也舍不得。～～這孩子身體很單，讀書時倒很用功，祗是他錯生人家，我家培養他不起。將來他長大時，我們做爹娘的老了，也無法給他娶得起媳婦，看樣子，他祗有去做『和尚』去了……」 因為「媽媽」這最後一句話，引動那位姓戴的靈感，他反應極為敏捷地追問：「你可真的舍得讓他做和尚？」 「有什麼舍不得！但也要他自己願意呀。」媽媽笑道：「保康，你想做和尚嗎？」 「當然想做。」這個「小孩」照直說了。媽媽也真的楞住了。 「你倒乾脆。還不知那一座廟要你呢？」媽媽說。 「我有一座廟要找小和尚。」那姓戴的可真樂了，插上來說：「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原來那姓戴的本住南通狼山腳下，他同狼山下的和尚很熟，每當他渡江回南通，總要到狼山看看和尚，而正巧，那一年山上的老和尚托他物色小和尚，他就把這個「小孩」看中了。 剩下來的是：他要走了小孩的生辰八字，送到狼山，在佛前請示一番，以定行止。 這個「小孩」的父母，到此時還以為是開玩笑的，並沒認真，這個「小孩」卻把它當作「喜事」來辦，整天期盼著好消息。 直到秋天，那戴某人從南通回來，一到張家，便要「孩子」把衣物收拾起，馬上跟他到狼山做和尚。 這個姓戴的還真會游說，把「孩子」的父母說動了，第二天清早，在淚眼迷離中，「孩子」跟著姓戴的離開了他的家鄉。 南通狼山，是長江三角洲北岸「通、如、啟、海」四縣的名山，「孩子」上了狼山，彷彿進了大觀園，姓戴的帶著他上了狼山山頂～～廣教禪寺，進了大殿，然後再轉彎抹角，過了好幾進門限，便踅進一間屋子，里面有很多「和尚」，他們一進門，大家便把目光集中過來，一位中年比丘對姓戴的說：「就是他嗎？」 這是他出家生涯的第一章。 這大寺院里的出家人，都是「師祖輩」以上的人物，此時他的師父，還沒上山做小和尚呢。 因此他是寄名在師祖慧法師名下以「徒孫」名份出家的；這是中國佛教「子孫廟」的法統所造成的「陋規」，他的師祖為他取個法名，叫「常進」。這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中秋節，他當年還不滿十三足歲。(舊的算法是十四歲。) 他這位師祖，曾在安徽九華山江南佛學院讀過書，比起狼山的土著比丘，要開放得多。 一言蔽之，中國貧苦人家的孩子，父母讓他出家，多半不是為了「佛法」的理由，鄉下人誰明白什麼是「佛法」呢？他們祗知道和尚的寺院里，生活沒有問題，孩子出了家，能躲避饑死這一關，比呆在家忍受酸風辛雨強得多了。
三、十里洋場，勵志向學 接著抗戰勝利了，民國三十五年春天，十七歲的青年沙彌(他還沒有受比丘戒)，被廣教寺派下的「法聚庵」派到上海的下院～～狼山分支～～大聖寺去正式趕起經懺來了。事實上，此時他還因為沒有「多余」的錢買一襲僧衣，裉下俗裝呢。他平日穿著棉袍大褂，上殿時放燄口外披「麻布七衣」，雜在師父陣中混充和尚的。雖然是天天做佛事，他的後來那套僧衣，還是由「父親」賣掉幾擔麥子，為他縫制送到上海，才光耀門楣，現「沙彌相」的。 他在上海的經懺生活，由三十五年春天挨到三十六春天，這種老死座下的生活突然宣告結束了。原因是民國三十五年秋天，靜安寺佛學院應運產生了。當開學時他還沒有去成，過了一年，才積極地爭取，經過狼山一個寺里的育枚法師(在靜安佛學院做教務主任，太虛大師高足)的支持，做了該院的插班生。 靜安佛學院的當時重要成員，排列如次： 創辦人：密迦法師(原靜安寺住持，後來是持松法師)、德悟法師(原靜安寺監院)、妙然法 師(靜安寺副寺)。 院長：白聖法師(靜安寺當職監院)。 教務主任：育枚法師。 監學：守成法師(靜安寺維那)。 講師：南亭、道源、仁俊、育枚、妙然、圓明、本光、度環、秀奇等法師，林子青等居士。 來院演講者：有太虛大師、法舫、能海、雪松、葦舫、天慧等法師、呂秋逸居士。 學生陣容：今天仍在自由地區的，有了中、唯慈、自立、幻生、妙峯、性如、明月、性慈、 能果、願殊、彌贊等五十余人。 這種陣容，在當時的佛教界，可說是鑽石地帶。而在學的青年比丘，也辦了一份刊物～～「學僧天地」。 其實，比起一般的學生生活，靜安佛學院的學生，異常艱苦，但是，年輕的佛弟子們從這里總算是獲得了一份希望。雖然這種「教育」並不十分上軌道，因為還得應付日常「行持經懺」，但比起那些「經懺專家」已經進步得太多了。 當時的「常進」這位青年人，由于「死啃」，功課是很出色的；到三十七年七月，第一屆同學畢業之後，經過一次甄別考試，再度進了「研究班」。同學剩下十名左右。 進了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做了個學僧，得其所說！到這年九月間想不到「媽媽」在此時病危，他便和他從鄉下到上海來報信的二哥，一同星夜趕回去，探母親的病，這是他出家以後第三度回家(第一次三十三年夏，第二次三十四年秋)。當他走到「媽媽」的床前，媽媽的肚腹，膨脹得像一座山，乾□而焦瘦的臉上，浮著一層黃膜，彷彿秋後將要凋落的枯葉。 他在家住了半個月，「媽媽」的病沒有變化，可是也不像好的兆頭，等他回到上海，過了兩個月，突然接到惡耗～～「媽媽」走了。因為是亂世，媽媽忌日是那一天，他到今天還不知道呢！ 這在他的生命記錄里，相信是一樁永生難忘的悲哀。 三十八年初，大陸形勢急轉直下，靜安佛學院院長白聖法師遠走台北，同時上海佛界的著名法師～～智光長老、南亭、道源法師先後都走了。 有一天，靜安寺門口，有人在這里布置一些「台灣新軍」的圖片，與它同時進行的，也有人招收「青年到台灣入伍受訓」。當時並沒有什麼人去踴躍報名。過了幾天，時局吃緊了，市郊也聽到炮聲了，靜安佛學院的學生已有幾個在「新軍招訓處」報了名，換上軍服。他們是「新軍」，行動自由，施幟鮮明，公車享受免費，令人很羨慕。他們彷彿「天下大事已定」，是鐵準要直放台灣的！
