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人間佛教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中國大陸，極大地沖擊了佛教，使之瀕臨滅絕。一批佛教界泰斗如喜饒嘉措、」周叔迦等被迫害致*，一批法師、學者、居士遭到批斗，絕大多數寺廟被破壞、占用，中國大陸佛教的人間化進程被迫中斷。l978年，**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陝復和貫徹，中國佛教迎來了重振之機，其人間化進程亦得以接續重恢，並在—批德高望重、具遠見卓識的佛教領袖諸如趙樸初居士、正果法師、明真法師、淨慧法師等的倡導下，重煥青春，步入實踐深化的新階段。 　　八十年代，是大陸人間佛教發展的關鍵十年，也是成效卓著的十年。在此期間，人間佛教思想成為中國佛教的指導思想，並納入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方針政策中，為佛教界內外認同擁護。奠定了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方向。這成為中國大陸人間佛教實踐最為重大的一項成就。而其中之一大因緣，即為趙樸初居士等的積極倡導。 　　趙樸初(1907— )早年就讀于蘇州東吳大學，那時即對佛教感發興趣。畢業後投身于佛教改革運動中，積極從事佛教教會工作和社會慈善工作，接受了人間佛教思想並努力躬行實踐。其後在上海與太虛大師結識，深受其器重。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任中國佛教會主任秘書，，負責上海難民的救濟、收容工作，並取得了卓著成績。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為維護佛教界利益，首倡「議政而不干治」，此舉遭到佛教界內外一些人的非議和嘲笑、攻擊。趙樸初挺身而出，力排他議，云：「今日中國的佛教，是沒有人權可言的。以一個沒有人權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擔當起弘法利生、護國濟民的事業，這是戲論。—所謂『自度度他』，必須從當前迫害欺侮下， 自己度脫出來。方能度脫眾生。因此，當前佛教人民的任務，應當是為佛教的人權而奮斗。太虛大師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辦佛學院，辦佛教會，整理僧伽制度，倡導人生佛教，乃至最後的有意參政，無非是為了這個目的。」此言乃趙樸初基于其在早年從事佛教慈善公益事業實踐人間佛教屢受阻撓而不能順行之激憤，系有感而發。這也表達了他對太虛所從事的佛教改革事業的敬仰和其所倡之人間佛教思想的由衷服膺與高度認同。l947年3月，太虛大師于圓寂前十天，在上海玉佛寺召見趙樸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書見贈，勉余(趙樸初)今後努力護法。」足見太虛大師對趙樸初之器重與所寄之厚望。1953年，趙樸初與圓瑛、虛云等高僧及佛教界其他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圓班任會長，趙樸初被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此後至l 966年「文革」爆發，趙樸初一直在實際主持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在此期間，他牢記太虛大師之囑望，窮盡己力，弘法護生不輟，並以乘入世精神救國濟民倡導今菩薩行，實踐人間佛教，為此時期大陸人間佛教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l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宗教工作方面拔亂反正，對宗教工作中五十年代末期就已發生、六十年代中期膨脹起來、「文革」中發展到極端的「左」的指導思想之影響作了徹底清理。宗教政策得以貫徹，中國佛教協會的工作亦得以重恢。中國佛教的發展又面臨著新的機遇。以趙樸初為代表的佛教界有識之士高瞻遠矚，抓住了這一殊勝之機，繼續倡導佛教發展的人間化方向，將人間佛教的發展推向一個新時期。 　　1981年，趙樸初撰寫《佛教常識答問》一書，並在中國佛教協會機關刊《法音》上連載，揭開了新時期人間佛教弘揚倡導的序幕。本書最後一節為《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對太虛大師之人間佛教思想因應時機，予以變通繼承。他大力提倡菩薩行，以之為學佛之人間正行，「我今學佛也要修學菩薩行」，「且不說今後成佛不成佛，就是在當前(八十年代初)使人們能夠自覺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積極地建設起助人為樂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國家社會的。」他還認為學佛要從五戒十善做起，由六度四攝擴充入世而修，進得解脫自在常樂我淨，最終導向關懷社會、淨化社會，「以此淨化人間，建設人間淨土」，此方為學佛之究竟目的。但由時勢因緣，其書中「太虛」之名只能以「前人」代替，也僅提出了太虛人向佛教理論豐富內涵之基本內容，即堪可因應當時機宜，能為世俗所容忍認同，教內各宗派俱可接受的一部分。