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藏傳佛教對蒙藏文化關系的影響(傅千吉)

論藏傳佛教對蒙藏文化關系的影響 傅千吉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來源自從元朝統一以後，元朝的歷代皇帝幾乎都信奉藏傳佛教，到16世紀，藏傳佛教覆蓋著蒙古高原，滲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當中，使蒙古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打下了藏傳佛教的烙印。與此同時，蒙古族的一些政治制度、經濟模式、語言詞彙等也傳入到藏族地區，豐富了蒙藏之間的文化交流，推動了蒙藏文化關系的不斷深入。

蒙古族早期信仰薩滿教，自從蒙藏關系建立以後，藏傳佛教不斷的傳入蒙古地區，到明朝時期，藏傳佛教沖擊了薩滿教，成為蒙古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從而蒙古族在宗教、醫學、語言、天文、建築、藝術、音樂舞蹈等諸方面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藏文化的一些精華，形成了以藏傳佛教文化為背景的佛教文化圈，使蒙藏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包括倫理道德等方面產生了趨同性。因此，筆者就蒙藏文化關系的形成，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原因，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功能等做簡要的論述。

一、 蒙藏文化關系的形成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基礎是蒙藏民族之間不斷的接觸，相互往來，吸收彼此的文化，達到共同發展。近千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密切交往，其中藏傳佛教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藏傳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觸是在公元1026年，蒙古首領鐵木真稱成吉思汗之後，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即率軍向信仰佛教的金國和西夏擴張，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破積石、西寧等州，對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納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舉派首領便遣使向蒙古軍「納牧輸誠」，蒙古和藏傳佛教開始建立了政治上的關系。[1]

藏傳佛教正式傳入蒙古社會，始于窩闊台掌政時期，窩闊台是成吉思汗的三兒子，他在進駐涼州，控制甘、青地區之後，又準備向西藏進軍。當時衛藏地區的佛教勢力強大，為了占領並統治這個地區，就必須爭取佛教首領歸順。而此時的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學有「五明」，威望很高，所以迎請到涼州，協商衛藏事宜。後因窩闊台于1241年去世，三年後，窩闊台的三兒子闊端又派人入藏召請薩班，薩班帶領其姪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涼州。他和闊端的會晤，首先解決了西藏的歸屬問題，初步建立了政治關系，薩班在在給衛藏統治者的公開信中說到：「大施主對我言：今我用世法來治理世界，汝用佛法來護持世界。」從此佛法順利的推到了蒙古人中間。

藏傳佛教第二次向蒙古方向傳播，是從明朝萬歷年間開始的。那時土默特部的王公俺答汗在青海湖地區所發動的軍事行動使他與藏傳佛教僧侶有了較多的接觸，由此又在蒙古人中掀起了新的傳教活動的高潮。15世紀初，藏傳佛教領袖宗喀巴倡導宗教改革，創立格魯派。1547年，該派采用活佛轉世制度，將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繼承寺主職位，為對抗敵對教派的限制與排斥，該派便聯絡到青海地區的蒙古族軍事力量，爭取他們的支持。1578年，索南嘉措與俺答汗在青海會晤，索南嘉措被尊稱為「聖識一切瓦濟爾達賴喇嘛」，成為達賴喇嘛三世，爾後，索南嘉措通過在蒙古地區一系列的宗教與政治上的活動，擴大了格魯派的影響，該派從此獲得了蒙古人的支持，並迅速地在蒙古各部傳播。在歸化城修建了弘慈寺，這是蒙古地區的第一座格魯派寺院，到明末又在歸化城修建了延壽寺、壽靈寺和慶緣寺，此城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地區傳播黃教的中心。與此同時，俺答汗還從藏族地區邀請喇嘛到蒙古譯經傳法、親自主持藏文「大藏經」的翻譯。1582年俺答汗去世，遵照他生前願望蒙古派使者又迎請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到青海。1586年，他抵達有蒙古人和藏族僧人共居的歸化城，在此他給俺答汗所建的佛像開光。這時察哈爾的阿穆岱洪台吉來會見他，他向阿穆岱洪台吉等宣揚了佛法，接著他行進至土默特右旗，在那里為許多寺廟開光，由于索南嘉措辛勤傳教，幾年之內，絕大多數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傳佛教，佛教在蒙古地區占了上風。

