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振興者楊仁山的理念與事業(呂建福)

近代佛教振興者楊仁山的理念與事業

呂建福

　　佛教自東漢從印度傳入中國，歷魏、晉、南北朝之演變，先是出現成實、地論、攝論、俱舍、涅槃等諸家師說，至隋唐而形成中國佛教天台、華嚴、淨土、唯識、三論及禪、律、真言各大宗派，由是中國佛教由成熟而達鼎盛。宋以後中國佛教漸趨式微。明清以後，佛教更為衰落，至晚清、民國之際，中國佛教誠如楊仁山所說：「佛法傳之今時，衰之甚矣！」(1)

　　清末民初，正當中國社會國門初開，中西文化推排激盪之時。當時面對西方列強，有國家民族之危機；面對造就堅船利炮之西方文化，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從而有中西體用之爭，于今未息。當時之佛教，作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無論面對自身衰弊之狀，還是面對國家民族之危機，均有反思和變革之驅力。因時勢之激發，佛教亦萌復興之機，漸漸促成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就整個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過程來看，其源頭實可溯自楊仁山居士及其在江蘇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所開創的各項佛教文化事業。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佛學為晚清思想界的一支「伏流」，而「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佛教界，回顧近代佛教的復興，都將楊仁山居士尊為中國近代佛教的先覺者和振興者。

一、楊仁山之生平與著述

　　楊仁山，名文會，生于1837年11月16日(清道光十七年)，卒于1911年(宣統三年)武昌起義前三天。楊仁山出生于安徽池州府石埭縣(現屬安徽省太平縣)一個書香仕宦之家，「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稍長，益複練習馳射擊劍之術」(2)。由此可見楊仁山童年生活和性格之一斑。及其成年，無意世俗功名，終其一生未下過考場。面對晚清中國社會之衰朽、政治之腐敗，仁山有國家民族之大義存胸。1864年，楊仁山歸葬父親回到家鄉，這一年他二十八歲。由于歸鄉葬父、往返奔波，加之公務繁擾、長期勞頓，楊仁山感染了當時的流行病，病了很久。在病中，楊仁山閱讀對他後來佛學思想影響最大的《大乘起信論》，竟連讀五遍，愛不釋手，洞悉書中奧義，從此遍求佛經、廣學佛法。在此之前一、二年，也曾有不知名老尼送他《金剛經》，雖然覺得微妙，但因難解其義，便擱置一邊。楊仁山初步接觸佛法，約在二十六、七歲，但真正信解佛法，開始學佛，便在這一年病中。由《起信論》入門，楊仁山便留心佛典，常去書肆購求佛經。

　　有一日在書肆覓得一部《楞嚴經》，便在那兒讀誦，幾乎忘掉周圍的一切，直至日暮店主催歸，才恍然醒悟。從中可見楊仁山這一年在思想上的極大轉變及其對佛法的迷戀程度。楊仁山從此專志佛學，凡有親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托他們代覓佛典，而見到行腳僧，也必詢問從何而來、有何寺廟、有無經卷。

　　1865年(清同治四年)，楊仁山第一次來到南京。南京為太平天國之天京，經十余年之攻戰，被毀嚴重。楊仁山在太平天國滅亡後來到南京，「董江寧工程之役」，負責城市恢復建設工程，在江寧工程局任職。第二年，即1866年(清同治五年)，楊仁山全家遷來南京，這一年，楊仁山在公務繁忙之余，結識了一批同道，經常聚會，討論時事和宗教問題，認為末法時代全賴流通經典以普濟眾生。當時由于多年戰火，經典文物被毀嚴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經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壞，明末《徑山藏》也大多毀于兵燹。清《龍藏》乃朝廷賞賜、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難擁有，一般人更難一見。民間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經太平天國戰火就更難搜求。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1866年首刊之《淨土四經》「跋」中曾寫到：「兵燹之余，僅見小本《彌陀經》而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適來金陵，獲見此本于王君梅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當時經書難求之狀，于中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情況下，刻印流通經典，實為當務之急。這也正是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的一大因緣。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楊仁山與諸同志刻成邵陽魏默深(魏源)所輯《淨土四經》，楊仁山親撰《重刊淨土四經跋》。《淨土四經》的刻印，標志著近代佛教史上極為重要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立。