但這已足以為其後人間佛教的大規模倡導實踐奠定了思想基礎。 　　l983年，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召開、適逢中國佛教協會成立30周年。在此次會議上，趙樸初作了《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並獲會議通過。在報中，趙樸初明確指出，當今時代要提倡人間佛教，發揚佛教三個優良傳統。他說：中國佛教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在當今的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什麼是需要我們發揚的中國佛教優良傳統？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和正確解決的兩個重大問題?對于前一個問題，我認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世間』，揭示了佛陀重視人間的根本精神。《六祖壇經》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免角。』闡明了佛法與世法的關系。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我認為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佛教徒；對于自己信奉的佛教，應當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以利于我們擔當新的歷史時期的人間使命」。 　　趙樸初回顧歷史，總結中國佛教建國以來的發展經驗，結合新時期黨和國家的歷史任務，倡導應發揚中國佛教的三個優良傳統，即：「應當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應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應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 　　這次會議「本著『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將中國佛教協會今後的任務定為：「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團結各族佛教徒，發揚優良傳統，為開創佛教徒為四化建設、祖國統一和維護世界和平事業服務的新局面而勇猛精進。並號召全國佛教徒愛國守法，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中國佛教協會和地方佛教團體「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全國各族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團結全國佛教徒積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培養憎才、紹隆佛種」、「開展學術研究」、「促進祖國統一」、「積極進行同各國佛教界的友好往來」等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心任務，其中的每一方面既有經典論證，又有歷史回顧、現狀分析、未來具體工作的重點與方向。這不僅促使人間佛教理念進一步深入人心，更將人間佛教之實踐落于實處，推動了人間佛教的發展。 　　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及正果法師、明真法師、真禪法師等都通過發言或其它形式論述了發展人間佛教的必然性和現實性，一致認為在當代應以提倡人間佛教、發揚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為佛教發展之基本導向。 　　這次會議，將人間佛教思想確定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思想，強調了人間佛教思想的普遍意義；將人間佛教放在整個中國佛教的指導地位，使人間佛教成為中國大陸佛教現代化的基本方向，極大地推動了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發展與實踐，于中國佛教傳統之創造性轉變，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此後，趙樸初繼續倡導實踐人間佛教，在其《佛教與中國文化》、《談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以及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又從文化角度將佛教與當今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相聯系，對二者的一致性、共通性作了精辟分析後得出結論：不僅佛教徒能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服務，而且佛教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能發揮積極的建設作用。