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屆：再談「生活禪」(馮學成)

再談「生活禪」

馮學成居士

去年夏令營我談的題目是「也談生活禪」，今天我要談的題目是「再談生活禪」。

年我談到了「三化」，即要在道德上美化自己，在智慧上優化自己，在力量上強化自己，在生活中得到自在；還談到了「三氣」，即在工作崗位上，特別是在單位的領導位置上，應該具有廟堂氣、山林氣、英雄豪傑氣，有了這三氣，我們的人格就圓滿了，在生活當中就有力量了。生活禪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禪的生活，只要是眾生，都會有生活，會有生活的基點，但把禪融入進去後，便會有了制高點。如果我們明白了禪，我們就能明白人生的目的與需求，就能了斷這一輩子，解決人生終極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生活禪「覺悟人生，奉獻人生」這八個字，如果沒有智慧，就談不上去覺悟；如果沒有力量，就談不上去奉獻。要想自己在經濟與精神上有力量，就應按照佛陀的教誨及善知識們的開示，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當中有一個目標，有一個可以把握的東西把我們支撐起來。存在就是生活，生活的背後存在很多的內容，我們談生活禪就離不開這些。在未遇佛法之前，我們是被動地在人生旅途上漫步、旅行；我們學修佛法以後，就可以主動、自覺地在人生道路上前進。每個人都面臨著生活，父母給我們身體以來，我們就在生活，但如何生活？生活的主體對象是什麼？對于未學佛的人是沒有去考慮的，生活不外乎吃喝拉撒睡、交朋結友、上班回家等這些，在四川還有一個很不好的現象是麻將成風。今天在座的大多是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不同專業的營員，不論你學什麼、干什麼，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生活環境，有自己的親屬、父母、家庭、朋友等社會關系，但在這不到一百年的生活中，是誰在生活？生活的主體是誰？要談禪，就得明白這個主體，就像禪堂里的參話頭“念佛是誰？”、“修行是誰？”，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清楚，豈不是糊里糊涂、夢游般地過了一生。

一個人什麼都可以忘掉，但這個「我」忘不了，這是「我」的父親、這是「我」的家、這是「我」的單位、這是「我」等等，什麼都是「我」的，什麼東西都可以來來去去、生生滅滅，但在人的思想意識深處有一個老是忘不掉的「我」，「我」是永遠丟不掉的，「我」是怎麼一回事？這是需要大家在生活禪里好好去解決的問題。如何對待外境與內境，這是每個人必須面臨的挑戰，我們每天睜開眼時就主動、被動地承受著對外的感覺；內境就是我們的喜怒哀樂，是我們頭腦里每天出現的種種情緒、思維等內容。外部環境不論是順、是逆、是苦、是樂，都必須通過我們的思想、精神轉化過來，為我們所感受與承擔。面對這一百年的生命，我們怎樣在生活中確定自己的位置，把我放到什麼樣的環境之中？這是每個人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修學佛法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講「無我」，誰又在承擔這一切呢？“無我”以後，生命、精神世界的存在還有沒有價值？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需要在生活禪中解決的問題。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已經兩千年了，在前邊的一千多年以前，佛法是非常普及、深入人心的，有些地方幾乎所有鄉村都建有寺廟，那時的中國佛教面對當時的社會，的確把握住了現代化、生活化。在封建時代，佛教傳入中國面臨的是儒家、道家的學說與倫理道德，佛教很快地與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在當今社會，面臨的是歐洲、美洲、科學技術、大工業生產、商品經濟及現代的物理學、天文學、生命科學、電子科學等一系列東西，佛教如何回應？對教界及學者專家們，他們一定會有自己的準備；對我們個人還是把自己放在如是修行的角度上，只有把自己料理好，使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效與力量，才能在社會上發揮應有的作用。現在國際上講實力外交，誰的經濟強、軍事力量大，誰在國際上就說話算數；在社會上也是當官的地位高，說話就有力量，也是大老闆腰里有錢，說話有力量，都是實力說話。作為佛教也必須通過佛教的實力來說話，佛教徒學佛也要學得像樣，把學佛的優越性表現出來，別人肯定就會接受我們學佛的。