四、從軍入伍，夢覺繁華 這個時候，大家都動搖了。有位同參對他說：「如果你去當兵，我也去！」就這樣，他們決定投筆從戎了。接著，了中法師(現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也一同入伍。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下午三點鍾，他和幾個同學向靜安佛學院老師秀奇法師、本光法師、林子青居士請了假，老師都支持這次行動。 這幾個「新兵」出了靜安寺，和寺里未走的同學道別；在淚眼婆娑里互道珍重。 他們去報到入伍的番號是「陸軍二０七師通信連」，報到者幾乎清一色是聚集在上海的流亡青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十時，他們奉命到黃浦江碼頭上了船。四天之後，經過台灣海峽，到高雄港口上岸。五月二十三日，這個單位由高雄坐火車再轉到新竹的鄉下～～清水，于是開始「披荊莽，斬茅茷」，赤膊短褲，展開集訓了。 過了不久，那一個部隊的軍部，要選拔知識青年深造，于是他們奉命在端午節那天，被集中送到北投，住在北投國民學校，第二天參加考試，到十月間被錄取為「學生大隊」學生，番號是第六軍軍部學生大隊通信兵隊。自此，這位「祗吃肉邊菜，不吃菜邊肉」的素食者大兵，走上「無線電報務員」這條路。 到了三十九年冬，台海已趨勢安定，他已同先到台北的南亭法師取得連絡；後來，逐步與僧界建立了關系。 四十一年春天，他隨著通信部隊，在台灣北部沿海，配屬一個步兵營駐防；這時候，避秦台北的上海地區法師都知道他的行止了，因此，他收到了前靜安寺妙然法師的通知，邀集靜安佛學院同學到他的「北投中山路居士林」聚會，靜安時代的師生參加者： 師方：妙然、守成、圓明法師(後來還俗僑居日本，俗名楊鴻飛)。 生方：了中、唯慈、自立、妙峯、幻生、能果、常進(聖嚴)、性慈(已還俗，田楓)、願殊(已還俗、王文伯)、明月(何正中，退役後再度出家，已謝世。)等青年法師。缺席的有彌讚(還俗、吳國權，服務基隆郵局)、性如法師(因肺疾，在中壢休養)。 會後，妙然法師每人送了二十元新台幣車資，那時是一筆很大的布施呢！ 到民國四十二年，由于軍中發起文藝寫作浪潮，他開始對文學發生興趣，便加入了李辰冬博士主辦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小說班」；他是認真地讀書了，因此，閱讀面較從前遠為廣泛。 四十二年十二月，在宜蘭的陸軍通人兵學校(校長任世江，是虔誠信佛者)，招孝報務軍官，這位佛學者投考被錄取，半年後畢業，以「准尉」官階任用，回原部隊服務。從「兵」到「官」，他熬了四年有半。 在宜蘭，他也遇到創辦「宜蘭念佛會」的星云法師。 此後，在通信軍官生涯中，加以寫作的自我訓練，同時在軍報上，開始發表較淺近的作品。 另外，由于鳳山的煮云法師在四十四年出版「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一書，與基督教牧師吳恩溥的「駁『佛教與基督教比較』」，引發這位軍中佛學者的靈感，因此在四十五年八月底，寫成「評『駁佛教與基督教之比較』」；這是他從事佛學著作以來的第一本書。 到民國四十六、七年間，他便開始以「醒世將軍」、「張本」為筆名，分別在「人生」、「海潮音」、「今日佛教」、「佛教青年」等佛教刊物發表稿件。也因此，他決心放棄了「文學寫作」，而專一于佛學著述。
五、還我家裟，退我戎裝 這位青年法師，從軍十年六個月十五天；在民國四十九年元月一日退役令生效，以少尉軍官還其初服，重披袈裟。 在退役之前，由于罹患已久的「風濕」，在先一年五月廿七日已遵醫囑請準休養，停止軍中工作。因為「風濕病」，在西方醫理上查不出病源，「醫院無法出具可供申請退役的證明書，為這件事使他苦惱到山窮水盡；在整個掙扎過程中，台北市華嚴蓮社的南亭老法師，善導寺住持悟一法師，還有剃度師～～北投佛教文化館東初上人，都給以最大的支持與協助；其中間關由鄭介民上將夫婦支持助力，因而解決退役的困難，他退役後，鄭氏突因心臟病逝世，使得這位矢志出家的青年法師「悲難抑止」地痛哭一場；並且在鄭氏靈前虔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多日，以報知遇。 這一條「回頭」的路，是過去十年來痛苦與折磨所付出的成果。 他在「歸程」中寫道： 「～～我在十四歲，曾為自己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但是，那場夢的幻滅，是如此地快速。狼山的環境，像畫一般地幽美，詩一樣地可愛，可是，我生得太晚了，去得太遲了。當我上山的時候，那一幅畫已經剝落，那一首詩已經消失了。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一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畢竟沒有保住那個出家人的身份。」 