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濟學(佩尤托)
佛教經濟學 佩尤托 《法音》
譯者附言：
《佛教經濟學》(BuddhistEconomics)一書是泰國佛教學者佩尤托(VenerablePrayadhpayutto,1939-1992)出版的專著，1994年又出了補訂版，英譯者為Dhammavijaya和BruceEvans，該書在西方學界產生了積極反響，1994年獲得法國尤奈斯庫和平教育獎。作者在書中將古老的東方佛教智慧與現代經濟學的知識熔為一爐，試圖診治自由市場經濟給人類帶來的根本問題，諸如增長癖和無限發展偏執狂，過度消費與過量生產等。作者觀點鮮明，針對性很強，對于迷信兩現代化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盲從者具有一定的解惑作用。
本文譯自該書修訂版(泰國曼谷佛學基金會1994)第1章。
討論佛教經濟學首先遇到的疑問是：這樣一門學問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它有沒有存在的可能？一位佛家的和尚寂寞地行走在乞求施舍的旅途上，這種景象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不會聯想到經濟活動上去。而摩天大樓、購物中心和股票交易所之類才適合于引發此類聯想。現在，我們已經熟知的「經濟學」是西方式的，我們在談論和思考經濟學方面的問題時所使用的語彙、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全都是西方的。因而，當我們講到一種佛教經濟學的時候，很難避免諸如此類的條件束縛。我們會發現自己實際上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和概念去討論佛教。儘管如此，我在本書中仍然期望至少能夠提供某些適用于經濟學的佛教觀點。
經濟的思想早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已存在，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卻是在工業化的時代才得以形成一門學科。如同在這個專業化的時代中出現的其它學科，經濟學變成一種狹窄和孤立的研究領域，似乎同人類的其它活動或其它學科不大相干。
從理論上講，科學應當能夠解決人類所面臨的複雜的、相互交織的問題。但是由于經濟學切斷了它同其它學科的關聯，切斷了同更廣闊的人類活動領域的聯系，所以它在面對當今倫理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況且，它對我們的市場導向的社會施以巨大的影響，狹隘的經濟學思維事實上已成為我們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
把經濟學看作科學，究竟值得嗎？雖然有許多人相信科學可以拯救我們，但畢竟局限甚多。科學所揭示的僅僅是有關物質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僅僅從物質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話，便無法得到有關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在自然的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狀態，那麼，人類的問題也必然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單面的科學的解決方式注定要失敗，問題和危機注定要蔓延開來。
對于我們的工業化和專業化的解決問題方式來說，最明顯最危險的後果便是環境的惡化。環境問題已經變得如此迫切，人們不得不開始意識信奉單一的、孤立的學科視角而忽略廣博的視野是多麼愚蠢。他們正開始站在更寬廣的視域中來看待人類的活動，關注這些活動對個人生命、社會以及環境所產生的作用。