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寺院為解決其首領的繼承問題而設立的一種制度，轉世制度始于13世紀的噶舉派的噶瑪拔希。格魯派興起後，也采用轉世制度，以解決宗教領袖的繼承問題。轉世始于達賴三世索南嘉措，1587年，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區逝世，過了一年，俺答汗之曾孫出世，被土默特蒙古各部奉為索南嘉措的轉世靈童，拉薩格魯派上層為了鞏固與蒙古汗王的聯盟，于1592年正式認定該靈童為第四世達賴喇嘛，取名為云丹嘉措。達賴四世的認定使雪域同蒙古草原的關系更加密切，在藏傳佛教上有了平等的地位。與此同時，藏傳佛教繼續向東傳播，察哈爾部蒙古人在受到佛教的薰陶後，又把自己的統治地盤擴向更靠東的遼河和小庫倫地，林丹汗還建造了一些寺廟。因此，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內，藏傳佛教在興安嶺以東一帶十分興旺。

總之，從元到明代，整個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得到了普遍的發展，同時藏區也受到了蒙古政治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蒙藏文化的一體化。

二、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原因

元朝統一以後，政治上需要穩定，各民族需要團結，必須在意識形態上有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原有的薩滿教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引入一種新的宗教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成為必然。這樣不得不吸收佛教文化。同時元末明初，蒙古族在經過長達一百多年的封建戰爭，人民的生活水平處于極度貧困狀態，人民群眾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日趨加劇。為了鞏固自己的封建統治地位，封建主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精神力量來麻痺人民群眾的反抗意志，藏傳佛教教義上處世觀，如「現世的貴人是前世修善的結果，而現世的窮人是前世的罪孽所造成的，應當歸咎于自己。忍受苦難以償清前世的孽債，換到來世的富裕生活」等說法，正是適應蒙古貴族麻痺人民群眾的需要。同時明朝對其周圍民族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為佛教中的一些教義可以束縛蒙古人的思想行為，削弱蒙古人的勇猛氣志。因此，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過程中，蒙古政府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和支持。蒙古族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部落戰爭，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環境。藏傳佛教的一些教義正符合人民群眾的需求。佛教反對濫殺濫宰，而古代薩滿教相信人死後仍生活在死者的王國之中。對于那些已死亡的首領或貴族，一般都要由伴侶、僕人和所殺的動物來陪葬，去陰曹地府給他們作伴，為他們服務。在翁牛特、科爾泌等部還有這樣的習俗：當某些貴族死亡之後，除了舉行一些屬于薩滿教信仰的活動之外，還要在他們的墓中用奴隸和動物進行血祭，同時也用血來供奉代表其先祖宰牲來進行年祭和月祭。[1]沿習這種習俗，自然要侵犯蒙古族人民的生命財產，破壞生產力。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後，廢除殺奴隸和殺牲畜祭祀的落後習俗，提倡以乳酪等為供品，改變了薩滿教陪葬僕人及動物的落後風俗。