關于生活禪，淨慧大和尚已經從理論上為我們作了很好的鋪墊，我們需要做的是怎樣把大和尚的理論進行展開。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有光輝燦爛的一面，在南北朝、唐代、宋代，佛教是中國思想的火車頭，那時如果沒有佛教，中國的思想史就會暗然失色。佛教的傳入及對佛教的反應，使中國在思想、精神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階段。但是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有它的侷限性，佛教里有些積極意義的、面對現實人生的東西被放在了一邊，被關在《大藏經》里面，沒有被實施、釋放出來，這是佛教在中國傳播、實踐上的一個遺憾。比如佛教強調「明」，聲明對寫作、讀經典是必不可少；因明是學邏輯的基礎，現代科學的很多領域都是因明學外延的擴展；佛教的五明更具有開拓性，卻一直沒有被發揚光大。五明是作為菩薩的學問，是自受用、他受用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幾百年來佛教的衰落，很大的原因就是放棄了對五明這套學問的探索與發揮，使佛教局限在寺廟之中，被封閉在寺廟之內，沒有真正面對整個社會、歷史。現在講「與時俱進」，這幾個字是《周易》里的范疇，說明古人就有強烈的自新意識。對佛教來說，本來就是與時俱進的，從佛教在印度的產生到在世界上的傳播，就可以說明這點。在《中國禪學》創刊號上有一篇黃明堯老師寫的文章「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比較全面系統地把中國當代佛教的現狀、困惑及未來的開發作了闡述，對我們現代學修佛法應該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大家可以好好學習領會。正是由于有這麼特殊的時代因緣，淨慧法師在十年前提出了生活禪這個理念。通過十年連續、持久、廣泛地宣傳，我自己對生活禪也有一點比以往更深入的認識。無論是在家、出家，都要明白佛教甚深博大的理論對我們的開示，佛教重視般若，有深般若、廣般若，深廣不二。深般若是明心見性，是根本智的法門；廣般若是建立萬法，是後得智的法門。既然佛法不離世間覺，佛法就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封閉在寺廟里，特別在當今社會，更應該積極地走出寺廟，面向眾生。我曾提出寺廟不應該成為信眾們頂禮膜拜、供養的地方，應該是把佛的智慧與力量傳給眾生，這也是在奉獻人生，讓眾生得到智慧與力量，讓眾生都能成佛，這才是寺廟及僧伽的主要職能。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很重視深般若，而在廣般若上，由于歷史的原因，拱手讓給了儒家，好像出家人就在寺廟里，不多干涉紅塵的事，這樣就捆住了寺廟和僧伽的手腳。

我們都知道六祖大師悟道後的偈子「何期自性，本自清淨……」，最重要的一句是「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菩薩見道之後更應該勤修萬法、建立萬法。比如唐代一行大師是著名的密宗大師，又是著名的天文學家，現在中學的課本上，還專門把一行大師的頭像印在上面。他測的黃道、日食、月食，精確的程度遠勝于古希臘的測算；他還是位數學家、工程師，會造很多的天文儀器。我們提到這樣的出家人，一方面是引以為自豪的；一方面也應思考在佛教史上為什麼沒有出現更多的像一行大師這樣的科學家。在歷史上，有像法顯法師、玄奘法師這樣對佛學理論造詣很深、貢獻很大的僧人，但在自然科學方面即世俗化的世間法上的建樹卻不怎麼突出，這主要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的約束。特別是宋朝以後，佛教里的高僧大德除了在禪修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之外，也有在傳統文化范疇是著名的書法家、畫家、詩人，但基本沒有在自然科學方面作出特別創造的僧人。生活禪要面對人生，從與時俱進的積極意義講，我們佛法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突破，要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不僅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形勢相適應，而且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相適應，要敢于在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上都有所發揮。「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我們不可以只在滅上下功夫，天天去對治煩惱，天天去修不淨觀、數息觀，這對個人解脫是可以的，但面對眾生時，這就不夠用了，因此必須有大乘佛教的菩薩胸懷。這就需要我們真正地能生萬法，我們應當下功夫，在自然科學、工程學領域，包括其它對人類文化經濟等有積極意義的方面去勤修苦練。在生命科學上，佛教是最有發言權的，我個人認為無論遺傳學、基因工程發展是多麼迅速，都沒有超過唯識學的界定。天文學任意發展下去，都不會超出佛教宇宙觀的范疇，我本人就是一個天文迷。