　　金陵刻經處創辦後，陸續精選刻印了大量佛典，對改變當時佛教界和學術界經書難求之狀有相當大的作用。楊仁山為刻經事業投入極大精力，白天查理工程，晚上潛心佛學、校勘佛經，或誦經念佛、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

　　1878年至1882年、1886年至1889年，楊仁山作為清政府欽差大臣隨員，兩次出使英國和法國，前後共六年。這六年在西方的經歷，對于楊仁山後來的佛教事業有極大的影響，使他成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廣闊胸襟和世界視野的佛教思想家，也決定了他成為近代佛教革新事業的先驅。第一次出使英法，是作為欽差大臣曾紀澤的隨員。他隨曾紀澤謁見總統、參觀炮局以及各種制造工廠等，開拓了視野。這期間，他對西方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精心研究天文、顯微等科學知識，並制作天地球圖、並與地圖尺等。在英國時一度還研習梵文佛典，將佛法向西方弘揚的願心也是在這時開始的。第二次隨劉芝田出使英國倫敦，他詳細考察了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等，並關心工業制造諸學，究明列強立國之原，得出「斯世競爭，無非學問」的結論。楊仁山當時考察西方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並熱心于科學知識，與他深研佛學、體究佛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和他那個時代許多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對晚清政治的腐敗和中國社會的落後，都在尋覓濟世良方。無論是西方科學技術還是佛教義理，在楊仁山那里，都蘊藏有對國家民族和廣大眾生有益的「學問」，可以補偏救弊、可以富國強民。楊仁山還著有《天地球圖說》一卷，可見他當時對科學的熱衷。他回國時帶回許多西方科學儀器、機器圖紙等，並自制天地球儀。多年後(1897年)還與譚嗣同等一起成立「金陵測量會」，為我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個民間性自然科學組織，會址就設在楊仁山自己家中。

　　楊仁山在英法期間，對金陵刻經處的刻經事業未嘗稍懈。當時刻經處的日常事務，委托家人代管，他常從英法寫信給其二子向清交待具體事項，經常半月一信。楊仁山在英法公署中仍點校經書，並念佛參禪。點校完畢的經書就托人寄回刻經處發刻。可見他雖身處西方，仍以刻經處刻經流通事業為重，未嘗稍懈。這期間另一很有意義的事件即是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的結識。1879年，楊仁山隨曾紀澤抵達英國倫敦。得知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與笠原研壽在牛津大學學習梵文，當時未曾會晤，但已有書信往來，並互寄照片。至夏天，于倫敦首次會晤，暢談數日甚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金陵刻經處印的許多我國久佚的隋唐佛學典籍，即由南條文雄從日本寄來，這對我國許多佛教宗派教義復明、研討有路極有貢獻。楊仁山也給南條文雄寄去許多日本久佚的佛經並支持日本《續藏經》的編印。

　　1889年，楊仁山從法國任滿歸國。由于六年的歐游經歷，楊仁山反觀當時清廷政治之腐朽及世道人心之趨下，發誓不再與政界相往還，不僅不受本來應有的褒獎，還辭去一切公職，專心于出世之道。由此可見他洞明世事後致力于佛教千秋事業的決心，是年53歲。從此以後，楊仁山全身心投入佛教的刻經、研究和講學事業。

