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文化與當代河北文化建設(梁世和)
禪文化與當代河北文化建設 梁世和 《河北學刊》2009年第6期
一、禪文化與燕趙文化
禪文化是燕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且極具活力和創造性。禪宗從開始創立,到當代復興,都與河北密切相關。
1.禪宗的創立
禪文化與燕趙文化淵源極深,早在六祖慧能正式創立禪宗之前,禪的種子就已在燕趙大地播撒。菩提達摩自印度來中國傳揚禪法,後來將衣缽傳給慧可,慧可成為中國禪宗二祖。慧可雖然不是河北人,但卻長期在河北南部一帶傳道,長達三四十年之久,並最終圓寂於河北成安。
中國禪宗的實際創立者是六祖慧能。慧能(638–713),俗姓盧,祖籍河北范陽(今涿州)。其父盧行瑫早年在北方為官,後被貶謫至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慧能就出生在那裡。慧能所開創的禪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大眾化,在當時佛教的八大宗派中,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真正做到了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深刻影響了唐宋以來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化藝術。故此,太虛大師(1890–1947)稱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
2.燕趙禪文化的鼎盛期
唐末五代時期,中國禪宗先後分化出了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大宗派。其中,義玄(787–867)開創的臨濟宗在長江以北,祖庭在河北正定,其影響力最大。其他四宗在長江以南,後來除曹洞宗一線孤傳在東南一隅之外,其餘三宗均銷聲匿跡,因而形成了“臨天下,曹一角”的局面。臨濟宗不但是禪宗主脈,而且成了中國佛教的主流。臨濟宗義玄的主要弟子都是河北人,直到第三代。
與臨濟宗義玄同時代,被尊為“趙州古佛”的趙州從諗(778–897)彙集禪宗各家所長,禪修精深。八十歲時,應信眾之邀,駐錫趙州觀音院(今趙縣柏林禪寺),化行燕趙,弘揚禪法四十年。他雖然沒有開宗立派,但禪宗五大宗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趙州禪的影響和啟發;趙州法脈雖然沒有傳承下來,但其禪法卻為古今禪者推崇備至,趙州公案被視為禪門典範。這樣,禪宗四大門風“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趙州茶”,其中最風行的“臨濟喝”和“趙州茶”,便發端於河北。這不僅是中國禪學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也成為河北禪文化的鼎盛期。
3.當代河北禪文化的再興
河北禪文化自明清以來長期沉寂之後,在當代又重新崛起,其標誌就是生活禪的廣泛傳播。生活禪是淨慧法師以河北趙縣柏林禪寺為依託,於1991年提出的落實人間佛教理念的一種禪法理論和修行實踐體系,目前在海內外佛教界、學術界及普通大眾生活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成為當代佛教的主流思潮和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一種新模式。目前,柏林禪寺已成為中國佛教界的一面旗幟,生活禪也已成為佛教禪宗的重要法門。柏林禪寺的復興,生活禪的廣泛影響,昭示了當代河北禪文化的再興。
二、禪文化對當代河北文化建設的意義
文化具有歷史傳承性,任何一種文化的延續和發展,都是在文化傳統基礎上進行的文化傳承、變革和創新。因此,當代河北文化建設必須認真挖掘和提煉燕趙傳統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價值。禪文化作為燕趙文化的重要精神資源,在當代河北文化建設中應當有著重要意義。
1.禪宗心性之學是對燕趙經世之學的重要補充
長期以來,人們所認同的燕趙學術傳統是沿荀(子)董(仲舒)一路發展而來的北學。北學是以經世實學的治學路徑、兼收幷蓄的治學方法、厚重古樸的治學風格、慷慨節義的學術品質為其主要特徵。經世致用的外王之學是其核心思想。其學風特點是:強調學術研究要與現實問題相聯繫;勇於任事,不務空談;勇於創新,不蹈襲古人;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以社會問題為研究中心,研究範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國家、民族、法律、邊疆、教育、地理、風俗、人情、自然科學等多方面。這種崇實學風與燕趙慷慨悲歌古風相互激盪,深深影響了北方的士風民俗。受這種學風影響,燕趙思想家往往對理學多作批判,不很重視內聖的作用,而直接在外王、致用上下工夫。北學到清初顏元時,把經世致用的實用精神推向極端,發展成唯用論。顏元片面強調習行和經驗,輕視甚至否定抽象思維和理論,走向反知識的道路。他雖重實踐,但卻把實踐科學降低為具體勞動。這種特點使燕趙思想存在著重經驗歸納、輕理性演繹的特點。
心性之學是與經世之學完全不同的一條學術致思理路,是關於心性的理論或學說。其研究對象不是社會問題,而是人的心性問題。禪宗的特徵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主張“以心傳心”,直傳佛的心印,以求“明心見性”,徹悟成佛。禪宗極力強調人的心性的意義,是心性之學的代表。燕趙學術發展偏向的是北學一路,儒家心性之學始終未成氣候。河北是禪宗重鎮,有著深厚的禪宗心性之學資源,但長期以來燕趙文化有意忽視或排斥禪宗心性之學的影響,使得兩種文化資源各自發展,互不影響。本來心性之學有助於糾正和平衡經世之學極端化所帶來的弊端,但由於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使得河北文化精神一直呈現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和唯用論的特徵,而由此帶來的急功近利、短視的惡果則不斷顯現。因此,在構建當代河北文化精神的過程中,不斷吸納和融合禪文化的心性之學,建立新的價值體系,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
