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出版——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汪家熔)

佛經出版——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 汪家熔 《圖書館建設》2002年第4期

太平天國的排除異己宗旨，使傳統文化受到重大摧殘的，不僅儒家經典和儒家著作，佛教寺廟和經疏在太平天國地區也遭到同樣境遇。佛教不是我國的本生宗教，但自從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傳入我國後，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間，由于讀書人的參與，佛經的翻譯與研究日漸發達，到了隋唐遂產生天台宗、華嚴、唯識、禪宗、淨宗、密宗等與我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宗派，這些宗派的綜合，構成中國佛教，成為我國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佛教思想對我國哲學、文學、藝術和民間思想、倫理、風俗，甚至語言都有深刻影響，所以研究隋唐及其以後的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不可離開中國佛學；對社會現象的了解，如果您知道一些佛學，會理解得更深刻些。

人們往往將佛教和迷信等同，其實，佛學和迷信是兩件事。佛教所以在我國能得到廣大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青睞而研究，在于原始佛教以眾生平等思想反對波羅門的種姓制度。主張人人平等、博愛、和平相處的佛教，流傳于我國的是大乘教派，大乘派的宗旨，概言之，強調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一切修行應以自利利他並重。大乘佛教的多神教原則和平等思想，與我國當時政治上的強調血統的寡頭豪門統治形成反差，所以能獲得一般讀書人的共鳴；而自利利他，以及舍身飼虎等佛本生故事，又和我國儒家待人以仁，處事以義的原則相一致，和漢族的與其他民族和平相處的傳統相符，所以能獲得讀書人的接受。我國儒家經典，或說早期的儒家學說，原來僅僅是使國君施仁政的規范，所以基本上不涉世界觀，《書經》中有些「天命」、「革命」等，僅是一些粗敝的欺人之談。春秋諸子涉及一些世界觀，但他們關心的仍是政治。魏晉時，由于長期社會動盪和門閥制度，產生玄學。佛教經論就具有較深刻的，解釋宇宙事物，這顯然吸引我國讀書人的注意。如魏晉時進入我國的般若學，發展成為注重于教義研究，所謂「般若派」，是當時重要教派。他們信從「般若部類」的《大般若經》，就是《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而得名。這組經講把整個宇宙分成「色」、「心」兩部分。「色」在一定意義上指物質世界，「心」指精神世界。並認為兩者都是假名，沒有實體，故說性心是空，別名「空宗」。這種學說和當時流行的玄學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能被人接受、研究，並與我國傳統思想結合。玄奘所譯《大般若經》有600卷之多，亦可見這種思想影響之深。

中國漢地佛教，佛學到中唐極盛，並形成8個派系：一是三論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賢相宗，又名華嚴宗；五是禪宗；六足淨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叉名真言宗。習慣簡稱性、相、台、賢、禪、淨、律、密。9世紀後期唐武宗會昌五年(845)滅佛後，寺院、經書、佛像毀壞殆盡，但已融入我們思想的佛教思想是無法剝離的。所以一經政治變化，10世紀天台宗的經典就從朝鮮流回，不久賢相宗的典藉又算復興，其他宗派典籍亦陸續有所恢復，但法性守，法相宗始終沒有找到典籍而無法恢復。雖然中國佛教從宋代後有所恢復，但終沒有中唐時期那麼盛，可是學者對佛典的研究代有成就。到10世紀70年代宋代朝廷開始刻大藏。此後元明清官家、廟宇均有大藏刊刻。

如果說太平天國開始時，洪秀全還對儒家經典進行修改，表示其中還有他能接受的部分，那麼對佛教，他是絲毫不能容忍。太平軍所到之處，寺院、經典均一掃而空。我國民間明末、清初所刻的《嘉興減》的版片全都燒光。佛教雖然代有大藏經刊刻，由于篇幅巨大，亦僅僅收藏在名寺古剎，民間所有都是常用經典。太平天國後，全國僅存北京柏林寺所藏清代政府所刻「龍藏」，刷印龍藏是要和皇上商量的，所以讀書人無法獲得研究用的佛經。

在共同的活動地域上，人們還必須有共同的語言相同的文化和相近的習俗，還有經濟，這才是一個民族。一個民族的文化丟掉了，就不再是原來的民族，只是一堆人而已。民族經受災難，如果文化受到打擊、侵蝕，首要的就是恢復文化。恢復過程中自然也包含吸收新的文化。我國的近代，大致就是這過程。