　　楊仁山辭去公職後，托人從日本購得《弘教藏》(也名《縮刷藏經》)一部，閉門不出，專心研閱，並更加致力于蒐求藏外古德逸書。其中許多來自托南條文雄從日本代購的梁、隋、唐、宋時的佛典，達千余冊，擇其精要、刊印流通。1893年，楊仁山經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介紹，在上海與錫蘭佛教居士、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晤面，共議復興印度佛教、然後弘傳全球的大計。楊仁山重視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即從這時開始。當時具有前瞻意識者少，故響應者寥寥，僧教育實際未能開展。但十四年後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祇洹精舍」、大興講學之風，實肇因于此。1894年，楊仁山與李提摩太合作，英譯《大乘起信論》，意圖向西方世界弘揚佛教。後因李提摩太之翻譯穿鑿私見、有失原意而未終。但其中表現出楊仁山鮮明的時代意識。佛教界共譯漢文佛典，楊仁山應該是最早的人物了。

　　不與政界往還的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內致力于刻印流通佛典並研究講說佛法，接引學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當時正值世紀之交，思想文化相當活躍，尤其是維新派人士，得光緒帝支持，為一股新興力量。維新派人士與楊仁山交往頗多，許多登門求教，尊楊仁山為老師。早期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周馥、沈曾植等，維新派的譚嗣同、桂伯華、汪康年及後來的章太炎、孫少候、余同伯等人，均與楊仁山有往來。故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謂佛學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而新學家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凡有其信仰者率皈依文會」。譚嗣同作江蘇候補知府閒居南京時，常向楊仁山學習佛學，尊楊仁山為他的第二個導師。楊仁山的佛學思想對他影響很大，許多體現在其名著《仁學》之中。楊仁山與譚嗣同會同鄭孝胥、蒯禮卿、徐積余、繆荃孫、劉聚卿、茅子貞等組織「金陵測量會』便在此時。

　　1897年，楊仁山在延齡巷新建的住宅落成，占地六畝多，有六十多間房屋，楊仁山全家遷入新居，金陵刻經處歷年所刻經板和印刷作坊也搬入新居。這就是金陵刻經處現今的所在地，只是大門已改在淮海路上。當年，楊仁山之母孫太夫人去世。楊仁山召三子到面前要他們自謀生計，而延齡巷房屋，將作為十方公產，捐獻給佛教事業，自謂「吾在世一分時，當于佛法盡一分之力」(《楊仁山居士事略》)，要家人「以後毋以世事累我」。至1901年，楊仁山的三個兒子立下「分家筆據」，寫明「金陵城內延齡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專作刻經處公業……永遠作為流通經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認為己產」(3)此，金陵刻經處有了固定的基業。這一在近代佛教史上影響深遠的佛教文化機構歷一百三十余年而慧燈不熄，實有賴于楊仁山舍家宅為佛教十方公產的義舉。

1907年，楊仁山年已七十一歲，又于金陵刻經處內創辦對近代佛教復興影響深遠的「祇洹精舍」，興辦講學、培育人才。祇洹精舍為我國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高等僧學堂，對于近代佛學院教育，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楊仁山著《釋氏學堂內班課程》、《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闡明他的佛教教育思想。當時祇洹精舍入學的僧青年和在家居士緇素共約20余名。其中許多成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將或佛學名家。祇洹精舍因經費不敷等原因，只辦了兩年，但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影響極大。釋東初認為祇洹精舍「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于佛學的發揚，或教育設施，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于此」。(4)

　　祇洹精舍停辦不久，楊仁山又于金陵刻經處內成立「佛學研究會」，參與者許多為當時的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為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

　　楊仁山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講學不輟，直至一九一一年去世。

　　楊仁山去世正當武昌起義前三天，時在1911年8月17日下午。

　　當時按楊仁山要求，正召開佛學研究會臨時會議，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會議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召開。楊仁山先于中午口授會場應議事件，由陳宜甫去布置會場。下午二時許，楊仁山神態自若，說「此時刻經處事當議定矣」，異常愉悅，對左右說：「余心放下，毫無掛礙，可以去矣！」不久，高聲念佛，聲漸低微，端坐向西瞑目而逝。第二天仍面色不變，且有溫熱。按佛教說法，此為往生西方淨土之徵。

