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價值取向(淨因法師)
佛教教育的價值取向
淨因法師
今天我們在這里一起探討佛教教育，這個問題呢，其實很早就受到了重視，早在1986年、1992年曾經召開過佛教教育工作會議，這是由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的。兩年前，我們在蘇州又舉行了佛教教育研討會。時隔不久，今天我們的越南朋友、大德長老，不遠萬里到蘇州來，全國各地著名的專家學者也在百忙中趕到蘇州來，還有我們的法師，雖然法務很繁忙，但仍然抽出時間，為佛教教育出謀劃策，今天這麼多教界、學界以及國際友人能夠聚集在一起，對佛教教育進行研討，這本身就足以說明，從教界到學界、從國內到國外，都把佛教教育放在最優先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即佛教教育相當重要的，這是佛教教育能否辦好的最重要的動力，也是原始動力。通過將近十八年對佛教教育的探討，直到今天，雖然沒有什麼最後的定論，但毫無疑問，這對佛學院的創辦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討論的過程中，就如何辦好僧教育，眾說紛紜，有些觀點甚至相互沖突，比如說在辦學過程中如何處理好繼承與發揚、社會模式的教育與佛教傳統教育、新與舊、信仰與學術研究、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之間的關系……觀點多了，有時真讓具體辦佛學院的人有點無所適從。但我個人認為，所有這些問題能提出來討論，這本身是件好事，因為至少說明我們大家開始思慮、關注、重視佛教教育，才會出現以上對辦僧教育不同的模式和指導思想有不同的主張和觀點，有了不同的意見是件好事，因為通過討論，終歸會找到最佳的辦僧教育的答案。 辦好僧教育的前提是必須明確我們為什麼要辦僧教育？辦僧教育的目的是什麼？用什麼標準來檢驗我們辦僧教育是成功的？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僧教育？一句話，辦佛教教育的價值取向是什麼？由于時間關系，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佛教教育當作了靜止的形態，而佛教教育本身應該是動態的，它的內涵與外延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形式，應是與時俱進。換句話說，它應根據不同的時代要求有不同的內容，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可以給大家簡單地回顧一下僧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內容與表現形式。 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證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是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佛陀在《金剛經》中就明確告訴我們，「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我，為非善取。」正因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覺悟之無上甚深微妙法，很難令愚癡、貪愛嗜欲的眾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後，意欲默然，不為世間說法，在梵天、帝釋的再三請求下，決定為苦難眾生說法。施設教化，卻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據眾生的根性，開始用語言這一工具，權巧方便，「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一生說法四十五年，講經三百余會，收錄在藏經中的就有萬余卷經律論典籍。然而佛所說法正如《圓覺經》所說：「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金剛經》喻之為筏，以之引導芸芸眾生領悟佛陀所悟證之方便，佛教稱之為「法門」，經中常說有「八萬四千法門」。因此佛陀時代僧教育應以四聖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無量法門為其內容，以對機說法來對治眾生不同的煩惱為其形式，其目的是讓苦難眾生認知人生的苦難以及從人生苦海中解脫出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這種意義上講，佛陀創教的本意是為了解除眾生的生病死苦，令眾生解脫而已。這就決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即是比較偏重對人生現象的分析，重視對人的解脫的實際追求而不重視對抽象哲學的研究。 但這種重視人生問題和人的解脫的基本精神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時雖有進一步的發展，卻更多地是從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發揮了。