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的興起和發展(耿敬)
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的興起和發展 耿敬 《教育的傳統與變革––紀念創刊20周年紀念集(二)》2009年
近代佛教教育，可分為兩系，即以出家僧眾為主體的僧教育，和以在家居士為主體的佛學教育而兼僧教育。
一
新式僧教育的興起，最初曾遭到佛教界內部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最早計劃開設新式僧學堂的是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風。其計劃得到高僧敬安的支持，敬安還親赴白衣寺相助。但此計劃亦遭佛教守舊勢力的阻撓,最終因松風被啞羊僧謀害而未能成功。同時,力主興辦新學的湘僧素禪也被謀害。1903年釋笠云在日本曹洞宗水野梅曉的協助下，于湖南長沙開福寺興辦了僧師范學校,為新式僧學堂之嚆矢。1906年釋文希在揚州天寧寺創立了揚州僧立普通中學；月霞和諦閑得到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在南京三藏殿開設了江蘇僧師范學堂。此為僧教育之張本。為了解日本佛教教育之盛,文希又準備赴日考察，守舊勢力遂趁機密告于清廷,誣陷文希勾結避難日本的革命黨人。文希被捕入獄,其所辦學堂亦被扼殺。
但新式僧教育的發展是無法扼止的。1906年因敬安上書，清政府明令准許各寺院自辦教育之後,各地新式僧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設立。1907年覺先在北京廣設小學,僧俗兼收。1908年敬安在寧波創辦僧眾小學和民眾小學各一所。
為舉辦僧教育，全國各地紛紛建立僧教育會。1907年覺先在北京創設僧教育會,1908年寧波僧教育會成立，敬安為會長，江蘇也成立僧教育會，舉辦初級僧師范學校,後來佛教界又發起寧蘇皖贛佛教學務總公所，教育部飭令改名為僧教育總會。
這些僧教育會的性質，一方面是辦幼年僧徒小學，培養僧眾人才，一方面是辦普通小學,以輔助國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縣各自為政地設立，談不上有系統的組織。那些受政府明令所組成的各地僧教育會規定，設會長二人：一是當地德高望的出家長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熱心教育的鄉紳，而鄉紳不一定是佛教徙。教育經費由各寺院分擔，如有不願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學的行為，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強迫入學。
辛亥革命後，1912年全國佛教界于上海召開會議，在僧教育總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華民國佛教總會，公推敬安為首任會長。大會通過了《中華佛教總會章程》，章程規定，除保護寺產之外，總會還計劃開設各宗專科大學、中學、師范小學以及勵行慈善事業等。
1915年內務部頒布了《管理寺廟條例》,其中第五條規定,各寺廟及自立學校,但其課程于佛教經典外，必須授以普通教育，並在第十五條中對寺立學校的講法宗旨、方法、內容都做了具體的規定。這樣，佛教教育進一步走向世俗化，具有了近代氣息。此後建立起來的寺立學校，大多僧俗兼收，並仿照世俗學校來辦學，增添了不少普通教育的內容，使佛教教育的風氣為之一變。
同時,佛教大學及各宗專科學院也相繼建立。其中較著名的有月霞1914年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的專研華嚴宗教義的華嚴大學；諦閑1918年于寧波雙宗寺創立的專研天台宗教義的觀宗學社(後改名弘法研究社)；太虛1922年創辦的武昌佛學院,設有俱舍、唯識、因明、三論以及佛教各宗派源流等課程；慧泉1925年在廈門南普陀寺創辦的閩南佛學院，太虛1932年在重慶建立的漢藏教理院等。此外，全國各地佛教組織和一些著名寺院，也辦有各類型的佛學院，如北京廣濟寺的弘慈佛學院、法源寺的中華佛學院、瑞應寺的中國佛學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學院、開封的河南佛學院、九華山的九華佛學院、安慶迎江寺的安徽佛學院、湖南寧鄉的偽山佛學院、杭州的武林佛學院、普陀山的南海佛學院、鎮江的焦山佛學院和竹林佛學院、蘇州靈巖山佛學院、常熟的法界學院、泰縣的覺海佛學院、常州清涼寺的清涼學院、天寧寺佛學院、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靜安寺佛學院、法藏寺佛學社、楞嚴專宗學院、福州湧泉寺的鼓山佛學院、潮州開元寺的嶺東佛學院等。武漢還建有佛學院女眾院、菩提精舍、正信會女子研究部和八教學院等四所女眾教育學院。這些不同類型的佛學院，先後培養了一批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
