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寧三教思想初探(隆德)
贊寧三教思想初探
編輯：隆德 來源：閩南佛學
內容提要：贊寧是五代末北宋初的高僧，佛教史學家。他博涉三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辭，所編《宋高僧傳》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在儒學及佛學義理方面也頗有建樹。尤其是他為折衷儒、佛二家之沖突而提出「以王法為本」的觀點，乃開後來智圓、契嵩三教融合思想的先河。本文即結合贊寧的生平與著述，對他的這一思想略作探討。 關鍵詞：贊寧 法為本 儒為佛
前 言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國家仍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為其立國施政的根本，由此必然產生抑制佛教的傾向。從民族意識的角度而言，由于當時受到遼、西夏、金等北方異族的經常性的侵犯，人們的民族意識被激發出來，由此而對「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對于視儒教倫理為正統的官僚士大夫們及理學先驅而言，貶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學正統地位的內在要求。而這些官僚士大夫、儒士的言論勢必影響到國家的宗教政策、社會人士對佛教的反感，從而對佛教構成現實的威脅。儘管他們反佛的根據，不過是些皮相之論，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廣興寺院，僧尼日增，擾亂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于在學理上對佛教作深入的批判。相比之下，後來的理學家們大都熟讀佛教書籍，藉此來攻擊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從佛教理論中汲取思想營養大大充實了自家的學說。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政府的限制，同時又不斷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學家們的排斥。面對如此的困境，佛教已然無法保持「沙門不敬王者」的超然地位。為了緩解外部環境施予佛教的壓制和脅迫，贊寧提出了「以王法為本」的應對之道。 贊寧的生平與著作 贊寧(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審，母周氏，其祖是黃河流域的渤海人，貞明五年(919)生于金鵝別墅。當五代十國時的吳越國(908─959)開國之君武肅王錢(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蘇省東南部建立政權之後，贊寧也于後唐天成中(約929)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1］，更在後唐清泰初(約935)入今浙江省境內的天台山，接受天台宗所授的具足戒，並學習以釋道宣(596—667)《南山鈔》為依據的《四分律》學問，通南山律。他博涉三藏，辭辯宏放，無人能挫其論鋒，時人稱為「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善文辭，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吳越忠懿王慕其德風，任其為「兩浙僧統」，並賜號「明義宗文大師」，讓他去管理吳越國的僧尼，在其任內數十年來「像法修明，緇徒整戢」［2］。 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末代君主忠懿王錢 (948─959在位)奉版圖歸降趙宋，贊寧隨之入京。贊寧以應對得體，為太宗喜歡，賜紫方袍，太平興國三年(978)改其法號為「通慧大師」，並晉住開封左街天壽寺。其後，歷任翰林史館編修、右街僧錄、左街僧錄等職。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太宗下詔命贊寧修一部《高僧傳》，令他回到杭州原來所居寺院去撰寫。贊寧在僧人顯忠的幫忙之下，經過六年努力，在太宗端拱元年(898)修成《宋高僧傳》三十卷。以此成績，受詔書褒美並獲厚賜［3］。咸平四年(一說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壽八十三。追諡「圓明大師」。著作頗多，除《宋高僧傳》之外，另有《三教聖賢事蹟》一百卷，又有《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 在江南吳越之地，武肅王錢被封為吳越國王(後唐同光元年，923)，其後五代錢王都虔誠信仰佛教，在保國安民的同時，大興佛事，在五代亂世之中，構築了一個東南佛國。