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初探(黃夏年)

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初探 黃夏年

趙樸初是當代中國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的又一大家！本文提出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認為它包含了走「人間佛教」的道路、實踐「愛國愛教」的原則和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或「相適應」三部分內容。並且對此三部分內容分別做了闡述。本文認為，此三者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可缺一，由此支撐了當代中國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此外，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與太虛、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既有繼承關系，也有與之不同的地方。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都具當代性，關注現實，提高佛教徒素質，關心佛教文化的發展。但是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現實環境下提出的，與太虛和印順所在的社會環境是不同的。所以趙樸初超越了太虛和印順「人間佛教」思想，並使「人間佛教」思想更具可操作性和現實性。

趙樸初居士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省太湖縣。早年就學于蘇州東吳大學。1928年後，一直在中國佛教界內任職，曾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秘書、上海佛教會秘書、「佛教淨業社」社長、中國佛教會秘書、主任秘書等。1953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

2000年5月21日，趙樸初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本文討論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不對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走「人間佛教」的道路

人間佛教思想自古就是佛教的歷史資源。歷代佛教徒在「佛人在間」的思想指導下，參與社會，與時俱進，做出了成績。20世紀初太虛大師提出走「人生佛教」的道路，之後印順法師繼承乃師的遺志，努力發掘人間佛教的內涵，將人間佛教的思想進一步光大。趙樸初則是當代中國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的又一大家！

改革開放的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為當時工作任務的中心，佛教在轉型期的時代，如何適應社會，怎樣光大佛教的事業，續佛慧命，是趙樸初一直考慮的重大問題。由于中國佛教一直以遠離世間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其間又經過幾十年的磨難，人們對佛教已經非常隔漠，未來的中國佛教如何走下去，成為當代中國佛教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中國佛教需要解決的一個理論問題。趙樸初看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情況，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集中體現了祖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當然也集中體現了我們佛教徒的根本利益。」所以「今天我國各民族的佛教徒，應當和全國人民一道，投身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應當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提高我們為四化建設事業服務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在這個思路下，他把中國佛教的未來命運與社會主義社會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明確宣稱：「為社會服務，是我們佛教徒的天職。我們的口號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我們提倡『人間佛教』」。他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30年時，鄭重提出：「中國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歷史。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什麼是需要我們發揚的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和正確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一種思想，發揚三個傳統。」

趙樸初提出的「提倡一種思想」，就是「人間佛教」的思想，因為在他看來，「中國佛教是在中國土地上孕育成長的，它將滿懷信心邁向未來，邁向人間佛教的理想境界，一個全人類和平幸福、共同繁榮、昌盛的華藏莊嚴世界。」又從佛教徒的信仰修行來講，「蓋以人間為依止，慈濟為方便，實踐佛陀遺教，為佛弟子畢生修持之行願。」人間佛教思想是中國佛教在長期的歷史活動中總結出來的，他不僅有經典的根據，還有榜樣的力量，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趙樸初說：「我以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揭示了佛陀重視人間的根本精神。《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闡明了佛法與世間的關系。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又說：「《華嚴經》云：『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佛陀立教，以慈濟群生為本願。釋迦嘗教弟子云：『種植園果故，林樹萌清涼；橋船以濟度，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給行旅。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長』(《雜阿含經》卷三六)。又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妙法蓮華經》卷六)。是知佛徒實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以嘉惠群生為職志。」