「不過，那個夢是做了，那條路是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的圈子，不繞也是不行。否則的話，今日的我，又是怎樣的人呢？～～像留在大陸的出家人一樣，那是不堪想像的。雖然，繞這個圈子，也似一場夢！……。」 「因此，我對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並無怨尤可言。……鋼是煉出來的……最不容易爭取的事物，便是最足珍貴的事物。」 當他把退役手續辦完，有一天，他向剃度師父～～東初法師慨歡說：「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了。否則，便對不起協助我的人了。」 東初法師卻說：「對不起人家是假的，對不起自己才是真的！」 他又寫道：「～～我要特別強調，我之能夠再度出家，並且誓願再度出家，那是成因于童年曾經出家的緣故，致使我經過了十年的風浪；這一風浪之久，已超過我初次出家時間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于出家身份的恢復。所以直到如今，對于童年出家時的環境和師長，猶覺歷歷如新。軍伍十年的生活，卻又恍如隔世了。」 當民國四十七年佛誕節時，他曾在台北新公園音樂台前，浴佛大典之先，由性如(舊日同學)法師介紹，認識了東初法師。從這以後，東初法師為協助這位佛教青年之出家，盡了最大的心力，並給以關懷與安慰。在剃度師父的選擇上，也順理成章地請求東初上人成就他再度剃髮因緣了。 他之還我初服，是民國四十八年農歷十二月一日，同時接編東初法師創辦的「人生月刊」。東初上人並為他命名「聖嚴」為法號，字「慧空」。 北投的佛教文化館，每年臘月初一日起，都有一次「佛七」。他在進了佛教文化館，也就隨眾參加。當佛七圓滿，臘月初八(相當于民國四十九年元月中旬以後)中午，便在佛前上供，東初上人為他說了一次簡單的「三皈依」，並無剃度儀式(因為頭已經先剃了)，參加的人，當時有了中、性如法師，以及法藏寺的幾位比丘尼師。道賀者，有中和來的蓮航法師。
六、基隆受戒，朝元閉關 出家後，生活形態雖然改變，並且在「文化館」發心看完全部「華嚴經」與「大涅槃經」，但他的風濕病始終沒有好，身體衰弱而消瘦，「大智度論」看了不到一半便停止了。 在此期間，他帶著病，在四十九年農歷六月十一日晚上，分別請駐錫新店竹林精舍的隆泉法師做「懺摩」(「懺悔罪業」的儀式)，十二日上午在華嚴蓮社請智光長老為他授「沙彌十戒」。到此時，他的出家「沙彌」身份，才算確定。 這年，聖嚴法師是三十歲。接著，民國五十年九月十二日(農歷八月初三)到十月十二日，基隆海會寺開戒壇，他報名依道源長老正式受比丘大戒(得戒日是在國歷十月五日)，三十天戒期圓滿；而在這以前，他已委托星云、浩霖兩位法師介紹，到高雄縣美濃朝元寺禁足閱藏。因此他回到文化館，向東初上人告假，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便提著簡單的行李，由善導寺浩霖法師陪同，赴美濃，做一番「活埋工夫」去了。 到風光幽靜的朝元寺，先行禁足讀經，過了兩年～～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正式閉關，埋頭閱藏寫作，三年後～～五十五年八月七日出關，任教高雄壽山佛學院(仍住朝元寺)十個月，次年六月十日，再度入關，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善導寺住持悟一法師之邀，出關北上，主持善導寺「佛教文化講座」。第一梯次開講的經論，是「八識規矩頌」與「大乘起信論」。 聖嚴法師自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十一月十二日到美濃閉門讀經，到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關宏法，前後計達六年三個月零八天。法師的初期作品，在關中大量湧現，最重要的代表著作，當推「戒律學綱要」之間世；這本書透過一般論文作法，來演繹佛家戒律的義理，極受海內外佛教高級知識份子之注意；佛律之在中國學術化，同時也足為僧俗共讀的，這是第一部值得珍視的書。 聖嚴法師出關的另一目的，是到日本深造；因此在善導寺講經一年中，同時進修日語，于是經過申請及準備，在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終于獲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的入學許可，到達日本後，在艱苦的歲月中，以兩年時間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文化教育文題目是「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 從此，這位出身貧苦矢志向學的佛門學者，便奠定了科學方法的治學基礎，在佛學范疇中左右逢源，自由自在了。 筆者讀過法師多種著述及零篇論文，我覺得他在義理批判、鑑黜優劣之見地上，尤具慧光。因此，印順大師以「中國禪宗史」在日本大正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以及其「思想」受到日本佛界之重視，聖嚴法師的評估之力，是無法湮沒的！