長興三年，武肅王死，文穆王錢元璀嗣立，善承父王之治。天福元年(936)遣蔣承動等赴日本，尋求佛書。彼時贊寧尚在天台鑽研佛教。清泰二年(935)贊寧十七歲，時值新羅僧道育在天台山平田寺留錫，據說他以血供養蚊蚋虻蛭四十余年，贊寧在石梁與道育同宿修行。 贊寧後來所處的政治環境、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潮及文化氛圍，都對其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可從他後來的交往中可以窺見一些消息。 一是與錢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節度使錢湛、奉國節度使錢億、越為刺史錢儀、金為觀察使錢儼、工部侍郎錢昱都有親密的交往，此外並與衛尉卿崔仁翼、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揚惲錢等互相唱和應酬詩文。 二是吳越的文風隆盛，直接間接刺激了贊寧對于儒學的關心，當時江南佛教界有貫體、靈徹、齊已等儒僧。贊寧並受光文大師匯徵教以文格(文體)，前進士龔霖授以詩釋訣。因此贊寧的聲望日隆，文學日盛，在錢塘有數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論虎、義從——文虎、晤恩——義虎、贊寧——律虎。他在吳越監壇，為副僧錄及兩浙僧統達數十年之久，對吳越佛教頗有貢獻，贊寧獲得「明義宗文大師」的僧號即在此時，據他在《宋高僧傳》中所記，他和錢塘慈光院文備(926—985)、淨光大師義寂等都有親密的交往。 吳越王錢氏(908—979)于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在宋室統一進迫的壓力下，將其國土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六百八戶、兵丁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與宋帝，從而保全了錢氏一族及吳越國境內的百姓。這也可見錢俶王深受佛法的熏習，宅心仁厚。隨同錢俶王進京的贊寧，以應對得體為太宗喜歡，親賜贊寧紫方袍，改號「通慧大師」，深得太宗信任，駐錫于汴京左街天壽寺。贊寧老年與盧宋崖、李穆等講論儒學及名理諸論，在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記述： 吳僧贊寧，為國初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自有著述。辭辯縱橫，時人不能屈。有安鴻漸者，亦勝詩文，且多滑稽。鴻漸在開封街頭閒步，贊寧與數僧由對面來。鴻漸指而嘲曰：「鄭都管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此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 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有： 太宗幸相國寺，在佛前燒香，問贊寧應否拜佛。贊寧曰：「陛下只可燒香，不必下拜。因陛下是現在佛，無拜過去佛之必要。」贊寧善讀書長于口辯，此語深合上意，太宗微笑頷首，以後帝行幸佛寺，焚香不拜，遂為定制。識者亦為合禮。 以上的記述也許不一定是事實，但卻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士大夫對佛教真情流露的態度。如吳處厚所著《青箱雜記》卷六中有：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佛事。可謂允當之評論。 贊寧在太平興國六年(981)被任命為右街副僧錄，掌右街教門之事。次年受詔歸杭州，先後七年纂修《高僧傳》。端拱元年(988)七十歲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參政事蘇易簡奉太宗旨意，編纂三教聖賢事蹟，由太一宮道士韓德純編述道教，贊寧編述佛教，著作了《鷲嶺聖賢錄》(已佚)，既是奉旨而作，三教合一當然是編撰的基本原則。據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所載，贊寧在著書完成之時，充任左街講經首座一職，王禹偁作《贊寧新拜首座》一詩曰： 著書新奏御，優詔及禪扉；首座名雖貴，家山老未歸。磬聲寒繞枕，塔影靜侵衣；終憶西湖上，秋風白鳥飛。 至道二年(996)贊寧以七十八歲高齡，蒙恩命受洛陽佛教教團監掌。在這一年，洛陽文人之間因襲白居易的故事，常召開九老會的雅集，當時以總理宋初大文化事業的李昉(著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為中心，而參加者宋琪、楊微之、魏丕、李遠、朱昴、武允成、張好問及方外沙門贊寧共是九人。