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是新的歷史時期佛教的人間使命，他將太虛和印順等人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他抓住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將佛教的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進行圓融，認為「佛教『人間掙土』的思想含有社會主義思想因素。佛教徒對社會主義事業應當具有極大的信心和責任感。佛教的教義告訴我們佛教徒要『報國土恩；報眾生恩』，要以『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己任。佛經上說：『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我們的先輩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歷史上，我國佛教徒在農事耕作，造林護林，造橋修路以及保護歷史文物等方面，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他進一步從佛教的經典和歷史上找出根據，證明人間佛教的思想並非今天才有，而是過去早已有之，今天我們只是將這一思想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予以光大。他說：「我國佛教界為發揚佛陀利生濟世的精神，主張提倡以人為中心的『人間佛教』思想。事實上，人間佛教這一思想並非後人所創立，在《增一阿含》中佛告天帝釋，『我身生于人間，長于人間，于人間得佛。』中觀宗之祖龍樹在《大智度論》提出，『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瑜伽宗的祖師彌勒和無著在《瑜伽論》和《大莊嚴經論》中提出菩薩若不學習「五明」就不能證得一切智智。尤其是《大莊嚴經論》中提出化身佛教化眾生的四種示現以王巧為首。大乘的這些積極入世的光輝思想傳譯到中國後，為歷代的佛教大師所繼承和發揚，力求使佛教思想和民族優秀傳統進行有機的結合，使佛教的思想精神能體現在人們的日常身心活動和社會實踐中。隋唐時期在中國建立的幾大宗派幾乎都體現了這種精神和傾向，其中尤以禪宗為最出色，他們高標『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法印，使佛法與人生打成一片。中國佛教這種積極入世的態度，增強了自身在社會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人間佛教是原始佛教本來具有的思想，不過在中國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發展和體現罷了。

這個思想運動已經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程，它在佛滅後的第三個五百年中(隋唐時期)以洶湧澎湃的氣勢席卷了整個東亞地區，在各個不同語言的民族和國家中都結出令人稱羨的豐盛果實。所以，「我們一千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這一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取得極其巨大的成功。我們教祖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偉大理想己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化為具體地現實。在人類所創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己以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精美的文化遺產而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長期進行的『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中國佛教禪宗六祖在《壇經》中提出來的。六祖是中國佛教南宗禪的實際創立者，對中國佛教的影響最大，現在流傳下來的佛教主要就是六祖的南宗禪。趙樸初認為：「我國唐代慧能禪師高標『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一宏旨，是歷代佛徒福利人間之勝行淨業。」今天提人間佛教是為了更好地鼓勵佛教徒為社會主義服務。有人請他解釋一下他提出「人間佛教」的內在含義，他回答：「禪宗的六祖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兔角』。佛經說不要舍棄眾生。對眾生的供養與對佛的供養應當是一樣的平等的。對眾生應像對自己的父母一樣供養，不舍棄眾生就是人間佛教的思想。『代眾生受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教提倡這個。我提「人間佛教」實際就是從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相協調的角度提的，這在佛教教義上有根據。」

趙樸初提到的應當「發揚三個傳統」，就是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第一是農禪並重的傳統。第二是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第三是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這三個傳統是中國佛教徒在二千年來的從事佛教事業的活動中，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後而創造和發展的，事實證明。中國古代的高僧大德們根據「淨佛世界，成就眾生」的思想，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實行農禪並重的叢林風規。艱苦創業，辛勤勞作，精心管理，開創了田連阡陌、樹木參天、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一座座名剎大寺，裝點了我國錦繡河山。中國的高僧大德譯經著述，創宗立派，傳經授業，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的寶貴資料，大大地豐富了我國民族文化的寶庫。許多高僧大德為了交流和弘傳佛法，梯山航海，往來于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交流中外文化，傳播友誼的種子。趙樸初指出：「今天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于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當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我們正在使『人間佛教』的思想與現代人類文化和文明的新趨勢、新水平相結合，力求為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世界和平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