從佛教的觀點去看，經濟學不能從知識的其它分支中孤立開來。經濟學無非是解決人類問題的眾多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以佛教為基礎的經濟學，即「佛教經濟學」，當然也不是一門可以獨立自足的學科，而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學科中的一種，它們為著社會、個人和環境的相互共生的總目標而發揮作用。
將佛祖的教誨同經濟學相結合的最早嘗試之一是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佛教經濟學」這個詞組也出自該書)。在論述佛教經濟學的那一部分，舒馬赫先生是從佛陀的「崇高八正道」要求開始的。他強調「正命」(RightLivelihood，即正確的生活方式)的因素包含在八正道之中，換言之，就是佛教的生活方式昭示著一門佛教經濟學的必要性，這乃是舒馬赫先生論證的出發點。
回過頭來看，我們發現《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之寫作，以及隨後引發的某些西方學者對佛教經濟學的興趣，其實都是對某種危機的現實反應。西方學術的分科和概念結構已經抵達了某種死胡同的終點，假如還不算死胡同的話，至少也是一種轉折之點，需要重新確認新的思想范式和方法論了。這就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反思他們那種孤立的、專業化的研究方式。消費主義的無節制蔓延對于環境的嚴重影響已經迫使經濟學者產生出生態的自覺意識。有些人甚至提出所有的經濟學專業的新生都應該將基本的生態學納入他們的課程表中。
唯物論者關切的主要是物品，而佛教徒關心的主要是解脫。但佛教走的是「中道」，因此不可能敵視物質福祉。妨礙解脫的不是財富而是對財富的執著；不在于美好事物的享受而在于對美好事物的渴望。所以佛教經濟學的主要旨義是簡樸及非暴力。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其舉止的絕對合理性——不可思議的「小」卻意味著令人極其滿意的結果。
對于現代經濟學者而言，這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他慣于以年消費金額來衡量「生活水準」，同時一再假設消費較多者比消費較少者「境況優越」。一位佛教經濟學家會認為這種途徑極端不合理：因為消費僅僅是人類福祉的一種手段，而其目標應是以最少量的消費贏取最大的福祉。例如，如果穿衣的目的是求取某種溫度的舒適及一種令人羨艷的外表，所要的工作是以盡可能少的努力，也就是說，以最少的衣服年破損量及使用盡可能少的勞動去設計，來達成這項目的。所花的勞動越少，就有越多時間及體力來從事藝術創作。舉例來說，當用不須剪裁的材質進行巧妙的折綴就能達到更好的視覺效果時，像現代西方那樣的繁瑣時裝裁剪就顯得非常不經濟了。明知有些材質很快就會破損而仍去制造是愚蠢之極，而使事情變丑陋、卑鄙或下流則是粗鄙之極。剛才有關穿衣的說辭同樣適用于人類所有其他的需求。對物品的所有權及消費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佛教經濟學是如何以最少的手段達成既定目的的系統性研究。
反過來說，現代經濟學視消費為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及目標，同時將生產的要素——土地、勞動及資本——當成手段。簡言之，佛教經濟學企圖通過最佳消費方式使人類獲得最大限度的滿足，而現代經濟學則企圖通過最佳生產方式來盡量擴大消費。顯而易見，維持一種以追求消費最適形態生活方式所需的努力，遠比維持消費極大化動機所需的努力要小得多。因此，我們毋須為生活在緬甸比生活在美國的壓力及緊張來得少感到驚訝，儘管緬甸所使用的勞動節約機器數量僅為美國的零頭。
很明顯，簡樸及非暴力是緊密相關的。消費的最佳形態，是藉由相對的低消耗率這種手段，產生高度滿足感，使人們得以生活得沒有壓力及緊張，並且符合佛教經義的主要教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當物質資源已到處呈現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那些以適當使用資源為手段來滿足其需求的人們，是比那些依賴高度使用的人們更易免于互相殘殺之苦的。同樣，那些生活在高度自足的地方社區的人們，不太會像那些依靠全球貿易系統維生的人那樣，容易介入大規模的暴力。