七、榮獲博士，西渡重洋 聖嚴法師在日留學六年，一瓢一飯，生活備極艱辛，但也是中國比丘在日本埋頭吸收彼邦學術、獲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極受國內外佛界及學界之仰歡；以他瘦弱的身體，而憑藉其堅強的意志，與人生奮斗，通過碩士學位後，尤以四年時間獲得博士學位，在日本學界，亦殊為少見。 他的博士論文，以研究智旭大師為中心而寫成的「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在日本問世，中文本尚付闕如！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法師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十二日，應政府邀請，回台參加「國建會」，向政府提出多項宗教、文化、教育上的建議，並接觸多方面的人物，以比丘身份參加「國建會」者，法師也是第一人(民國六十八年，有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了中法師)。因此，在螢光幕上及學術界，極為引人注目。(天主教于斌樞機主教，同屆參加。) 同年十二月，這位比丘學者，受到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博士之請，自東京赴美宏法，並在紐約大覺寺，以美國人為對象，開設「坐禪訓練班」。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之請，在該院宗教學系，作專題演講。 同年九月，出任大覺寺住持。直到六十七年十月為止。在同年二月，則應台灣中國文化學院函邀，回台擔任哲學研究所教授。 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師父～～東初上人(于先一年底)圓寂，由東公遺囑指定為「中華佛教文化館」繼承人，並晉任為該館館長。十月九日應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次年七月，在紐約成立「禪學中心」，八月分別應聘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大學專題主講。 法師由于台灣與紐約兩地均有道場要開拓，因此長年兩地辛忙。 我們為了要明了他的勤學成果，必須從他的著述來了解，現在依其著述時間順序，列表于後： 一、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民國四十五年九月高雄慶芳書局印行。 二、佛教人生與宗教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 三、佛教制度與生活同右同右。 四、佛教文化與文學同右同右。 五、什麼是佛教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同右。 六、佛教實用法同右同右。 七、戒律學綱要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一日天華出版公司再版。 八、正信的佛教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一日天華出版公司再版(這十四年中有私人加以翻印未計)。 九、基督教的研究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 十、瓔珞民國五十七年元月台南開元佛經流通處印行。 十一、歸程民國五十七年元月台南開元佛經流通處初印，民國六十七年六、十二月再印二、三版。 十二、聖徒的故事民國五十七年元月台南開元佛經流通處初版六十九年十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再版。 十三、比較宗教學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十四、世界佛教通史上冊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台灣中華書局印行。 十五、中國佛教史概說(譯自日文)民國六十一年七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六、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日文博士論文)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東京都山喜房佛書林印行。 十七、從或洋到西洋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十八、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十九、佛教與佛學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二十、佛陀示現人間民國六十八三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二十一、禪(中英對照)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二十二、禪的體驗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二十三、禪門修證指要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行。 二十四、禪門囈語民國七十年五月中華佛教文化館。 二十五、佛心(英文本)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在美出版。 二十六、禪門驪珠集七十二年十二月在美出版。