歷來佛典的刊刻是中央政府和寺院。太平天國後，地方官書局他們雖為恢復文化而出書，但漢地佛典他們不方便插手。而寺院，因為地方剛平靜，經濟正逐步恢復，信徒不可能有很多施舍，刻經更有困難。任何人群和事物都是分層次的，接觸佛教的人也是有層次的。絕大多數接觸佛教的是善男信女，他們對佛極虔誠，很多是迷信，多數並不研究佛學，佛典的缺乏就不顯得嚴重。然後就文化的延緩、發展講，當代重要的哲學史家任繼愈講：「儒家學說當然是我國的文化傳統，然而它並不是我國文化傳統的全部，自隋唐以來，佛教經典逐漸被我國知識分子吸收，成為我國傳統的不可分的部分。」缺少佛典就是種缺陷。前面提到，儒家原始學說著重在政治，他們的倫理著重在社會秩序，就社會倫理文化的全面需要講，略有欠缺。就被歷代儒家贊之為「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為明訓」的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而言，其中相當多采自佛教。《四庫總目》說：該書在「《唐志》、《宋志》俱列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可見我們的社會思想不能拋開佛學來研究。

這時在江蘇有幾位從事佛典的出版，有禪師，有居士。最早從事的是楊文會所辦的金陵刻經處。楊文會，字仁山(1837—1911)生于安徽石埭(現太平)詩書之家，家中略有田產。父親中進士後任刑部主事。文會自幼性好讀書，即在戰亂仍不間斷，廣泛閱讀儒家經典，諸子百家，音韻天算，輿地史學大都通曉。他性情豪邁任俠，太平軍進入安徽後，在社會和家庭影響下曾辦過團練。後來在張芾，周天爵幕，曾國藩進南京後，入曾國藩幕，辦理谷米局。曾國藩幕中學者眾多，精于佛學的飽學之士不少。同治三年(1864)楊在鄉養病時接觸《大乘起信論》，引起他對佛學興趣，現在有那麼多朋友，正是潛心鑽研的好機會。興趣與鑽研是相互推動的，隨著研究興趣的增高，就覺察到沒有佛典的嚴重性，加以金陵書局刻書已有成績，有所借鑑，所以立志刻經。

楊文會借鑑金陵書局成規，與同好商量，訂立章程，于同治五年(1866)成立金陵刻經處。當年就刻了《淨土四經》。此後楊文會一心從事刻經事業，婉謝了曾國藩、李鴻章幾次保薦，而以傳播佛經，有助于祖國文化發展為已任。

如果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經律，僅僅能提供一些廣大信徒的信仰需要，僅僅是普通宗教，而不是為了供應研究者的需要，研究者需要更多特定的經，不同宗派的經典彼此有所差別，所以佛教的經、律、論總數很大。佛教典藉在公元2至11世紀翻譯成漢文的經、律、論共有1690余部6420余卷。10世紀宋政府開寶年在四川刻的《開寶藏》僅5048卷，缺少的400卷就是會昌滅佛被毀後未能找到的。11世紀福州民間第一次集資刻《崇寧萬壽大藏》，有6434卷，其中有新譯的。大藏經宋代前後有6刻，元、清也都有刊刻，明代在南京時刻有大藏，稱南藏；朱棣攻南京時經版毀于兵災，遷都後在北京重刻，稱北藏。因為北藏屬于宮中，請經手續麻煩，所以五台山的僧侶發願刊刻，以廣流傳。從明萬歷十年(1582)到清康熙十六年(1677)近百年才刻成。開始在山西五台山，4年後移到浙江徑山寺興聖萬壽禪寺、寂照庵等刊刻，後來經版移到欏嚴寺，供人刷印。這部大藏經因而有3個名稱：《嘉興藏》、《徑山藏》、《楞嚴藏》。《嘉興藏》正藏計6300卷。它有兩個改進：一是改宋代刻經仿照「貝葉經」的樣子形成的經摺裝傳統為「方冊」，即線裝本。「經折裝」印好後要裱幾層紙，再折成折子。這樣一部經用的紙張和裝工都很費錢。而線裝只要單層紙對折用線一釘就成，費用低，便于普及。第二是將「經」和「疏」合刻在一起，方便學習者。儒家經典因為成書年代久遠，名物意義和詞義變化,所以經書歷來有注疏，進行解釋，學習者根據注疏學習，才能較為方便和正常理解。同樣，佛經來自印度等地，翻譯時間大多在公元二至十世紀，已有千余年時間，不僅詞彙意義有所變化，而且當年佛經翻譯已有較多外來語，所以後來陸續有所注疏。歷代刻大藏經，為了所謂尊重經，疏都另外單刻。雖然似乎尊重了經，但有人並不知道某經有疏，對研究者很不方便。《嘉興藏》則將有疏諸經與疏合刻。所以諸大藏中《嘉興藏》最好。因為《嘉興藏》經版已經被毀，楊文會計劃重刻《嘉興藏》。