此外，趙樸初一直重視佛教文化對人間佛教思想所起的推動作用。他說：「數年來，我一直強調佛教文化，我們對傳統的繼承，是運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間佛教，啟迪智慧，淨化人心。」對我國學術界在佛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他也給予了充分肯定。他以博大的胸懷，指出學者的研究成果對進一步深化人間佛教的認識，有著重要的作用。他說：「各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有越來越多的年青一代學者開展對佛教的學術研究工作，不斷發表有關論著，對佛學的具體問題進行探索，並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當然，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論著是從批評佛教的立場出發的。但是，我們注意到：一、論文中肯定佛教的成績和貢獻的趨勢正在日益增強；二批評的矛頭正是指向背離人間佛教宗旨的消極成分。因此，也可以說批評者正是從相反的方面抑制和消除不利因素，為人間佛教的發揚光大開辟了道路。」

二、實踐「愛國愛教」的原則

趙樸初一生追求進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70年的漫長歲月中，他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造福社會、振興中華，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貢獻。作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對當代中國佛教的建設與發展嘔心瀝血，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0世紀上半葉，受「左」傾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1956年以後，中國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當時佛教被當作封建迷信來看待，僧人被迫離開寺廟，佛學研究也基本停滯。「文革」的浩劫，使佛教遭受到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損失，寺廟被毀，佛像被砸，僧人還俗，佛界教停止一切活動。1980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撥亂反正，重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在中國大地恢復活動。趙樸初在各種場合不斷呼籲落實黨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不顧年高體弱，南上北下，考察調研，當代佛教在中國大地重新復興，他功不可沒！

趙樸初從青年時期開始，就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學說，經過漫長的求索，他逐步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最能代表中國勞苦大眾的意志和利益，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建成繁榮富強的新社會。他說：「歷史充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美好的今天和光輝燦爛的明天。沒有黨的領導，我國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其他政治權利，就不能保證佛教事業的順利開展。因此，愛國，就必須自覺地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歷史也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是我們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是已經確立的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在我們佛教徒看來，消除剝削壓迫制度及其帶來的一切罪惡、趨向人類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將來的高級階段，乃是我們向往的『人間淨土』。因此，我們無論從公民還是從佛教徒的角度，都應該擁護社會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制度，並堅決反對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分子。」

經過寒冬考驗的中國佛教，雖然迎來了百花齊放的春天，但是「左」的思想仍然還有影響，佛教界內部許多人心有余悸，不敢貿然行動。為了統一佛教界的思想，讓佛教在中國大地再次復興，他結合當時的情況，針對性地提出愛國愛教的思想。1982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南京棲霞寺舉行僧伽培訓班，趙樸初在培訓班開學致詞：「對佛教徒來說，愛國和愛教是完全統一的。愛國不礙愛教，愛教首先必須愛國。我們每一個同學一定首先要明確認識這一殊勝因緣，發大願心，努力學習佛教知識，爭取做一個合格的僧材，將來在佛教工作崗位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中國僧人一直是愛國愛教的。他們為了祖國的強大，為了繁榮中國的宗教與文化，不辭艱辛到西天印度取經學習，學成之後主動回國，將學到的知識用于中國佛教的建設之中。趙樸初進一步從佛教的義理上深入地闡明了愛國愛教這個問題。他說：「就佛法來說，這是世法與出世法圓融的問題。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歷代高僧大德，沒有一個不是愛教的，也沒有一個不是愛國的。玄奘西去求法，鑑真東渡傳戒，都是范例。不愛國愛教，玄奘就可長住印度，享受供養，不回長安；不愛國愛教，鑑真也可安養中國，不必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五次東渡日本。他們都是把世法上的愛國與出世法上的愛教統一起來，也就是把世法的愛國與出世法的愛教圓融起來而有當機弘法利生的。如同世法有國才有家一樣。佛教也是有國才有教。佛法住世間，不離世間覺，雖然佛教信仰是超越國界的，但信仰的教徒卻是有國籍的，是愛國家的管理和保護的。在中國歷史上，佛教的興衰和國家的存亡總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佛教總是依靠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才能弘傳和發展，所以佛教常說要報「四恩」，其中就有「國家恩」和「三寶恩」，報國恩就是愛國，報三寶恩就是愛教。佛教又常說轉輪聖王的事，說的就是仁王要護法治國，法王要弘法擴國，拿現在來說，也就是『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則。這里雙方關系是辯證的，主導方面是國家，國家是第一位的。真正愛國愛教也就必然真正愛教，真正愛教也就必然真正愛國。不愛祖國，忘記根本，何以報恩？何以教為？」又說：「不懂佛教的人往往誤會佛教是消極避世的，甚至有人給佛教扣一個『封建迷信』的帽子。他不知『迷信』二字是一位佛教高僧創造的，『迷信』的對面是『正信』。……總之，佛教從來就是主張愛國的。宋代大慧宗杲禪師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僧人，他說『三世諸佛都是血性男子做的』」。愛國愛教是不可分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國。對每個佛教徒來說，祖國是自己出生的熱土，是母親的乳汁將自己培養成人。沒有大家就沒有小家，沒有國家就沒有自己的家，沒有家的人，就像一片飄浮的水萍，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歸宿。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把一直祖國比喻為母親。葉落歸根，家鄉的黃土割不斷游子的思念，出門再遠也要回家，飄流海外，最終也要回到生于斯、養于斯祖國。強大的祖國是我們背後的支撐，過去因為祖國不夠強大，讓我們飽嘗了羞辱，現在強大的中國已經崛起，中國人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世界離不開中國，這是中國人的驕傲，我們為此感到自豪。中國佛教第一人玄奘法師，就是愛國愛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學習17年，獲得了很高的殊譽，當時印度戒日王挽留他，但是他拒絕了，最終回到了祖國，致力于翻譯經典和創宗立說的活動。玄奘為中國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

