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不同時期三教關系的發展及其不同特點(釋青平)

簡述不同時期三教關系的發展及其不同特點

釋青平

　　本文將從兩個角度回答問題：其一，是循著老師上課所陳述的思路，盡可能全面地展開三教關系在歷史不同時期發展上的不同特點。 　　另一，則是作為本文最後的結論，將從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質，來透視其在不同時期發展所具有的不同特點，其內在原因為何？ 　　儒佛道三教之所以從開始時的彼此攻訐，幾欲置對方于死地，到最後三教融合、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的一個渾然整體，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取代不了誰，是因為它們其實都在一個文化整體中承擔著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于維持社會的人倫秩序(忠君孝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張揚個人的精神自由(自在無為、逍遙無待、神游于天地之間)，而佛家思想則能為每個人對自己生死問題的終極關懷提供一種答案(因果輪迴、生死解脫、破除煩惱)。而中華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其實三者功用不同，確實缺一不可。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儒、道兩家在社會秩序與個體自由的矛盾與對立出現激化時，其文化沖突會表現得尤為強烈，並出現走向極端的傾向，這可以理解何以會由漢代的獨尊儒術嚴守人倫綱常而走向魏晉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飄逸放達。至于佛家，則因其直接切入個體生命所不能迴避與關注的終極問題，所以關注個體生命價值的最高哲學表達，又當歸屬于佛家，談到佛道兩教之爭，只能說是宗教資源的爭奪。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協助君王統治、實施社會教化、維持社會安定的文化功能，這又影響了作為集權專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這種宗教政策隨帝王個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運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傳時的三教關系

　　三教關系，應以三教皆具而形成關系為標志，所以完整意義上的三教關系，理應從佛教初傳開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傳入，現在學界已大體確定為東漢初年(漢明帝永平年中)。在漢代佛教剛傳入時，大家都看作是黃老道術的一種，這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關，在這種文化背景下，人們理解佛教，便把它當作是黃老道術的一種。具體表現，則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飛行變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終境界「涅槃」，等同于老子的「無為」，而對「輪迴」轉生，則理解為靈魂不死。靈魂不死，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當時，人們就是這樣去理解輪迴，認為只有靈魂不死，才有輪迴轉世。這反映了佛教初傳時的真實狀況，同時也牽涉到與儒家、道家、以及中國傳統觀念的融合與貫通，在佛教初傳之時，這層關系已經表現了出來。 　　這還可從《弁子理惑論》中見其端倪，此文是現留存下來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傳狀況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從學習儒道而最終轉而銳志于佛法，並遭到世人的種種責難，于是他根據自己對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則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對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對中土予其的不同評價所做出的回應。日本人撰寫有關三教的書，都把《弁子理惑論》定為中國三教關系的開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儒家對佛教的態度，從一開始就以攻擊與排斥為主。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關系中，正統儒家對佛教的基本態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學，正統的儒家對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學中主導地位的，仍是對佛教的拒絕與排斥。當然，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學者，因受佛教較深的影響，會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體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多總是對佛教加以排斥與批評。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對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評，因為這與中國傳統的孝道、和忠君孝親的倫理精神相互違背，所以一開始就被儒家認為違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為方外之人，拋家舍親，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後來的發展中，儒家又與道家、道教站在捍衛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上來反對與排斥佛教。從《弁子理惑論》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關的資料。儒家一向以華廈正統自居，自先秦始，儒學中就有所謂的華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與狄夷文化之間的關系。到佛教傳入之後，這華夷之辨的問題就更加突顯了出來。 　　道教：在佛教初傳時期，道教對佛教的態度看起來並不明顯，這方面的資料也比較少。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形成，在學界，過去認為兩者時間差不多，都大約在東漢末年。現在學界認為佛教的初傳入可以提前到東漢初年，也有人認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經》為標志，當形成于兩漢之際。《太平經》中，包含有對「不孝父母，不娶妻無後、乞食」的批評。但這是否就是對佛教的批評？實難輕下定論。 　　