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僧伽素質的當務之急(夏金華)
提高僧伽素質的當務之急 夏金華 《佛學研究》
1993年，趙樸初會長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文中，在總結了建國以來佛教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挫折之後，指出：「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的情況相當嚴重，個別寺院的極少數僧人甚至有違法亂紀、刑事犯罪的行為。」這里揭露的只是少數不良行為的典型表現。其實，僧伽群體素質偏低，更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因此，如何增強僧伽的信心，提高其質量，「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侵襲，保持佛教的清淨莊嚴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客觀地說，現在的社會已變得非常功利，佛教在這樣的環境里還能平穩地生存下來，發展下去，並非完全是當今僧伽的業績，而多半是歷代高僧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中國佛教的傳統功德在起作用。此種傳統功德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延續下來，在中國廣大的民眾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累積成為獨特濃厚的思想文化積澱，從而在無形中為佛教自身贏得了生存空間。的確，佛教自東漢時傳入我國後，在與以儒道文化為代表的中土固有文化的沖突和融合中，幾度曲折，歷經磨難，終于頑強地站穩腳跟，並取得卓有成效地廣泛傳播，以致出現隋唐時期眾多的佛學派別，成為中國佛教有別于印度佛教的理論體系和獨特傳統的明顯標志。儘管封建朝廷的滅佛事件，曾給佛教帶來極其慘重的損失，內典大量散佚，使得以華嚴、天台、唯識為代表的佛教義學日益衰微，而主張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禪宗及修行簡易的淨土宗又因此得以盛行。元明以降，中國佛教儀禮漸趨于民間，成為民族的風俗習慣，體現在民俗文化中。同時在思想理論上，隨著儒、釋、道三教融和趨勢日見明朗，又使佛教隨方應化，自覺主動地與傳統思想打成一片，呈現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此互存的複雜現象，從而使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這也是今日佛教雖經「文革」十年浩劫之後，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新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此種傳統思想的特殊效應，在當今形勢下，于時間的延續上亦有其自身的侷限性，並非一勞永逸。而且，現代僧伽不僅不再享有昔日人間導師的榮耀，並且實際社會地位也不高，滔滔濁世，足以淹沒一切與之抗衡的思想觀念和陳舊教條。在此情形之下，僧伽憑什麼在社會中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來傳播幽深玄奧的佛教教義呢?可以想象，若在未來數年內，僧伽還不能在自身素質上下一番努力提高的工夫，佛教的前途將令人擔憂。如果說目前不少人對寺院及僧人尚存那麼一絲敬意的話，那是建立在對僧伽生活一無所知、頗帶神秘感基礎之上的。倘先失去這個基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便會出現這樣兩種想法：一種是認為佛教的思想理論博大精深，令人崇拜得五體投地，而從事于此種思想修煉之僧伽卻是一群只會敲打唱念的宗教職業者，與普通俗人沒有什麼區別。另一種則以為，燒香拜佛就是佛教，是封建迷信。一旦此種想法成為人們固定思維的習慣，佛教的未來還不岌岌可危嗎?
從歷史上看，僧伽之榮耀多來自于自身的良好素質——道行高深，精通三藏，淹貫內外學——遠的如印度暫且不說，即以中國為例，隋唐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輩出，僧伽隊伍中集結了一大批當時社會上的一流人才，如唯識宗之玄奘、窺基，三論宗之吉藏，天台宗之智顗、湛然，淨土宗之道綽、善導，華嚴宗之法藏、澄觀，律宗之道宣，密教之一行，而禪宗六祖慧能以下更有「五家七宗」之弘，真可謂群星燦爛。而當時唐王朝所推行的宗教政策，並沒有給佛教多少特別的關照，他們之所以獲得如此成就，幾乎完全是由于自身價值的體現，使佛教教義在中國思想界第一次憑藉自身實力，取得主導地位，成為中華思想史上輝煌的篇章。誠然，上述高僧中不少人，曾貴為「帝師」，享有一定的特權。但是，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努力得來的，並非全是因為外緣殊勝。不能想象，封建王朝會無償供養一批對他們一無用處而又素質低下的「啞羊僧」。由此可見，僧伽素質優劣確是決定佛教興衰的關鍵所在。
