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佛教開展的當代契機(杜忠全)
人間佛教開展的當代契機
杜忠全
就中國佛教而言，過去的100年，跟激變的中國社會，同樣地處在世紀新舊交替的夾縫中，面對著時代的大變局。 20世紀的中國佛教有破有立。傳統佛教在歷史潮流中顯得不足，進而刺激了新適應的佛教思潮應運而生。檢視百年中國佛教的發展，如果有一明確的新主題的話，便是「人間佛教」的提出與開展了。 傳統枷鎖下的佛教 自東晉時期的廬山慧遠法師送客不過虎溪傳為美談以後，中國佛教總是予人一種退守山林，以山林佛教為正宗的刻板印象。這種「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情勢之養成，就政治層面來說，可說是當權者的猜忌心理所致。 宗教信仰在社會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以致可以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是當權者深為了解的。那些藉助宗教力量上台的統治者，更深恐會成為下一波以宗教為號召的政治革命運動推翻的對象。這里頭，尤其是佛教的教義之中，原本就具有一種彌勒下生的信仰。這種佛教原始信仰中的彌勒下生期許，原就是不離政治理想的，認為彌勒菩薩會在人間出現轉輪聖王時下生人間，並在人間修行成佛，普說佛法，廣度眾生。 所謂轉輪聖王，原是印度政治理想中所追尋的聖主明君，他以正法而不以暴權治世。中國歷史上不乏以彌勒下生來影射輪王出世的政治號召，造成彌勒下生的思想被曲解。這尤其常為政治人物利用，以之號召推翻舊政權。因此，傳統的帝王多對佛教抱有欲迎還拒的矛盾心理。佛教退處山林，是遂了當權者的意願。在當權者的意境中，宗教是絕妙的治世手段，全然廢棄，恐怕有違聖訓。于是，唯有把佛教安置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以減少僧人與普羅大眾接觸的機會。讓劃處方外的出家人守在深山之中潛修出世法，一心以解脫開悟為期，而視人世猶如火宅牢獄，跳脫逃避都唯恐不及了，何來參與世俗事務的熱情呢？ 從山林走向人間 另一方面，佛教歸屬山林的「出世」型態，亦是儒佛思想諍論所達致的平衡局面。從此，世間的人生事務歸屬儒家，佛教唯屬出世間之精神超脫之追尋而已了。儒、佛各司其職，遂形成了中國人的固定認識而深入民心。 清末民初，西學東漸，西方科學依客觀研究所建立的知識架構，動搖了中國傳統上依直觀體認所構成的知識體系。西風東漸，儒學衰微；而佛教教義體系中較具客觀知識傾向的唯識典籍，適時在此刻自日本回流，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用以抗衡西方學術的思想武器。于是，佛學便應時填補了儒學衰微之後所留下的思想空間，成為一時之顯學。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經過了屢屢的失敗之後，終于成功地把盤據了中國近300年的滿清王朝推翻了，並且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王統治政治。這天翻地覆的政治變革，讓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受到沖激。佛教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也面臨時代變革洪流的沖激了。 帝王統治時代結束，意味著佛教不再受到政治當局的保護與牽制，同時，佛教的社會參與也不再有政治禁忌。就前者而言，佛教必須從此自力更生，才能謀求得宗教命脈的延續；依後者來說，佛教此後可以走出山林，以更大的熱情來參與社會活動，透過廣泛地接觸社會人群，來達到繼續壯大與發展的目的。因此，中國佛教的立足重心從山林移向都市人群，在新時代新社會新形勢之下，乃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 傳統政治型態的激變，加上儒學思想主導勢力的衰退，為佛教介入社會事務創造了時代契機。實際上，佛教社會化的發展趨勢，自明末便已形成了。只是，清末民初的新局面，更易使佛教毫無顧慮地參與社會活動，廣泛地介入各種社會事務而已。 革命時代的太虛大師 佛學在近代中國的復興，要追溯到清末時期南京的楊文會居士，但真正在教理上作出改革呼籲，以因應政治巨變之後的新社會的，卻以太虛大師為先鋒人物。 太虛于1912年在敬安和尚(1851-1912)的追悼會上發出的「三大革命」呼聲，其中即包括了教理、教制與教產三方面的改革要求。