從現有的資料上看，佛教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宗教，而道教在初創階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學習借鑒的。至于外來的佛教，想在中華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種需要尋求同道的願望。洪老師認為，儘管《老子化胡經》是佛道之爭的產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說」，其說初起時，卻可能有調和佛道的意味。這一論點是有說服力的，因為佛道相爭，至少得到佛道的發展都具有相當規模、並為其宗教利益不得不爭時才可能發生，而它們初起時，是不太可能爭得起來的。 　　儒佛關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對佛教的態度還不明朗的情況下，外來的佛教，在進入中國之後，對儒家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根據現有的資料看，佛教對儒家則基本上是以調和與妥協為主，甚至采取積極迎合的態度。這種態度，也貫穿著後來歷史上儒佛關系的全過程。即便是後來宋明理學在學佛的時候同時又大力辟佛，佛教也還是基本上不改其對儒家所采取的妥協態度。只有在某些時候，佛教勢力壯大了，佛教內部有一些高僧，對儒家思想提出批評，甚至認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陣子，宋之後這種調子就很少了。更多強調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領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榮。 　　這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本根，是被統治者所確定的文化主體，也一直是中國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來的佛教，當然要力圖讓自己與儒教相妥協；其二，從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關注的問題不同，佛教的思想並沒有與儒學思想構成相互矛盾敵對之處，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種和平忍讓的宗教。 　　調和妥協的方法和途徑表現在很多地方。例如譯經，佛教在譯經時會把一些不符合儒家倫理的東西給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還對經文做出相應的改變。另外，對那些來自于儒家對佛教服飾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評，佛教也從多方面做出了回應，比方說，佛教強調了自己所具有的社會教化功能，所以，要從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過于苛求，所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強調了方外之人與世俗之人的區別，出家人為了求道而擺脫世俗，這本身對世俗就是一個榜樣，不應再用世俗的倫理道德去苟求于他。關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論》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應還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如：堯舜禹這些聖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劃分的相對性，所謂中原，所謂夷夏，本來都是相對的。 　　佛道關系：佛教對道教的態度，學術界現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認為：對道教有一個利用的過程，但也有對其某些主張的批判。利用者，則主要體現在其初傳時，對一些東西未必分得很細，道教作為道術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為道術，佛教並不就把道教當作一個重要的批評對象。 　　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佛教傳入以後，就開始有一種把道教與道家做出區分的趨向。老莊道家的哲學，其對無為境界的追求，其對逍遙境界的追求，可以用來格義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為同道。但同時又對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張加以批評，比如對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煉方式，在《弁子理惑論》中可以看到，它不僅對道教的辟谷等等道術進行了批評，而且對所謂神仙不死之術加以否定。弁子說自己也讀過道家諸經，修過道術，拜過師父，以求長生不死，結果拜的師父三個，各自號稱700歲、500歲、300歲，拜了不到三年，他們全死掉了，所以這不可信，自己最後改學了佛法。 　　現在我們說《弁子理惑論》這本書的出現，可能在東漢末年，也可能在三國初年，這雖有爭議，卻至少表明，在東漢末年或是三國初年那一時期，佛教對道教的辟谷與長生之術就有了批評。當然這與佛教自身的理論有關，佛教講諸法無常、因緣聚合、成住敗滅，而道教徒偏要講長生不死、與道合一。這一方面雖是理論上的探討，卻也牽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論：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論》中出現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觀點。由此可見，三教一致論，最遲在三國初年已經被提出。根據現有的資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論出現在《弁子理惑論》中，可見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場上提出來的。但這里要注意的是，同樣是講三教一致，它卻可以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來提出，也可以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為了與儒道緩和關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後來，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論與三教一致論，他們強調的，則是對佛家的東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簡單排斥，在這過程中，他們更多的還是為了張顯自己本家的學說和本家的學問。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們都主張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認為他們都是一樣的。 　　