　　楊仁山刻經講學，弘揚佛法，培育人才，前後約四十余年，校刻經版四萬余片，印刷流通經典著述百余萬卷，佛菩薩像十余萬張。門下多才，譚嗣同善華嚴、黎端甫善三論、桂伯華善密宗，法相唯識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梅光義、蒯若木、歐陽浙等。近代名僧太虛、仁山、智光等，皆曾就學祇洹精舍，深受影響。

　　楊仁山的著述由徐文蔚彙編成《楊仁山居士遺著》，由金陵刻經處印行出版，其中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無量壽經略論》一卷、《無量壽佛經願生偈略釋》一卷、《壇經略釋》一卷、《論孟發隱》二卷、《陰符》、《沖虛》、《道德》、《南華》四經發隱四卷，《等不等觀雜錄》八卷、《闡教篇》一卷。未收入《遺著》的還又有《天地球圖說》一卷單行。另手輯《大藏輯要》四百六十種、三千三百余卷，《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華嚴著述集要》二十九種、《淨土古佚書》十種，《淨土經論》十四種，《大乘起信論疏解彙編》、《釋氏四書》、《釋氏十三經》、《釋氏十三經注疏》、《佛教中學古文課本》四編等。

　　楊仁山于1911年去世，享壽75歲。遺體依其生前留言「經版所在即遺體所在」之願，葬于經版房前。七年後，1918年，弟子為建墓塔，于金陵刻經處內深柳堂後建成，遂掩棺其下。塔院內有《楊仁山居士塔銘》青石碑，沈曾植撰文，其中記述楊仁山之佛教功業，可為其一生之寫照：「居士奮起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

二、楊仁山振興佛教之理念與事業

清末中國社會內憂外患。西方列強以其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物質與文化之侵略隨之而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也到了晚期，政治腐朽、文化僵固、經濟落後，被動挨打，到了不變革圖強便不足以自存的地步。許多仁人志士都感到「不變法不能自存」，積極尋覓濟世良方。維新變法一時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思潮。楊仁山兩度出使英、法，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包括工業制造等有相當深的考察。因此，他具有一般同時代人難得具備的寬廣視野和前沿知識。與當時許多仁人志士一樣，楊仁山對國家民族之危機有著深切的關懷。在《現未來》一文中，楊仁山寫道：「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

從他與維新派人士的廣泛交往，可見楊仁山對維新思想的認同和支持。但楊仁山並沒有從政、直接參與維新變法活動，卻選擇了「佛教」作為他的畢業事業。這當然與他對當時清廷腐敗政治的失望有關，覺得「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興國，其可得乎？」而「誓不復與政界往還」(5)，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以及對于佛教可以濟世利民、有益于國家民族的認識。這種認識在具有六年歐游經歷、且具備前沿科學知識及同時代難得的世界視野的楊仁山而言，毋寧說是一種洞察。當時維新變法、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各種救國思想多矣，而楊仁山則致力于佛教事業。以佛法觀之，社會治亂、國家興衰之根本在于人心。國者，人之聚；人者，心之器。治心乃是治本。楊仁山在《南洋勸業會演說》中道：「世界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發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

因此，楊仁山致力于刻經流通、弘傳佛教與他關心新學、甚至鑽研科學一樣，同是出于關懷國家民族、濟世利民的願望。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中，楊仁山寫到：「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闕如。」

由此可見楊仁山致力佛教事業之理念。楊仁山對他振興佛教的事業極有信心：「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于各國，當以何為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支那佛教振興策》)。他認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僅能與西洋各教並駕齊驅，「且將超越常途，為全球第一等宗教」(《支那佛教振興策》)。在今天看來，當同時代人大多以軍事、經濟力量救亡圖存，或注重政治、社會制度方面的變法革新時，楊仁山己認識到思想文化層面的革新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認識到宗教文化對于國家社會的深刻作用，在當時可謂是獨具慧眼！