既然一切法都是佛法，我們又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姿態來面對世界，所以我們在修學佛法時，不能把我們禁錮在蒲團上，禁錮在寺廟里，而敢于大膽地面向人生，積極地去應對人生。當然，出家師父是有不共的方面，不能對出家師父作過多的要求。在家佛教徒的自由度及與社會的共法方面要便利得多，作為佛教徒能問鼎諾貝爾獎，也是佛教界的榮譽。佛教是最智慧的學問，最講思維科學，如果在思維的結構、運用上不能比非佛教徒更優秀、更高明，那只能說我們學佛法還不到位，我們如果真正覺悟了，得了大智慧，我想得幾個諾貝爾獎不會是什麼困難的事。之所以我們還到不了那一步，是由于我們對自己的精神、思想還不能當家作主，也就是我們對生活禪的體驗、體證功夫不到位，還得勤加修行。我們每天不外乎喜怒哀樂、打妄想，面對工作把一天24小時給耗過，當我們仔細分析來來去去的思想與內容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精神與思想、情感是由無數個念頭所組成，宇宙是由無數的基本元素構成的，生命體是由無數個細胞所構成的，我們的思想、精神則是由一個一個的念頭組合而成的。師父們常對我們講，修行要注意當下一念，照顧好念頭，事實就是這樣，思想上的千念萬念都離不開當下的一念，千念萬念都必須在思考的這一念中產生、沉澱，也可以說這一念產生了千念萬念，千念萬念都在當下這一念出入、生生滅滅、來來去去。如果我們攻其一點，把最根本的這一念制住，而不需在理論上、體系上去大力研究，就在這一念上下工夫，將會有好戲等著看。我們平時很可憐，就是對念頭不能當家作主，可以這麼說，每個人對一分鍾後腦子想的內容不可能知道，對一年之後的精神、思想更是沒法弄清的，即使我現在講話，後面是什麼樣的話，我也不知道，當然這之中也還有個邏輯的力量，思維流會順著這個去運行，這是可能的，但運行的內容我們是作不了主的。如果一個人能自主地運用自己的念頭，那我說拿諾貝爾獎就會是囊中取物，問題是我們的念頭作不了主，明明心里想干這事，過不了幾分鍾腦子就開小差跑到了另一邊。除了念頭、思想作不了主，更嚴重的是情緒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還不停地出來干擾著，一會兒熱、一會兒冷、一會兒喜、一會兒怒。好像思想、肉身不屬于我們一樣，還有一個主人在暗暗地支配著我們，我們好像是他的奴隸，而不是他的主人，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我們要找到自己的主人翁，才能走上佛法所指引的道路，在「生活」上加上了一個「禪」，我們就要有給自己當家作主的目標與任務。如果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目標，那學習生活禪就毫無意義，這也可以說是生活禪的基點。