而以八十歲且文名貫于當時的張好問為筆頭(文首)，其余都是近乎八十歲高齡的人，對于繪畫賦詩吟詠都有研究素養，可以說是一個風雅高尚的集團，後來因蜀地叛亂，出兵四川，九老會也一時不得不中斷了。在白居易之後以詩論體聞名當世的王禹偁，對于佛教並不抱有好感，只是對于贊寧以師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記有向贊寧呈送詩詞的事情。 此期間，贊寧開始著作《高僧傳》，到了咸平二年(999)加以重修《僧史略》，這是他的最後著作，總其一生所著內外之學計數百卷，年逾八十，仍為護教而努力。他經歷了史館編修、左街僧錄之職，于咸平五年以八十五歲高齡，于杭州祥符寺示寂，葬于錢塘龍井塢。天聖七年(1029)法孫宗盛，將贊寧遺骸付諸荼毗，重新祀奠。崇寧四年(1105)，徽宗加謚為「圓明大師」，旌表其學行，更四十年後紹興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重申贊寧「佛先道後」之主張。孤山智圓(976—1022)在《經通慧僧錄影堂》一詩中，對贊寧一生的德業大為推崇，詩曰： 寂爾歸真界，人間化已成；兩朝欽至業，四海仰高名。舊蹟存社，遺編滿京；徘徊想前事，庭樹跪鴉鳴。 宋初的排佛激流與贊寧的獅吼之應 唐代韓愈之後，辟佛一直層出不窮。到了宋代，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深具民族精神與憂患意識的宋儒，從佛教的法義中汲取營養，卻用這個新形成的理論來開始新一輪的辟佛，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由此形成。宋初，排佛之儒者的作品主要有孫復的《儒辱》、石介的《怪論》、李覯的《潛書》和歐陽修的《本論》等。 孫復(992—1057)，字明復，人稱泰山先生，以佛「為夷狄之法，亂我聖人之教」為大辱，力排佛教，其有言曰：「佛、老之徒橫行于中國……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摒棄禮樂以涂天下之人。」［4］石介，字守道，人稱徂徠先生，師事孫泰山，作《怪說》三篇，以和其師之說，曰：「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5］ 此類辟佛之言甚多，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宋儒攘斥佛法之大概。在這個激烈之排佛運動中，宋儒從剽竊佛經的精義入手而撰成自己的學說，進而炫耀自己的能為，最終達到務其名的目的。在儒者以文排佛的思潮之下，致使佛法浸衰，民眾因而對佛教感到迷惑。在僧伽團體的內部，只有「內外博通，真俗雙究，學行才識兼具」的贊寧法師能夠獨當一面，力排眾議，寫作《僧史略》，闡明「儒釋道一貫，三教之賢聖，理歸一揆」的思想，以對抗儒士之說。王禹偁是一位激烈反佛的儒士，他曾上奏請宋真宗淘汰僧尼，奏章中直斥僧尼是「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的「民蠹」，最低估計要每年費民間萬匹絹、三千斛米來白白養活他們。然而如此強烈反佛的人卻依然激賞讚寧的外學修養，尤其佩服贊寧的史才，有《贈僧錄通慧學公》詩曰： 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赴闕尚騎支遁馬，援毫應待仲尼麟。溟濛雪彩松□曉，獄藉苔花竹院春。還許幽齋暫相訪，便令陶令滿衣塵。 其意竊比陶彭澤謁遠法師故事，而自高之也。贊寧在其所著《僧史略》中開專題論外學云：「道安以詼諧而伏鑿齒，慧遠以詩禮而誘宗雷之輩，復禮以辯惑而柔權無二，皎然以詩式而友陸鴻漸，此皆不施他術，唯能博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妨鑽極以廣見聞，滯于一方也。」說得非常剴切，而贊寧的博學多聞，雖東方朔、張茂生亦不能超過之。曾著書批評古時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作品，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頭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認兼明錄》二篇和《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等，極為王禹偁所激賞，可惜這些著作均已佚散。故王公《與贊寧書》曰：「累日前蒙惠顧才，辱藉通論，日殆三復，末詳指歸。徒觀其滌《繁露》之瑕，靡《論衡》之玷，眼了《獨斷》之瞽，針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卻似圖蔓。使聖人之道無傷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復。然則師古子而為來哉?得非無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師者歟?覽其文知其道!」他的作品除了《宋高僧傳》三十卷外，僅另有《大宋僧史略》三卷和《筍譜》一卷流傳迄今。