關于三教一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論證。比方說，他們都強調三教聖人沒什麼不同，成聖、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論上也是可以會通的，他們在強調三教一致時，往往還會利用中國語言中「道」這個概念的豐富性、複雜性與可變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們往往會講，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說的本來就是道，而儒道，則是孔孟儒家之道，他們都可以把思想在「道」這一基點上統一起來。這正好反映了「道」這個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論，主要是強調其有利于社會教化，有利于社會的安定，並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鞏固和加強。這種三教合一的觀念，後來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內部，就不斷有人這樣提出。這也為三教後來在隋唐時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礎，並為後來不斷有人提出完善這種三教合一的思想開啟先河。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三教關系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較鞏固和壯大，所以三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也就進一步激化，這構成了這一時期三教關系的突出特色。三教關系一再引起爭論，所以關于三教關系的討論，在當時就已經比較激烈了。三教一詞並非現在才有，它在南朝時就已經被廣泛使用。三教之「教」，並不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語義，實質所指的是一種教化、教義與教說，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關系，在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的階段，這是三教關系全面展開的時期，也是三教爭論全面展開、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時期。這個時期三教爭論和融合的頭緒也特別地多，涉及的問題也非常廣，出現的論著也非常多。許多重大的事件，特別是帝王直接參與並組織的專門討論三教關系的活動也特別之多。而且，在這一時期帝王的三教政策還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動、變化，這都跟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 　　佛教：這個時期的佛教，通過與魏晉玄學的交融，而全面進入了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不僅躋身于中國哲學思想領域，而且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則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道兩家的沖突也就不斷地加深與激化。佛教隨著勢力的壯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這個時期佛教與儒道的爭論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問題，不僅僅是信仰，有時還牽涉到政治與經濟上的諸多問題。 　　從政治上看，中國社會由統一走向了分裂，南北出現了很多割據的政權。這些割據政權出于自己政治統治的需要，對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和宗教文化政策。這里面還牽涉到一個北方不少少數民族的統治，其本身與漢族就有一種異族統治文化與漢族宗教文化差異的成分。比方說，作為外來統治者，他要來統治漢民族，就要利用漢民族傳統的文化與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後會選擇儒家。但也有另一種情況的出現，比方說作為中國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認可的時代：後趙的石勒、石虎時代，作為統治者，他是異族的，是少數民族，他當時表態自己為什麼支持佛教，因為有人排佛，認為佛是戎神，他則回答說：我自己就是胡人，當然信胡神，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這個時期，出了很多對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統治者，比如東晉時期一直到宋齊梁陳各個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時，宋文帝的一句話足以道出其底蘊，他說道：如果舉國之士，全來信佛，人人為善，那麼國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則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穩他的帝座。這句話說明，帝王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佛教確實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從這一個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並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經作《舍道歸佛文》，並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幾可謂以佛化治國。他對佛教確實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歷代都把他看作是一個護法的皇帝。關于梁武帝，歷朝歷代的評價都不一樣。批評他的人，覺得他迷信佛教，最後連國家都丟掉了，信佛誤國。但也有人認為，梁代立國，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會把國家丟掉，他的滅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說就因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對待三教關系，有其獨到見地，對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為皇帝，他注過很多儒家經典，也參加過佛經的譯經活動，還會親自登台講經說法。 　　這個時期有兩次重大的滅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滅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滅佛(公元574及577年)，兩次都有它們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同時也與佛道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動，也都有帝王個人的好惡。