宗教是沒有國界的，它可以跨越國家的界限，傳播到世界各地。佛教是一種信仰和一種文化，佛教徒只是選擇了這一信仰，接受了這種文化，沒有辦法選擇出生的國家。國家是有界限的，屬于自己的國家只有一個，僅有宗教信仰沒有國家，仍然是一葉浮萍，沒有根基。所以每個宗教徒首先是要有自己的國家，然後才是信仰自己的宗教；首先是愛國，然後才能是愛教，不愛自己祖國的人，談不上熱愛自己的宗教。趙樸初說：「正確認識愛國與愛教的關系。我們佛教徒自然愛自己信奉的佛教。不愛佛教，那說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為一個佛教徒。對于我們來說，愛教同愛國是統一的，是和諧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哪有教？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就沒有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就沒有我們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沒有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佛教事業的興旺發達。對于我們佛教徒來說，把愛教與愛國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趙樸初特別注意從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闡述愛國愛教的關系，指出宗教界一直是愛國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宗教界的光榮傳統。他說：「開展愛國主義教育，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光榮傳統。中華民族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這是人所共知的。這里我要反指出的是，我國宗教界也歷來具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它是構成我們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國的五大宗教在其產生或者傳入、演變、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精華是燦爛的中華文明總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宗教文化不僅在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科學技術等領域結出了豐碩的果實，而且留下了星羅棋布、蔚為壯觀的文物古蹟和博大精深的經典論著。在此，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精華是構成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宗教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的載體和渠道。宗教文化孕育了許多思想家、文藝家，被魯迅先生稱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鑑真，在佛學和科技兩個領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以及善于吸收和傳播西方科技成果的徐光啟等人，就是他們的代表。宗教文化當然有宗教的內涵，但也有愛國主義內涵。近代一些著名的仁人志士，從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到章太炎，到瞿秋白都曾經從宗教思想文化精華中吸取過營養。宗教文化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進行宗教界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資源。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推翻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是這個階段愛國主義的主題。這個時期，愛國的宗教界人士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各項愛國民主活動，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宗教界開展了反帝愛國斗爭，參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運動和各項社會主義事業，湧現了一批先進工作者和勞動模范。整個宗教界雖然經歷了多次『左』的沖擊和『文革』的迫害，但從來沒有動搖過愛國的信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宗教界積極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維護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祖國統一，開展國際友好往來，保衛世界和平，所有這些，充分實踐和體現了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主題。總的說來，從古到今，愛國主義一直是我國宗教界的主旋律，在開展宗教界的愛國主義教育中，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包括宗教界的愛國主義光榮傳統，將更加激勵廣大宗教徒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周圍，積極參加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並且能夠把愛國愛教有機地統一起來，辦好我國的宗教事業。」

