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之教育方法探微(杜鋼)

印光大師之教育方法探微 杜鋼 《法音》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印光大師(1861－1940)是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綜觀印光大師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崇高的聲望和地位，是與其自身所具備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精深淵博的佛學以及卓越超群的佛法修持成就密不可分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過對弟子們施教過程中所運用的一系列教育方法得以確立和體現出來的。透過對印光大師所主要運用的一些教育方法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教育方法中不僅蘊藏著深厚的教育智慧，並透顯出高超的教育藝術水平，而其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也是異常出色的。可以說，印光大師所運用的教育方法既充分繼承了傳統佛教教育方法中的優點和特長，又創立了鮮明活潑的個性風格，契理契機，圓融善巧，頗具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本文擬對印光大師的教育方法加以探討與分析，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印光大師的言傳身教法

　　在中國佛教教育發展的漫長歷程中，曾湧現出無數「言足堪傳于後世，行無愧以為人師」的高僧大德，他們對其自身的言語、行持等均提出了甚為嚴格的標準和要求，力求做到「一言一行皆合于般若義理，所說所為，皆不越佛陀戒律」，從而達成「以言傳佛法真諦，以身顯學佛正范」的教育效果。就印光大師而言，自然也就對這一傳統的佛教教育方法倍加重視，並取得了顯著的教育效果。對此，印光大師的弟子們更是深有體會：「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御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賜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眾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四卷)印光大師所運用的言傳身教法體現出「以言傳為標，以身教為本」的典型特徵。

　　這里，首先就印光大師所運用的言傳身教法中的言傳一法而言，其言語多以佛教根本經典為依據，但卻從不談玄說妙，故弄玄虛，而多以平實樸素話語講解佛法奧義。同時，他在說法傳教的過程中，也不論弟子們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均是一視同仁，平等施教，雖其為顯赫名流之士，但凡有諸過錯，亦不避呵斥訓導；雖其為無名之輩，但凡有所請問，亦會真心教誨點化，令其各各有所啟迪受益。誠如印光大師的弟子們在其圓寂後所回憶的那樣：「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印光法師文鈔》第四卷)印光大師在注重言傳之教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不言之教，即身教。他明確指出：「凡為善知識，一舉一動，皆有關于如來慧命，眾生善根。非只升座說法，方為宏法利生也已。」(《印光法師文鈔》第二卷)他主張：「若欲化人，必須自己實行，人自生信。」(《印光法師文鈔》第二卷)又言：「所謂教化人，要在自己能依法修持上致力，不專仗口說也。一切諸法，皆以身為本。」(《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三卷)可見，印光大師在言傳與身教這兩者之間，更加重視率身之教，他認為倘若佛教行者欲為人師，說法宏教，教化生徒，其自身首當要于己所教授宏傳者真心信受，身體力行，惟有如此，方可令他人由衷信服，達到教育感化生徒、自利利人的良好教育效果。

由于印光大師對身教一法的格外重視，因此，其在對弟子們施教的過程，往往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教育感化弟子，令其由衷信服自己的教化，得到佛法的真實受用。與印光大師同時代的圓瑛法師便在印光大師圓寂後，在對其一生行跡做出評價時特別讚揚了他的身教之行：「印光大師，佛門尊宿，淨宗導師……嚴戒律，具道德，重修持，輕名利，富有學問，解行相應，垂訓作則，以法利生……其大過人之處，不在能說，而在所行如所言。洞明性相諸宗，專修事理二念，澹泊自甘，布衣粗食，不做方丈，不貪利養，凡有供養，茶敬果儀，或歸常住，或做善舉，平時無余蓄，一生如一日。」(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印光大師的弟子芝峰居士也就此講道：「印光老人之教化，聲教幾遍于全國。蒙受化之弟子，一聽到老人西歸，幾欲身殉。這不是印老文章之力，乃是其平生實行之功。」(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此外，還有兩個小事例可以生動地說明印光大師對于身教一法的特別重視和自如運用。民國十五年(1926)夏季，印光大師來到蘇州自造寺，其時，蘇州諸慧心居士等聞訊後便前去拜訪，她將這次拜訪經歷詳細地記載在了後來所寫的《致陳無我居士書》一文中：「丙寅夏……大師赴姑蘇住道前街自造寺，慧心居三元坊工業學校。昏夜晉謁，氣候甚熱，大師在園中納涼，躬自汲井水淨面。慧心請代汲，大師辭曰：『予居南海數十年，事事躬親。出家而呼童喚僕，效世俗做官模樣，予素不為也！』」 (陳海量編著《印光大師永思集》)同年，南亭法師等人于暑假期間去朝拜普陀山，順便到法雨寺印光大師閉關的關房拜訪了印光大師，在這次拜訪中，他也深刻地領受了印光大師身教之行的巨大感染力：「這是民國十五年，我在常州清涼寺清涼佛學院當助教。在暑假期間，偕監學孝先、孝光的徒弟湘蘭，三個人連袂朝禮南海普陀山，在印公關房門外，拜求他老人家開示的法語。我們的坐位，面對著關房的洞門，舉眼就看到印公的臥鋪，一頂白、黃、黑三種顏色交織而成的蚊帳，一床薄被，一張草席。他老人家質樸而簡單的生活，于此可以類推。古人說：『誠于中而形于外。』我們從所見所聞中，對他老人家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沈去疾著《印光大師年譜》)