但滅佛之後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復並大規模發展，這也說明宗教的發展，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所以對待宗教問題，不能簡單地以行政的手段來進行處理，一個皇帝以個人的好惡毀寺滅佛，但換了一個皇帝，佛教卻又迅速得以復興。 　　儒學：從思想上看，兩漢神學化的經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衰落了。這時期突出的文化特徵是：玄學盛行，佛教發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學獨尊、經學盛行，則讓位于這種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局面。這也使得一些統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學士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資源產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斷，做出不同的取舍。這里面就出現了很多複雜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關系，已與漢代大不一樣，儒學獨尊的局面，讓位于儒佛道三教並存共進的局面。雖然三家彼此存在著爭論，但還是在矛盾沖突中共同存在，共同發展。 　　在儒佛道三教並存的情況下，有一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這個時期儒學的社會地位？漢武帝以來，儒學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導。但在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儒家卻找不到一個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個大的儒家學派，也找不到幾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麼，怎麼來看待這個時期的儒學？ 　　學術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在這一時期，是佛教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也有人認為，仍然應認為是儒學占主導地位。但實際上，從它實際發揮作用的角度來講，儒學仍然被認為是文化正統，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識形態。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其一，是儒學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內容，是它對封建倫理名教的重視，而這些東西，是最適合封建社會需要的，也是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真正的有力工具，這些東西，由于當時社會宗法性的結構並沒有改變，所以儒家的這一套東西，實際上還在默默地依著慣性，發揮著它的主導作用；其二，我們還可以看到，儒學始終是國學，它始終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內容。佛教與道教，儘管在社會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他們都沒有能夠進入國家教育領域及機構。就是在社會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會道德規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主，這就可以看出，在當時，儒家還是起著實際上的主導作用。 　　在這個過程當中，少數民族政權，他們也在探討著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會文化功能，以及它們所發揮的不同作用。所以這時期的帝王政策經常會有變動，一會兒有人崇佛，一會兒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時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總結了以往統治者的經驗與教訓以後，則明確表示了回到以儒學為主的統治態度，強調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學為主。所以經歷了以前眾多帝王左右搖擺之後，他最後明確宣布：三教當以儒為先，以道為次，以佛為末。 　　現在學界有一個看法，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與思想家對儒家正統地位的重新認定，而這也為隋唐時期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奠定了基礎。當然，這種選擇，有它的社會必然性，這已不是哪一個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學家個人的好惡，而是對整個社會發展，對整個政治經濟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個選擇。 　　道教：這時的道教，則成功地由原來民間化的道教，向上層化、貴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轉化，甚至從民間轉向了官方。比較而言，作為儒家，從漢武帝以來，就一直是一種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間向官方的轉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納入了官方意識形態之中，成為統治的輔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對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對南、北天師道的改革。 　　這個時期，統治者對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與重視並重的政策。道教從民間起家，最初與民間起義往往有牽扯不斷的聯系，所以統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態度。但是在民間流傳的東西要禁止是很難的，往往禁而不止，還會死灰復燃，所以最後乾脆就改變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攏一部分人，並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層貴族化的道路。統治者對道教的利用，大大促進了這個時期道教的改造與發展。 　　