他說： 　　「從佛教的意識形態及佛教文化來看，有沒有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內在依據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四有)，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五愛)。而佛教教義中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思想；眾生平等的主張；報四重恩、普度眾生的願力；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的原則；慈悲喜合、四攝六和的精神；廣學多聞，難學能學，盡—切學的教誡； 自利利他，廣種福田的思想；禁止殺、盜、淫、妄等戒規，以及中國佛教的許多優良傳統。都與『四有』、『五愛』的要求有相通之處，對于信仰佛教的人們來說是實現精神文明建設的增上緣。」 　　「其次從文化建設方面來說，社會主義文化是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遺產。至于藏語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語系佛教文化，更分別是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佛教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世界觀，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辯證思維和邏輯推理的方法論，忘我利他、普度眾牛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以及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 　　趙樸初的這些論述，深化了人們對佛教人間性的認識，弘揚了人間佛教理念，進一步促進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的適應與契合，拓展了人間佛教在當代的實踐空間，推動了人間佛教事業的深入發展。 　　此外，明真、正果、郭元興、陳星橋、鄧子美等人對人間佛教在當代大陸的倡導與實踐方面也作出了各自的貢獻。明真法師在「文革」之前就是大陸佛教的人間化的一個主要倡導者。l980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上，他當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法源寺住持，l985年又兼任湖南省佛協會長。他力主佛教應以寺院為基地，以僧尼為成員，開辦生產服務事業，為發展佛教事業出力，藉以實現自食其力、以寺養寺的目的。同年他又召開專題會議，討論佛教發展，囑其弟子博明、戒圓、惟正三人，加強團結，講究行持，勤奮學習，努力工作，隊恢復和發展湖南佛教事業為己任，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發揚佛教優良傳統作出努力。正果法師也是提倡人間佛教的一代元老，他曾作《人間佛教寄語》一文，融通佛教修行與生活，指出：「學佛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要完成人格。」「學佛的人應在日常生活中勘驗自己的現前一念使之符合佛陀的教導，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神秘的方法可用，更沒有什麼神秘的東西可以使你即身成佛。「所以學佛的人，應該注重最基礎的道德修養，從事對社會有益的事業和利他的善行。七眾弟子各本佛陀在經典中教授教誡、應行應止的原則去實踐，就是真正的學佛。他在文中還對趙樸初所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即「一種思想」和「三個傳統」作了進一步的強調，盛讚其「中肯與具體」，號召學佛者「本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宗旨作一個人間佛教的行者」。最後，正果法師總結道：「佛教五乘的有漏無漏善法功德，都是以人身為基礎而修習成就的，故人間佛教思想實為佛陀出世之本懷，應該宣揚讚嘆。佛弟子們，讓我們共同努力，來實踐人間佛教吧。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作一個愛國愛教的佛教徒，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郭元興居士則重在深探佛陀本懷，引經據典證明白釋迦起至龍樹菩薩、禪宗諸祖乃至太虛以及各時經論俱以人間人類為說教對象，以解決人間的各種人生問題為主旨。他又對禪宗思想中人間性內容作了發掘，指出「禪宗發揚空有兩宗祖師倡導的世間與涅槃無二無別的思想，認為道即在人生平常日用之中。」平常心是道體現了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不離平常日用而辦道，即在日常生活也事事處處念念不離于『道』而到生活的淨化、向上和超脫。」將佛教修持與生活共相融通。