印光大師的應機施教法

　　印光大師所主要運用的另一大教育方法是應機施教法。在印光大師與弟子們來往的一系列書信中，便有很多內容可以充分反映出其對這一教育方法的靈活運用。例如，印光大師有一位在家弟子，叫作謝融脫，雖已逾不惑之年，但仍希望自己能夠遍研所有佛教經藏，廣參天下佛門知識，成為對佛教義理完全通達無礙的佛學大師。印光大師得知他的這一想法後，便根據當時佛教發展的客觀狀況以及謝融脫自身的根機與天資稟賦等的具體條件教導他道：「觀閣下之天資境緣，及現在之法運時機，似宜以持五戒而護持三寶，宏淨土而普勸往生，為契理契機之第一要義。何以言之？閣下年已過四十，天資非上等。欲研窮經藏，參訪知識，恐有法門無量，光陰不多，縱欲鑽研，措手不及之嘆。又現今雖有知識，而僧多濫污，同行乏人(同行，名為內護，能互相磋磨，挾持進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則懶惰懈怠隨之，而不復振矣。……閣下若能嚴持五戒，專念彌陀，克己復禮，言行相應，然後廣行化導，普利群倫。不可居師位而自高，不可受錢財而自益。在家為一家演說，對眾為大眾詳陳。則人皆仰其德而信從其言。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風必偃也。」(《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二卷)可見，印光大師對于類似于謝融脫這樣天資平常、年齡較大的在家弟子，主要是教導其修學佛法要從當時佛教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自身所具備的現實條件出發。此外，印光大師還有一類在家弟子，雖然已經發心修學佛法，但卻不能很好地將世俗生活與佛法修學有機結合起來，他們大都厭倦家庭生活，不願承擔自己應盡的家庭義務責任，卻反想藉助修學佛法的機會，背棄家庭生活，從而出家修道以完全享受清閒安逸的生活。例如，印光大師有一叫陳伯達的在家弟子便是此種情況。他將自己的這些想法寫信告知印光大師後，印光大師便針對他的具體情況，回信教導他道：「倘謂在家決難修行，則出家亦不能修行，何以故？以在家不著力，出家能認真乎。此可預決其不能之勢耳。汝家有妻子，無所依靠，何可作此妄想。此系因循推托之情。使汝真出家，汝仍是懶惰懈怠，無所成就。光見之多多矣。」(《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三卷)可見，印光大師對于陳伯達這樣實際厭煩俗世家庭義務責任，反欲借助出家專修之假象以貪圖寺院生活清閒安逸享受的所謂佛門弟子已是見之多多，而對其根機秉性、實際心思更是了如指掌、心如明鏡。因此，他對懷有這樣用心的弟子們往往是當頭棒喝、直陳其咎，令其放下此類妄想執著，改弦易轍。