蒙藏民族幾乎都是游牧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一樣，共同的經濟方式使兩族有了更多的共性，文化生活上有著相似之處，相互之間容易溝通。13世紀初，藏族地區在經濟形態上已經進入封建社會，在政治上長期以來處于割據分裂局面，互不統屬，藏傳佛教的各派別競相擴展勢力，爭取更多的地產、農奴，同世俗領主集團的作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其中，後藏的薩迦派，前藏的噶舉派都是影響較大的，他們都是弘揚佛教為宗旨，都以特有的修法，如：薩迦派注重「道果」，而噶舉派注重「口傳」的不同形式，以傳統相標榜，又都面臨著一種嚴重的局勢，即伊斯蘭文化在西藏南北西三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爾以及迤西的中亞地方早已伊斯蘭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殘，伊斯蘭教已經植根于印度北部和東部。[2]在這種情況下，藏傳佛教各派沿著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東北方向發展，先向西夏靠攏，隨後則同新興的蒙古取得聯系，經過幾十年的角逐薩迦派獲勝，博得了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躋升為全藏各教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權力。後來格魯派在藏族興起，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會晤；五世達賴和固世汗的會晤，以及固世汗于1645年給扎西倫布寺主持羅桑卻吉堅贊大師封「班禪博克多」的尊號，都以利用外來的勢力，鞏固和發展各自的教派，這是從元朝以來西藏歷史發展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和慣性。因此說，蒙藏民族文化關系的構成自始至終都是以宗教和政治為經緯交織而成的。儘管不同歷史時期的背景不同，但宗教這一經線貫穿始終，或者說蒙藏關系歷史長河的每一個高潮，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領袖汗王與藏族的宗教領袖法主來扮演的。從中各自得到不同的利益，即蒙古汗王從政治上鞏固了權力，擴大了自己的勢力范圍；而藏族的宗教領袖，在政治上有了支持，大力提倡自己的教義，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因此說蒙藏文化關系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形成和不斷向前發展的。

三、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功能

蒙藏文化關系發生以後，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和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抵估的作用。

元朝統一全國後，西藏也結束了近4個世紀的混亂局面。元朝統治者利用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統治和管理，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後來明清統治者也加以沿襲、發展，使清得以牢牢地控制蒙藏地區，為其中央集權的穩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格魯派在蒙藏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勢力和威望，因此達賴喇嘛、呼圖克圖以及大小活佛們在諸多的政治斗爭中得以充當各派政治力量間協調人的角色。17世紀，厄魯特與內外蒙古長期斗爭，「最後經喇嘛們，特別是蒙古呼圖克圖的調解，蒙古王公與衛拉特王公之間才達成協議，並結成聯盟。後來該協議被奉為法典。」[3]即著名的《衛拉特法典》。此外，土爾扈特部是厄魯特蒙古的一支，明末之際遠徙伏爾加河流域，尊奉藏傳佛教，其雖遠離國土，卻常與清廷有往來，並派使團至拉薩朝聖，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即派吹札布等為使返清，「請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清予以極大關注。[3]而此時俄力圖以東正教強制改變其信仰，並以多重政治、經濟壓迫，該部不堪忍受，終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在其首領渥巴錫率領下歷經千辛萬苦，舉部返回祖國，為維系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添上了光輝的一頁。

蒙藏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古老游牧民族，以前兩個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即薩滿教和苯教，在教義上有著共同的相似之處，祭祀山神和祖先以及神靈，隨著蒙藏關系的建立，伴隨著佛教文化的傳播，如今蒙古地區流傳的英雄史詩、文學藝術、建築、醫學等都打下了藏傳佛教文化的烙印，如現代蒙古醫藥學是在古代蒙古醫學和藏族醫學結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是蒙古族人民和藏族人民世世代代文化交流的產物，它在其發展過程中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大量吸收了藏民族的醫學文化。[4]所以說，藏傳佛教文化顯示出兩個民族之間交流之廣、之深，促進了蒙藏文化日趨統一，使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不斷地趨同性和穩固性，形成了藏傳佛教文化圈。由此可見，一旦宗教和民族聯系時，宗教便成為民族之間聯系的紐帶，它在維護祖國統一，調解民族關系，促進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