八、正值盛年，法業無疆 聖嚴法師今年五十一歲，身裁高唐，充滿書卷之氣，與他貧困的幼年，彷篁的青年時期，其器度已經完全不同。人，是由自身來作自我的創造；人的價值與意義也因此而呈現。 如果說，法師能從佛家學術園地，有枝繁葉茂的成就，這是佛家思想之浩瀚與他個人意志的堅決所促成。如果他當年還俗了，或者一聲不響地做一個「粥飯僧」，在經懺圈子討生計，他的生命便將要作另一番面目了。 聖嚴法師之能獲得社會景仰，尤其居士界之敬愛，他的學術成就固是一端，而最大的因素，則是他能依照佛律，重新剃度，正式受戒，洗卻舊容，堅持佛戒所致。 聖嚴法師是出入僧俗一面光潔的明鏡，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而他的學術成就，我們有待其百盡竿頭，再度超越，為中國佛法開放異彩，拓展無限之遠圖！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脫稿
［補錄］ 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受台北市善導寺當時的住持悟一法師再三邀請，到台北擔任該寺主講法師，主持策劃「佛教文化講座」。除定期講「八識規矩頌」及「大乘起信論」之外，並于每隔周星期六下午邀請當代學者名流如錢穆、方東美、黎東方、吳延環、南懷瑾、巴壺天、劉世綸等二十余人，作佛學專題演講。 他在美濃閉關時，除著述「戒律學綱要」等書之外，還有單篇彙集成的文集多種。 從古以來，佛門律師對于外道的東西，都非常注意。基于護救的熱忱，梁朝的僧祐(梁高僧傳的作者)、唐朝的道宣(唐高僧傳的作者)，皆重視戒律，也重視外道。他受到古人的影響，所以對于有關「基督教、回教、道教」典籍也普遍涉獵。古代律師也注重佛教的史傳，聖嚴法師在佛教史上也花了不少工夫。他因見印順大師重視「阿含」，故又研究阿含，「正信的佛教」，便是基于阿含寫成。 五十八年三月十四日，他從台北到東京，踏上了留學的征程。這是他閉關期間受到剃度師父東初老人的鼓勵，尤其是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曼濤先生的勸請，並在關中閱讀了許多關于日本佛教的著作，發現日本佛教在學術研究方面有輝煌的成就。儼然已執世界之牛耳。對研究資料的整理提供，再沒有其他國家能比。而國內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眾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視。為了提高佛教學術的地位，因此發願到日本留學深造。雖然此時他已三十九歲，而且從未受到過中等及高等教育，到達日本，進入日蓮宗創辦的立正大學，便直接由碩士課程開始攻讀。 完成碩士學位之後，回到台灣，同時把日文的碩士論文翻成中文，交給海潮音雜志連載，東初長老希望他回來之後，就不要再去讀書，但是他的指導教授，當時立正大學校長坂本幸男博士，認為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繼續完成博士學位才有意義。因此，雖然許多國內僧俗大力勸阻，並且斷絕經濟後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繼續博士課程。 一開始，他準備博士論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師為中心，這與碩士論文有關。都屬于天台系統。而從慧思到明末的階段，所有天台的問題，幾乎都被人家研究過了，只有這個論題未被開發。從民國六十年到六十四年，這四年過程中，他除了攻讀學分外，所有時間都在東京各大學圖書館瀏覽。並利用寒暑假期，去訪問道場，實際參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動。有傳統式禪宗的禪期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興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動。不但了解日本在學術方面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宗教活動上，不論是傳統的佛教方式，或新興宗教的活動，也值得借鏡。比如他接觸到臨濟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長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總持寺派和黃櫱宗派的傳統禪，還有龍澤寺派新興的禪。