相傳徐鉉在南唐做官時，嘗入澄心堂辦公，到飛虹橋頭，馬不肯前，即使鞭之流血，也不肯走。徐鉉乃寫信向贊寧請教?贊寧答復道：「下必有海馬骨，水火都不能毀，惟澆以腐糟即毀。」徐鉉如言掘之，到一丈多深，果然發現一根大獸骨，上脛長五尺，膝下長三尺，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澆之即爛。又徐鉉得到一幅畫牛，但那畫上的牛，白天嚙草欄外，夜則臥欄中，徐諤以為神物，獻之李後主煜，煜獻之宋太祖，宋太祖以示群臣，沒有一個能夠說明，贊寧說： 南倭海水或咸，灘磧微露，倭人取諸蚌余淚和色著物，則畫隱夜見。沃焦土或風飄舉，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畫見夜隱。此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可見我國古代曾經發現過隱色墨水，贊寧能知其來歷。足可見其學識的淵博，不愧為博物學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贊寧去世之後的數十年間，宋初的排佛運動為儒學大家和士大夫們所繼承。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歐陽修、李覯等。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晚號六一居士，作《本論》三篇，抨擊佛教，編有《新唐書》與《新五代史》，凡涉及佛教記事者，均予刪除之，其有言曰：「佛法為中國患千余歲……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6］李覯(1009—1059)，字泰伯，學者稱盱江先生，初持排佛之論曰：「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7］ 針對當時歐陽修等人辟佛的議論，契嵩禪師繼承了贊寧的護法事業。著文痛駁排佛論者如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之輩，作《輔教篇》闡明儒佛一貫的思想，以抗其說，轟動當時文壇。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故而歐陽修仍不得不稱譽他，以至于臨終還在讀《華嚴經》。 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俗姓李，藤州鐔津(廣西籐縣)人。七歲出家，十三歲剃髮，翌年受具足戒。十九歲游方，下江湘，登衡廬，常頂戴觀音像，日誦其號十萬聲，並博覽經傳雜著。曾謁筠州洞山曉聰，得其禪法。 慶歷年間，至杭州，居靈隱水安蘭若。著《輔教篇》三卷和《孝論》等多篇，曾令歐陽修讀後驚嘆：「不意僧中乃有此郎。」契嵩又上書仁宗，辯佛理應崇的若干點，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又賜予「明教大師」之號。朝中自丞相韓琦以下，莫不延見而稱譽。他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終日，則娓娓不倦。皇祐間，他鑑于禪門傳法世系諸說不一，因而依據《寶林傳》十卷(唐釋智矩著)，刊定二十八祖的傳承系統，著《傳法正宗記》九卷、《傳法正宗論》三卷，並附佛祖、相承之像，稱《傳法正宗定祖圖》等，收入《大藏》，更深受朝野尊重。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火化後，眼舌及童真不壞，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如大菽者三，又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東坡云：「契嵩常嗔人，未嘗見其笑。辯才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親見二人皆趺化，乃知二師以嗔喜作佛事。」這是很有見地的說法。契嵩遺書有《鐔津文集》十九卷，收入大藏，流傳至今，塔在永安院之左。 三、贊寧的「王法為本」和「崇儒為佛事」論 由于趙宋推行控制佛教的政策，引起教團經營的極度困難，此種情況贊寧在《宋高僧傳》和《僧史略》中有清楚的記載。為了使佛教在宋代的社會中能夠存在與發展，精通儒學的贊寧提出「以王法為本」和「尊崇儒術為佛事」兩項主張。 《宋高僧傳》是受太宗的敕令而修撰的，這與以前的兩部高僧傳不同。在上表時稱「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臣僧贊寧」，就已經表明了贊寧的立場。僧人在文獻上自稱曰「臣」的，最早為南唐釋恆安撰《續貞元釋教錄》一書的序文，其次便見于贊寧的《進高僧傳表》。《宋高僧傳》卷十三《習禪篇》中云： 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主度己之恩，答我佛為師之訓。