陳星橋、鄧子美則對人間佛教的歷史發展、理論衍革、實踐意義作了理論探討，陳星橋《略論人間佛教》一文，對人間佛教的歷史依據和理論依據、人間佛教思想緣起與發展尤其是近代太虛、印順、趙樸初等人的人間佛教思想作了總結闡述，並對人間佛教的基本特徵或基本立場、修行的基本要求、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的意義及應注意的問題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人間佛教是以人生為本或以人為中心的佛教，它既是契合于時代機宜，又符合于佛教的微言大義。並預言：「人間佛教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將成為我國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鄧子美撰《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智慧的結晶——人間佛教理論的建構與運作》，依歷史線索，分太虛及其早期追隨者、印順及其繼承發展、趙樸初及其解釋、三者的共同點與分歧四個方面。回顧與剖析了人間佛教的建構與運作概況，並對今人對人間佛教的一些認識誤區作了辨正，指出「人間佛教決非特殊教派，而是以人為出發點(反對崇拜鬼神)的適應現代社會(反對執『死方』治變症)提升現代社會(淨化世間)的佛教理念。」與陳相比，其更側重于人間佛教的實踐運作。他們的這些分析于全面正確地認識人間佛教、統一佛教思想、推動人間佛教的全面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借鑒意義。 　　也正是由于有了趙樸初等人的積極倡導， 中國大陸的人間佛教在八十年代得以蓬勃發展。尤其是自「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佛教發展中的指導性地位得以確立，發展人間佛教成為中國佛教協會、地方佛協和各佛教團體的共識之後，大陸人間佛教在實踐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 　　l、在建設實踐人間佛教的方針指導下，中國佛教本著「立足于青年」之精神，以辦學育憎為頭等大事，培養了一批能續佛慧命、承繼人間佛教事業的僧俗人才，開拓了中國人間佛教事業的新局面。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國家宗教政策的落實貫徹，全國各地名山大寺陸續歸還佛教界管理使用，佛教界的國際交往也日益增多。這就為人間佛教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空間。但長達二十年的佛教人才斷層、佛教事業後繼乏人的現狀，與佛教工作、佛教事業百廢待舉、亟需發展對人才的急需的矛盾日趨尖銳。人才成為制約大陸佛教發展的「瓶頸」。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復「文革」前由宗教團體直接舉辦的包括中國佛學院在內的幾所宗教院校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宗教院校的任務，是造就—支政治上愛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又有相當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職業人員隊伍。」此宗旨與中國人間佛教之旨十分相契。于是，一度中斷的大陸佛教教育事業又重煥勃勃生機。走入發展新時期，取得可喜成就。 　　首先是中國佛學院階恢復與進—步發展，培養出了大批堪可光大人間佛教的人才。作為中國大陸佛教最高學府的中國佛學院，始建于1956年。其成立至「文革」爆發十年間，先後開辦了漢語系佛教專修科、本科、兩個學習班、研究班以及藏語系佛教專科等不同層次的六個班級，共培育了4l0名具有較高思想覺悟和佛學造諧的漢藏佛教人才，為住持和弘揚佛教正法、開創佛教事業新局面。造就了一批中堅力量。但由于「文革」的爆發，「左」的思潮的影響，使其教學工作乎停頓，一批任職或執教的法師、居士、學者諸如喜饒嘉措大師、法尊法師、周叔迎居士、觀空法師、義方法師、塵空法師、王恩洋居士、高觀如居士、虞愚教授、葉均居士、黃念祖居士、郭元興居士、劉明淵居士等。被迫停職停課，或遭批斗沖擊，或被迫害致死，師資力量遭到空前削弱。佛學院在1966年被迫停辦。 　　八十年代初，中國佛學院得隊恢復。在中國佛教協會的支持和建設實踐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下，比「文革」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擴大。它在原有的班級設置基礎上，又增設了預科班(二年制)、研究生班(三年制)，學科分類更為細備，師生數量也有增加。為大陸人間佛教事業的發展培養了—批人才，遍及寺院管理、佛學院教學、各級佛協工作等方面，充實了基層佛教工作和佛教事業的發展力量，保證了中國大陸佛教發展的人間化導向。 　　從1981年起，中國佛學院還先後選送了一批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去日本、斯里卡、緬甸、英國等的高等院校和佛學院研究機構進修深造。這些畢業學僧如今多已成為各地方佛協、佛教文化教育機構以及名山大寺的主要領導骨干。