又接觸到天台宗傳統的比叡山派的修行者，新興的孝道教團，還有傳統的淨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淨土宗東本願寺西本派，傳統密宗的高野山、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傳統日蓮宗身延山派和新興日蓮正宗、立正佼成會、靈友會、國柱會等。他接觸到這些宗派的領導人和年輕一代優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並接受各宗派的邀請和招待，游歷各地。除四國之外，南至沖繩，北到北海道，處處都曾有他的足跡。因此，得以見到日本從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現況。 在學術界，當他撰寫論文期間，拜訪過東京、京都有關天台學及中國佛教的專家學者，同時參加了下列學術團體的活動。第一「印度學佛教學會」，第二「道教學會」，第三「西藏學會」，第四「日本佛教學會」，第五「日蓮宗宗學會」。並提出論文，在會議上發表。由于學術會議是由南到親在各大學輪流召開。因此，他接觸到日本全國的有關學者，因他對東京的學術環境最為熟悉，並且東京是日本人文薈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機會接觸到世界性的學術會議。 他的博士課程進行至第二年，指導教授坂本博士去世，生活費也告用罄。但他記取阪本教授的話：「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無道心。」同時，他記取東初師父的兩句訓示：「願為宗教家，不願為宗教學者。」內心默默祈求觀音菩薩加被。後來，他得到兩位指導教授，一位是印度學的權威，金倉圓照博士。一位是中國佛教史學權威，野村耀昌博士，他們看過他寫作論文的計劃和蒐集的資料之後，都表示十分歡喜，支持鼓勵他繼續寫完。當他博士論文完成的時候，學校的同學及東京的學術界都感覺不可思議，一個中國人能在四年之內完成博士課程，第五年就獲得博士學位，在日本尚無前例。立正大學的博士課程開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憑是第３號。這也是今日本佛學界驚嘆的一件事。 他得到博士學位的時間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為了接洽出版和校對論文，又在東京待了十個月。剛得到博士學位，就收到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的賀函，繼之于三月四日特假東京六本木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接著便收到了教育部、青輔會及救國團三個單位，聯合邀請出席「第四屈國家建設研究會」。于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參加了會議的活動。 會議完畢，回到東京以後，辦理赴美的手續，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舉行的第一屆佛教史學會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世界性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在會中，提出「中國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論文。同時也成為國際佛教研究會的創始會員之一。同年九月，成為美國佛教會的董事、副會長，大覺寺主持。八月，美國佛教會在沈家禎先生的支持下舉辦一次松壇DA法會，慶祝美國立國四百周年。他和沈家禎分別在會場演講，這在美國是一種難得的盛況。另外，在民國六十七年底于美國成立「禪」中心，六十八年七月將禪中心命名為「東初禪寺」並剃度美國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禪雜志季刊及禪通訊月刊。同年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並教授禪法。六十八年至六十九年建立了自己的道場，此後在紐約、台北兩地教禪、教學。 民國七十年文化大學的佛學研究所正式成為教育機構，七月底招收第一屆碩士班學生八名。同年六月成為中國文化大學的會岡教授，榮譽職銜。 七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和成一法師，代表中國文化大學訪問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受到佛州兩所大學的熱烈歡迎並做演講。八月二日至九月一日到新加坡，接受新加坡佛教總會和教育部的邀請，為中學佛學教師人員訓練班授課，並且代表新加坡佛教總會出席新國教育部召開的儒家道德教育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