［8］ 《宋高僧傳》卷十六《明律篇》又云： 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戒持，或眾生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9］ 《宋高僧傳》卷十五《義宣傳》論曰： 或曰：今沙門姓既為釋，名復不諱，言我不隨俗諦，云何對君主稱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對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齊帝問王儉，逐令見稱名，至唐蕭宗朝，始見稱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門德，日就衰微，一往無復矣。又以法委國王，誠難改作，王謂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雖非我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 《大宋僧史略》卷下《菩薩僧》云： 佛法污隆，王臣制作，遇其抑勒，知復奈何。凡百學徒，觀此思事。［10］ 從這幾段話可知，贊寧認為，要護持佛法，順應王法是必由之道。在《宋高僧傳》記載了許多自唐朝以下至五代十國宋室諸帝護持佛教的事例，使之與廢佛諸帝結局的悲慘互相對照，特別是對吳越王錢氏崇佛的事例記述頗詳，大概是希望太宗也能如吳越王那樣盛行崇佛之事吧! 贊寧也深知，佛教學者欲使儒者心服，必須精通外學。在《僧史略》總論中提倡三教調和的理論，贊寧設問曰：以一介比丘之微力，何以能中興佛道?答曰：釋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更不明本起(因緣)，當不能以副帝王中興之業。先師之著述雖多，然後人多滯于一方，不知儒釋道三教循環之理，有帝王而三教興盛，此三教所以應助帝王。儒自三王以降，道在五帝以前，行王道尚帝道。而釋氏之門，其教以慈悲為本，變化暴惡，悟人死神明不滅之理，以天堂地獄明賞罰之別。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己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己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所以在《僧史略》結語的最後，贊寧提出沙門要崇儒信道的主張： 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11］ 對于贊寧的三教調和論，後來的禪僧慧洪評之為不足取法的世俗之論。但是，作為趙宋初期佛教界唯一的耆宿，贊寧在當時不得已采取這樣的態度，自有他的苦衷：(1)長久由吳越崇佛朝廷的保護下，體驗出繁榮佛教之道。(2)在中原因君主感情之好惡屢屢廢佛，對于後周世宗淘汰佛教及五代君主之破佛，頗有切膚之痛。(3)作為中央的僧官，與對佛教抱有惡感的士大夫常相接近，對趙宋初期的政情非常理解。(4)受江西儒僧的影響，自己亦有儒學造詣，常與這些儒僧為友。在以儒教倫理傳統為中心的君主專制社會，宋代帝室對佛教的信仰並不是根本的，佛教教團須絕對服從王權。佛教與儒教拮抗是相當困難的，除了迎合統治者的意旨之外實別無良策。正如《禪苑清規》中所說：「皇帝萬歲，臣統千秋，天下太平。」這表明歷代僧人試圖保持的這份獨立地位早被王權所取代。 贊寧提倡三教融合是歷史的必然，三教調和雖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攝其他兩者，佛教得儒教而廣，儒教得佛教而深，佛教的精神與儒教傳統文化進一步糅和，潛移默化，深入到中國文化的中樞部分，以至改造了儒家世界觀，把佛教長期醞釀發展成熟的心性之學滲透到作為宋學代表理學的內部。 在贊寧以後，如智圓的《閒居編》、契嵩的《輔教編》等都主張三教融和、三教並存的理論。宋初以來，因王朝交疊而對佛教的處境有直接體驗的贊寧，可以說是這一理論的先驅者。 結 論 由上可知，贊寧旨在藉佛教思想以調和儒家學說，因其生當宋初儒學復興佛教式微之際，故有其時空與學術背景之限制，然以其卓然睿智，剴切儒家學說之精義，深契佛教哲學之本質。尤其于天下之士排佛甚熾之時，提出以王法為本的立場，明儒釋之道一貫，以顯其思想之特色，使三教的鴻溝變小，終至蔚成一源!
［1］王禹偁：《小畜集》，第186～196頁。 ［2］以上均引自王禹偁：《小畜集》，第186～197頁。 ［3］見《宋高僧傳》卷首《進高僧傳表》、《批答》，《大正藏》冊50。 ［4］孫明復：《小集·儒辱》。 ［5］石介：《徂徠集》卷五《怪說下》。 ［6］《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七《本論下》。 ［7］李：《盱江集》卷二十《廣潛書》。 ［8］《大正藏》冊50，頁790上。 ［9］《大正藏》冊50，頁812上。 ［10］《大正藏》冊54，頁253上。 ［11］參見《大正藏》冊54，頁254下、頁255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