在印光大師的俗家弟子中，還有一類弟子，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做人做事方面存在著很多缺陷和毛病，諸如，浮躁虛夸、好說大話、好高騖遠、為人不厚道、做事不踏實等等。對于此類根機的弟子，印光大師也是屢加教誨，以令其改正缺點，進德修業。例如，印光大師有一位法名叫做德誠的在家皈依弟子，此人一貫喜好夸夸其談，空話大話隨口而出，即使是在其給印光大師所寫的信中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言語。印光大師見到他在書信中所暴露出的毛病後，便馬上回信勸導道：「汝書說得很熱鬧好聽，急宜自抑。凡做不到的事，決不肯說。……若平日行得到者，則可說。行不到者常說，久則著狂魔。只顧說空話，一毫也不行，若不痛改，定規魔死。……汝之話，說了就會做到還好。說了永世也做不到，向無知之人說，尚能令人或信或不信。向有知識之人說，人將看汝不值半文。」(《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二卷)此外，印光大師還有一位叫做周法利的在家皈依弟子，他早在少年時期就已皈依印光大師信受修學佛法，印光大師也很早就教導他要好好做人，以奠定將來成就賢才的基礎。周法利長大成人後，印光大師針對他的根機稟質及其當時具體所處的境遇狀況，依然不厭其煩地對其反復教誨勸導：「汝書看過，但汝之所說，通是排場作戲之派，絕非由閱歷實行中來。……汝只學得說大話，不知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君子之道，在子臣弟友間。……須知格除私欲，以致良知，而誠意正心，雖一字不識之人，亦做得到。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求至于其極，雖聖人也做不到。……汝在銀行，當一切時，小心勤慎。且莫學說大話，不認真用心于小事。須知此種派頭，乃系敗子之派頭。以未做大事，便忽略小事，以為我是大才，何拘拘于此。須知此系自欺欺人之下流種子。凡做大事的人，于小事決不肯輕忽。凡輕忽小事的人，決定不能擔任大事。何以知之？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汝在做小事的地位，不肯盡職盡分，以為我何用心于此。及乎一得大事，便驕奢淫泆起來。良由根本未立，何由枝節暢茂發達乎哉。」(《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上卷)可見，周法利經由十幾年的修學，仍然存在著諸多個性缺點和毛病，諸如心浮氣躁、好說大話、好高騖遠等等，而印光大師對他所存在的這些缺陷，通過長期的觀察交往，已是非常清楚了解，故而可以一一指出，詳陳其弊，令其當下信服，遵教而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印光大師之所以能夠在教育弟子們的過程中做到靈活自如地運用應機施教一法，除其主觀上具備了高僧大德的必要素質之外，在客觀上其實也還是有一個對弟子們長期熟悉了解，積累認識經驗的發展過程的，也並非是憑空而來，一蹴而就的。

印光大師的答疑解惑法

　　答疑解惑法乃是印光大師所主要運用的另一種教育方法。由于印光大師本人在佛學研究和佛法修持上，均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和水平，並且還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數十年出家修學的實際修持經驗。因此，他對于弟子以及友人們向自己所提出的有關佛法修學、佛學研究乃至于如何將世俗生活與佛法修學有機結合的種種疑難問題和困惑迷茫之處，均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答復和釋解。在向印光大師請教和求問的對象中，不乏一些佛門的高僧大德。例如，與印光大師同列中國近現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弘一大師，便曾多次以親自拜訪或寫書信的方式向印光大師請教有關佛法修學的種種問題，均得到印光大師的悉心解答和教誨。一次，弘一大師決心閉關念佛，以求覺證念佛三昧。他在閉關前專門就如何閉關念佛以覺證念佛三昧之事，寫信向印光大師求教，印光大師隨即回信予以答復道：「關中用功，當以專精不二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以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台，遇形斯映，紜紜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印光法師文鈔》第一卷)這里，不難發現，印光大師對于弘一大師所提問題的答復，既有對佛教淨土宗中與念佛三昧問題有關的根本教理的闡發，又有自己在長期修學淨土法門，求證念佛三昧過程中所積累的實際經驗的自然流露，可謂理事兼備，令人折服。其實，這也正是像弘一大師這樣的高僧能夠對其欽佩有加，並以師禮尊崇之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在向印光大師求學問教的人中，還包括了當時一些在佛學研究方面成果頗豐、聲名甚響的佛學學者。例如，著名佛學學者丁福保，曾頻繁地通過寫信的方式向印光大師請教和求問自己所面臨的一系列佛學研究難題。而印光大師也曾先後給丁福保回復了約四十余篇書信，對其所提的種種疑難問題均予以了充分詳細的解答。有一次，丁福保對「摩訶般若」與「華嚴海空」這兩個佛教術語的內涵一時感到難以領悟理解，疑惑不定，于是便寫信向印光大師虛心求教，請其開示解答。印光大師就此回信答復他道：「摩訶般若，即指第四時所說般若經而言。分而言之，則有八部。而八部實皆六百卷般若之各會也。總而言之，止大般若經而已。華嚴海空者，華嚴一經，通越眾典，理冠群經，具無量法門，顯一真法界。猶如大海普納眾流，猶如太空具含萬象，故云海空。又華嚴所說，乃即生成佛之法。縱已成佛，不過親證其本具之心性而已，了無一法之可得。故楞嚴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乃得究竟涅槃。金剛經謂，滅度一切眾生已，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所謂空有不立，一道清淨，故謂之為海空也。」(《印光法師文鈔三編》第一卷)這里，印光大師旁徵博引、言簡意賅地對丁福保所感提出的「摩訶般若」與「華嚴海空」這兩個佛教術語進行了解釋和說明，令其疑云頓消，豁然開朗。