就中國佛教而言，自宋以後逐漸式微，至清朝末年雖規模仍存，實際卻是積弊重重，同當時之國家社會一樣，清末之佛教幾乎也到了不變革不足以自存的境地。當時國內佛教，規模仍然很大，康熙朝時全國仍有僧尼十一萬八千余名(6)，至光緒時，全國各大叢林仍有相當規模。然正如楊仁山所透視的：「方今梵剎林立，鍾磬相聞，豈非遺教乎？曰：相則是也，法則末也。」(《佛學研究會小引》)

佛門中不僅沒有像道安、玄奘、智顗法藏那樣的高僧，能與明末憨山、蓮池、蕅益、柴柏等大德比肩者也難得一見。當時之寺院，許多成為社會上一些無職業者的謀生庇護處。而「一般寺僧多以贖賣如來家業爭取貨利，以財富為榮、名利為尚。向上一著，早無人問津」(7)。佛教規模雖存，卻徒有空殼，喪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與活力。楊仁山對當時中國佛教的判斷是：「近世以來，僧徒安于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墮壞之時」。(《般苦波羅密多演說》)

後來太虛法師回顧清代之佛教，也謂：「迨乎前清，其衰也始其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于亡矣。從全球運開，泰西文明過渡東亞，我國之政教學術莫不瞠焉其後，而佛教實後而尤後者。」(8)

當時佛教衰頹的一個較為直接的外部原因是太平天國的戰火，佛教的寺院、經典與儒、道經典文物一樣，被毀嚴重。因此楊仁山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初創金陵刻經處時惟以刻經流通佛教經典為要務，「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未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眾生」。他一生也特別著力于佛典之蒐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衰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內部的積弱不振，一般僧眾素質低下，以如來家業為貸利，貪著財富名利。楊仁山認為當時佛教式微是由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學無術」(《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中他分析了僧眾素質低下的原因所在：「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于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

因此，楊仁山振興佛教，從一開始就不在「梵剎林立，鍾罄相聞」之寺院塔廟的「相」上，而著重于佛教之「法」的層面，著眼于佛教整體素質的提高和佛教人才的培養。抱著這樣的理念，他以印經與講學為其振興佛教的兩大事業。事實上，搜覓佛教經典、嚴謹校勘、系統刻印、廣泛流通，並興辦講學、培養優秀僧才，也正應了當時振興佛教的當務之急。

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之時，國內佛教經典非常難得，尤其是江南一帶，由于太平天國起義，多年的戰火，佛典損毀殆盡。佛教最基本的常用經典如淨土宗之《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都頗為難得。

其時國流的藏經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徑山藏》和清代的《龍藏》。其中《北藏》、《龍藏》主要為朝廷賜藏，由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難擁有，一般人更難一見。《南藏》之板片大多于明萬歷年間朽壞，《徑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毀于兵燹。民間私刻佛經，經清代中葉戰亂，毀之殆盡。楊仁山創立金陵刻經處後，刻印流通了大量佛典，與以前各種藏經不同，楊仁山出于利益眾生的願望，希望能為廣大信眾提供易于購得、方便攜帶的佛經，所以采用萬冊本(書本式)刻印流通，讓一般讀者都能得到。在楊仁山主持金陵刻經處四十多年中，印行經典達百余萬卷，佛像達十余萬張，為當時的佛教界和知識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對于佛教徒的學佛和開啟學術思想界研究佛學之風極有推動。

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經書在近代享有很高的聲譽，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對所刻經書，選擇極嚴，內容純正；二是刻印經書的質量很高，校勘嚴謹，刻工精緻。

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之初即有「公議條例」，對所刻佛經有一基本的原則，這在楊仁山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觀音經》的信中表達：「敝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

對于這條原則，楊仁山把握極嚴。他雖然與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交誼很深，但當他發現真宗教義有違佛經原義時，也不留情面，拒絕了金陵本願寺希望在金陵刻經處刻印《選擇本願念佛集》的要求，並在與南條文雄書信中直言坦陳，「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並「將真宗教旨詳覽一遍，逐細批評」，托人交南條文雄，在第二番書信中並說明：「既為釋伽遺教弟子，不得不爾也」。楊仁山的做法，並非出于門戶之見，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場的。對于本國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觀》中引文的錯誤等，楊仁山也有錯必糾，並不為之迴護。