生活禪還有其特殊的意義，這便是生活禪的高處，即入世與出世、深般若與廣般若不二、自受用與他受用不二、自利與利他不二，這是大乘佛法包括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密宗等所談到的最高境界。真正的不二法門是沒有內外，沒有在家出家的。既然能生萬法，我們為什麼要把自己枯守在狹隘的精神之內呢？很多修學佛法的人有一個誤區，就是怕妄念，知道有妄念是好事，但也得把這個放下，《維摩經》中就講：「善于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其實這是不二的，只看見了不打妄想、不敢分別，還應看見其啟用、大機大用，這個用就是要勇敢地去生萬法、去面對人生、去為眾生服務。如果我們不能啟用，那麼學佛法就是沒用的，學了佛法是應神通廣大的。佛的三身四智里有一智叫妙觀察智，有一智叫成所作智，一個是智慧上的表現，一個是力量上的表現。妄生分別不好，但不生分別也不好，不分別就和木頭、石頭一樣，那有什麼用。所以，生活禪就是要勇敢地面對人生要具有開拓精神，生活禪本身對當代中國佛教是具有開創性的。另外還有自受用的方面，我們通過學修生活禪，使我們的生活得到積極的意義，精神得到淨化，得到健康向上的力量。《菜根譚》里有句話：「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說明人每天應有歡歡喜喜的感覺，這個歡喜心應是健康的。以前本光法師也常對我們講：「你們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心放在陰暗的角落。」我們要用光明心、歡喜心來武裝自己，在生活禪里應該得到這樣的法喜，這幾天我觀察營員們都很有歡喜心。生活禪是在克服了很多的阻力走到今天的，是很不容易的，太虛大師在提倡人間佛教、僧伽改革時，受到的阻力比現在要大得多，生活禪夏令營畢竟是健康、順利的，這是大家的福報。去年夏令營結束時，淨慧法師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生活禪變成可操作、有秩序、有內容的一套方法？我琢磨很久，現奉獻大家八個字。一是明志，要明白我們一生要干什麼？在座的大部分是大學生，正處在人生飛騰的關口上，大丈夫得有大志。《三國演義》里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操見劉備酒喝多了，就慷慨陳詞：「英雄和龍一樣，有包藏宇宙之機，有吞吐田地之志。」這也就是儒家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參加了自己在讀中學的孩子的一次活動，發現他們在談自己對未來的設想時，有想當醫生、建築師、藝術家、小老闆的，就沒有敢說當有大事業的大老闆，當時我就想這批小孩的心胸量不夠大。以前的小孩們都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現在學校連這基本的教育都沒有灌輸。那個中學還是成都最好的幾所學校之一，我覺得眼界、胸量那麼小真是很可憐的。過去那些士大夫們都是心里裝著眾生，現在的人好像只顧眼前的利益，這恐怕是由于反右運動及文革把士大夫的骨氣給砸碎了，要想重新把這個「義氣」養起來是很艱難的。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沒有志氣，那就不可為了；如果我們有毛主席講的“我們中華民族有志氣，從此站了起來”這種氣概，那就一定有所作為。我記得我們小學時候念書，對各門課程都是充滿著興趣，不像現在的小孩對影視明星、對將來掙錢過小康卻很有興趣。所以明志很重要，在佛法里叫發心，發出離心、發菩提心，要發大心普度眾生，成就一切眾生，這是在種因。發心立志還要有穩定性、持久性，對自己有警策的作用與力量。

二是煉性，佛法里叫如法修行。「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我們獸性、奴性等陰暗的一面，常常會使世界不太平，使得人生很痛苦。既然人生具有弱點、陰暗面，我們就要對它進行醫治，有病就要吃藥，吃佛菩薩給我們的「藥」，「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就是這樣的藥，沿著“三十七道品”的路走下去我們各種心理的疾病就會得到治愈。中國是大乘佛教的國度，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著它的特殊性，從漢代初傳到玄奘大師回國這八百年間，中國佛教經歷了由小學到大學的學習過程，尤其在南北朝時期對印度佛教的研究達到了頂峰。之後，便有了隸屬中國的天台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等各大宗派的興盛發展，對于印度前期的中觀、唯識學的研究便冷落下來，注重的是中國佛教的自身創造性地發展，特點是與中國的文化相融合，包括與儒家、道家的融合，形成了現在為中國的老百姓認同的中國佛教。這里面也有些誤會，有人講禪宗呵佛罵祖、輕經慢教，不需要印度佛教的基礎，禪宗的興起把印度一系列學修基礎給淘汰了。實際上最初不是這樣的，在唐宋時候的那些祖師都對中觀、唯識很熟悉，都是從印度佛教的整個學修路上走過來的，學修完後又創造、發揮出新的東西。很多人學修佛法以後，沒有把它變成自己的力量，這就是在「數他人珍寶」。這個轉化的過程就是煉性，要根據自身的弱點敢于動手術、敢于吃藥，貪心重就吃治貪心的藥，嗔恨心重就吃治嗔恨心的藥等等，同時，把佛菩薩的光明，即自己本具的福德智慧、真如自性讓它釋放出來。這是一個長期的修煉過程，寺院里講的是修行，而不僅僅講學習，學習只是知識上的認識過程，修行則是“六根門頭心生心滅”，在心體上、八識田中下功夫，特別是必須在第七識煩惱識上下功夫。娑婆世界是五濁惡世，我們精神上先天有許多不健康的東西，我們要通過佛法的修行來對治煩惱。通過主動、反復地修，把佛教的智慧納入我們的觀念和覺照中，反復地薰習，我們光明、健康的東西就會慢慢多起來，持之以恆之後，就在我們身心性命上積澱下來，成了我們穩定的性格。我們一般人應多修光明觀、智慧觀，使自己強大起來；而對那些有大錢大勢的人應多修些煩惱觀，以克服他的驕傲自大，體會到逆境時的心態。儒家、道家也都講煉性，但都沒有佛教系統、清晰與究竟，就像大家這幾天在這里早上四點多就得起，晚上睡得又晚，一天24小時連打妄想的時間都沒有，這也是一個非常善巧的修行方便。何況在禪堂里有善知識的開示，主動地教觀法，那種效果會更加殊勝。大家有興趣，可以在寺里向善知識請教如何鍊性？怎樣如法修行？