歷史經驗如此，現實亦然。所以，要提高僧伽素質，首先需要的是，冷靜的思考和理性的探討，找出病根，對症下藥。人的素質與文化教育密切關聯，文化滑坡，教育質量差，文盲大量存在，勢必影響到人的素質下降。僧伽素質低是與此種社會群體素質低劣相同步的。此外，還有一個責任意識問題。長期以來，由于佛教界家族式思想影響，佛陀的民主思想幾已蕩然無存，「人人有佛性」，不過是表面的口號，僧人平等的權利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維護，以致影響到每位僧人對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采取一種漠不關心的冷淡態度。此是形成僧伽長期缺乏責任意識的主要原因。本來，佛教的僧伽制度是平等和合清眾的集團，是反家族(或非家族)的，但傳入中國後，就漸漸轉變了。以近代為例，中層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層家族的小庵堂，惟有家族的派傳，無復和合的清眾。此種現象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可見佛教家族化之普及與深入。時至今日，此種家族式的結構雖早已打破，但其遺毒並未徹底清除，其表現方式，是地方性勢力的抬頭和世俗裙帶關系之滲入，儘管此種現象眼下尚未形成集團化影響，若不及時加以解決，完全有可能成為未來佛教振興的最大障礙。
事實上，佛教的振興，不在于修復了多少寺廟及出家人數的增減(已故十世班禪大師、趙樸初會長也曾強調過這一點)，關鍵在于僧伽的質量、佛教在整個社會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及地位怎樣。如果法師們沒有發菩提心，不認為佛教的命運與自身言行休戚相關，缺乏作為僧伽的一員是可以並且有權利和義務與其他同參一起來維護佛教整體利益的自覺，那麼，無論給他們許下什麼誘人的諾言，空洞地提高他們的地位和榮譽——「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都是無濟于事的。「主人翁」一詞，原是古代禪門中的流行語。現在的意思是很明確的，無須贅言。那時的叢林，用《易經》的話說，是「群龍無首」，卻又是人人皆為「首」，個個都是「主人」，在清淨和合的僧團里，人人皆具「主人翁」的姿態。遺憾的是，佛教發展至今，這個詞已極難聽到。就當前佛教現狀而言，寺廟里很少有個人的思想空間，個人在群體中只是處于一種被動狀態，對上級的不良行為，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合理的建議被漠視；個人實現自身價值的願望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個人被要求服從和聽指揮，沒有自覺的行為，也沒有自治的能力，僧眾相處談不上和諧愉快，而只有無形的沉悶氛圍。此是中國民族品性缺乏集團生活在佛教界的典型反映。在這樣的環境支配下，僧人對佛教的命運自然不會產生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感覺，因而他們大都將自己固定在個人的狹小圈子里，應赴經懺，追求名聞利養，致力于個人前途的設計，而此種設計又往往與佛教的前途無關或關系不大，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的不幸與悲哀。
針對目前佛教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應當率先從培養僧伽(特別是青年僧伽)的責任心入手。俗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則須大力宣揚「佛教興亡，僧伽有責」的思想觀念。在發心出家之後，除了對他們進行佛教律儀的訓示之外，更需要加強佛教形勢教育，既讓青年僧伽了解佛教穩定發展的一面，增進其信心，同時又應正視佛教的隱憂，敢于解剖自身問題，培植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也就是說，不但要求僧伽放眼佛教未來，確立遠大理想，而且又不迴避現實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一個人、一個團體，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唯有充滿責任意識，看到自己的弊端和弱點，才能不斷地進取，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否則，一味沉溺于「溫柔富貴鄉」，滿足于表層的「形勢大好」，那麼，停滯和衰退即為時不遠了。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責任意識之強弱，是衡量一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標準之一。人是家庭和社會的細胞。無論他(她)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都對家庭、單位、國家負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義務。不能想象，一個只關心自己的榮辱得失而逃避責任、拒絕承擔義務的人，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善人和完人。作為僧伽的一員，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他對佛教的前景都漠不關心，怎麼能指望他一本正經地傳達佛陀濟世度人的初衷呢?
責任意識之形成，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應當加以深入研究。對于青年僧伽責任意識的培養，老一輩的大德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他們對青年比丘(比丘尼)的教育，影響巨大。挑選、培養什麼樣的人接班，如何培養，都是事關佛教命運的頭等大事，此比建寺修廟、出訪交流的意義更大，這個問題解決了，才真正是功德無量，對佛教對自身都是如此。
應該說，僧伽教育事業是佛教的百年大計，也是提高僧伽素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由于我國新式僧伽教育的歷史不長，從近代算起，還不到一百年，與社會西式學校教育在中國的建立、發展相去不遠。但與後者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僧伽教育的創立從一開始，即是以形勢所迫、倉促上馬為起因的，以後一直命運多蹇，時斷時續，少有取得正常健康的發展機會，故而後遺症特別多，其成就亦遠不能與社會學校教育相提並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近十年來在相對安定優裕的環境里，僧伽教育得到相當的恢復和發展，但是由于傳統的影響和辦學條件的限制，僧伽教育的現狀仍不盡人意，與現代社會教育相比，主要存在下列問題：