當然，這個時期道教與封建王權也有矛盾沖突，就有一些統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貶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還有一些統治者由于政治經濟上的利益，與道教發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齊時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時，也沙汰了道教。 　　不過從整體上看，這個時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較自覺地迎合帝王政治統治的需要，擁護王權，同時它又始終以儒家為自己的同盟軍，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自居，這樣既能夠排斥佛教，又能夠得到帝王的認同。當然，道教的勢力從總體上看，卻不如佛教，所以從政治、經濟各個方面來說，對王權政治，以及對儒學的正統地位，並沒有構成很嚴重的危脅。故而總體上，道教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壓制與打擊。 　　佛道關系：這個時期，佛道沖突，是一個非常令人注目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注意到，佛道之間強調融合的觀點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張融，他有一部作品《門律》，是一部類似于家訓式的著作，里面專門有一章，其標題就是《通源二道》，論證佛與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時有一道士寫了《正一論》，也主要宣揚佛與道的一致，其中論證，佛道都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後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謂的三教。 　　講到佛道之爭，我們得注意到，雖然這個時期佛教、道教的勢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卻會相對薄一點，然而它卻依有一種傳統宗教、傳統文化的優勢，所以也就對佛教毫不忍讓，展開的沖突與矛盾顯得比較多。這個時期有幾本佛道之爭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顧歡所作的《夷夏論》，從夷夏之辨的角度來討論佛道關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調和兩家，稱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卻又認為，華夏民族是一個文明的民族，儒道對之最為適合，而佛教則更適合夷狄之幫，因為夷狄之人比較野蠻粗俗，所以佛教講的天堂、地獄可以威脅他們，而我們是禮儀之幫，所以我們有儒有道就夠了。另外，還有一個南齊末年的道士，假托張融之名，作了一個《三破論》，對佛教批評得相當尖銳，認為佛教「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從修身、齊家、治國三個方面，對外來的佛教展開全面的批評。我們也可以看到，來自于佛教徒對這三破論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值得注意的是劉勰的《滅惑論》，對其中逐條進行批評，有些批評還是很有說服力的，比如人們說梁武帝信了佛教，國家就破國了，他說佛教傳入之前也有很多國家滅亡了，所以不能把國家滅亡的原因簡單地歸結于佛教，同樣佛教傳入以後，也有一些朝代是很興盛的，所以不能只舉滅亡的朝代而不舉興盛的朝代。 　　這個時期佛教徒對道教的攻擊，有兩點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一是繼續把道家與道教作了區分，利用道家來攻擊道教。這個時期就有人明確提出，現代的道士，開始于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把道家與道教區分的同時，就對老莊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為鬼道、鬼法、妖法。這一點，在三教關系中非常重要，因為這正好又從反面促使道教在這個時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從理論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這體現出了歷史的辯證法，從反面對它的批判與攻擊，卻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與發展。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佛教徒對道教的攻擊，往往給道教帶上一頂帽子，叫做：「挾道作亂」，指責道教常常組織叛逆。而歷史上道教自民間而起，道教也確實多次被民間起義所利用，這情況一直到東晉時期還有，這樣就被佛教徒拿來作為攻擊道教的話柄。批評道教「犯上作亂」，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來限制或者打擊道教的傾向和要求。所以我們說，這個時期的佛道之爭，往往並不僅僅只是一種宗教沖突，有時甚至表現出一種政治斗爭的傾向。只是在客觀上，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與民間起義相結合的民間性，並促使它加快完成貴族化、上層化的過程。 　　這就體現出沖突與促進之間的矛盾，促進之後，又會在更高程度上展開新的沖突。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間的關系，他們彼此之間的沖突與融合，確實是交互進行，相互促進的。 　　儒佛關系：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儒佛之爭的一個重大事件，是范縝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佛教展開的全面批評。范縝《神滅論》的提出是有一相當大的歷史背景的，當時不少作為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對外來的佛教，從社會經濟、王道政治、倫理綱常、哲學思想等等諸多方面，都展開不少批評。其中有些批評還有說理的成份，有些批評則純屬謾罵，比如：隨心所欲地解釋佛，說佛是什麼，佛者戾也，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為佛。這就不是一般的討論，而是一種惡意謾罵。 　　在這個時期，儒佛之爭有很多問題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除「神滅神不滅」之爭外，還有因果報應之爭、佛法與名教之辨、夷夏之辨，這些都是當時討論比較激烈的問題。這些討論，從現有的資料上看，理論上的討論在南方展開得比較多，而采取比較多的謾罵及實踐上的打擊，則在北方比較多。北方好武功，理論上的討論比較少，而東晉之後學風南移，文化學術也以南方為興盛。同樣一些討論，如南方會討論「沙門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則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稱帝王就是當世的如來，拜帝王如拜佛。這里就表現出了南北的差別。 　　