佛教文化是屬于精神文化，注重來世與靈魂不滅論的消極作用外，在倫理道德和公眾利益上起著積極的作用，佛教倫理道德的宗旨正如佛陀親口說的：「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調服己心，此乃佛教。」[5]佛教道德總的來說只有戒惡行善和加強自我修養，提高道德素質，同時要求熱愛一切眾生，保護一切眾生的利益，而且還要求人們，保護眾生的生存環境。如在《佛律》中規定，不准佛門弟子隨便割青草，砍活樹，不准在草坪和河水中大小便，以免污染草地河水。因此說，藏傳佛教傳播的過程中，蒙藏兩個民族不僅在文化和倫理道德上共同建設，更重要的是在保護自然環境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過去蒙藏地區的民間諸神靈，使之成為佛教中的諸神。而佛教又以佛的名義將蒙藏地區許多地域涂上了佛神的色彩，從而成為吉祥之地。如寺院周邊地形都如「天似八輻輪，地似八瑞蓮。」許多山水以佛教八大吉祥物命名，于是蒙藏地區都呈神聖吉祥之地。對廣大民眾來說，高原自然環境成為他們崇敬的神聖之地了，因而也是珍愛保護生態環境，成為當今的旅游聖地。所以古代藏族和蒙古族群眾每行一事都要祈諸各方神靈，史詩《格薩爾王傳》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事例，霍爾王行軍前夕，要以供品上供各路各方神靈：「供上天神，龍神和地神，供霍爾的磨鬼神，特別供上草原神，還要供上妃子珠牡的格卓寧保神。」[6]

蒙藏民族從諸神信仰到佛教的信仰、都有著循序漸近的歷史發展過程，是對天人合一的樸素世界觀發展到相對理性的主觀能動性，是符合人類思維發展的規律，它反映了蒙藏兩個民族對保護自然環境和提高人的精神素質為宗旨，驅使兩個民族在文化層面上走到了一起，這不僅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更主要的是在保護環境和民族團結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四、 結語

綜上所述，藏傳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和發展，具有它的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原因：其一，因為藏傳佛教善于迎合封建統治者的心意，總是宣揚統治者今生今世享有極高的權威和榮譽，是他們前世修身積德，樂善好施的結果，他們命中注定有君臨天下，統治人民的權力。因此封建統治者極力支持藏傳佛教，如元朝封八思巴為國師，明朝封順義王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于1578年贈予索南嘉措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刺喇嘛」的尊號。這些不同的尊號，充分體現了當時統治階級對藏傳佛教的崇尚和青睞。其二，封建統治者維護和確保對整個中國的統治，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及采取的各種措施，在明代中央王朝曾給活佛以優厚的尚賜，又派西藏活佛去蒙古給封建主「講說勸化」。[1]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把政治和宗教結合起來，以修建寺院和實行財政補助的方法來支持藏傳佛教，對發展和信奉藏傳佛教創造了客觀條件。

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後，蒙藏民族原有生計方式相同的基礎上，意識形態領域不斷地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整合，最終形成了一體化，從而蒙藏民族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待人接物、倫理道德等各方面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以佛教教義為標準，盡量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不斷地向善發展。對人類和平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蒙藏兩個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自古以來都是以游牧文化為主的游牧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單一，生產技術落後。自從元朝統一以後，西藏納入祖國的版圖，蒙藏兩個民族相互全方位的不同層次的建立關系，文化交流，形成了文化上的一體化，這不僅是蒙藏兩個民族在共同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還對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文化的繁榮，具有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陳光國，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和薩滿教的衰落[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5)．

[2]藏族簡史編寫組．藏族簡史[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3]黃維忠，從藏傳佛教的社會影響及功能看宗教與民族的關系[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95，(1)．

[4]嘎爾迪，蒙古早期的醫藥與蒙藏醫藥學交流淺述[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5]傅千吉，藏族文化的三元一體論[J]．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2，(5)．

[6]南文淵，高原藏族生態文化[J]．甘肅民族出版社，2002，(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