三是開眼，頂門開眼，打開智慧之眼。鍊性的目的是為了智慧的透出，我們平常講的智慧，那是人的智慧，智商到了一萬還是人，沒有什麼更特殊、更高的智慧。佛經里有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只要把我們現在的肉眼放下，使我們具有更高的智慧都可稱之為開眼。開眼就是智慧的透出，按禪宗的話叫“明心見性”，只有明心見性，我們才真正睜開了智慧之眼。鍊性未必能開眼，但是煉性可以開眼，這里有個因果關系，我們必須繼續在煉性上勤修佛教的法門，根據自身的因緣跟身邊的善知識學習不同的法門，只要是正法，我們都可以去學。柏林寺是禪宗道場，在這里提倡的是禪宗，如果要修學密法就得上西藏，要學天台宗就得去天台山。我們要開眼，就得回到祖師門下，學習祖師開眼的經驗與案例，中國佛教史、中國禪宗史是很清楚明白的。中國是以史記國的國度，從《尚書》、《史記》、《二十四史》到今，國家的大事都有記載。中國僧人也稟承了中國文化的這一優秀傳統，有很多高僧傳、佛教通史。我們要從《五燈會元》、《景德傳燈錄》等方面來好好學習，以打開我們的智慧，真正認識我們的心，弄清參禪的程序，使自己明心見性。還應多到一些祖庭去參訪，親自體驗一些道場的道風，這都有助于我們開眼。

四是啟用。很多海外人，包括日本、西藏對中國漢傳佛教有一種批評與不滿，認為中國漢傳佛教只是體上解決了問題，在用上還沒有解決。當然，這種批評有其片面性，有些地方的啟用也是很好的，像1949年之前的西藏是非常落後的，現在就有很大的變化；西方的中世紀比中國的唐宋年代要差得太遠。有一份資料講乾隆年間的中國生產總值占了世界的 33%，白銀的占有量占到了世界的60% 以上，那時的中國經濟實力確實很強大。後來的落後有很多的原因，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們應該研究的課題。我們個人如何啟用，則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就像參加了這次夏令營，應對自己有一個提高，應知道自己今後的路如何走，爭取在一定時間內，通過如實修行，打開自己的眼界，使自己的智慧得到升華，並在生活當中能夠啟用。

學習了佛法，如果不能啟用，佛法就沒有什麼意義，佛法就不靈了；學習了佛法，應該是神通廣大的，這個神通廣大不是什麼特異功能，而是覺悟人生、奉獻人生更有力量。這個力量表現在自己的情感上與以前是不同的，自己的情感更美了、更細了，自己的智慧更優化了、更敏感了，心胸更廣大了，對因果的透視更準確了，對外面事物的判斷也準確了，做事的成功率更高了。啟用並不是一句空話，它是根據各人依據的現實啟用，在任何環境、工作管理之中，應該比別人干得更好、更妙，這才叫啟用。