三教一致論：上面講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對儒佛道三教的發展及其關系的演變，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夠並存，並能夠從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三教一致論也有了新的進展。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來呼籲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較重要的，比如說晉宋之際的宗炳，其在《明佛論(神不滅論)》中強調，儒佛道三教的聖人都是勸人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齊時的張融，專門對儒佛道三教的關系作出論述，認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現差別，是出于人們對它們的不同看法而已。歷史上留下一個說法，據說張融臨死時，左手拿著一部孝經和老子，右手拿著一部《小品》與《法華經》，表示他至死，仍然堅持三教一致與三教並重。儒家中間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來呼籲三教是一致的，比如東晉時的孫綽，他在《喻道論》中認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張三教一致論，最有名的則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說」，不過，其中卻有一種把儒與道說成來源于佛教的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詔》中，把釋伽牟尼與孔子、老子說成是師徒關系，認為孔子、老子都是釋伽佛的弟子，所以他曾經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則比作天上的星星。進一步研究我們也發現，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說，很可能來源于當時的一部偽經：《清靜法性經》，此經現已亡疊，但北周時期道安所寫的《二教論》曾經引述其論，里面講到佛陀派了三個弟子到東土來傳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來的弟子。梁武帝之說可能受此影響。另外，現在隨著研究，大家也都傾向于認為，這其實是一種佛道之爭的產物，因為當時道教也曾經提出過三教同源說，認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晉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經》，里面提出，孔子問禮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關化胡，為佛陀之師，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師。由此可見，同是三教同源之說，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場，抬高自己的現象。 　　另外，在這個時期，在強調三教一致的同時，我們注意到，儒佛一家的說法特別盛行，尤其是現在留存的大量佛教徒的著作，強調儒與佛的一致，如東晉慧元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其書認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其說可為其代表。

(三)、隋唐五代時期的三教關系

　　隋唐時期，儒佛道三教關系又有新的發展。這個時期政治已走向統一，為了加強思想文化上的統一和統治，帝王一般都對儒佛道三教采取了重視與利用的態度。一方面，唐代重新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與道，作為它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補充，推行三教並重這樣一種宗教文化政策。所以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儒佛道逐漸形成了三家鼎立的局面。 　　這個時期，三教關系的基本特點，是三教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上雖然爭論不斷，但三教融合的總的趨勢，卻始終不變。儒佛道三教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的沖突、碰撞，到了隋唐，大家都發現，實際上誰也吃不了誰，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推翻不了誰。所以，在這個隋唐時期，作為儒佛道三教，它們更多是清醒、自覺地意識到，對于它們自身來說，也許更為重要是對其它兩家的思想加以吸收，以此來充實更新發展自己，這也許要比簡單地打擊對方、消滅對方更為重要。所以在這個時期，儒佛道三教中間出現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家，他們都從自家發展的需要出發，也從迎合大一統社會政治文化的需要出發，來提倡三教融合、三教歸一，並主張在理論上相互包容，相互融合。 　　當然，這種包容與融合，都有各自不同的基點，也都立足于自家發展的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提倡三教包容、三教融合，目的在于借鑒其它兩家的思想來充實自己、發展自己。隨著三家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加深，以至于在唐末，逐漸形成了所謂綿延上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儒佛道在修心養性，即所謂心性論、心性哲學和心性修養等方面，在許多問題上都達到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儒家：這個時期，在三教融合的趨勢中間，儒家一個代表人物，隋代的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提出三教歸一的主張。唐初的文人王績，也提出了孔子、老子和釋迦牟尼，他們的教法及根本精神是一致的觀點。唐代著名的哲學家柳宗元，也對儒佛一致提出過自己看法，並對好友韓愈的排佛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韓愈那樣做，只看到了佛教的形式和表面，而沒有看到形式下面所包含的實質內容，比喻其只看到石頭，而沒有看到石頭里面隱含的玉。這也表明，到唐代這個時期，儒家學者對佛教的認識已經更加理性化了，並把佛教所表現出的形式，與其中所包含的有價值的內容作了區分。這就為唐代直到宋代，儒家對佛教的價值和內容加以融合和吸收，提供了基礎。 　　佛教：這個時期佛學的三教一致論也是很多的，比如中唐時期的神清，其代表著《北山參玄語錄》，在書中力主三教一致。比他稍微晚一點的，則有宗密，所著的《華嚴圓融論》，書中也提到了三教一致，三教可以並行，雖然里面也強調了三教的不同，但是更強調共同發展，而不要相互排斥。當然，宗密是站在華嚴的立場上談三教一致的，並把華嚴的教義提得最高，力圖站在華嚴的立場上回過頭來統攝儒道兩家學說。 　　