然而，標志著近代佛教教育最高水準的，是1922年太虛在武昌城望山門內千家街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太虛一生從事佛教改革與佛教教育，他主張通過佛教學校培養僧才，移寺產為教育之用，重視佛教教育的現實性。武昌佛學院的創辦正是貫徹了他的這些主張。
武昌佛學院的性質是大學。先辦修學、隨習二科，修學科為專修性質，學制三年，第一期學僧即達80余人；隨習科以半年為一期。1924年改修學科為大學部，另設研究部，體現了學術研究與教學並重的特點,並附設了佛學女眾院學院的入學資格要求：(1)年齡在十六歲以上者；(2)身體健全品性端正者；(3)曾受比丘戒、或沙彌戒、或五戒三皈依者；(4)曾習教典文理清通者；(5)發心求法濟世誓願不退者。
凡入學者皆需經考試及察驗，方法有：(1)口頭問答；(2)發誓願作文；(3)入院共住兩星期,察驗其品性行特。通過此三者方可入學。
其課程設置因受近代教育影響，而體現了融貫各宗、內外之學的近代佛學特徵。課程中除講習佛教各宗教義源流外，還開設了因明學、中國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中外哲學、西洋論理學、心理學、宗教學、社會學、生物學以及梵文、藏文、英文、日文等。在教師配備上，除太虛等僧人教授外，還延請原北京大學教授數人。這種僧俗構成的教師配置，也是太虛的一大改革。除學習外，還規定修持時間。由此可見，武昌佛學院是以融貫中西，不拘宗派，戒、學雙修為其特色的。
學僧完成學業或畢業時，必須經過考試，主要有三種：(1)臨時測驗,此無定期,由講師、教授各就所講功課,隨時抽問；(2)學期考試,考試時將各科考分與臨時抽測各科積分平均分,合併折算；(3)畢業考試,將各科考分與各學期各科積分平均分，合併折算。畢業時按分數等級授與證書,並呈報教育部、內務部存案。
此外該院對于本院管理人員及僧眾日用都有著一整套嚴格規約，大致是仿照寺院清規而定,以體現其佛教本色。
武昌佛學院從1922年創辦至1926年因北伐戰爭停辦，其間培養了一批僧伽人才，其影響之大，奠定了近代僧教育的基本方向，成為近代僧教育的楷模，以後所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等，大多是依該院的辦學精神。武昌佛學院為近代僧教育的推廣，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
在家居士是推動近代佛教教育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代最早由居士創辦的佛教學校，大概是由彭紹升與汪縉所共立的建陽書院。然而對近代佛教教育興起貢獻最大的，當首推楊文會居士。
1866年楊文會先約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資，在南京設立一所金陵刻經處。1897年他又將自己的延齡巷住宅捐贈給刻經處公用，作為永久性流通處。刻經處原計劃陸續雕印大小乘佛典460種、3320卷，直到楊文會逝世,已刻齊五分之四。楊文會的刻經事業推動了近代刻經業的興盛，此後刻經之風遍及各地，這便使佛教典籍得以大量流通，提供了大量讀本，由此促進了近代佛教教育的發展。
楊文會自學佛始，就深感當時僧人多缺乏佛教知識，應急需開辦佛教學堂來培養佛教人才。他的辦學思想非常明確，主張中國佛教必須緊隨世界潮流，以佛教之資興辦佛學，兼習新法。認為佛教學堂可分內外兩班。在辦學之前,他先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提出「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興辦佛學堂，學制各為三年、九年學成。其中初等學文理與淺近佛經，三年學成後準受沙彌戒；中等學經律論，三年學成後準受比丘戒；高等學深奧佛經與教律禪淨等專門之學，三年學成後準受菩薩戒、換牒，並把開設僧尼學堂作為近代佛教教育發展之策。他還編寫了《佛教初學課本》，把佛教基本教義與教史采用「三字經」的通俗方式表現出來,並作《佛教初學課本注》，以供初學者之用。外班即為佛教寺院主辦的社會教育，旨在擴大影響。