從部派佛教開始，就對宇宙萬法的實有假有、心性的染淨、三世是否實有、佛陀的三身、業力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並形成了許多精細的理論，佛教發展起了極為繁瑣的名相系統，進而沉迷于知識、理論、思想體系的學習研究，使得學習經教演變成對佛教名相繁瑣的詮釋，並以此為終極目標。由以上分析可知，部派佛教時期，僧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以學習某種思想體系、詮釋繁瑣的佛教名相為核心，以建立、完善各宗派的學說為目的，因而導致部派佛教的衰頹，佛教的生存受到以婆羅門教為首各教派的嚴峻挑戰。 龍樹菩薩應運而生，他在廣學四吠陀、天文、地理、圖緯秘藏，及諸道術以及三藏經教各種宗派佛教的理論後，針對當時的時弊，倡導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學說，回歸佛陀之本懷。從這種意義上說，大乘佛教興起之時，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論來破除部派佛教詮釋繁瑣名相的經院學風為其內容，以回歸佛陀之本懷－－以人為本的教化為其目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龍樹之大乘般若性空學說是佛教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回歸。請注意，我所講的是重新回歸－－而不是革新，是回歸－－重新回歸到當初的五蘊皆空這種原始的學說，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是給了佛教第二次生命，這樣呢，佛教才得以成為世界性的宗教。我個人這麼認為，若沒有龍樹，佛教能否成為世界性的宗教還很難說。 隨著大乘佛教的興起，出現了中觀學派、瑜伽行派等各種學派，為了論證現實世界的虛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脫的可能性，在理論上過多發揮和名言概念的過于繁瑣，從某種意義上講，又有可能導致佛陀創教的根本精神的隱沒或喪失。當人們過分專致于理論的探討和論證時，往往會忘了如何去實際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脫在本質上卻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傳入中國以來，就有譯經相伴隨。早期來華傳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經典與所據之理論。到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經論的不斷譯出，中國僧人開始傾心于對佛理的探究，經論的講習之風大盛。由于為數眾多的佛教經典並不形成于一時一處，且因教化對象的不同而義理互有出入，再加弘傳經論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專精的經論，因而就逐漸形成了以弘傳某部經論為主的不同學派。在義理紛爭的情況下，開始出現了判釋佛說經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學說，所謂「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種，北朝有七種。這一時期，雖有佛教學派林立，但並無佛教宗派出現。直到隋唐時期，國家大一統，中國封建社會達到鼎盛時期，經濟的發展，國勢的強盛，文化的繁榮，都可謂空前。中國佛教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在這個時期也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階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進一步融合發展的機會和條件，順應著思想文化大一統的趨勢，一些學者在統一南北學風的基礎之上，通過「判教」而相繼形成了許多各具獨特教義、教規和修持方法的中國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們對某一經或論學有所宗的結果，是祖師們接引初學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標志。然而後來各宗派的繼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優越于其它宗派的理論，並執著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時八教，三論宗的二藏三輪，華嚴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寫疏，分析法相之名目與數量，並詳細規定修行因果階位之組織與文字章句之解釋。把一個完整的佛法節節肢解成各種固定不變的理論，各執一端，津津樂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淪為經師之學、名相訓義之學、理論之學，形式極為繁瑣。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隋唐時期僧教育的內容是學習八大宗派的理論學說，目的是弘揚光大各自教派，而不是以解脫為目的，這也遠離了當初佛教創教之本懷－－以經教為方便，以解脫為目的。 