(1)辦學條件差，大都不符合社會普通學校具有的規模和管理制度。 (2)沒有統一教材，師資配備不全，不注重教學質量。 (3)某些佛學院教學課時得不到有效保證。
由于上述問題之存在，致使佛學院學僧的學歷一直得不到政府有關教育部門及社會的承認，自然是情理中事。
因此，要改變中國僧伽教育的不合理現象，應從「教材制訂」和「師資訓練」兩方面著眼。組織力量，慎重選擇教材的內容，可從戒律、禪學、中觀、唯識、外學等加以設計。如此設計的理由，是考慮到佛教教義涉及面廣，思想深奧，通盤的全面了解，以便日後一門深入，成為某一宗(或某一專題)的行家。至于外學的選擇，在老一輩的法師看來，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其實，歷史上的高僧有幾個不是內外皆通的。否則，怎麼接引社會各界名流?現代社會分工日趨細密，隔行如隔山，已習以為常，也不可能再出現象唐代一行那樣既是密教高僧，又是天文學家，或如外國的達•芬奇一樣，不僅是美術大師，又是科學家的人物。然而，對于未來僧伽來說，儘可能多涉獵一些社會科學文化知識，不獨有接引上的方便，避免出現「聾子的對話」，影響傳播教義的效果，更基于佛教自立于社會的長遠目的。除此之外，各級佛學院還要配合相應的考試和考查標準，讓學僧藉以評定個人的學習成績和課程的實際內容，形成督促機制。師資的培訓，可以由中國佛教協會統一規劃安排，做到經常化和制度化。如此，上上下下共同努力，始能培養出真正的弘揚佛法的龍象之才，以續佛慧命，造福社會。這樣，佛教對社會的影響也隨之增強，只有佛教的吸引力增大了，人才才會源源而來。在人才的培養上，應根據僧伽基本素質的差異，正確處理「弘法人才」與「學術人才」的平衡。從當前實際情況來看，更應注重學術人才的選拔與造就。不過，無論修行也好，管理寺院也好，學術研究也好，均須彼此尊重互助，共同促進佛教的繁榮。總之，人才的吸收與培養是維持正法久住的決定性因素，絕不能掉以輕心。還有，在人才的接引、培養和出路上也要細心留意，否則極易造成人才流失，功虧一簣。
中國僧伽素質的提高，有賴于佛教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而僧伽教育的騰飛，則需要雄厚的經濟投入為後盾。令人痛心的是，當今僧伽教育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遍的經濟投入不足。全國各級佛學院(除中國佛學院外)皆附屬(或實際附屬)于某一寺廟。寺廟是教育經費的根本來源。那麼，是不是寺廟經濟狀況不佳，無力斥資辦教育?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而是寺院一些人的思想有偏見。在他們看來，如古代梁武帝所想的那樣，振興佛教的關鍵在于建寺度僧，所以熱衷于修繕輝煌的殿宇、菩薩裝金開光、方丈升座之類，排場越搞越大，動輒數萬之巨，盲目攀比，實在有奢糜之嫌。雖說建寺度僧、莊嚴佛像確是佛教的正事，應盡力去做，但不宜過濫，更不能以犧牲僧伽教育為代價。從深層次上分析，對僧伽教育的不重視，是佛教界相當一部分人的傳統。前文提到，近代以來僧伽教育倉促上馬，是出于佛教自救的需要，是不得已的，並非心甘情願地拿出錢來辦教育。當時象太虛大師那樣真正熱心于此事業者，確如鳳毛麟角。絕大多數不過是裝裝門面而已，目的在于保住寺產免于被社會勢力(或社會集團)所鯨吞。因而一旦風聲過後，一所所佛學院由于經濟問題紛紛停辦，卻又不是因為寺院缺乏資金。這就是近代以來佛學院多半中途夭折或難以為繼現象發生的真正內因。現在辦僧伽教育雖不是為了保護寺產，而裝潢門面則是一脈相承的。何況，幾張桌椅，隨便請幾位法師(或居士)作教員，便稱其為佛學院了，美其名曰：培養僧才。有時，還能得到海外佛教信徒的熱心幫助。正因為如此，使不少有志的青年比丘深感佛教前途渺茫，沒有奔頭，所以心灰意冷地離開寺院，走向社會。至于極少數純粹出于斂財目的出家者，自然嫌讀書為累贅，不如一味以經懺為業，趁早賺錢來得省事而實惠。凡此種種，將給佛教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此是關心佛教前途的有識之士業已逐漸形成的共識。
由上可知，中國僧伽教育的中心問題是缺乏經濟支持而不是其它。任何美好藍圖的設計、遠大理想的實現，均須以此為基礎，要不然，都將淪于空談，無法進行實際操作。眼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僧伽教育視為未來佛教生死存亡的關鍵，應具「如救頭然」的緊迫感，將其提高到一切寺務的首要地位來抓，立即給各級佛學院注入強大的經濟能量，以改善教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具體做法可以按照社會辦學的方式，每年在寺院總的經濟收入中按5％～14％的比例提成作為教育基金。並當作一項永久的制度確定下來。這樣，即可免去佛學院每年(甚至每學期)向常住「討經費」的窘況。同時，開展制訂發展僧伽教育的近期、中期和遠期戰略規劃，切實加以執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花大力氣去培養，佛教界自然不會從天上掉下高素質的「法門龍象」，來住持正法，匡正祛邪。這是任何稍有頭腦的人都懂得的起碼道理。叢林里有一句名言，叫做「愛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假如佛教界能將僧伽教育當成「眼中珠」一樣來看待，倍加關心和愛護，不惜代價，不計時間，朝斯夕斯，不敢懈怠，那麼，在不久的將來，就一定能培養出高質量的僧才，其中不乏「禪河香象，法海義龍」，如此則僧伽幸甚，佛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