　　剋實而論，印光大師運用答疑解惑法進行施教的主體，應當還是其多達十余萬眾的普通在家皈依弟子。可以說，印光大師的這些俗家弟子中的大多數人，在佛學研究和佛法修持上的基礎都還是比較薄弱的。因此，他們在如何修學佛法，特別是在如何修學淨土法門等方面，會存在著更多的疑難問題，同時，他們又廣泛地生存于世俗社會的各個行業領域中，終日面臨著種種紛繁複雜的世俗生活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又和他們對佛法的修學混雜糾纏在一起，千頭萬緒、如同亂麻，令其一時難以釐清釋懷，頗感困惑迷茫。因而，他們便會將自己所遇到的種種疑難問題和困惑迷茫之處均向印光大師一一提出，請其予以解答。例如，印光大師有一位叫作衛錦洲的俗家皈依弟子，家庭生活突然遭遇莫大變故，其鄰家失火，火勢蔓延至衛家，將其房屋財物焚燒一空，其妻子因不堪承受如此巨大驚嚇打擊，一病而故，只余下弱妾和幼子與其為伴，而衛錦洲本人則也因此整日心神迷悶，如醉如狂，甚感迷惑不解。于是，他便寫信給印光大師，求問自己既然已經信受修學佛法，勉力為善，為何還會憑空遭此惡報？印光大師即刻給衛錦洲居士回信開解其困惑道：「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樂，有逆有順，有禍有福，本無一定。唯在當人具通方眼，善體天心，則無苦非樂，無逆非順，無禍非福矣。是以君子樂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居士雖有好善之資，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發狂亂耳。……天地日月，猶不能令其常然不變。大聖大賢，亦不能令其有順無逆。唯其樂天知命，故所遇無不安樂也。而且千百世後，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景仰。以當時現境論之，似乎非福。以道傳後世論之，則福孰有過于此者。……且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孫世受其福。況區區凡夫，從無量劫來，所作惡業，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興，有福無殃也耶。……倘若焦思過度，或致喪身失命，則長劫難出輪迴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謂妾與子也)。何愚癡一至于此也。」(《印光法師文鈔》第一卷)這里，印光大師從佛教三世因果理論的角度出發，告知衛錦洲，一切眾生無量劫以來所造善惡因行均是無量無邊，而其每生每世所遭受的善惡果報，也皆隨其每生每世所遇具體因緣的不同而隨時顯發，由此，即使是大聖大賢、大富大貴之人亦不能保其一生之中均能常享福樂，不遇禍苦，此乃因果規律自然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並不隨人之一時好惡而有所更改。因而，古往今來的一切聖賢之輩雖皆力行眾善，修身養性，以求改造命運，覺道証道，但同時也能隨遇而安，順逆一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樂天知命，無往而不自在逍遙。據此，印光大師認為，衛錦洲所碰到的遭遇亦屬上述規律使然，其背後之理路，清晰宛然，只是他于這一理路了達不深，故而一遇逆境，即刻便生起困惑，怨尤之心，迷失心智。長此以往，不僅于事無補，反會因憂思怨憤過度，導致自己身心交瘁，甚至喪身殞命，並進而連累弱妾幼子更失依怙，雖其當初發心學佛乃是出于自利利他之心願，如此則反成自害害他之惡果，實在是一種不明事理、糊涂愚癡的行徑。