因此，佛教經濟學的觀點，以當地資源的生產來滿足當地的需求是經濟生活中最理性的方法，而依賴遠方的進口，並且需要為出口到不知名及遙遠人們的手中而生產，是高度不經濟的方式，惟有在例外的情況及小規模范圍內有其正當性。而現代經濟學家也得承認，在某人的居所和其工作地點之間，高度消耗運輸服務，標志著一種不幸而非高生活水準。因此，佛教經濟學家也會認為寧取遠方資源不取近鄰資源來滿足人類的欲望，標志著失敗而不是成功。前者傾向于以某國交通系統所運載平均每人多少噸／英里數的增加這類統計，作為經濟進步的明證，而對後者——佛教經濟學家——而言，同樣的統計數字可能顯示消費形態出現一個高度不樂觀的惡化程度。
現代經濟學和佛教經濟學另一個顯著的差異，體現在大自然資源的使用上。佛陀教誨告誡人們一種虔誠及非暴力態度，不僅限于一切有知覺的生物，同時還特別強調樹木的重要性。佛陀的每位跟隨者每隔幾年必得植一棵樹並照顧到它能自己存活為止，佛教經濟學家毫無困難就能論證，這條規律一旦在全球落實，終會帶來真正的經濟高速發展而毋須任何外援。東南亞許多經濟的衰敗(像世界許多地方一樣)毫無疑問是由于對樹木的不注重和可恥的忽略。
現代經濟學由于其特殊方法是以貨幣價格為手段來等同並量化每樣事情的，以致不去區別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物質。因此，有關不同類別的燃料，像煤炭、石油、木材或水力，現代經濟學所看到其中的惟一不同，就是每個同值單位的相對成本。最便宜的自然而然受到偏愛，如果不如此就是非理性及「不經濟」。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可不是如此。這邊不可再生的燃料，如煤炭及石油，和另一邊可再生的燃料，如木材及水力之間的基本差異，不能簡單地予以忽視。不可再生的物品，惟有在其不可或缺，並且以極細心和最小心謹慎的態度去保存時才能使用。不經意的使用或揮霍這些不可再生的物品，是一種暴力的行為，當在這個世界上要想做到完全非暴力屬于不可能的情況下，對人類而言，其全部行為致力于非暴力的理想，仍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如一位現代歐洲的經濟學家不會把將所有歐洲藝術寶藏以誘人價格售予美國一事視為一項偉大的經濟成就一樣，佛教經濟學者會堅持，某個群體的經濟生活如依賴不可再生的物品，就是寄生在資本項目，而不在收入項目上。類似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可能維持久遠，只能純屬權宜之計。當世界不可再生的燃料資源——煤炭、石油及天然氣——在全球的分布極其不均，且在數量上毫無疑問又極其有限時，以前所未有的增長率來開采這些資源，很明顯是一項對抗大自然的暴力行為，這必然不可避免地導致人類之間的暴力。
佛教經濟學在實時經驗和長期遠景所做的探討，即使對那些相信經濟增長是在「現代的成長」及「傳統的停滯」之間做選擇的人，也是有參考價值的。這是一個尋找發展正確途徑的問題，在唯物論的漫不經心及傳統論的靜如止水之間，找出中道，簡言之，即追尋「正命」。
佛陀有關善與惡的教導可以成為幫助我們進行此類主體的道德選擇的指南。不過正因為這種道德選擇具有主觀性，我們不能忘記這種選擇不可避免地發生在那個按照原因與條件的客觀原則而運作的世界之外。我們的倫理學以及從我們的倫理學自然引出的行為，構成了決定我們是誰的那些原因和條件，也構成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性質以及我們環境的狀況。
佛祖教導中的一個最深刻的教誨是這樣一種真理：內在的主觀價值是同外在的客觀現實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一精微的認識潛存在所有的倫理問題的核心之中，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只是粗略地知道他們的內在價值如何制約著外在現實。在物理世界中觀察原因與結果的規律是容易的：熟蘋果掉下樹來，溪水流下山崗；但是當人們轉而將自身作為從宇宙中分離出來的個體加以思考時，卻看不到同樣的因果規律適用于內在的主觀價值，諸如思想和道德態度。由于倫理學是「主觀的」，人們就以為它與「客觀」現實並無聯系。