刻一部大藏，實屬大工程。歷來民間刻藏都作為功德，由寺院主持其事，依靠眾多信徒捐獻。金陵刻經處則很難廣泛募集捐獻，而大藏中絕大多數經僅僅少數學者需要，不能靠以經養經的辦法，所以楊文會決定縮小范圍，選刻一半，稱《大藏輯要》，他與同志編就的《輯要》目錄共收經疏460部，3320卷。其中特別有會昌滅佛後中土始終未能找到的法性宗、瑜伽宗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法性、瑜伽兩宗的教義得以復興。法性宗、瑜伽宗諸宗中土原已失逸的佛經，是楊文會托在倫敦認識的日本佛學人士南條文雄在門本陸續尋覓到的。有此三者，所以《大藏輯要》雖然僅及《嘉興藏》一半，但其價值很高。

金陵刻經處不僅僅刻經，同時還在處所創辦祗洹精舍作講學的場所。他自己講授過《大乘起信論》；晚清的諸多名人：如譚嗣同、章太炎、歐陽竟無、汪康年、夏曾佑等人，都曾在那兒聽過佛學，在他們的著作中，如譚嗣同遺詩中有《金陵聽說法》三章，在《仁學》中也有反映。歐陽竟無還進而創辦支那內學院，成為南方研究佛學的場所。

趙樸初對楊文會的業績評價很高，他說：「近世佛教昌明，義學振興，楊仁山之功居首」(《法音》，1981年第四期)。又說：「近代的佛學提倡者首推楊文會。為了培養人才和擴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學研究，他用了幾十年的光陰，致力講學和刻經事業。他所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曾經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國已經遺失的性、相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兩宗的教義得以復興。金陵刻經處同時又是講學場所，譚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聽過他人的講學。在楊仁山的培育影響下產生了一些佛教學者，其中特出的是歐陽竟無居士，專治法相唯識之學，他在南京舉辦的支那內學院，成為當時法相學的重要研究場所。」(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第172頁，上海辭書，插圖本，1999)

魯迅在民國初年也曾讀過金陵刻經處的出版物，研究佛學。1914年7月和10月他兩次出資60元，清刻《百喻經》，並為之斷句。這個本子建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50年代曾排印過。

江蘇揚州磚橋鎮有法藏寺。據《法藏寺記》，該寺原有刻經處，太平天國後也因佛經短缺而恢復刻經：「自同治中至光緒三十年(1904)復刊繹論」(《法藏寺記》卷8)。法藏寺因為隔江有金陵刻經處，該處習稱「江北刻經處」，據說共刻經有4600余卷。熱心于刻經的主持法名妙空，俗名鄭學川 (1826—1880)，字書海，江都人。

綜觀歷史和現實，佛教以博愛為宗旨，對待不同信仰的人也以平和、友愛相待；佛教徒和居士值得稱頌的是，歷來刻經沒有門戶之見。如妙空，他崇尚淨土宗，他刻「空經」全經《大般若經》，刻至第425卷時染重病，自知難免，希望清梵法師刻完其余175卷。楊文會請南條文雄找到和刊刻中土久逸的性、相諸宗經典，也都是毫無門戶之見的事。我們必須將迷信與佛教區分開。趙樸初說：「我國佛教自唐武宗毀法以來義學凋敝，達千余年，經過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學者的努力而漸有起色，這是值得慶幸的。但是，和國外的佛教學術研究事業的興旺情況相比，我們還有很多工作亟待進行。如何恢復我國佛學以與祖國當前的偉大時代相適應，還需要佛學界有識之士發大願心，繼承先德未竟之業，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趙樸初：《佛教常識答問》第172頁，上海辭書，插圖本，1999)

近代刊印佛經還有上海地產商哈同夫人頻珈精舍的鉛字排印本《大藏經》，和商務印書館以「涵芬樓」影印的宋《磧砂藏》和日本編的《續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