愛國愛教不僅是私人的事情，也是和國家的利益聯系在一起的。趙樸初說：「我國的憲法和法律集中體現和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並且保障宗教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權利。維護、遵守憲法和法律，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和職責。所以，愛國必須守法，守法是愛國的起碼要求和實際表現。對我們佛教徒來說，違犯憲法和法律，既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違背佛陀的教導，損害佛教的利益，不僅要受到法律的懲處，也要為佛教界所唾棄。佛教是我國社會中的一個團體，它代表的是一部分信教群眾的利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要能夠充分保證每個公民和每個團體的利益，只能在統一的法律之下，才能確保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因此，愛國必須在憲法和法律中得到保護與實現。佛教徒是公民的一員，首先要做到的是一個守法的公民，佛教徒必須愛國守法，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所以，趙樸初強調：「我是新中國佛教徒，首先是新中國公民。從我們信奉的佛教教義講，尤其是從公民應盡的義務和天職講，佛教徒應該而且必須熱愛、維護世世代代哺育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可愛的祖國。愛國，在現今歷史條件下，就是愛社會主義新中國，就是要為著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宗教界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被推翻，新中國的誕生，使得我國各民族廣大的信教群眾和愛國宗教界人士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真正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結束了信教群眾受壓迫剝削、歧視侮辱，宗教界愛國民主人士受打擊迫害，帝國主義和反動階級利用、控制、玷污宗教的黑暗年代。在新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憲法和法律、黨和政府宗教政策的保護，宗教徒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在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和委員，就國家大事參政議政。各宗教、各教派和各民族的宗教徒之間建立了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和睦相處、團結友愛的新型關系，真正實現了各宗教、各教派、各地區、各民族宗教徒的大團結。在新中國，宗教真正成了擺脫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控制和影響、恢復了自身純潔性、由中國宗教界自辦的宗教事業。在建立全國和地方宗教團體、整修寺觀教堂、保護宗教文物、發展宗教文化教育事業、解決宗教自養、開展國際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各個宗教都得到了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中國各宗教的事業呈現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趙樸初指出了新中國宗教的變化，而這種變化體現在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宗教在中國得到了保護，宗教界人士的地位提高了，各宗教間的關系密切與團結了，未來的宗教有了美好的前景。這些都是依靠黨的領導所取得。「實踐證明：在正確的方針政策指導下，我國宗教與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我們要在總結經驗、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愛國愛教的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和政府對宗教的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堅定地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鞏固和擴大各民族宗教界的愛國聯盟，加強對他們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為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奮斗。」「使全體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眾聯合起來，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共同目標上來，這是我們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處理一切宗教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是全國人民的願望，宗教界人士也是一個不可替代的力量，趙樸初指出：「宗教徒能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這是容易理解的。建國以來宗教徒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很大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總之，無論從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前途講，還是從佛教的教義和佛教的優良傳統講，佛教徒都應當把積極參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作為實踐『愛國愛教』原則的實際行動。」幾十年來，佛教徒一直與政府互動，積極參加黨和政府領導的各項活動，致力于寺院經濟的發展』，努力推進人心向善，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貢獻自己的一份熱和光，做到了「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三、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或「相適應」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宗教是一種歷史文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會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有信仰佛教的需求，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處理與宗教的關系，佛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成為當代中國宗教發展的主題之一。