另外，這個時期佛教在強調三教融合時，有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比方說，為了加強與儒學的融合，也為了強調與中國傳統倫理名教的調和，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以之為內容的偽經。偽經在唐代之前就有，但到了唐代卻大量出現，這不能不讓人審視其所具有的特殊歷史現象。現在經常被人所引用的，比如《父母恩重難報經》就是在唐代出現的，一些強調忠君孝親、強調封建綱常倫理的佛經，也在這個時期出現，像宗密的《盂蘭盆經疏》，里面特別強調了佛教的孝道觀念。這里面還牽涉到儒佛相爭的一些核心問題，比如佛教有沒有孝的觀念？佛教到底有沒有孝道？ 　　還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大多數中國化的重要宗派，也都在隋唐這一時期形成並出現了，其中除法相唯識宗印度化色彩較濃外，應該說，其余重要宗派都是在佛教基點上，在其思想理論上實踐著儒佛道三教的合一，我們可以在每一個宗派思想中看到它們對儒和道思想的融合。 　　道教：隋唐時期的道教，是中國道教發展的興盛期。一方面，唐太宗認為李唐居國，李老當然名列于前，所以道教徒的地位空前提高，而《道德經》與老子崇拜也成為道教的主流。即便到武則天時期，她刻意抬出佛教為其張目，同時也還保持對道教的重視。 　　這一時期道教教團嚴整、禮儀完備，而其理論建構也空前繁榮，出現了一系列的理論體系，誕生一批道教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如成玄英、李榮、王玄覽、司馬承禎、杜光庭。他們主要的思想理論體系，也都是對儒與佛的東西進行融會貫通與兼收並蓄。 　　在唐代，道教經典大量出現(包括造做)，故而唐代還編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帝王政策之影響：我們也要注意到隋唐時期帝王對三教所采取的宗教政策，與儒佛道三教關系的演變，以及對三教各自地位的升降，都發生了密切的關系。比方說隋代，其建國得到了佛教與道教的一些支持和幫助，所以隋文帝與隋煬帝，雖然都曾經想過要恢復儒學，也曾經設想要恢復考試，但後來由于南北剛剛統一，一些考試的標準也一時難以確定，終致不了了之，因而在隋代，儒生的地位相對比較低下，還是佛道(特別是佛教)更為興盛。隋煬帝本人，更是一個崇佛者，突出的事例是他與天台宗創始人智　［豈＋頁］(智者大師)的關系。 　　這說明帝王作為統治需要和他采取的宗教政策，與儒佛道三教關系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同時，作為佛教、或是道教的上層人物，他們也有迎合政治、投靠統治者的表現，這應放在中國特殊的封建專制背景下來審視這一問題，既然因為三教的興衰，往往與帝王的政策直接相關，所以從佛道二教從自身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就不能不處理好與帝王之間特殊的關系。 　　此外，還要注意到這個時期，特別是在唐代安史之亂前後，帝王的宗教文化政策的相關調整。其前，某些皇帝推崇佛教，而某些又推崇道教，同時，儒家又一直是主流正統，像唐太宗所說，是須臾不可缺少的，哪怕自己好佛、好道，這就面臨著一個三教關系如何擺平的問題？這問題在唐代前期爭論比較多，甚至皇帝多次召集大家來進行討論，到底哪個居前？哪個排後？唐太宗經常講，李唐居國，當然李老在先。到武則天上台，又下一道詔書，說道士要排在後面，當然應該把和尚、尼姑排在最前面。 　　但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進入一個轉折點，由興盛而走向下坡，在三教關系上，就不再太特別有意地去扶植哪一家、推崇哪一家了，而更多的則是側重于三教的和解。有時帝王會親自參與，以促成三教的和解，特別是到了唐則宗以後，他促成三教和解中，不再持支持一家而壓倒另一家的態度，這樣，客觀上就造成了三教的沖突與爭論慢慢給淡化了下來，所以唐代後期，三教的沖突顯得比較少。 　　到了唐武宗滅佛，更是三教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因為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原因，還加上一位道士，唐武宗就異常崇道，並隨後采取了大規模的滅佛事件。這一滅佛事件，是中國佛教史、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事件，這以後，唐王朝逐漸走向了衰落，而中國佛教在歷史上所謂的鼎盛時期，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唐武宗之後，中國佛教的發展就逐步走向了衰落。 　　五代十國時期：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又出現了南北不同的割據政權。從現在的資料上看，這個時期的統治者和統治政權，大部份都奉行崇道，所以在五代十國時期，道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道經在收集整理上，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佛教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南方社會相對安定，帝王也相對比較多崇佛的人，所以佛教還相對地有所發展。而北方社會動盪不安，政局大多不穩，這個時候的統治者，他需要將沉重的賦稅、勞役壓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因而這時期的佛教寺院往往成為那些不滿于現實、也不願意承擔賦稅勞役人的躲避之處，寺院也就往往成為統治者特別關注的對象。由一些資料表明，這時期佛教內部也出現了一些不太好的行為，比方說比較流行的，有所謂燒身、鍊指這一類的自殘行為，這樣既破壞社會勞動力，也有違背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所以不但老百姓不滿，統治者也不滿，所以北方政權一般都對佛教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限制措施。其中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采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于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于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四)宋代之後的三教關系

