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遠佛教教育思想探微(張捷、陳旭遠)
慧遠佛教教育思想探微 張捷 陳旭遠 《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慧遠(334一416)是東晉後期繼道安(314一385)後的佛教領袖，是佛教教育走向中國化的關鍵人物之一。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附近)人，出身世族仕官家族，13歲隨舅父游學洛陽各地，「博覽《六經》、尤善《莊》、《老》。」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講經，慧遠聽道安講《般若經》後，「豁然開悟，乃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阪依道安。長于般若，善于在講說中引《莊子》釋疑，使惑者曉然。道安太元三年(378)分張徒眾，慧遠師道安25年後東下至廬山，自此30多年，以虎溪為界，聚徒講學，講經論道，專心修行、著述。與各地名僧、外來僧人、王公貴族、文人名士結交，倡導淨土信仰。
慧遠先學儒、道，最後潛心佛門，「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其教育思想融合了佛儒道，標志著他的教育思想已走向中國化。
一、體極、往生淨土
體極、往生淨土是慧遠的教育宗旨。他繼承、發揮了道安「般若學」思想，從「無本」說出發，提出法性不變論。法性亦即佛性，法性是宇宙的根本，涅槃是眾生最終目標。法性是不變的，涅槃是永恆常住的，「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至極」和「極」指涅槃，「性」指法性。「體」是證悟體會。這句話的意思是講涅槃永恆不變為法性，要得到永恆不變的法性，應次體證涅槃為最高目的，也就是說要達到涅槃精神修養境界，必須超出世俗的見解和脫離世俗的生活去體認「法性」，進入「涅槃」境界，也就是成佛了。
慧遠認為現實世界是生死流傳，充滿了痛苦，生死輪迴是由于人迷貪外物而致。要超脫生死輪迴苦海，必須體極，即體認本性，出世、超脫世界，超出輪迴，進入涅槃境界，才能達到最後、真正的解脫，往生西方「淨土」。
慧遠的體認本體，往生淨土的教育宗旨，既不同于印度小乘佛教認為修行的終極目的是超越生死，擺脫輪迴轉世之苦，也不同于佛教是「長生」說。慧遠的教育宗旨不僅指明眾生修行要達到的終極，而且引導人去追求永恆不變的，無苦極樂的「淨土」世界。慧遠這一思想滿足了處于動亂不安時期的人們要求擺脫苦難、迫求自由、幸福、快樂的願望。但慧遠的「法性」是虛幻不實的，「淨土」世界也是不存在的。要想往生淨土、享受幸福、快樂是根本不能實現的。
二、出世主義人生觀
佛教人生觀根本點是希冀來世達到解脫的來世主義人生觀。慧遠則從其教育宗旨出發。宣揚出世主義人生觀，其核心內容就是因果報應說。牟子時主張靈魂不滅，根據生前的善惡行為輪迴轉生。康僧會(?一280)則認為「信善得福，惡有重殃」，轉生輪迴的主體「神」是永存的。慧遠繼承了我國佛教學者對佛教教義的理解，發揮了印度佛教業極輪迴的思想。在形盡神不滅論基礎上，指明了人，尤其人死後，什麼輪迴轉世和超脫果報，使因果報應說得到發展。達到了系統、完整化，完善了佛教人生觀內容。慧遠因果報應說是其佛教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和影響的內容。
慧遠認為一個人一生的結果，完全是自身自作自受的報應。提出了人有三業，業有三報的主張。他認為「三業」就是指人的行為、講話和思想活動。「業」有三種性質:善、惡和無記。無記是無善惡活動，實即具有善惡兩種性質。業有三報是現報、生報和後報。現報是指現世受報，生報是來生受報，後報是二生、三生後受報應。人的生命有今生、前生與後生，即有「三生」或「三世」，二世為輪迴。所以稱「三世輪迴」。慧遠強調，只要不去掉世俗的欲望與情感，就永遠擺脫不了輪迴，輪迴轉生是人的最大痛苦。要擺脫三世輪迴，必須相信佛教，去掉無明、貪愛等世俗感情。
依慧遠的因果報應說，無論是善人受禍。惡人得福，還是人有九品之分等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都得到了解決。他在《三報論》中講:「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厭，此皆現業來就，而前行始應。」即善人受禍，惡人得福，是他們前世行為所得到的報應，今世行為所受的報應還沒有顯現出來。人有九品之分，原因在于前生所做善惡的報應。慧遠還指出，承受報應的是一個人的精神，它是永恆不滅的。「神世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意為神(精神、靈魂)能感應發生的一切事物和變化，但神本身是「無生」的，不變的，因而神也是「不滅」的，不生不滅的「神」成為慧遠因果報應中輪迴、報應、成佛的承擔者。
慧遠所宣傳的出世主義人生觀，主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勸人去惡從善，積累福德，對當時與後世影響深遠，對廣大群眾有著極大的精神俘虜與腐蝕作用。佛教教育廣泛傳播，與這種人生觀教育有著直接關系，長期以來，它已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三、沙門不敬帝王論