楊仁山的印經，除了在法義上審慎辨析、嚴格選擇，在版本上也很嚴格，在決定刻印一部書之前，對該書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選擇善本而刻之。如《釋伽譜》雖在坊間有多種流通本，楊仁山則選擇較好的明版藏經而刻。並且，在版式及內容校勘上也極為精審，「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誤，甚費心力」，因此，金陵刻經處所印經書，與一般翻刻佛經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錯亂較多大不一樣，從內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審，校勘嚴謹，刻工也很精緻，是佛經中的善本。楊仁山晚年曾自述：「鄙人志願，亟願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貽誤學者。至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之合併成書《報告同仁書》。」

因此之故，金陵刻經處本或「金陵本」佛經，在近代享有極高的聲譽。

楊仁山的印經事業，對清末民初佛教經論的流通貢獻極大。實際上推動了當時學佛研佛的風氣，為近代佛教的復興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

楊仁山在搜覓刻印流通散佚的佛典上也極有貢獻。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在倫敦博物館中見到一些在國內已失傳的中國古本佛經，深為感慨。後來，他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購回許多國內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還有日本、朝鮮的一些佛教著述，多達二百八十種，一千余冊，其中包括《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因明論疏》、《華嚴策略》等許多珍貴典籍。楊仁山得到這些典籍後，精心挑選，擇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這對近代佛教各宗教義研討有路、義學重興是極有價值的。

楊仁山的講學、培養佛教人才的事業直到晚年才真正開展。但早在1907年創辦「祇洹精舍」開始僧教育前許多年，楊仁山即已在金陵刻經處內隨緣接引各方學人。桂伯華、李澹緣、黎端甫、梅光羲等早在1900年前後即已從學楊仁山。楊仁山根據各人的情況以書信、面授等形式教以淨土、華嚴諸學，並指點修持佛法上的各種具體問題。歐陽漸第一次向楊仁山參學即在1904年，由桂伯華引見。這期間，楊仁山在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內也聲望日隆。譚嗣同、鄭官應、章太炎等許多社會思想人士與之交往，請益佛法。楊仁山通過他的刻經流通和講學佛法，極大影響了當時學佛研佛的風氣，影響實際已超出佛教界。

誠如梁啟超所說：「有楊文會者，得力于《華嚴》而教人以淨土，流通經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甚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9)

楊仁山早有創辦佛教學堂來培養佛教人才的構想，並以此為振興佛教的關鍵。早在1899年，楊仁山在一次演說中就倡議興辦僧教育：「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

在與南條文雄的通信中，他認為：「諸方名剎，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趨于下也。」(《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二》)

可見興辦講學，培養人才以振興佛教一直是他的心願。

1906年，釋文希在江蘇揚州天寧寺開辦「普通僧學堂」，為近代佛教史上由中國人開辦的第一家新式僧學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曉曾于長沙開辦僧學堂。1899年南京「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也曾開設「東方學堂」，但皆非國人所辦。釋文希于揚州創辦普通僧學堂，楊仁山非常支持，並寫信給陶森甲告知消息，並勸請陶森甲在其治下的鎮江、常州也促進寺院開辦僧學。楊仁山的《佛教初學課本》及《注》兩卷也于這一年刻成，準備作佛教學堂之教材。

當時佛教寺院開設僧學堂，有一大動因是在「廟產興學」風潮下以辦學來保護佛教寺產，起因在張之洞1898年《勸學篇》中提出以佛道寺現產業之十分之七充作社會教育之資。揚州天寧寺辦學之資金即來自于當時鎮江、揚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資動機是在藉辦學為保護寺產的手段，不久與釋文希發生沖突，僧學堂停辦。第二年，即1907年，楊仁山得各方之助，于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準備有系統地培養高級僧才。「祇洹精舍」開設的課程有佛學、漢文、英文三門。