　　到了宋代以後，儒佛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相互滲透，變得更為加深。唐宋之際，形成的所謂三教合一的思潮，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主流。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三教合一，構成了近千年，中國思想發展總的一個方面。 　　儒學：從漢魏之際開始出現的三教融合的趨勢，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回顧一下，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論，主要是強調儒佛道三教都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這樣一種功能。到了隋唐時期形成的所謂三教一致，三教鼎立，這時三教各成體系，都立足于本教，而對另外兩家加以融合吸收。到了宋代以後的三教合一，它的重點，則是以新的儒學為合一的基礎。當然這里講以儒學基礎，不等于佛教、道教也都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而是說，他們都主動地迎合新儒學的理論，迎合社會發展對新儒學的定位。在這樣一種新的形勢下，佛教、道教這時提出的三教合一，就容易提出三教合一于理這一個概念。大家知道，宋明理學，是以儒學為其主要標志的，三教合一于理、同一于理，這表明了佛道兩家對宋明理學的一種迎合。 　　這樣一種三教合一的思潮，標志著儒佛道三家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儒佛道三教經過長期的沖突、融合，在中國這個土地上也終于找到了他們共同的歸宿，也找到了他們共同的搭檔、找到了一個彼此組合最佳的方式，就是：以儒學為主，以佛道為輔。 　　在南北朝時期，三家都恨不得能把對方消滅，到了隋唐時期，發現消滅不了，大家于是立足于本家，吸收融合對方以發展自己，也可以說是進行共同競爭，而到了宋明以後，實際上，由于社會文化多種的原因決定了，最後發展成為以儒學為主導，而佛道輔其左右的組合關系。這種關系到後來就基本上相對穩定，誰也排斥不了誰，誰也超越不了誰。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可以在地位上越居佛道之上的，因為儒家始終被確定為官方正統的統治思想。 　　佛教：那麼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們再來看佛教的發展，我們會發現，佛教主要特點則體現出一種內外融合的趨向。所謂內外融合，于內，它從隋唐時期的分宗立派而走向了混同融合。大家知道，隋唐時期形成了中國各個不同的宗派，八大宗派，各居山頭、各自為宗，到了宋代之後，它們卻慢慢地也走向了融合。作為這種融合的先聲，在唐代的宗密，就已經提倡了禪教的一致，宗密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他說：「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不相違背」，這便成為後來禪教一致論的重要依據。在隋唐時期，禪與教如果還有區分的話，宋明這個時期，教界內則更多提倡的是融合，到了北宋時期的永明延壽，就以此為指導，編成了《宗鏡錄》100卷，力主禪教一致、禪教並重。 　　此外，從社會需要來說，淨土法門由于它的簡便易行，迅速得以流行，後來諸家各派，在強調融合的同時，便也都提倡兼修淨土，所以淨土的「念佛法門」成為中國佛教諸宗各派普遍采納的法門。到了明清時期，在佛教發展更加衰落的時候，佛教也從自身尋找原因，反思自身所出現的種種腐敗衰象，所以又有很多人重新呼籲，要求嚴守戒律。這樣，就真正出現了禪、淨、教、律合諸一體的大融合。 　　佛教對外，則更多地是強調三教的融合。在入宋以後，居于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佛教在自身強調融合貫通的同時，也更多地強調了三教的融合，以及三教的一致。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天台宗的孤山智圓，以及宋代禪師契松，他們都是有名的三教融合論的提倡者，不僅是提倡，而且他們確實在思想上、理論上做了很多的匯通工作，而且頗有成就，特別是對儒與佛兩家，做了大量的比較研究以及相互貫通的工作。 　　此外，還值得重視的是明代的「四大高僧」，他們中興佛教，在當時的佛教發展中，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四個人，幾乎每一個人，其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都是三教融合。一方面，他們都積極倡導三教融合，另方面，他們也為三教融合，做出大量理論上的工作。他們都有很多的著作，也都遍諸儒佛道三家的經典，如老莊、四書、周易。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是三教關系研究中大家關注的一個重心。這都反映入宋以後，宋元明清歷代，中國儒家、佛教、道教三家關系日益加深，它們已不再孤立地發揮其自己的作用，而是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共同進步。當然，不同時期也都還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道教：宋元金遼時期，是道教發展的高峰時期，其標志為許多新道派的出現。在北方，以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為代表，而南方，則以正一道、淨明道為代表。這些道派，其思想理論體系，也大都都建立在三教融合的思想上。 　　其中，最具代表的是以鍾呂金丹道為肇始的內丹修煉術及其相關道派的興起，尤甚是全真道，于元代一躍而為中國歷史上的代表性道派，到了明代在統治者主持下道派進行合併之後，全真教與傳統的正一道派半分天下、各領南北。作為鍾呂金丹道為代表的內丹修煉術，其突出主張就是「性命雙修」，其性功，修的是佛教的心性之功，而其命功，修的則是道教自有的內養之術。至于全真道，則更是以三教融合作為它立宗的基礎，王重陽勸人讀三經，分別是：《道德經》、《心經》與《孝經》，其創立全真道而入山東傳教時，所組織的所有煉養團體，均以「三教」冠其名，如：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而其所有學說與理論，也都在三教思想中體現出來，其自言：「三教收來做一家」。 　　再如淨明道，更是傳統天師道與宋明新儒家的結合。其全稱為淨明忠孝道，冠以儒家忠孝的核心名相，其所稱淨明，指的是正心誠意，其所稱忠孝，指的是扶植倫理綱常。當然，他也重視符篆道術，可見其本質，仍不失其道家立場。 　　民間的三教信仰：此外，入宋以後，佛教與道教在民間以及與民間信仰的結合，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現象，值得我們重視。這也是中國的佛教與道教發展到明清之後的特點，與民間信仰緊密結合，並于其中分化出了許多民間宗派以及民間的宗教信仰組織。同時，它也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習俗、節日結合得更加緊密，這種結合都不會是單純的佛教、或是道教與它的結合，往往是一種同時兼收的融合現象，比如儒佛道三教的教主，都會被當作神靈一同祭祀。這種現象延續至今，現在于南北鄉鎮的佛寺、道觀中，我們可以依然可以看到不少都同時供奉著佛和神仙，這都充分反映出中國宗教文化發展的某種特性。 　　就在儒學里面，三教融合，也曾經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出現一個所謂的「三一教」。雖然宋明理學也是以與佛道融合為其基礎，但「三一教」卻顯得有些不同，而是把儒學推向極端，使之帶有宗教性質。它是在明代萬歷年間出現的一個叫林兆恩(？)的儒生，他創立了一個以儒學為主，並融合三教的「三一教」。他強調的是三教同源、三教同理，並把三教比作一棵樹上的三個樹杈。然後在各地，設立所謂的「三一教堂」，敬奉四大偶像：一個孔子(叫儒仲尼氏)、一個老子(叫道清尼士)、一個釋迦牟尼佛(叫釋牟尼士)、還有一個他自己(叫夏吾尼士)。有人認為，「三一教」是儒家宗教化的一個成功的例證。整個中國的儒學最後是不是成了宗教，有眾多不同的爭論，但「三一教」的出現卻是一個儒家宗教化的代表性事例。

　　200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