此舉不僅踐行了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和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更為中國大陸人間佛教走向21世紀儲備了新生力量。 　　其次是在中國佛學院的領導和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下，佛教教育事業更為普及，形成了—個以中國佛學院為首，以各地方佛學院等教育機構為支撐的高級(中國佛學院和西藏語系佛學院)、中級(中國佛學院分院和省級佛學院)、初級(重點寺廟佛學院)既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三大語系佛學教育體系，培養著一大批佛學研究和寺廟管理人才。 　　1980年，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今後應當在過去已經取得成績的基礎上，在培養僧伽人才及推進佛學研究方面尤其應盡最大力量。至l 983年，趙樸初更明確在其報告中提3：「培養僧才，紹隆佛種，是本會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在中國佛教協會的積極倡導和支持下，各地佛學院、中國佛學院分院、僧伽培訓班和學習班紛紛成立。如中國佛學院蘇州靈巖寺分院和南京棲霞山分院、上海佛學院、福建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九華山佛學院、嶺東佛學院、黑龍江尼眾佛學院等俱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一些有條件的寺院也都辦起了初級佛學院或僧伽培訓班、學習班。巴故十世班禪大師生前親自主持成立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等地也開辦了培訓藏語系佛教人才的佛學院。此外，云南上座部佛教教育工作也有了新的進展，開辦了云南省佛學院。他們與中國佛學院遙相呼應，互相交流合作，促成了中國佛教教育的多元化、體系化。 　　上述中國大陸佛教的各級教育機構。俱以真實踐履人間佛教思想、發揚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為宗旨，以「培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奉行人間佛教思想，對自己的祖國、對世界人民作出畢生貢獻的僧伽人才」為導向，培養了大批能堅持弘揚實踐人間佛教的僧伽人才，進一步弘揚了人間佛教理念，穩固了人間佛教思想在佛教界的主導地位，為人間佛教的深入發展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理論基礎。 　　2、創辦以弘揚人間佛教為宗旨的佛教刊物，在宣傳人間佛教思想理念方面不斷進展。本著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優良傳統和弘揚人間佛教思想、踐行人間佛教思想的宗旨，中國佛教協會、各地方佛協、名山大寺、佛教團體都因應時代，創辦刊物、出版書籍，以當代社會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人間佛教，並與現代人繁忙的世俗生活方式相聯系，針治世人身心疾病，將人間佛教之踐履融入世俗社會、世俗生活。如中國佛教協會的《法音》、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佛教文化》和《佛學研究》、河北佛協的《禪》、九華山佛學院的《甘露》、浙江省台州地區佛協的《台州佛教》、廣東佛協的《廣東佛教》、上海佛協的《上海佛教》、浙江佛協的《浙江佛教》、寧波佛協《寧波佛教》、普陀山佛協的《普陀》、長沙市佛協的《正法眼》、嶺東佛學院的《人海燈》、石家莊佛協的《菩提心》、河南少林寺的《禪露》等。這些刊物層次參差，各有側重，或重在學術研究，以佛學理論見長；或傾向普及教理知識。以化導社會人心為主，但從內容上看都以弘法利生為目的，以宣傳宗教政策、推行人間佛教、普及教理知識、指導學人修行、推進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為主旨。並多辟有專欄刊載佛教界各地新聞、短訊，報道重大事件。除了學術性很強的刊物外，一般普及性刊物都采用了自籌資金出版發行和免費贈閱的流通方式，辦刊風格平實活潑，力求與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相契合，這些刊物的創辦發行，無論于人間佛教的思想推展，實踐推行，還是于當今的社會化導、人心淨化，都大有裨益。其中最有特色，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者，則當首推《法音》。 　　《法音》為中國佛教協會會刊，也是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界的航舵它馬首。它創辦于1981年，前身為創刊于1950年的《現代佛學》月刊。開始為季刊，1982年改為雙月刊，l988年又改為月刊。作為一個綜合性刊物，它集佛教教務、佛學研究、佛教藝術和知識、信息于—體，以「發揚佛教優良傳統、提倡人間佛教、啟迪智慧、淨化人心」為宗旨。