漢文是研究漢文佛典的基本修養；英文則是通往西方的基礎，也是欲赴印度弘揚佛法和學習梵文的工具語言。佛學乃根本課程，當時曾聘蘇曼殊任英文教師，李曉暾為漢文教授。佛學課程，楊仁山曾請式海法師任講席，後因故未能應聘，楊仁山遂自任講席，講授《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後又延請台宗名僧諦閑法師任學監並開講開台教觀。由此可知祇洹精舍之名為「居士道場」，實為居土所創辦之佛教道場，其時並無明顯的居士與出家僧之分別與爭議，與後來內學院一系有所不同。楊仁山佛學修養精純，弘法之胸懷也博大，當時名僧月霞法師尊為大願菩薩示現，對楊仁山極為尊敬，並四處募款助成楊仁山之佛教事業。後祇洹精舍停辦，月霞法師于1914年至上海創辦近代著名之華嚴大學于哈同花園。

祇洹精舍當時招收的學生大多為鎮江、揚州各大寺院的年輕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緇素共約20余名。人數雖不多，但後來許多成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將或佛學名家，可以想見祇洹精舍教學質量之高，實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實的高等僧學堂。其中著名者有太虛法師，後來成為近代佛教革新運動的領袖；仁山法師，用「大鬧金山寺」的主角，促進了近代佛教的變革；智光法師，後創辦儒釋初高小學、焦山佛學院等，從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棲云、觀同等，都是當時的著名人物。居士中的邱晞明、謝無量等，為佛學名家。歐陽竟無、梅光羲、李證剛等，雖非祇洹精舍實際招收的學生，但在祇洹精舍成立前後一直追隨楊仁山學佛，助成佛教事業，可以說也是祇洹精舍中的人物。

楊仁山于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興辦佛教講學，雖為時短絀(因經費不敷等原因，祇洹精舍前後不足兩年)，但影響極大。作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它不僅為近代佛教復興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為後來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種榜樣。祇洹精舍所培養的僧俗兩眾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為佛教事業做出貢獻；祇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對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遠的影響。歐陽竟無居士先就金陵刻經處成立「研究部」，後以研究部為基礎創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內學院」，繼承和發揚楊仁山的佛教教育事業，其所培養或影響的一批著名佛教學者，對近代佛教學術文化貢獻極大。

太虛法師後來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個佛教革新事業的重要基礎。太虛的佛教教育事業深受祇洹精舍的影響。他入學祇洹精舍時年僅21歲，乃是因對一般僧教育組織有不少「徒擁虛名」或過于隨順潮流而「失卻佛教立場」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的失望，忽聞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認為是一「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10)而加入。後來他所創辦的許多佛學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學院後更名為「世界佛學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課程規制上，也受祇洹精舍的影響。太虛早期自謂「仿照金陵楊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說是楊仁山佛教教育事業的直接繼承。

祇洹精舍1909年秋停辦後不久，191O年，楊仁山又于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會」，講學不輟。楊仁山于世紀初的佛教講學，不僅為後來的佛教事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還具有開風氣之先的貢獻，對近代佛教的復興貢獻厥偉！太虛法師曾評價說： 「祇洹精舍雖然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12)

釋東初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認為，祇洹精舍為時雖短，「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于佛學的發揚，或教育設施，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于此。」(13)1982年，趙樸初在《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中寫到：「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全文完)

注釋：

　　(1)楊仁山：「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2)徐文尉：《楊仁山居士傳》 　　(3)《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一冊 　　(4)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80頁。 　　(5)《楊仁山居士事略》 　　(6)轉引自藍吉富：「楊仁山現現代中國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二期。 　　(7)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99頁 　　(8)《太虛大師全書》第四冊九一三頁 　　(9)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國佛興衰沿革說略」。 　　(10)《太虛大師全書》，「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11)太虛：「覺社宣言」，《海潮音》第一期。 　　(12)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13)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