在這種環境之下，惠能應運而生，對治義學之弘盛而復繁，隨順時代的需要，而對佛教進行革新，高倡「不立文字」，反對繁瑣哲學及名相研究，把當時以義學為主流的佛教改造成對人生現實社會之關懷。從這種意義上講，不立文字是惠能以後的宗禪教育主要形式。惠能之「不立文字」，並非完全主張不要文字，而是教導弟子們在學習經教時不執著、拘泥于文字，不受語言文字的拘束，努力去把握語言文字後面所隱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舉「不立文字」的旗幟，從如下三方面對隋唐以來佛教的弊端進行了一場劃時代的變革：(1)在修持上反對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坐禪于行走坐臥等日常生活之中；(2)反對形式化的受戒儀規，主張「無相戒」；(3)在教義上反對經院化的繁瑣義理、名相、分科判教的研究，宣揚關注現實人生的佛法。正因為如此，惠能的全部禪學都是圍繞著人的解脫問題而展開的，它一般並不涉及宇宙生成或構成等問題。惠能在禪學思想上的革新－－反對經院化的繁瑣名相的研究，注重對人生現實社會之關懷，從教義上回歸了佛陀當初設教之本懷。從這種意義上講，在世界佛教思想發展史上，惠能終于成了繼龍樹以來成功地回歸到佛陀創教本懷上的第二人。從此之後，僧教育主要沿著兩條軌跡發展： 其一是禪宗教育模式，它的教育方式以禪堂坐禪為主、以在日常生活中(即行走坐臥、擔水劈柴)念念不忘正念為輔，其目的是明心見性，頓悟成佛；其二是各經論式的宗派教育。 這兩種模式的教育一直是宋元明清教育的主要模式。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叢林教育與學院教育成了主流，直到今天，對這種模式的教育優劣一直爭執不下。 剛過去的三十年呢，我個人認為，整個社會型態的發展，超過了過去五千年人類文明發展的總和。換句話說，過去佛教形態的發展可以重複，那是因為農業社會，大家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這過去的三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各種各樣的形態。而我們今天整個佛教現狀如同一個池塘，有幾千年的沉澱，人們不去捅它時看起來很平靜清潔，但一旦從不同的方位捅了這個池塘，千年來不同時期的沉澱會泛上來，而我們今天的佛教的現狀是，不同的人，正從不同的方位捅這個池塘。譬如有人從池塘南面捅一下，唐代哪個高僧的專著浮出水面，今人偶爾看到了，讀後津津樂道，執為永恆真理， 然後拿來嚇唬人；有人從池塘的北面捅了一下，宋代某位祖師的語錄泛上來了，讀後大加讚賞，執為常住真諦，這是某某祖師講的，你敢說什麼？還有人從池塘的東邊捅了一下，明或清代某大德的心得現出水面……如此，今天的佛教現狀是，不少人不完全是以佛陀的教誨為依據，來宣講佛法，而是花很大的精力來宣講宗派式的佛教、祖師式的佛教，然後各執一端，自以為是，因而顯得有點亂。其實古往今來，祖師大德們的心得體會、語錄以及提倡的修持方式，都是依據佛陀的教誨，針對特定的歷史環境和特殊的眾生根機，而形成不同風格的說教方式，因而具有強烈的時代針對性，形成不同的佛法表達形式，逐漸成為佛教的優良傳統，理應繼承，但如果有人因此而執著某種佛法的表現形式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佛法，亙古不變，對一切眾生都適用，這就完全違背了佛陀契理契機、權巧方便、對機說法的原則。 因此，為了使佛教與時俱進，賦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我覺得有必要對這個池塘進行徹底的清理。這是一項極其複雜、艱辛而又有意義的工作，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就需要我們教界和學界共同努力來完成這項劃時代的工程。換句話說，所謂清理池塘的過程，去除池塘內千年的沉澱下來的糟粕，繼承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佛教優良傳統，突破宗派佛教、祖師佛教或大德佛教的束縛，針對當今社會或現代人的實際需求，回歸到釋迦牟尼當初以人為本的本懷上去，這就是佛教的第三次回歸。 而能否順利地實現第三次回歸的關鍵是僧教育，因為今天有什麼樣的僧教育，明天就有什麼形態的佛教。換而言之，今天的佛教教育決定了明天的佛教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佛教教育好不好，決定了明天的佛教有沒有生命力，能否起化世引俗的作用。因此說佛教教育的力量不可低估。基于這種共識，我們在坐的大家才不厭其煩，一遍一遍地到蘇州、上海、北京討論佛教教育的出路問題。 我們討論佛教教育討論了十幾年，為什麼討論不出一個結論呢？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老是停留在過去的辦學模式上，而不找出適應當代辦學的新路子、新思維，根據當今社會的需求，以新的方式闡發佛教的教理、教義，那麼我們的佛教教育，還會在舊的教育模式上重複。換句話說，今天僧教育的出路是應找出適合當今信息時代的新型的教育模式，其教學內容的選擇也應立足于社會的需求。因為時間關系，針對僧教育的出路問題，我只想講兩點。 第一個是學以致用方顯志。