辟有：特載、法音論壇、專題訪談、修證指要、佛門人物、四眾同修、佛教文史、勝蹟巡禮、佛教藝術、政策法規、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海外佛教、書林漫步、佛教文摘、禪林消韻、佛教新聞等欄目，廣泛介紹國內外佛學研究和佛教事業的最新發展動態，交流僧尼、居士修學佛學、佛法的經驗體會。既宣傳了佛教政策、法規，弘揚了佛法，展現了燦爛的佛教文化，又推動了大陸人間佛教的普世化發展，擴大了人間佛教在國內外的影響。《法音》如今已成為大陸宣傳、提倡、推行、實踐人間佛教的堅固陣地。 　　另外，由河北省佛協主辦、臨濟禪學中心出版、淨慧法師主編的佛教季刊《禪》雜志、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佛教文化》和《佛學研究》，在佛教界的影響也很大，頗有特色。《禪》雜志創刊于1989年，以禪學為主要內容，旨在弘揚中華禪學，促進禪學研究與禪學的契機發展和與現代世道人心的契合。辟有指月篇、西來大意、傳燈篇、磨鏡台、文字禪、無孔笛等專欄。其刊載文章學術性與知識性、實用性並重，內中有不少文章重在診治排解世人煩惱，以淨化人心，進而淨化整個社會，實現「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目的。它還作為淨慧法師推廣「生活禪」的一個陣地，對禪宗的人間化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佛教文化》則重在刊載具可讀性、文藝性的作品，從文化方面影響社會、展現佛教風貌，其發行量在逐年增長。《佛學研究》則為國內第一本佛教學術研究的專刊。同類刊物還有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正法研究》(1999年創刊)。 　　3、繼承佛教「關懷社會、回報社會」之優良傳統和人間佛教之入世情懷，廣興慈濟事業，在積極支持社會福利、公益事業和慈善救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人間佛教以引導社會、淨化社會、開佛知見、揭弊導俗、建設人間淨土為主旨，佛教的文化教育、慈濟公益事業是從屬于這一目標的，是其實現之方便。但從踐行步驟上看，卻是只有先興辦這些事業，適應社會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同首肯進而接受踐行，佛教才能得以實現化導世俗社會、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基于此識見，八十年代中國大陸佛教積極提倡適應社會主義，本著「關懷社會、回報社會、利樂有情、莊嚴國土」之精神主旨，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廣泛興辦各種慈濟事業，積極支持社會福利公益事業，為黨和國家排憂解難，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州順利發展。自l983年以來，中國佛教協會、地方佛協、中國佛學院師生和地方佛學院師生、各寺廟和佛教團體僧眾居士，或捐款捐物，或出人出力，修橋補路，植樹造林，興辦學校、托兒所、少年官、敬老院、安養所、醫療所，救濟災民，向殘疾人福利基金、少兒福利基金捐款，為殘疾福利基金募捐字畫，為搶救大熊貓、修復長城呂款認購國庫券，種種善舉，利益眾生。例如：1985年，蘇州西園寺出資三十八萬余元為市民修建了綠化廣場、公用停車場和一座廣仁橋，浙江普陀山佛協出資十六萬余元修建公路、下水道、購置消防車，同鄉政府合辦敬老院。同年中國佛教協會、上海市佛協捐款十萬元資助殘疾人福利事業，福建長樂縣佛協創辦風傷醫療所，五台山佛協創辦佛家醫院，浙江瑞安市佛協亦于l989年成立施診醫療室，青島湛山寺也于同年5月興建安養院、瑜伽功診所等，免費為當地群眾施醫給藥。1987年7月上海佛教界、真禪法師等捐款資助殘疾兒童，只真禪一人就捐資十萬元。同年中國佛教協會、上海佛教界各捐款一萬元支援大鄉安嶺受災人民。l989年l0月中國佛教協會及諸山長老捐款二十三萬元支援云南地震災民重建災園、恢復生產。1984年中國佛教、中國佛學院師生為殘疾人福利基金、少兒福利基金和修復長城有款。從l985一l989年天台山國清寺認購國庫券達四十余萬元。四川新都寶光寺自1983年以來，為國分憂，先後購買國庫券近二十萬元，並積極贊助社會各項公益事業捐款包括資助辦學、設獎學金、挽救大熊貓等共計十萬元。1988年11月，在該寺方丈遍能法師倡導下，又向云南震災區捐款6628元，其中真修師一人捐款達1000元。同時中國佛教界還將關懷之手伸向國外，如1986年5月北京居士林舉行大悲法會祈禱非洲人民息災增福，並將功德收入全部捐給非洲災民。同年中國佛學院師生也響應紅十字會號召，兩次捐款救濟受旱災威脅的非洲難民等。 　　這一時期中國佛教慈濟、公益事業的發展也隨時代進步而具有了新的特點。百先是慈濟范圍的拓展，已打破了地區、國家、民族界限走向世界。其次是出現了組織化、規模化特點，不僅僅拘于—個人、一群人，更普利社會、世界，尤其是隨中國佛教協會領導地位的確立和地方佛協的成立，形成了一個以中國佛協為核心，以地方佛協、名山寺院為依托的合理運作系統，既可分區分片、著眼于長期慈濟建設，亦可群策群力、合理組織，成辦賑災救難等大事，有效發揮系統功能。再次是在佛教慈濟形式上也有了變化，除了保留傳統方式方法外，又因應時機出新了新方法，如購買國庫券、參與環保建設等。 　　4、在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方面漸入佳境。 　　