1903年楊文會正式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佛學堂「祗洹精舍」，把自己的主張貫注于其中。他因材施教，諸宗兼顧，內外學並重。親自講授《大乘起信論》,還延請諦閒講台宗,曼殊教梵、英文,保慶名士李曉礅教國文。由于他不拘一格，鼓勵各人依性之所好，鑽研一門，因而其學生多各有所長。譚嗣同善于華嚴，桂伯華深研密宗，黎端甫長于三論，章太炎、孫少候、歐陽漸、太虛等均擅長唯識。祗洹精舍最終因經費短缺，只辦了兩年而告停辦。
在楊文會興辦佛學教育的推動下，居士佛學教育有了新的進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1922年歐陽竟無創辦的南京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與太虛都曾受業于楊文會，兩人一為僧界領袖，一為著名居士，皆主唯識，並融貫各宗、內外之學。兩人分別創辦的南京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都為當時的僧界和社會培養了大批佛教和佛學研究人才，這兩座佛教大學的創辦，標志著近代佛教教育發展的旺盛期。
歐陽竟無于1918年開始籌建內學院，1922年正式成立，始行授課。歐陽的辦學思想十分明確，他主張學必有為而發，而用在利他，為弘揚佛學，培養佛學人才。內學院的辦學原則是講學與刻經並重。學院設立學、事兩科及學務、事務、編校流通三處。其中事科設閱經社、經像圖書館、講演所、流通處、行持處、譯經場、傳教團等,主要在于編印佛典,以便流向社會。學科設中學、大學(又分補習科、預科、特科、本科,本科又分設法相、法性、真言三門)、研究(又設正班和試學班)、游學。這是一套完整的學制設施,其學科設置與「壬子癸丑學制」無大差別,這是近代佛教教育在學制上的一大改變。這套制度都呈報內務部、教育部備案。
學院雖根據不同學歷對學生入學有詳細規定，但學院章程第一條所提出的「本內學院以闡揚佛教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為宗旨」，曾引起佛教界各方之非難。
學院規定修業年限中學部四年，大學部補習科一年、特科二年、預科二年、本科三年,研究部不定。
考試分學科考試與畢業考試，均以60分為合格，各部修業或畢業考試合格者,發予畢業證書,並呈報教育部備案。
學科設置中學課程以修身、內典、國文、英文等四科,占三分之二學時，其余算術、代數、生物、植物、物理、化學、文學及中外地理,占三分之一學時,音樂、圖畫、手工等隨意開設。大學部與研究部,除習各宗要義、源流外,還設因明學、律學、心學、佛法美術學、印度哲學、中外哲學、佛教史學、中國古文學及梵、藏、英、日文學等。重心在瑜伽系學說上。研究部專究學科不限。
1927年至1930年,呂澂主持內學院教務工作。1943年歐陽竟無逝世,呂繼任院長。他在教學上,承繼歐陽辦學精神,建立了佛學五科,即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講習體系,要求對佛學作系統研究,這也成為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
內學院采取了講演、討論和指導研究的講學制度，後改為指導自習。此教學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學生有湯用彤、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等,皆是近代佛學研究的棟梁。
除內學院外,居士所辦的佛教大學還有法相大學和三時學會。法相大學成立于1925年,是支那內學院第二院,由王恩洋居士主教,出家學僧頗多,其宗旨是培養佛教師范人才。三時學會是1927年由韓清淨居士在北京創辦的,是一所研究唯識法相的專門學府。
三
交相輝映的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使近代佛教教育走向極盛之後，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佛教教育也進入了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華北地區局勢動盪，佛教教育亦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自1932年起,柏林教理院及中華、拈花、弘慈、彌勒等佛學院相繼被迫停辦。太虛倡辦而發起的世界佛學苑籌備處也從柏林教理院遷往南京佛國寺。隨著局勢日益緊迫，許多佛學院被徵借,如法源寺中華佛學院址被北平市糧食委員會借作屯糧倉庫。在「華北危機，中國危機」形勢下，這些佛教教育是難以為繼的。
