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佛門人物 一、當代佛教思想家印順大師
一、當代佛教思想家印順大師
一 前言 民國五十四年春天一個傍晚，在台北慧日講堂第一次與生平景仰的當代佛教思想家印公大師共進晚餐，度間有印海、法振等法師在座，餐後論道甚久。返寓後，寫「餐桌三論」，後來收歸于散文集「通靈寶玉」。 算算時間，已經十九個年頭。那時印公剛屆六十甲子華慶，我也祗四十一歲；而今印公已七九高齡。 為了這篇文字，在六月十七日清晨，我乘車輕高速公路，祗花兩個小時車程，便到了台中市郊一棟四周圍以綠色稻禾的「華雨精舍」，停車，到門前按鈴，由侍者明聖法師開門。我們拜見了高瘦清癯、山明水秀的當代高僧——印公大師；內心湧起一陣悲喜交集的情緒。
二、出家、傳道、著述、授業 今年七十九歲的印公，是光緒三十二年(一九０六)三月十二日(寒食節)出生在浙江海寧一個農村的張氏家庭，取名「鹿芹」。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十三歲時高小畢業。十四歲到十六歲間自學。十六歲秋後出任母校小學教師，陸續任教八年，此漫長八年，除「自學」外，並涉及佛家、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學。到二十五歲，那年十月十一日，在普陀山，依清念和尚，出家于福泉庵。如按照現在的文化意識來肯定，當時的印公，祗是基于對「佛家真理」的探求與實踐，而以一個知識份子的理想與熱情，投入佛法的海洋，以生命來求證佛家本來面目。他之出家，沒有任何特殊的外來因素之介入。 印公大師年輕時，身體雖弱，而意志堅強，同時由于對佛典的契悟極為銳敏，當二十六歲(民國二十年)進入閩南佛學院就讀時(太虛大師任院長)，已發表論文。當年八月被大醒法師推介，出任虛云老和尚創辦的鼓山佛學院佛學教師。這在一個出家不足一年的青年人來說，都是不尋常的經歷。 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陸續任課，同時介入「三論學」的研究。在這一年秋天，在這一年秋天，則在普陀山慧濟寺閱完「全藏」時為三十一歲。 印公導師的身體，從來沒有健康過；彷彿有一點「百病都來折磨」；這對血肉之軀而言，可以說是「人與天爭」的局面；時時暈倒，時時吃藥，有時還沒得吃；又不時進醫院；同時不斷地進行「筆耘」工作。 在抗戰期間(民國二十八年)，師在四川縉云漢藏教理院任教(院長太虛大師)，藏文佛學學者法尊師主持教務，當時的學生有演培、妙欽法師。授課期間，由于撰述論文，後來都成了成書的材料。 根據鄭壽彭居士撰述的「印公年譜」民國三十一年條，認為印公第一部著作「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便在這一個問世，現在編入「妙云集」下編第五種，題為「青年的佛教」。出資印書的人，竟是當時罄其所有的受業學生——演培法師；至于印公自己沒有錢印書，更不在話下。 印公的「著述事業」于焉開始。抗戰勝利之後，師由陸路經西安、洛陽、開封東下，在開封重遇續明法師(第一次遇時，續明法師是四川合江法王佛學院學生)，然後因病轉到武昌治療。愈後再到上海，與太虛大師會合。太虛大師圓寂後，民國三十六年五月間便與續明法師，在奉化縣云竇寺編纂「太虛大師全書」，同時講授「中觀今論」(由續明法師記錄)，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全書」完成。中原變色後，輾轉抵港。而「太虛大師年譜」、「佛法概論」二書，都在香港脫稿 民國四十二年，在港遙領「海潮音雜志」社長，四月中旬，由演培法師在台灣新竹青草湖一同寺後山勘地，建「福嚴精舍」，印公于六月下旬，到台定居。 駐錫福嚴精舍期間，遭遇到「佛法概論」事件，這是一位佛教思想家首次遭遇到的火煉真理的貶抑。這是這個時代對學術、思想、作者地位認知的貧乏！
三、三十三種著述歸根于「思想」 印公大師自四十二年來台，到今天三十一個年頭，除初創福嚴精舍，四十九年續創台北市龍江街的慧日講堂、士林報恩小築、嘉義妙云蘭若，以及現在的華雨精舍之外，在六十年十一月，因身罹重疾，入院動腸部手術二次，預立遺囑，復于六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以「中國禪宗史」一書，獲日本大正大學授予正式文學博士學位，這是中國的大德比丘獲得他國正式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以印公的治學精神，思慮之精密、思想之深銳、著作之豐瞻，可謂當之而無愧！ 印公著述，現在列表于次： (一)妙云集(二十四種) 計：般若經講記。 寶積經講記。 勝鬘經講記。 藥師經講記。 中觀論頌講記。 攝大乘論講記。 大乘起信論講記—以上釋經(上篇) 佛法概論。 中觀今論。 唯識學探源。 性空學探源。 成佛之道。 大虛大師年譜(中篇)。 佛在人間。 學佛三要。 以佛法研究佛法。 淨土與禪。 青年的佛教。 我之宗教觀。 無諍之辯。 