中國佛教協會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指出中國佛教之所以能在新中國得以生存發展，最關鍵的就在于它能夠與社會主義相適應。趙樸初說：「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佛教徒，必須愛國守法，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不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也就是要做到四項基本原則對我們宗教徒的要求；要團結廣大教徒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社會現代化建設，並做好我們佛教各方面的工作。這樣，我們就能循著正確的方向同全國各族人民整齊步伐前進。展望未來，中國佛教要想在以後謀求發展，也須適應社會主義，步調與社會主義保持高度一致。所以。中國佛教協會提出了「建設人間佛教、發揚佛教三個優良傳統」的號召，找到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的最佳契合點，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引導佛教與社會主義的適應。趙樸初說：「我們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的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發揚中國佛教注重學術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揚中國佛教國際友好交流的優良傳統，以利于我們積極參加增進同各國人民友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趙樸初又將「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為中國佛教協會「—項經常性的重要任務」；將「團結全國佛教徒積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任務重點」，將與社會主義適應貫徹于大陸人間佛教的建設實踐當中，並成為一項指導性的方針。 　　在趙樸初等人倡導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方針指導下，中國大陸在建設人間佛教中將擁護社會主義、適應社會主義付諸了實踐。各級佛協通過各種方式如辦刊印書、院校教育等宣傳愛國就是愛教，就是愛社會主義、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理念；宣傳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規。號召全國佛教徒「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宗教徒提出的要求，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適當安排宗教活動，避免妨礙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將宗教實踐活動納入社會主義法制軌道；將愛國、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作為佛學院教育指導原則之一，並以之為一個合格人間佛教人才的必備素質；積極興辦慈濟事業，支持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切都是佛教教自覺適應社會主義的重大進步。1987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漢傳佛教重點寺院管理工作座談會，制定了《漢傳佛教寺院管理試行辦法》，《漢傳佛教寺廟共住規約通則》，連同l982年《關于漢傳佛教寺廟制度傳戒問題的決議》一併實施，改革佛教過時制度以適應社會主義制度，其後，各寺院予此寺院管理體制加以貫徹落實，並與發揚佛教優良傳統、農禪並重、自養自辦、服務社會相結合。趙樸初的《佛教與中國文化》、《談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以及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全國代表會議報告《團結起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作貢獻》，進一步闡明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協調的基本條件。從佛教教義和佛教文化兩個方面深刻地論述了佛教積極思想和精神能夠為社會主義兩個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明確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協調的具體途徑，進一步促進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的協調發展的進程。