佛教教育發展至晉代，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了，隨著佛教教育的弘傳，佛教道德觀與傳統禮制的矛盾，明顯地尖銳起來，引起上層統治階級內部以及知識分子中佛教人士和佛教界的激烈爭論。焦點集中在沙門不敬帝王問題上。按佛教主張，世俗社會(包括家庭)是形成煩惱與痛苦的原因，僧徒出家修道，修身利他，是超世出俗禮法首先約束的，對任何在家人(包括帝王、父母)都不稱名、不跪拜，只合掌致敬。佛教這種道德觀與中國傳統的忠孝觀必然沖突。隨佛教教育的發展，寺院經濟也發達起來，世俗統治者與佛教寺院在經濟上沖突日益尖銳。僧尼有免租稅徭役的特權，逃入佛寺為僧為尼的人越來越多，減少世俗地主的經濟來源，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經濟利益的沖突，以桓玄、何無忌為代表的政界人士反佛。東晉成帝時瘐冰主張沙門應對皇帝行跪拜禮。安帝時桓玄懷疑、排斥，甚至反對佛教，就沙汰沙門、沙門敬王和沙門祖服等，挑起兩次儒佛之爭。桓玄從帝王的地位與作用，主張沙門應遵循名教，沙門應敬王者。沙門不敬帝王，否定了儒家禮法名教;沙門要敬帝王，就否認了沙門棄俗出世的原則。慧遠作為佛教領袖，為協調彼此間的關系，撰寫《沙門不敬王者論》，通過對出家人和在家居士的不同的禮制規定，使佛、儒關系得到調和。他強調了出家人與在家的區別，又認為兩者並行不悖。為佛教教育進一步生存、發展，開拓了道路。
慧遠指出，信佛的人可分為兩種，一種在家信奉和傳播佛教，二是出家修道。他認為: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跡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在家信奉佛教之人應遵循名教禮法，敬君奉親，服從教化，通過對在家居士的忠君孝親的規定，把儒家和佛教倫理道德及封建統治統一起來。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跡絕于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察化，不順化以求宗。……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
出家人超脫世俗，拔除輪迴流轉痛苦的根源，長期隱居修行，體認本體，成就佛果。慧遠對出家人特殊禮制的規定，維護了佛教形式上的獨立性。爭取「沙門不敬王」的特殊禮制，換來沙門身價的抬高，有效地發揮佛教教育的特殊社會影響作用。慧遠又認為沙門雖從形式上不敬王，實際上並沒有失去敬王作用。因為佛教的教義雖與中國的忠孝觀相矛盾，但佛教教育不僅使人修行成佛，救世濟民，還對民眾有著深刻的影響，是有利于統治者維護最高利益的，故說「雖曰道殊，所歸一也。」慧遠在一定范圍內接受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在佛教道德觀中滲入了儒家的忠孝觀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佛教禮制與儒家名教間的矛盾。
四、念佛三昧修行法
慧遠從其困果報應說出發，深恐生死輪迴的痛苦，產生了超脫世間，超脫生死輪迴的迫切要求，期待死後靈魂得到解脫，往生佛國淨土。「遠乃于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其斯西方。」他與劉遺民等123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云台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阿彌陀佛，也稱無量壽佛，國土在西方名「安樂」，又稱淨土。佛教宣揚，阿彌陀佛誓願宏大，無論怎樣罪大惡極的眾生，只要誠心稱其名號，一心不亂，就可往生淨土，目見阿彌陀佛。祈求往生彌陀淨土的修持方法就是念佛三昧，這是往生彌陀淨土的基本途徑和修持方法。
念佛三昧是禪定十念之一。它分為三種，一種是稱名念佛;一種是觀想念佛;一種是實相念佛。慧遠修持的是念佛三昧中的觀想念佛。觀想念佛就是靜坐入定，觀想佛的形象和功法神威，西方淨土的美妙景色等。具體就是念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佛的威神力和修持者的功德力，即內、外力合力的結果，可以見到佛。
慧遠在《念佛三昧詩集序》中指出念佛三昧的含義、性質和作用。他認為，三昧是專心寂想，是一種禪定的工夫，奉行三昧修行方法的目的，是使智慧能透徹觀照一切。指明「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即念佛三昧在諸三昧之先，進入念佛禪定的人，「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鑑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所以，慧遠修持念佛三昧時「洗心法堂，整襟請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
慧遠奉持念佛三昧，是發願期生淨土佛國的必然，也是和當時廣為流傳的宣傳念佛三昧的佛經有關。慧遠提倡念佛三昧修行方法，對後世淨土宗的創立，有重要影響。慧遠的念佛三昧修行方法是觀想念佛，注重人專心寂想，思維活動專注一境，有利于培養佛教徒的意志品質和豐富的想象力，指導佛教徒專心致志一心向佛，堅定成佛的信念。後東魏曇鶯(476一542)奉行觀想念佛和稱名念佛，唐代的道綽(562一645)和善導(613一681)側重于稱名念佛，真正創立淨土宗。
「淨土宗」在中國廣泛流傳。後來與禪宗融合，9世紀流傳到日本。作為一種歷史文化教育現象，是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