「相協調」也稱「相適應」，是包括宗教在內的世間一切事物活動的必然規律。任何宗教都要與當時的社會相協調，不能與社會相協調的宗教，是沒有出路的，最終也會被社會淘汰的。趙樸初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出，「馬克思說過，基督教是適應的宗教，這是馬克思在歐洲說的。其它宗教也是適應的宗教，不然怎麼能夠一兩千年傳承下來。」就社會主義社會來講，「宗教要同社會主義相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要圓融宗教。這是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當代中國社會首先是社會形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宗教也隨之起到相應的變化，因此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已經成為應有之題。趙樸初說：「在我國現今的條件下，在我國宗教的社會政治狀況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宗教不再是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上層建築的殘余，而是社會主義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不僅宗教是實體，宗教文化也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而宗教思想信仰體系中的積極精神也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趙樸初敏銳地看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特點和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佛教徒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且佛教只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才有最好的出路。他強調：「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乃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利益所在。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制定了正確的思想政治和組織路線以及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三十二年來黨的基本經驗。一年來全國經濟形勢進一步好轉，政治上進一步安定團結，各條戰線的工作都取得了顯著成績。我們佛教徒要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祖國的光輝前程滿懷信心。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我們佛教徒看來這是千載、萬載難逢的殊勝因緣，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殊勝事業。我們佛教徒要繼承和發揚法顯、玄奘、鑑真被魯迅讚之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的獻身精神，在這一殊勝因緣和殊勝事業中盡心竭力，多做功德。」在中國佛教協會進入四十不惑之年的時候，趙樸初對中國佛教的四十年道路做了總結，得出了結論是：「中國佛教必須而且能夠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相協調。佛教與政權分離，不干預國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佛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佛教愛國守法，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這是實現『相適應』或『相協調』對佛教的基本要求。我們還認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照觀的認識論，無我利他、普渡眾生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三學並重、止觀雙修的修養方法，不為自己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奉獻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將在今後不斷發展的東方文明乃到世界文明中放射光彩。另一方面，黨和政府切實認識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為公民的私事，從法律和政策上實施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權利和宗教的合法權益，這是實現『相適應』或『相協調』的基本前提。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相協調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是與社會相協調是中國宗教里的一個典型范例，最成功的傑作。印度佛教在中國大地之所以能夠扎根、發展，就是因為它一直不斷地與中國社會相協調，一直適應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一直在走中國化的道路，乃至最後變成了中國化的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知，「相協調」也是佛教所說的契理契機，以佛教的「理」契社會主義社會的「機」，中國佛教就是在這一契理契機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不斷創新，奮發前進，與時俱進地走進當代社會的洪流。