2.禪文化的創新精神對當代河北文化建設的意義
文化創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文化建設的靈魂。任何一種文化要求得發展,就必須具有創新精神。因此,在當代河北文化建設中,創新精神的建立是重中之重。而作為燕趙文化重要精神資源的禪文化,在河北發展的三大時期就充分體現了創新精神。
首先,六祖慧能所創立的禪宗是佛教中國化、大眾化、貧民化的產物,被學者稱為佛學的革命。慧能在創立禪宗的時候,佛教的各宗各派都相繼成立,其教義和教規都極為煩瑣。慧能認為,這些宗派都沒有找到最直截了當的法門,因此,他所創立的禪宗對佛教的教義和教規作了簡化,建立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教法門。此外,慧能主張日用即禪修,將修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結合,把佛法精神貫徹於日常生活的行為之中。這樣,他解決了佛教與民眾和現實相脫離的問題。在他的改革下,禪宗形成了簡潔明快的修行方法、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不勞不食的勞動態度、瀟灑自在的僧人風範。從而改變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實現了印度佛教的中國化和大眾化。
其次,河北禪文化鼎盛時期產生的臨濟禪和趙州禪,使佛法人格化、生活化,代表了中國佛教的最高成就。臨濟宗義玄創立了一系列獨特的禪法,無論是接化學人,還是闡釋祖意,都是新意迭出,不拘成規,使得臨濟宗人才輩出。時至今日,漢傳佛教十個和尚有九個屬於臨濟傳人。趙州禪則充分體現了“平常心是道”的宗旨,以本分事說禪,以家常話接引學人。在禪宗史上,趙州經典公案最多,並且影響深遠,這是趙州禪的最大特色。臨濟禪和趙州禪的出現,完全是臨濟義玄和趙州從諗勇於創新的結果。
再者,在當代河北孕育並影響日益廣泛的生活禪,是淨慧法師依據佛教契理契機的原則,繼承大乘佛教入世的精神,積極融入生活,很好地解決了入世與出世,繼承與創新問題的結果;是把人間佛教的理念,落實和深化為一種禪法理論和修行體系,一種能夠適應現代人生活要求的禪宗修行法門的結果;是當代理論與實踐創新、文化創新的成功典範。
綜上可知,無論是六祖慧能創立禪宗,還是臨濟禪、趙州禪、生活禪的產生,無一不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文化創新的結果。作為河北地域重要精神資源的禪文化,其創新精神有助於當代河北文化建設,但長期以來,燕趙文化卻一直缺乏對禪文化的繼承和改造工作。因此,在構建當代河北文化精神中,結合實踐和時代要求,對禪文化的創新精神進行繼承和發揚,顯得尤為緊迫。
3.趙州禪、臨濟禪宗風與河北文化精神的相互激盪、相互強化、相互促進
趙州禪與臨濟禪是兩種風格完全不同的禪法。有學者研究說,趙州和尚是老婆心切,對家裡人總是無微不至地關懷、體貼和放心不下,是一種慈悲的風格;而臨濟禪師像大將軍衝鋒陷陣一般,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法不立,體現了佛家的最高智慧境界。兩位禪師,一個是慈悲,一個是智慧。兩種完全不同的禪風,卻幾乎是同時落戶河北,而且兩寺相距不遠,都屬於今天的石家莊市,似乎難以解釋,卻恰恰與燕趙傳統的文化精神相吻合。
燕趙地域文化的獨特性所孕育的是獨特的“聖賢–豪俠”人格,在燕趙的民風民俗上,聖賢精神與豪俠精神並存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趙州禪與臨濟禪則分別與這兩種文化精神相契合。具體言之,趙州禪的慈悲風格,頗近於燕趙的聖賢精神,與冀人的性情醇厚、民風淳樸相容;而臨濟禪的機鋒峻烈、殺活自在的宗風,與燕趙的豪俠之氣頗相恰。在這裡,他們都找到了與自己禪法相應的文化精神。因此,看似矛盾,卻又和諧共處。
燕趙文化精神自身存在著和諧機制,但燕趙歷史上戰亂不斷,尤其是近世以降面臨的民族國家危亡使其人格精神中慷慨悲歌的豪俠精神一面被普遍推崇和強化,聖賢精神一面逐漸退隱和弱化,使得這一和諧機制被破壞。在當代河北文化建設中,重建這一和諧機制,趙州禪、臨濟禪宗風與河北文化精神的相互激盪、相互強化、相互促進的和諧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4.生活禪對當代河北文化建設的意義
生活禪是用禪的方法來解決現代人生活的煩惱,提高現代人的生活質量。由此來看,生活禪所要解決的問題和所要達到的目標,與當前文化建設的目的是一致的。作為一個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成功典範,生活禪除了創新精神對當代河北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外,其方法對當前的文化建設也有著借鑑意義。生活禪的要領是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但這還只是一種抽象的理念和觀念,作為佛教禪宗的修行法門,必須具有切實可行、可操作性的具體修行方法,才能實現其教化力量。因此,為了把握和落實這一要領,又提出了四個具體要求:將信仰落實於生活;將修行落實於當下;將佛法融化於世間;將個人融化於大眾。每一個要求又分別包含著更具體、更詳盡的內容,都有切實可行的落實辦法。這樣,生活禪的修行就由抽象理念層層具體化,具有充分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生活禪從理念到實踐層層推進的完備體系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而我們的文化理念經常無法落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這樣的體系,這對河北的文化建設無疑也具有一定的現實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