按照佛陀的觀點，倫理正是在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架設橋梁的。與因果規律相符合，道德以「主觀的」原因的面目而運作，無形之中構成了「客觀的」條件。舉個例子來看的話，這一點就清楚了：道德問題總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我的思想、言論和行為是有助于還是有害于我，以及我周圍的他人呢？」實際上，我們依賴于倫理來調節我們主觀現實的不完整的欲望：憤怒、貪婪、仇恨。我們思想的性質雖然是內在的，卻不斷制約著我們的言論和行為的方式。我們的道德雖是主觀的，卻決定著我們在外在的、客觀的世界中之生活方式。
道德如何制約經濟學
可以肯定，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差異並不難辨識。對于任何一種經濟問題，我們既可以從全然的經濟觀點去考察，也可以從全然的倫理學的觀點去看。比如，你正在閱讀這本書。從倫理的觀點看，你的閱讀是一件好的行為，你被求知的欲望所驅動。這是一個道德判斷。從經濟的觀點看，情況就不同了：這本書可以看作是沒有利潤的原材料浪費。可見同樣的情況可以從不同方式去理解。
然而，兩種觀點卻又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一方面是現代經濟思維對于像倫理學這樣的主觀價值的拒絕，另一方面倫理學在經濟事務方面的影響又清晰可見。如果某一個社區不安全——那里竊賊群聚，暴力橫行，道路也事故頻發，那麼顯而易見的後果是：商人不會去那里投資，旅游者不去那里觀光，經濟因而受到牽連。反過來說，如果該社區的市民遵紀守法，自覺維護社區的安全與清潔，那麼必然會大大增加那里的商業機會，市政部門也無須在維持秩序與治安方面過多投入了。
不道德的商業活動會直接導致經濟上的後果。假如商人在食品生產中試圖用不合標準的成分以求增加利潤，比如在兒童食用的糖果中添入服裝顏料以增加色彩，在橙汁中加入化學制劑，給肉丸子中加入硼酸(所有這些都是泰國近年來所發生的)，消費者的健康就因而受到損害。這些偽劣商品的受害者要付出額外的醫療費用，政府也要花錢雇警探去調查和懲治肇事者。更加長遠的影響還有，受害者因身體狀況不佳而降低了工作效率，導致生產的下降。在國際市場方面，那些以次充好的非法經營者所冒的風險是失去顧客的信任，以致失去海外市場，他們從那些市場中獲取外匯的可能性也就大打折扣。
道德品性同樣對工業生產發揮著作用。如果工人們樂于工作而且勤奮進取，產量就會增高。反過來說，如果他們不忠于職守，沮喪或者懶散，這就會對產品的質量和生產的數量產生負面的影響。
進入消費領域來看，如果某一社會中的消費者崇尚奢華的價值觀，那麼他們就寧願追求那些華而不實的產品，而不喜歡質量上乘而外表樸素的產品。在另外一種崇尚務實精神的社會里，社會的價值觀並不傾向于奢華和虛浮，消費者會按照實用性來選擇他們的商品。顯而易見，在這兩種不同社會中的商品消費將會導致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效果。
廣告可以刺激經濟活動，但是往往付出的道德代價過高。廣告注定要追求流行的價值：廣告制作者追蹤大眾的渴望、偏見和欲求以便制作出與之相適應的廣告節目。廣告還利用社會心理學，為了經濟的目的而操縱大眾的價值觀念。由于其對大眾心靈的巨大影響，廣告具有相當的倫理意義。廣告的數量可以引起物質主義的高漲，而不合適的形象或信息則會傷害公眾的道德水平。絕大多數的廣告都向公眾灌輸著一種對自私自利的偏好，它們讓我們成為完美的消費者，除了盡情消費現代工業的各種產品之外，不再有更高的生命追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被塑造成了一批「飢餓的鬼魂」，為了滿足永不消失的熱望而追逐不停。而社會也就變成了利害沖突和物欲橫流的場所。
更有甚者，廣告增加了產品本身的價格，這樣一來，人們就得付出不必要的費用去購買不必要的東西。還有更多的奢侈和浪費：商品僅僅使用了較短時間就需更換，儘管它們的性狀還是良好的。廣告還迎合人們要求炫耀其擁有物，以此作為獲取社會地位之手段的心理。一旦品牌和派頭成為主要的標準，人們便盲目地花費不必要的錢去追逐昂貴的商品。在極端的情形中，人們受到追逐時尚的需要之驅動，幾乎喪失了自主性，他們不能等待片刻，省下錢去追求最新的流行物，他們只知道用信用卡付帳。花費大于收入的現狀將會導致惡性循環。一種更新潮的模式或時尚已被播下了種子，人們為了追新而日益陷入債務之中。在這種方式中，不道德的廣告會引誘人們走向財務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日社會有了「信息技術」的大量的應用機會，而這些技術卻多半用于產生「誤導信息」或制造新的迷惑。