教制教典與教學。 佛教史地考論。 華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下篇) ——以上是七十歲以前作品。 (二)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民國五十六年底完成)。 (三)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民國五十九年底以前完成)。 (四)中國禪宗史(民國六十年秋完成)。 (五)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民國六十四年底完成)。 (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民國七十年五月出版)。 (七)如來藏之研究(七十年十二月出版)。 (八)辦法法性論講記(七十一年五月出版)。 (九)雜阿含經論會編(七十二年九月出版)。 以上所有著作，代表印公個人思想的部份，是「佛法概論」、「中觀今論」、「成佛之道」等創新作品，而發揮前人思想的，是妙云集以外四種份量重的書。 印公在疾病折磨、靜養之余，依然埋頭完成一部重要的書——「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四、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研究 印公對本書的撰述動機，發創于多年以前，當印公于民國六十年底大病初愈之後，本書之構架已醞釀成熟；而著手動筆，則在民國六十四年；這其間因為駐錫地的遵移，及一再換環境療養；到民國六十八年完成了四十萬余字的初稿。除非有他緣無法寫作，印公每一個寫作天，可完成一千五百字左右，其中由于檢閱資料，追蹤史料，思考問題，觸及其他有關連鎖問題之處理，結果，「中國禪宗史」、「神話研究」這幾部書，都是這一部大書的副產品；由此可見本書醞釀過程之長，寫作路程之曲折，以及印公個人身體狀況在寫作過程中經歷的病苦侵襲，但依然堅持了此書寫作的決心與態度之莊嚴。 印公此書成時，達八十余萬字，計寫作過程所觸及的問題而引發思想向旁枝伸引，是很難說的。也許會「節外生枝」再附產出另一部書來！不過，就這本書而言，將代表印公大師晚期思想的大成；但終于在佛教界盼望下問世了。
五、印公思想之我觀 我讀過印公的書，除「佛法概論」曾多次涵泳，及「中觀今論」略事涉獵之外，其他著作及論文，則間或檢讀；對于印公全部著作並沒有作深入地探討。然而，畢竟看過一些，透過「一葉而知秋」的感悟，以及多次承誨，我的看法是—— 一、印公大師，是中國思想史上佛教思想層面一位純正統的創發性的思想家；印公對佛典中的神蹟、靈異、密宗的神蹟采取的態度，都非常平淡；對一切世俗界偶發的「靈」的現象，認為「法爾如此」；此種「異人異事」，其本身並不能代替生命的「覺悟」；對修道者而言，很可能導入另一條邪徑！我們可以說，印公的思想，是一條平實的、沒有超越的、一寸一寸耕耘的大道；但其結果，則是古今一切中庸派思想家所共同必具的寬厚、莊嚴、慈光普照的覺路！ 二、印公對中國宋明理學發展到今天的「新儒學派」與佛家思想相沖相激、或分或合的糾纏現象的看法是——「新儒家自是新儒家」，「佛家自是佛家」，「新儒家自態十力以來對佛典的鑽研，毋寧是著力于佛學對于新儒者的思想上的認同的研究；而不是新儒家對佛學思想的認同」；歸根結底，「儒學——新儒家——是純中國文化縱面的產品，是不可旁解的，是入世的，是中道的，是萬世不朽的經緯線」；「佛家則是介入的，是出世的，是偏于究竟空的；精深是精深矣，博大是博大矣，豈奈不及儒家何！」 如就佛家思想來講，入世與出世，在思想甚至現象上，都沒有一條明顯的界溝；既同樣是精微博大，便無從篩出個更為「精深與博大」來。 三、印公的自我肯定，在學術上，他是一位有創發的思想家，但從他的作品內容來分析，也是一位實踐主義者，他在多處強調：「我是佛教徒，我是站在學佛者的地位發言，信仰佛的真理，而不去『實踐』，是本末倒置的。我是一個比丘，我做比丘要做的事！」 我個人認為印公治學，治的是「純佛學」，他在治學與實踐兩方面，都是走的前代宗師正在走的路，他接了中國佛家思想的棒，把佛教的fa lun，向前推動！
六、結語 因為印公是中國近代佛家一位重要的學者，就治學說，印公對于支配文字的技法，極為「現代化」，對思想層次的剖析，理論角度的接觸，極具慧眼；正如胡適之的作品一樣，能把一個很高深的問題，處理得極為淺明；尤其他對「正知正見」的肯定，不苟同世俗，這種莊嚴態度，令人敬佩！ 多年前，我看過印公一篇關于「舍利子」的文章，印象之深刻，至今不忘。 印公大師，著作等身，在他三十三種著述中，我認為後九種，比「妙云集」更為重要；因為那畢竟是晚期更為豐熟的思想結晶。 我們虔誠祈佛陀加被印公大師，有更輝煌的著作，接引世間！ 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初稿·七十三年三月補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