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沖突、文化融合與文化演進——以中國歷史上的儒佛會通為例(唐明貴)
文化沖突、文化融合與文化演進 ——以中國歷史上的儒佛會通為例 唐明貴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期
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根據,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文化。一個民族的進步,離不開對外來文化的吸納和交流。孤立的文化系統是一個缺乏生命力的靜態系統;斷絕與外來文化的信息交流的民族是一個缺少生機與活力的民族。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在與外來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走向渾厚壯大的。這一特點在儒學與佛教的會通中體現得較為充分。
一、儒佛之間的沖突
佛教是世界最為古老的宗教之一,產生于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它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由于佛教宣揚人生一切皆苦、現實世界一切皆空的學說,主張看破紅塵、超脫塵世,出家修行,削髮為僧,這就與儒家所宣揚的倫理綱常、忠孝之道發生了矛盾。所以,佛教一傳入中國,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與排斥。儒佛之間的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道德倫理之爭。佛教講出家修行,不過世俗生活,這與儒家禮教宣揚的忠君孝父之道有沖突。其中佛教倡導眾生平等,儒家倡導封建等級制度;佛教主張剃須髮、不娶妻、不敬養父母,儒家講究孝道,主張敬養父母乃為人之本,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佛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有違忠道,是對封建君權和儒家名教的挑戰,是對中國傳統政治觀念的有力沖擊。
(二)人生虛實之辯。儒家重視人生現實,認為人生現實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對社會有強烈的關切感和歷史使命感。佛教認為諸法皆空,諸行無常,一切都是虛妄不實的,人生也是虛妄不實的,儒家指責佛教逃避現實,消極出世;佛教則以為認為人世虛妄不實,並非意味著逃避現實,消極出世,為了挽救眾生可以犧牲一切,甚至生命。
(三)神滅與神不滅之爭。佛教主張因果報應說,認為精神不隨肉體的毀滅而消滅,即形滅,神不滅。而儒家學者則指出,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于先聖」,因而不足信。至于輪迴轉世說,更是欺人之談, 「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這是人間實情,何來轉世輪迴?而且, 「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又,「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哪里有什麼生死輪迴、神不滅的可能呢?
二、儒佛之間的融合與發展
作為一種異質文化,佛教為了能夠在中國扎根,生存下去,一方面極力論證佛教與儒學在根本上的一致性,積極倡導「儒佛一家」之說。如東晉慧元《沙門不敬王者論》認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調和與儒家思想矛盾,不斷地援儒入佛。為了宣傳佛教教義,佛教信徒們往往用儒學的思想內容來闡釋佛教經典。比如,以三畏(《論語•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擬三歸(歸依佛、法、僧),以五常(仁義禮智信)喻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用儒家的「福善禍淫」釋佛教的因果報應說,等等。佛教信徒這種用儒學來解釋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傳時期佛儒融合的一種方式。自隋唐開始直至宋明時期,佛教在我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建立起若干自己的宗派,有了比較「中國化」的佛教思想體系,佛教徒也就不再需要牽強附會地來解釋佛經,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倫理思想。如隋朝天台宗創始人智凱在《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談到「善根發相」時,指出所謂「善根發相」有內外兩種,其中的「外善根發相」指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尊長、供養三寶、聽學等。這里就把孝順父母、尊長等儒家倫理與佛教的布施、持戒、供養三寶等等同起來,一併看成是善根的「外發相」(外部表現),從而把儒家思想納入了佛教教義,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
伴隨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國學者對佛教有了較多較深的理解和認識,他們也逐漸改變了態度。他們一方面繼續指責佛教徒出家削髮,與塵世隔絕,是拋君舍父的行為;一方面也看到了佛教的長處與自身的不足,而積極宣講倡導二教合一。如深受佛教思潮影響的東晉名士孫綽著《喻道論》,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唐代柳宗元也認為, 「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 ……不與孔子異道」。受此思潮影響,儒學家也開始有選擇地吸取佛教的思想,以促進自身的發展。如北宋周敦頤吸收佛教般若學,率先在「本然之全體」上建立了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本體論的邏輯結構,開儒學本體論重構之先河。受佛教「真如」、「法界」以及華嚴宗理事無礙理論的影響,程朱認為「天下只有一個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而「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在他們看來,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理而已」。「天理」在人身上的體現即「性」,「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這種「性」,其內容是仁、義、禮、智、信,是天命之性,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這樣宇宙與價值本體便被連接起來。「理一分殊」通過「性」把封建倫理綱常融入「理」的范疇之內,把儒家的倫理綱常道德原則,作為宇宙萬物的最終本源和唯一的主宰者,給予儒家倫理道德本體論的意義。為儒家「親親」、「仁民」、「愛物」、「等差」的倫理政治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據。陸王心學汲取了佛教「三界唯識」、「萬法唯心」等學說,從思想上發展了孟子的「心性論」,最終導出王陽明的「致良知」。良知不僅具有孟子的仁、義、禮、智等天賦的道德意識,而且同時也作為生天地,化萬物之本體。這樣,王陽明就把天道的宇宙本體與儒家價值本體融會為一體,使天理與良知相契合。這些都是傳統儒學所沒有的特點。
三、儒佛會通的啟示
儒佛會通是儒學與外來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證,從中我們不難得到以下啟示:
(一)不同文化思潮之間沖突與融合,促進了人類文化的共同發展。作為人類認知世界和認知自身的符號系統,文化是社會生活環境的映照,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一切成果。其特性主要有兩個:一是差異性,這是文化的本質屬性,是文化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一種文化之所以被稱為該種文化而不是另一種文化的根基。失去差異性,文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二是多樣性,這是文化生存的基本方式。世界物質形式的多樣性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形式的多樣性。文化因差異而產生沖突,因沖突而交流,因交流而共同發展,因發展而保持個性,因個性張揚而多樣發展,只有建立在文化差異性基礎上的,由文化的多樣性促進的文化的發展才是正確的發展和健康的發展。
(二)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有利于本土文化的發展。中國文化在同異質文化的碰撞中,以其深厚的根基和博大的胸懷吸收、融合了外來文化,對其進行提煉和升華,使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達到了提升、豐富自己的目的。經過儒學的長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異域、異質文化的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更趨嚴密和完備,對維持和強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政治秩序和文化思想體系,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輪迴轉世」、「勸人為善」的佛教教義強化了儒家行善和積德的倫理規范, 「漸修」與「頓悟」合一的禪宗修養功夫同理學的修養心性以體現「天理」的要求緊密相連,佛教「普濟眾生」的主張又和儒學維持封建綱常倫理和彌合宗法等級間的裂痕的宗旨達到了共鳴。實踐證明外來文化並不可怕,它們不但威脅不了本土文化,反而成為本土文化的添加劑和助推器,有助與本土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