現在有很多企業的老闆由于行為不正，導致了個人誠信的失敗和企業的倒閉。通過八正道的修行，可以使我們不犯錯誤，而且還會帶來最大的力量與智慧。有了這個「正」，我們的「位」就會越坐越穩。現在很多人很散漫，別看他外表英俊，一跟他交流就發現他什麼都不懂，這就是精、氣、神不夠，人的神氣很重要，我們熟知的鄧小平外表雖很矮小，形象也一般，但他的精、氣、神則是非同一般。一個人對自己的命運不能作主，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精神、念頭不能作主。

孔夫子講：「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道命就沒有當君子的資格，所以每個人對命的把握很重要，儒家講要把散漫、難以歸攏的命收斂起來。佛教講命也是因果，符合業力不滅、業感緣起的道理，離開了業力不滅，就沒有輪迴、轉世，就沒有因果報應。正確對待自己的業，對命運的把握才會有主動權，如果按照生活禪的宗旨走下去，相信每個人的命運都會好的，因為覺悟了人生，就知道哪些路可以走，哪些不能走；奉獻人生，就會廣結善緣，廣修功德，可以把狹小的我變成一個寬廣的我。大丈夫的氣概不是把山河大地轉化成我，而是把我轉化成山河大地。

所以，在啟用上，應從奉獻的角度，而不是索取的角度，去面對社會與人生，那麼我們的命運一定是能夠健康、順暢地得到發展。中國佛教多年來把這方面的能力基本讓給了儒家與道家，自己僅固守在寺廟里。當今社會在大發展，眾生平等，宗教也應平等，佛教徒雖然不干涉國家大政，但從奉獻人生、造福社會的角度，去干些慈善、生態環保、科學研究等等工作，是應大力倡導的行為。

明志、煉性、開眼、啟用這四點不是知識與學問，而完全是佛教對人生性命的一種修行，是改造個人心靈深處的一種功夫。如果把這個功夫用上手了，其它的事情就會迎刃而解，看書速度與理解力會大不一樣，不能干的事也能乾了，學其它的學問也會感到很輕松，它直接提升了我們精神內在的能量。明志、煉性、開眼、啟用是一整套轉變人生的過程，如果我們自覺地從這四方面入手，前兩點是因，後兩點是果，我們對生活禪也就有了真正的下手之處，而不會把生活禪落在口頭上，或者在參加夏令營時有些感受，而一回到家就把這一切給忘掉了。如果我們實實在在知道自己要立志，每天警示自己的志是什麼、怎樣煉性、開眼上如何辦、啟用上如何用？我們就會走入生活禪，走入禪的生活。

中國佛教特別講究自省的功夫，在自己內心上下功夫居多，而主動影響社會、改造社會的功能，一千多年來是基本放棄的。佛教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時期是在宋朝，宋朝有十多位皇帝比較開明，對文化、宗教的政策是最寬松的，因此使文化處處走在世界的前列，使禪宗整個融入了社會，給社會帶來了非常健康、向上、光明的影響。儘管宋朝的國防經常受到周邊少數民族的欺負，但是宋朝的科學、經濟的繁榮是世界一流的，文化的繁榮遠遠超過了漢代和唐代，也超過後來的明代和清代。那個時代的寺廟、出家人數都超過唐朝，老百姓的生活質量也是最好的，有一大批高僧與政府、社會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狀態。我舉一個事例，高麗國派了一位使臣到開封，由于他對《孫子兵法》有幾處不明白，就向宋仁宗皇帝提了個問題，皇帝不明白，就問那些大臣，大臣們也弄不清楚，皇帝便下聖旨讓當時的第一才子歐陽修來回答，歐陽修也解答不出。正好樂山有位老和尚的侍者來給歐陽修送信，侍者看了聖旨後說老和尚能回答這個問題，于是歐陽修就乘上快轎去請教老和尚，老和尚笑了笑說：「兵者，機密是也，《孫子兵法》上的東西是國家級的機密，怎麼可以隨便告訴別人呢？」歐陽修一聽如獲至寶，趕緊寫了封奏子呈給了皇帝，皇帝一看就理直氣壯地訓斥了高麗使臣說：「你們想謀反嗎？這樣的問題居然敢來問我。」高麗使臣一聽馬上道歉說不應問這樣的問題。在宋代，像士大夫和出家老和尚之間這樣的趣事是很多的，表現了中國佛教當時的現代化、生活化和社會融于一體的狀況。在《禪林寶訓》里，基本上是談生活禪的，有很多案例，因時間關系就不談了。