而他早期的改革志向可說深受中國政治革命風潮的影響，除了緊隨著政治革命的成功而提出「三大革命」之外，更有配合「三民主義」而有「三佛主義」的提倡。 太虛倡導佛教革新運動，掀起了中國佛教改革的時代主題，試圖對已定型的「明清佛教」傳統形式作出改變。但佛教改革運動，在他有生之年，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惟其思想結晶-「人生佛教」，卻深植當時的新進佛教徒心中。 1947年，太虛大師圓寂；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這一政治轉變，佛教革新運動也然而止。而隨著國民黨政府轉移台灣的所謂「中國佛教」，在當時客觀形勢之下，不能延續原先的改革意圖。 新形勢底下的佛教 中國傳統的佛教叢林，一般上都擁有大片的田產。叢林道場可依賴豐厚的田租收入，在經濟上獨立，而得以據山林以自守。但是，渡海到台灣的「大陸佛教」就沒有這條件了。這些佛教道場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信眾的布施或對外化緣而來。因此，住持法師必得廣泛地接觸社會人群，爭取信徒的解囊捐獻，才能維持一般道場的日常開支。即使是地處山林的寺廟，也必須以舉辦宗教活動來取得信施。這種客觀形勢，使得50年代以來的台灣佛教必須走向人群，一方面要參與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也要讓社會大眾走入寺廟，才能取得發展。因此，台灣的佛教道場不能脫離群眾基礎來劃地自守，是佛教與社會緊密接觸的重要因素。 台灣佛教是在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絕外交關系後，取得蓬勃發展。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在經濟富足之後，人們反過來追尋心靈世界的提升。古老的佛教在人們的心靈饑渴之下，成為一時的潮流時尚。在許多的人力與財力大量投注之下，台灣佛教看來一片興旺。 1987年，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令；翌年又宣布終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更消除了政治加諸于社會的約束力，促使台灣社會所蘊含的能量，得以毫無忌憚地爆發開來，佛教的發展更是大步向前。 佛教與社會的緊密結合，是台灣佛教不同于中國叢林佛教之處，在後無山林可退守的情勢之下，台灣佛教朝社會化發展，積極介入社會的各個領域。這使得太虛大師極力倡導而未能竟功的「人生佛教」，終于在台灣突破封泥，開花結果。 在新的形勢之下，台灣的許多佛教道場或團體在號召積極入世的同時，都祭起了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大旗。也有不少的團體更標榜是依太虛大師的後續者印順法師之「人間佛教」思想為前導的。 印順法師自1952年後便長居台灣，他的全部著作皆在台灣陸續完成或修訂重版。晚近十余年，在諸多私淑者的大力鼓吹之下，他已逐漸成為台灣佛教界的精神標竿，有著崇高的地位，甚至「具有一言九鼎的公信力」。 政治情勢的轉變，使得早年牢控台灣佛教界的中國佛教會不再掌有佛教界的專制權。而早年排擠印順法師的教界領袖亦相繼故去，使得晚年的印順法師得以其深睿的思想，成為漢傳佛教界的思想領袖。他極力主張的「人間佛教」思想，得以傳揚開來，成為了當代台灣佛教發展的主流趨勢。 「人間佛教」思想雖然在20世紀末葉才在台灣佛教界備受推崇，但他其實是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佛教大環境中思索完成，並在他早期的講學生涯中漸次闡發，後來才在香港作較系統化的詳細申論，最後駐錫台灣，經過長時期的潛伏後，才逐漸得到僧俗信眾的普遍接受與大力闡揚。他的這一思想是中國佛教近代改革浪潮中所達致的一種思想進程。 結語 印順法師早年編集他個人的佛學文集《妙云集》計24冊，自70年代初陸續出版以來，至今已重刷超過20版了。1993年，他又集新舊作品，編成《華雨集》一套5冊，加上其它的學術專著近10種。1998年，他的全部作品更以光盤的形式出版。他的作品普遍地在台灣佛教界流通，其中有多種被列為佛學院的教材，或佛學研究所的入學必讀書。因此，現在許多站在台灣佛教浪頭上的法螺手，都很難說不受他之思想啟發或影響。不過，目前如火如荼地發展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是否都符合印順法師的理想，卻又成為不可不加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