趙樸初說：「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問題，關系到宗教工作的全局，關系到各民族宗教徒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是全面的，包含了思想、政策乃至宗教實踐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例如，從世界觀上講，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以馬列主義思想作指導，執政黨共產黨是無神論者，與有神論的宗教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因此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首先要解決的是在理論上的無神論和有神論之間的關系。趙樸初說：「從世界觀來說，宗教與科學社會主義分屬不同的思想體系。但是這兩種思想體系並存于整個社會主義乃至更長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就有一個處理好『協調』的問題。社會主義不僅是思想體系，而且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制度。宗教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社會實體，是愛國統一戰線中的組織實體，在相當程度上還是包含文化乃至經濟因素的實體，就這方面來說，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更是完全必要的。」趙樸初指出宗教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兩個思想體系必須長期在一起相處，這是由社會現實和歷史原因是所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兩者既然處在一個社會形態下，其思想淵源和理論也不一樣，但是它們之間還是能夠和平相處的，並不是斗爭或轉化的關系。趙樸初強調：「實際上，宗教的思想同社會主義思想有很多是共同的。我年輕時便信佛，還不懂什麼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那時我曾同一個美國佛教朋友說：『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回答說：『凡是有良心的人，都贊成社會主義。』毛澤東主席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眾生，是代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因此，信教的人和共產黨合作，在為眾生即為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所謂社會主義與宗教的對立，不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是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失誤。他們企圖利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並波及到東歐各國。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當這些國家經濟遇到暫時困難時，各類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爆發，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這個沉痛的教訓，是他們經濟出了問題和宗教政策失誤的結果。有人說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危險來自宗教領域，這一論斷同和平演變危險主要來自經濟領域一樣，是沒有根據的。事實證明：在我國，只要我們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發生大的政策失誤，宗教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始終是我國宗教的主流。」基于宗教信仰是人們的思想認識的特點，並不能全靠行政手段就能解決的實質，趙樸初對有人提出宗教工作的任務是把宗教從信教轉化為不信教作為宗教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說法，明確表示反對，指出「這種認識和做法是不符合中共中央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因為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國家憲法保護的，信仰是人們心理行為，「不是用行政命令禁止人們信教和干涉教徒的正當的宗教活動，而是通過貫徹落實政策和積極進行工作，把教徒團結到四化建設中來，這才是治本的正確方針。」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的基礎或鏈接點，是社會基礎，具體地說，就是社會的經濟和文化因素。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先決條件，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首要目標，只有搞好社會主義經濟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宗教是一種信仰，但是它同時也是社會中的一個團體，代表了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屬于社會中的一員，它離不開經濟基礎，如佛教就強調「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社會主義文化是社會主義社會先進文化的代表，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必須繼承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其中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國幾千年歷史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產，等等。宗教文化是建設先進文化的資源之一，能夠對先進文化的發展作有益的補充與借鑑，能在發展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方面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像佛教文化，幾千年來一直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的民族全民信教，佛教已經成為民族文化的象徵。社會主義社會和宗教都需要經濟與文化的活動，共同的利益決定了雙方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能夠共同合作，共同發展，互相補充，相互協調。而且從幾十年來中國宗教界的「事實證明，宗教不僅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且從整體上看，從主要方面來說，已經做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但是，趙樸初又指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正是上述客觀事實的理論概括。當然，還存在某些不適應的方面和因素，有一個進一步相適應的問題，應該這樣來理解『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提法。」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某些方面需要進一步相適應的地方是，首先，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能夠相互協調，有一個主次的問題，「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政治基礎，就是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闡明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宗教信徒所提出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有絲毫動搖。」也就是說，在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黨和政府，因為黨和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起領導作用，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參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執行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國家規定「今後一個時期，黨和政府對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務是：認真貫徹黨的宗教政策，維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加強對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支持他們開展有益的工作，鞏固和發展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制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堅決抵制境外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為維護穩定，增進團結，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服務。」宗教界就是在黨和政府的要求與領導下，圍繞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目標，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其次，「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基本條件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的基本條件是：黨和國家從政策上、法律上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建國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只有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團結廣大宗教徒積極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從而使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另一個方面的基本條件是：宗教徒愛國守法，擁護黨的領導，積極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服務。」趙樸初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一個雙適應的問題，黨和政府在相適應中起主導作用，積極引導宗教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為建設現代化國家做出貢獻。但是，宗教界更要積極主動去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在當代社會特別是轉型時期，宗教界應該主動抓住機遇，在現實社會中努力去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勇敢地走在時代的前面。趙樸初說：「宗教徒熱愛祖國，遵守憲法和法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積極參加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政治條件。繼承發揚宗教的優良傳統，整理和發揚宗教文化的精華，改革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宗教規章制度，宣揚宗教教義、教規、宗教道德以激勵信仰宗教的人們愛國守法，擁護黨和政府，止惡行善，為造福社會，利益人群作無私奉獻，只有這樣，宗教就可以運用自身的能動機制，經常不斷地保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趙樸初還對一些人曲解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作了批評。他認為：「『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制度和教條』這個提法，對改革的標準不明確，哪些宗教制度和教條不適應社會主義，界限不好掌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容易重犯宗教制度改革擴大化的偏差。『利用宗教教義，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提法也不確切。如果要求宗教信徒這樣做，宗教信徒不會接受，因為他們對本宗教的教義、教規和宗教道德只能信奉遵守，而不能利用，也不會贊同其中只有『某些積極因素』……並會招致不良影響。」宗教是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的產物，宗教只有適應一定社會的發展變化才能不斷地生存下來。

