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華傳統生態文明(張偉然)

佛教與中華傳統生態文明

張偉然

本文的題目是一個大題目。筆者近年來主要從事佛教地理研究。2006年以來與研究團隊一起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長三角人地關系過程中的佛教因素》(49531197)的研究工作[1]，最近又接受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委托項目《中國傳統環境文化發展概況》[2]，對這一問題略有些思考。具體的細節研究當然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在此先將我們工作過程中的一些總體思路和目前已經取得的初步認識稍作匯報，希望得到有關專家的批評指教。

一、佛教是中華傳統環保思想的重要理論資源

中國傳統的環保思想，近年有人以「休養生息」四個字進行概括。「休養生息」在古代是一個政治術語，用來描述輕徭薄賦的國家政策，意為與民休息，清靜無為，尊重事物的生長規律。其中，「休」，像人止于木下之形，意為「停止、中止」；「養」，《周禮•疾醫》云：「以五味五谷五藥養其病」，其含義為「治療調養」；「生」，意為「發育、生育」；而「息」，則指「生繁、孳長」。這些本來與環境關系不大。但近年來，人們在研究環境問題時，常藉它來說明中國古代的環保思想，雖于典無據，而意思卻十分貼切。因為「休養生息」描述一個「休止——調養——生育——孳息」的過程，其含義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思想高度一致。中國古代環保思想的核心也是主張人類活動不要過多地干預自然。

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都有關于休養生息的思想資源。其中，儒家占據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佛家對下層民眾影響特別廣泛，因而儒、釋兩家的思想資源顯得尤為重要。佛教緣起論的哲學基礎與因果報應的生命邏輯，大千世界的宇宙模式與眾生平等的道德觀念，以及僧侶選擇山林進行清修的行為模式，無疑構成了中國傳統環保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理論淵源。

二、佛教觀念制約信眾的環境行為

佛教作為一種文化體系，它在中國古代不僅是為傳統環保思想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理論資源，而且它還為信眾制訂了諸多行為規范。其中有不少是具有環境意義的。

最重要的當然是通過戒殺、放生，對野生動物起到了明顯的保護作用。已有學者注意到，由于古代寺院往往占有大量的山林、水體，這些區域幾乎具有如今「自然保護區」之類的意義。其實還不止此。從分類上著眼，至少還有兩類較突出的環境行為：一是佛寺建築的布局，大多附設有園林，對環境具有明顯的美化作用。這一點，不獨鄉村寺院為然，城市中佛寺的環境意義更加明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一直不考慮服務普遍百姓的公共空間，因而寺院在事實上也就肩負了公園以及避暑勝地之類的作用[3]。

其二是由于佛教觀念的影響，很多信眾願意在身後選擇火葬，漸次形成民間習俗。而這一點是具有環境意義的，尤其在地狹人稠的長三角地區，可以節約土地資源。

就影響人群、影響范圍來說，佛教觀念其實遠不是止對信眾起作用。中國佛教僧侶在總人口中當然是一直只占少數，以在家眾而言，不便、也缺乏統計，其數量在總人口中很可能也不占多數；但是，佛教的影響是普遍的、深遠的。這一點，只要看一下傳統的歲時習俗便可以得其大概。四月八的佛誕節、七月十五盂蘭盆會、年底的臘八節，還有其他眾多佛菩薩的誕日，各地都普遍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並且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傳統歲時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佛教對環境的影響是不以信眾為限的。

三、佛教參與塑造地表景觀

這一方面，筆者著重想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尤其吳淞江流域，因佛寺而興的市鎮特別多。較著名的如：七寶鎮、龍華鎮、法華鎮、青龍鎮、南翔鎮、真如鎮、方泰鎮、天通庵鎮。以致有學者在研究太湖流域的市鎮問題時指出：「以寺成市，因廟成鎮，是太湖流域市鎮發展的又一特點……通觀太湖流域市鎮的興起，其中有相當數量無不與寺院宗教活動有關。」[4]

這樣一種地理現象，其意義不僅在于市鎮作為較高級別的居民聚落，它本身是一種地表景觀，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同時是形成其它地理景觀的基礎。近年來歷史地理學界正在興起用GIS技術研究人類在地表活動的演進過程，從自然環境變遷、到人類對環境的改造和利用、到居民聚落的形成、再到社會文化層面的變遷，這中間，聚落數據特別地具有一種數據骨格的作用[5]。

不獨長三角一隅為然，在其它地區，特別是藏傳佛教地區，因寺而成鎮的現象也所在多有。只是其密度存在著地區差異而已。

筆者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一現象的形成機理，目前正在指導學生對這一現象進行專題研究。初步的感覺是，它與香市存在著密切聯系。

長三角地區的香市自明末以來就引人注目。張岱在《陶庵夢憶》中有云：「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此事雖因佛教而起，但其內容則廣及生民所需，「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6]

事實上，這樣一種地理景觀的形成，無疑有著更悠久的歷史。目前因為記載缺殆，難以確證其具體形成時代，但筆者據其它相關現象推測，如朝山進香風氣的形成等等，可以肯定，將其形成年代上溯到明中葉以前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近代以來，由于上海作為長江三角洲乃至更大范圍內龍頭城市而興起，上海附近從清中葉以後漸次聞名的龍華香市和靜安香市也日趨繁榮。到1930年代，由于一曲《龍華的桃花》風靡整個華人世界，與龍華香市相表里的桃花幾乎成為上海整個城市的一張名片。直到1960年代以後，這一景觀才漸趨于衰亡。

應該說，這也是中華傳統生態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可以折射出當時特定條件下的人地關系。

四、佛教協調人與社會的關系

在這一題目下，筆者想說兩個問題。其一，佛教集團占有大量的自然資源，包括土地、山林、園圃、水體；以致在土改時，很多地方最大的地主都是「寺院地主」。雖然，從唐代以降佛教內部也強調生產勞動，有所謂「農禪合一」之說，但總體而言，這些土地大多數還是出租給佃戶種的。就是說，佛教一直在作為一種自然資源的組織力量而存在。這里面，對于協調人與社會(同時也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有積極作用的。

還有一點更為重要。由于受季風氣候的影響，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在現代以前，中國一直缺乏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動員機制。雖說各級行政官員守土有責，但並沒有明確的職責范圍，更沒有考績標準；因此，漢魏以降，中國社會上的慈善事業往往由佛教承擔。舉凡賑災、救濟，甚至旨在振興儒家文化的辦學事業，往往都需要倚仗佛教的力量。這實在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

由于所做工作有限，目前我們尚不能對佛教在社會動員方面所起的作用進行深描。唐忠毛教授正在就近代上海的佛教慈善事業展開研究，已經發表了一些專題，他的成果可望在這一方面提供參考。

以上，應該是佛教與中國傳統生態文明這一問題中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就是橫向與儒家、道教在中國傳統生態文明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比，也應該算得上犖犖大者。當然，這僅僅是個論綱，希望能通過進一步的工作對此取得更深入的認識。

注釋：

[1]這一項目的研究人員除筆者外，包括唐忠毛(佛教慈善事業)、王明強(香市)、竺暨元(因佛教而興起的市鎮)、歐陽楠(佛教經濟)。

[2]這一項目除筆者外，還包括梁志平、于薇。

[3]這方面，筆者指導顧晶霞撰寫了一篇題為《唐長安城公共活動的空間分異——以佛寺為線索的探討》的碩士學位論文，目前尚未正式發表。

[4]魏嵩山：《太湖流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頁249。

[5]這方面的，可參考滿志敏教授的有關研究。滿教授相關成果甚豐，茲不贅引。

[6]《陶庵夢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