我曾經對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後三個時候的課程做了一個統計，發現這三個時期所設的課程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而且佛學課基本上局限于對某經某論的學習。換句話說，不管我們如何標榜我們現代的僧教育是學院式的教學，而我個人總認為，其實大多數佛學院的教學仍然沒有脫離古代私塾式的教學模式。反觀最具傳統的斯里蘭卡的佛教大學，他們大學開設什麼課呢？他們開設的課程有：佛教的社會哲學、心理學、佛教文化等。新成立的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開設的課程有：人生與佛教、品嘗禪味、禪在心理輔導臨床上的應用、佛教心理學等。所有這些課程與現代社會與現實人生緊密相連、回答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換句話說，要解決僧教育的出路，我們就應有超前意識，預測整個社會十年、二十年以後的發展，在制定教學大綱、寫教材時，應反映社會的需求，適應社會的發展，為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找出答案，那我們就有了存在的價值。譬如說，根據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問題不少，那麼佛教對財富怎麼看，如何保持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心態的平衡，這方面的內容應反映在我們的教學內容中；再比如說，當今人們的壓力都很大，佛教對調整健康的心態有得天獨厚的資源；現在恐怖分子猖獗，戰爭陰云不期，佛教對戰爭與和平有很好的論述；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國，現在國家也承認佛教可以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怎麼服務？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反復證明，佛教的倫理道德是安撫人心、使百姓安居樂業的良藥，佛教的倫理道德本應是佛教服務于社會的重要內容，是我們的強項，國家也承認佛教可以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但我們教內又有多少人提出過一整套適合當今社會的佛教倫理道德模式呢？如果連象樣的佛教倫理道德模式都拿不出來，我們拿什麼服務？目前學界還有幾本這方面的書，而我們內部呢？一部都沒有。以上各方面的內容本應反映到我們佛學院的課本中，佛學院的教學理應有針對性地開設一些與現實社會相關課程，學以致用，如此培養出來的學僧才能適應我們這個社會的需求。否則，為了辦學而辦學，不顧現實社會的需求而盲目辦學，其結果甚至連佛教的生存都會受到威脅。 現在的好多出家人沒有憂患意識。其實目前的佛教存在不少問題，有些直接威脅著佛教的生存。目前不少人對佛教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應扮演何種角色感到茫然，更找不到佛教在當今社會中的位置，這是很可悲的。其實，佛教正法久住的目的是利益群生，利益群生的具體方法是服務大眾(利他)，在服務大眾的過程中才能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後，才能在社會中發揮佛教化世導俗這一自身獨特的作用。佛教能在社會中發揮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後，自然成為社會不可缺少的一員，就能得到社會的尊重與認同，得到了社會的尊重，佛教自然就會發展，那任何人就滅不了佛教，正法久住才有可能。反之，若佛教連生存都成問題，說什麼正法久住啦，法輪常轉啦，都是一句空話。由此可見，立足于社會、服務于民眾是正法久住之根本，也是核量僧教育成敗之關鍵，這應是僧教育價值取向的重要標準之一。 為了實現僧教育立足于社會需求、服務于社會，這就決定了當今僧教育出路之二：辦特色教育。我曾經對全國現有的三十八所佛教院校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各佛學院辦學模式和教學內容大同小異，很少有自己的特色。若說有例外，就是五台山普壽寺尼眾佛學院和寶華山辦的律學院對戒律的學習有所側重。因此我認為，將來的佛學院，在除去強調基本教義的學習外，各佛學院應有意識的拿部分精力強調各自的特色教育，即傾斜到自己的專業上去。比如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完全可以傾斜一部分精力強調印光大師的研究；揚州大明寺佛學院可以適當強調鑑真大師及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學習；中國佛學院南京棲霞山分院可以側重于三論宗的學習……這樣呢，我覺得，若通過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就有可能培養出各方面的專門人才，將來無論開什麼樣的國際學術研究會，我們都有高質量的專門人才參加，我們在國際佛教舞台上的地位自然會提高。 總而言之，以教授抽象教義為目的的僧教育很難受到當今社會的認同，僧教育所體現的價值必須立足于社會的實際需求，經得起社會的檢驗，只有這樣建立起來的佛教教育體系才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