縱觀中外古今任何宗教，沒有哪個宗教是一成不變的。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幾個大宗教，都是處在不斷進取，不斷向外開拓，不斷向內自我調整，不斷與社會相適應的過程，由是它們才沿續了幾千年，才不斷地在社會上廣有影響。所以宗教改革不是不能談的。但是改革並不是向壁虛造，一件事物要進行改革，是這件事物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于是才談的上去改革，否則就無從談起。趙樸初之所以批評一些人提出要進行宗教改革的說法，就是因為這些人對宗教改革的目的不明確，有將宗教改革擴大化的傾向，其結果反而會將宗教搞得更加混亂，不利于宗教的發展。

宗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信仰，是非常虔誠的行為，在信徒眼里被看作是神聖的事情。提出「利用宗教」的說法，將宗教變得庸俗化，實際上是褻瀆了宗教，傷害了宗教徒的宗教感情，所以趙樸初特意指出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將會「招致不良的影響」。總之，作為宗教界來講，「為了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宗教要加強自身建設，改進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宗教人才，提高整個宗教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的素質，努力辦好教務，積極參加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多做貢獻。」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多年來，我國宗教界自發地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慈悲救濟，賑災扶貧，實現為人類做出自己貢獻力量的理想。例如「在張北地震和特大洪災發生後，全國宗教界向災區捐款近4000萬元。體現了宗教不僅能夠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且能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

四、結語

作為新中國一代宗教界領袖，趙樸初居士把佛教的教義圓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這說明，圓融思想是趙樸初思想最有特色的內容之一。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就是圓融思想的結晶，它還是一個體系，主要有人間佛教、愛國愛教和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或相適應三方面的內容。在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中，走人間佛教道路是當今與未來佛教發展的思想指南，愛國愛教是中國佛教光榮傳統，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或相適應是當代中國佛教理論思想的發展，所以三者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可缺一，由此支撐了當代中國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人間佛教始自于佛陀，發展于歷代祖師，但是光大于當代。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與太虛、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既有繼承關系，也有與之不同的地方。他們的人間佛教思想都具當代性，關注現實，提高佛教徒素質，關心佛教文化的發展，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但是太虛和印順主張的人間佛教思想，更多的是針對個體的角度而提出的，例如，太虛的人間佛教思想旨在改變人生，因此他以「人生佛教」為主旨。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的背景是印度佛教，他所要還原的是印度「中年或壯年期」的佛教。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中國佛教大背景下，把佛教作為一個實體，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而看待，並提出來的，所以這是他與太虛和印順之間最大的不同之處。

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現實環境下提出的，這也與太虛和印順所在的社會環境是不同的。他雖然繼承了太虛和印順都提出的契機的思想，主張走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或協調的與時俱進的道路，然而趙樸初更加強調愛教這一主題，並把愛國作為佛教徒的首要任務加以強調，這己經超越了太虛和印順的思想。趙樸初明確表示中國佛教未來就是走人間佛教的道路，多次提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兔角」的思想，強調要發揚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于是也就更好地把中國佛教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圓融起來，把中國佛教的未來從人生擴展到整個社會和整個世界，顯示了大乘佛教的宏大理想。趙樸初繼承了太虛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又超越了太虛的人生佛教和人間淨土思想，也拓寬了印順的「佛在人間」的思路，所以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思想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現實性。

趙樸初居士的一生，是不斷探索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國家和人民事業忠心耿耿、奮斗不息的一生，在海內外享有崇高威望和廣泛讚譽。趙樸初居士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