　　此外，印光大師還有一些在家皈依弟子在如何將修學淨土法門和處理日常世俗事務，這兩者有機結合的問題上也常常感到手足無措，無所適從。為此，他們也便時常就此問題寫信給印光大師問教，請其指導迷津。例如，印光大師有兩位叫做徐彥如、徐軼如的在家皈依弟子，他們二人雖然已經信受修學淨土法門，但由于自身世俗事務異常繁忙瑣碎，因而常常感到顧此失彼，幾乎無暇于修學淨土法門，即便是能夠在俗務糾纏中抽出時間精力來勉力念佛，也還是覺得妄念紛飛，難以做到淨念相繼、一心不亂的程度。為此，他們感到非常煩惱困惑，便寫信向印光大師求教。印光大師得知他們的情況後，便回信解答其困惑道：「所言俗務糾纏，無法擺脫者，正當糾纏時，但能不隨所轉，則即糾纏便是擺脫。如鏡照像，像來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義，縱令屏除俗務，一無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糾纏堅固，不能灑脫。學道之人，必須素位而行，盡己之分。如是則終日俗務糾纏，終日逍遙物外。所謂一心無住，萬境俱閒，六塵不惡，還同正覺者，此之謂也。……初心念佛，未到親證三昧之時，誰能無有妄念。所貴心常覺照，不隨妄轉。喻如兩軍對壘，必須堅守己之城郭，不令賊兵稍有侵犯。候其賊一發作，即迎敵去打。必使正覺之兵，四面合圍。俾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彼自懼獲滅種，即相率歸降矣。其最要一著，在主帥不昏不惰，常時惺惺而已。若一昏惰，不但不能滅賊，反為賊滅。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攝心，愈念愈生妄想。若能攝心，則妄念當漸漸輕微，以至于無耳。故云，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動干戈定太平。」(《印光法師文鈔》第二卷)這里，印光大師告知徐彥如、徐軼如二人，剛剛發心修學淨土法門，持名念佛的佛教行者，受外界紛繁複雜的環境因素的牽引，其內心中便都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妄念紛飛、煩惱叢生、淨念不相繼的情況。因此，修學淨土法門，行持持名念佛一法最為要緊的便是努力做到「以心轉境」，而非「心隨境轉」，倘能時時提起觀照外界境緣之心念，並將此心念攝定于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之上，即使外界環境千變萬化，亦不去隨其所轉。如此久而久之，則念佛定力便會不斷增強，而心中妄念也便會隨之漸漸減少，直至絲毫不生，由此也便可漸次證入一心不亂乃至于念佛三昧的境界了。倘若不明此義，只是著力于刻意追求絲毫不受外界境緣干擾的所謂絕對清淨的修學環境，那樣修學者內心中的妄念依舊會層出不窮，無法平息減少，惟有根據其自身所處的實際境遇「隨緣歷境」，並在經歷各種環境因素干擾的過程中努力去「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境鍊心」，直至達到「以心轉境，妄念不生」的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的境界。

結 語

由于印光大師在佛學研究和佛法修持上均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和水平，並且具有數十年實際的出家修學經驗，同時其人生閱歷和生活經歷也是異常豐富充實，他對于佛教、佛法以及時代的發展變遷乃至于世事人情的演化酬酢等，均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證解、領受與感悟。因此，印光大師在對弟子們的教育過程中便往往可以做到據理而發、應機施教。同時，他對弟子及友人們向自己所提出的關于佛學研究、佛法修學以及如何將世法與佛法有機融合與貫通的各種疑難問題與困惑迷茫之處，也均能給予有理有據、善巧方便的應答和釋解，令其感佩信服、各獲其益。毋庸置疑，印光大師的這些教育方法對當今的佛教教育而言，是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和參考作用的，對之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和開掘，必將會為當今佛教教育事業的和諧有機發展貢獻其獨特的力量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