在政治層面上，有關廣告管理的決策有待于制定和完善，是不是應該有某種調控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該是怎樣的調控呢？人們如何才能在道德關懷和經濟利益之間求得恰當的平衡呢？這就涉及到教育。應該找到教育人們認識廣告運作和影響的有效方式，同時讓人明白廣告的可信程度有多少。良好的教育應該尋求讓人更加理智地做出購物決定。以上關于廣告的問題顯示出在社會中的行為應如何從多種觀點去考察，而這些不同觀點又是相互聯系的。
采取一種更寬廣的視野，問題也可以被視為如下的情形，那就是自由市場體系本身歸根結底還是建立在起碼的道德基準之上的。自由市場體系的自由在不正當競爭中會喪失殆盡；通過影響來實現壟斷便是常見的例子，雇佣殺手去行刺競爭對手則屬于極端的例子。以暴力手段消除對手，這等于宣告了自由市場體系的終結，儘管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不會提到此種方式。
從倫理的意義上說，經濟活動必須按照不傷害個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方式展開。換句話說，經濟活動不應該對自身造成損害或對社會造成動盪，而是應當加強這些領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將倫理價值作為重要因素運用到經濟分析中去，那麼可以說一頓便宜而營養充實的餐飯當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價值。
于是，由佛教所啟發的經濟學將努力去發現和接受一切事物的真理。它會帶來一種觀照倫理問題的更寬廣也更複雜的眼光。一旦倫理學被當作一種合法的關注對象而得到接受，道德的問題也就成為在整個因果過程中要加以研究的因素了。不過假如我們不考慮倫理方面的因素，經濟學就無法推進對整個因果過程的理解，因為倫理學在其中構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人說現代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具有科學性的。事實上，經濟學家們只考慮到可測量的數量方面的因素，就對他們的科學方法感到驕傲。有些人甚至認為經濟學純粹是數字的科學，用數學公式就足夠了。在其追逐科學性的努力中，經濟學忽視一切不可量化的、抽象的價值。
現代經濟學家把經濟活動看成是與人類其它活動毫不相干的，他們陷入了工業化時代的狹隘的專業本位之中。經濟學家以專門家自居試圖在考察人類活動時排除所有的非經濟因素，只是集中于一種單一的視點，那就是他們本專業的視點。
近些年來，對經濟學的批評甚至蔓延到經濟學家的陣營內部，他們對此種「客觀」立場提出質疑，並認為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最受價值影響的學科。可以這樣發問：經濟學怎麼可能與價值無關呢？實際上，價值是植根在人類心靈之中的。經濟的過程始于需求，繼續發展于選擇，終結于滿足，所有這些環節都是心靈的功能。就這樣，抽象的價值與經濟過程的開端、中繼和結尾相伴始終，經濟學家要想脫離價值是不可能的。當然，也有許多經濟學家避免關注任何價值問題、倫理問題或精神品格，他們不顧如下事實：這些方面都與經濟息息相關。正是由于經濟學者缺少倫理學的訓練，忽略精神價值和人類欲望的重要作用，這就成了他們的主要弱點，使他們無法解決他們本應該解決的問題。
如果世界想要從過分消費和過量生產的蹂躪中獲得拯救，經濟學家必須學會理解倫理學對于他們領域的重要性。正像他們應該學習生態學一樣，他們也應該學習倫理學，弄清人類欲望的本質，獲得全盤的透徹的了解。而這里恰恰是佛教所能給予極大幫助的一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