課堂提問

問：生活禪的理念是很好的，但具體坐禪、禪修是不是純操作性、技術性的問題？ 答：可以說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參禪、坐禪是因，不是果，對一個不了解佛法、禪宗的人，最初是需要這樣的過程與資糧。禪的本意有靜慮、思維修和定這三個層次的作用。我們一般人的精神、思想都處在一個忙亂之中，通過打坐，使我們的思想達到清澈，使我們的思想程序進行調整，使思維達到優化。打坐時有技術性的要求，有坐禪的規矩、姿態，根據個人的狀態，姿態有一定的寬松度，從身的調理達到心的調理。只有把自己優化了，力量強大起來了，才能去更好地奉獻。

問：禪宗非常講究師承，我們在家人修禪沒有這方面的條件，請問該如何修行？

答：能找師父最好還是找師父，如果實在沒有師父，就應按照佛教的經典來好好地修，這個是必須的。

問：佛陀在滅度時曾對阿難講：“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當以戒為師”，佛法三學也是以戒為基礎。我認為要想得到禪定，是應在嚴格的戒律基礎上，而我們這些營員大部分是凡夫俗子，既不能像八地菩薩倒駕慈航，也不能像濟公活佛那樣“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我們的生活與戒律的要求有很多的矛盾。請馮老居士在這方面給我們作一開示。

答：作為居士是沒有資格去聽戒律的，這在戒律中有明文規定，有關戒律的文本我從來不敢去翻讀，這也是我恪守在家人的本分。我也不敢進禪堂，因為戒律是神聖的，禪堂是神聖的。我們居士確實要把自己的身份、分寸把握好，但是六祖在《壇經》里講：「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這是因為修行的根本在心，戒律的根本也在心，心為萬行之根本。如果我們把心管好了，把念頭擺正了，我想戒、定、慧全在其中，關鍵在于怎樣把握這一念，怎樣在這一念上把它看穿、看透。如果我們真正在這一念上把握住了，能夠當家作主，那你剛才的問題還存在嗎？

問：家里人不喜歡我打坐，認為是形式主義，該怎麼辦？

答：我也遇到過這個麻煩，以前未安家時，打坐沒有人管，安家後，老婆對打坐就不高興了。實際上這很好解決，打坐不是形式主義，打坐是勤修戒定慧必修的入門門徑之一，特別是初入佛門的人必須要通過一段時間的專修，這個專修必須在打坐上完成。如果與家人有些矛盾，就要善于化解，運用智慧與善巧方便去打消顧慮，這需要你自己先把各方面該做的事情處理好。

問：怎樣理解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仁、基督教的博愛這幾方面的區別？

答：對基督教我沒有研究，也就沒有發言權。從五乘共教的角度上來看，可以說佛家的慈悲和儒家的仁是能劃等號的。從三乘共教和大乘不共教的角度來看，佛家的慈與儒家的仁是不一樣的，儒家的仁是人本主義，佛家的慈悲是宇宙主義，佛教不僅僅是看在人的階層上，而且是對六道大千世界的一切眾生都是慈悲的，何況佛教是無緣慈、同體悲，是不講內外、因果的，是無條件的。佛教認為身體的各個部分無不可以布施給眾生，這在儒家學說里是談不上的。當然，儒家的仁也有著非常崇高的意義，我自己也是從儒家入門，然後進入佛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