隨著戰爭陰云籠罩到華東、華南、華中,許多佛學院或被迫停辦，或轉移到大後方。廈門閩南佛學院一度停辦，鎮江玉山、竹林兩院關閉，支那內學院從南京遷往四川江津，武昌世苑圖書館(原武昌佛學院)轉至重慶；絕大部分的中小佛學院校或停辦或中止。20年代極盛一時的中國近代佛教教育就此趨向衰落。
不過，中國僧眾們仍舊盡心竭力地苦心經營著僅存的佛教教育事業，並努力開拓新的事業。1934年法尊代理漢藏教理院長之職。之後,在太虛弟子葦舫、塵空等的協助下，整理院規，籌劃教務，使該院得以穩定發展，作為世界佛學苑一分院，成為太虛世界佛化構想的一個基地。漢藏教理院作為抗戰時期發展最盛的佛學院，招致淪陷區大批學僧前來求學，由此培養出如印順、正果、演培等一批傑出的佛門棟梁。
內學院遷至四川後，改名為內學院蜀院，因絀于經費，規模只得縮小，賴王恩洋等人的盡力捐助，才得以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維持下來。
相比之下，淪陷區的佛教教育更是舉步維艱。一些佛教院校或與氣焰囂張的日僧虛與尾蛇，盡力周旋，或爭取同情中國佛教的日僧之幫助，才得以維系、支撐,間或亦有新辦者。這些處于淪陷區而殘喘生存的佛學院有青島湛山佛教學校、上海法臧寺的法藏學院、玉佛寺上海佛學院、鎮江焦山佛學院、泰縣光孝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律學院、北平大乘佛教弘化院、溫州仙岩寺東南佛學院等。
在近代佛教教育徘徊于低谷之際，亦有部分僧人盡心竭力投身于復興佛教教育，創辦新學。
1938年太虛在云南昆明籌建云南佛學院，任院長職，並遣留學緬甸的學僧至芒市開辦佛化小學。太虛弟子慧海前往貴州佛學院任教，並參與創辦貴州大覺佛學院。在湖南,靈濤、明真等創辦有衡陽羅漢寺佛學院。在西康(今四川西部),曾書樞在劉文輝支持下創辦了漢僧留學院。在陝西，朱慶瀾、康寄遙先後創辦了西安大興善寺佛學養成所、慈恩寺慈恩學院。慈恩學院轉至興教寺後，太虛任院長職，並在此基礎上于1944年開辦了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學院。心道也在西安創辦有興善佛學院。1942年王恩洋應廖澤舟之邀于四川內江聖水寺創辦了東方佛教院,後改名東方文教研究院。抗戰中在四川堅持開辦的主要佛學院還有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學院、成都十方堂四川佛學院、什邡華西佛學院、峨嵋佛學院、四川蓮宗院、金堂大云佛學院、開縣大覺佛學院等。西南、西北維系不墜的佛教教育為抗戰後的復興奠定了基石。
在淪陷區內，也有新的學院創辦。如上海佛學院就是遠塵、震華于1942年籌建的。該院原擬逐步辦成一所高級佛學院，無奈絀于資金，只能招收30余名學僧，課程僅相當于普通中學,難以擴展升格。反而，若不是多方奔走籌措經費，該院亦難免夭折。
抗戰勝利後，中國佛教近代化進程得到恢復的希望，同時也激發了佛教教育事業的復甦。上海相繼新創了由圓瑛主持的楞嚴專宗學院，與太虛主持的靜安寺佛教學院。兩所學院，課程設置較齊全，教學內容亦轉精深。在社會教育方面，太虛在重慶創辦大雄中學，興慈于1946年創辦慈光補習學校，1947年又創辦了興慈中學，附設學僧班。1946年陳靜濤在香港創辦了中華佛教義學。
然而，不斷的內戰，使得剛剛出現的佛教教育恢復的契機，再次喪失。楞嚴專宗學院只辦完一期便草草結束。靜安寺佛學院和1945年創辦的武林佛學院，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中國近代佛教教育終究未能再現其輝煌。
近代佛教教育是在一個變革動盪的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存在弊端和不足是必然的，是在所難免的。比如，因一些佛寺教產不肯用于正當的佛教教育，致使佛學院常困于經濟而不能維持長久，動輒中止，使得學僧常一聚而散，一曝十寒，不能作長時間的修學。其次,因各佛學院開辦的動機及其目的各有差異，從而自行其事，造成僧教育無系統和統一制度。同一學院內，今天講天台四教儀，明天講賢首五教儀，今天做修持，明天又做水陸，不同學院間，甲校講五蘊百法，乙校講百法五蘊，丙校講唯識俱舍，丁校講俱舍唯識，全無統一標準。復次，缺乏統一的佛學教科書。初學、中學、大學各應讀什麼？沒有統一規定的教科書。雖然善因編了幾冊教科書，武昌佛學院編譯了幾本講義，再加上楊文會的「三字經」，終究還是鳳毛麟角，無法滿足佛教教育之用。
總而言之，中國近代佛教教育是適應近代社會變遷，順乎佛教近代潮流應運而生的。雖然存在不少缺陷，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僧伽和佛學研究人才，從而推動了中國佛教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