人間佛教是契機的，它之能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成長發展，說明了它從根本上與社會主義是堪相適應的。但究實而論，佛教與社會主義並非完全沒有矛盾沖突，仍需在今後的發展中協調、調整、改革，契機契理永遠是人間佛教之真生命力所在。 　　5、生活禪的興起與推廣。 　　隨著人間佛教思想的推展和倡導實踐，人間佛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佛教各宗派受此影響，紛紛因應時代機感，立足于以人為本、適應現代、提升社會之原則，探求將人間佛教思想融之于自宗行解之道，其中影響最大者當屬河北省佛協淨慧法師所倡導之「生活禪」。 　　淨慧法師系禪門泰斗虛云老和尚的入室弟子，l989年以來，主編《法音》、《禪》。他有感于佛教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現實的需要，對元代以來之禪門積弊痼病究察深思，並結合自己多年弘法經驗和海內外諸大德禪學革新思想，開辟出了一條禪宗現代化、生活化的路徑，提出了融禪與生活為一體的生活禪。 　　「生活禪」以「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為主旨。淨慧法師在揭示生活禪的宗旨時說：「所謂生活禪。即將禪的精神，禪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現禪的超越，體現禪的意境、禪的風采。提倡生活禪的目的在于將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互熔鑄以後產生的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精神，還其靈動活潑的天機，在人間的現實生活中運用禪的方法，解除現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困惑、煩惱和心理障礙，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更充實，物質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圓滿，感情生活更純潔，人際關系更和諧，社會生活更樣和，從而使我們趨向智慧的人生，圓滿的人生。」又強調「在生活中實現禪悅，在禪悅中落實生活。」這充分凸顯了生活禪之將禪與佛法「生活化」和「化生活」兩方面圓融結合。由此可見，生活禪之特質即在于將祖師禪、佛法「化生活」與「生活化」融為一體，其契機契理即體現在此。 　　生活化，也即深入世間，直面人生，將佛潔、禪靈活運用于生活，將修行落實于生活。將佛法和生活有機交融于一體。用淨慧法師的話說，修行的人「必須把佛法淨化人生(利樂有情)、淨化社會(莊嚴國土)的精神，完整地落實在生活中。落實在工作中，落實在做人的分分秒秒中」，「將信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生活禪提倡「關懷人生，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反對脫離現實，逃避生活，「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把佛法與世法、出世與入世、修行與做人絕然斷裂。而這也正是太虛大師、趙樸初等倡導的「人間佛教」精神的具體化。「生活化」要求學人發揚大乘積極人世的菩薩精神，走人世俗生活，深入眾生世界，投入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在生活中、眾生中勤修佛教倡導的戒定慧三學和菩薩道六度四攝，盡職盡責，奉獻力量，以佛法的智慧指導生活，點化生活。淨化身心，消解生活中的障難煩惱，使人生活得幸福、自在、灑脫、安祥、有意義、有價值，在生活中體味法樂禪悅，獲得正受，在生活中體悟自涅槃，發現真正自我。從而超越生活、生死，並自行化他，帶動眾生—起過好正見正受的生活，進而淨化國土社會，莊嚴人間淨土。正如淨慧法師所說：「我們提倡生活禪的目的，就是根據契理契機的原則，把佛教更好地同現實人生結合起來，從而引導佛教在現時代繼續發揮其淨化人心、提升道德、祥和社會、促進世界和平之教化功能。」。此即生活禪的另一面「化生活」。生活化與化生活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其實質，是用佛法的智慧來點化現實生活，改造生活、超越生活、圓滿生活。將生活佛法化，變眾生痴迷、染污、淪墮的生活為正覺、清淨、向上的生活。 　　生活禪之契理契機，還在于它將禪與生活相契合，提出了一套堪為世人親履實踐的禪法。淨慧法師開示生活禪的具體修法相當樸實親切。他將生活禪之要點總結為將信仰落實于生活、將修行落實于當下、將佛法融化于世間、將個人融化于大眾四點；以具足正信、堅持正行、保任正受為修行三要；強調持戒、因果、正見、福德，教人「在盡責中求滿足，在義務中求心安，在奉獻中求幸福，在無我中求進取，在生活中透禪機，在保任中證解脫」。其所言述，皆深符祖意，甚得禪要，將深奧難懂的禪用平實活潑的方式作了現代式的表達。生活禪之具體修法因與生活打成一片，不拘時地，可謂切實易行。簡言之，只要于生活中廣行善業，貫徹「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時時以正見為導。不斷生起正念；妄念煩惱生起時，以正念觀照。此法不拘閒忙靜鬧，行住坐臥，不揀時地，念起即修，修即有用，常行不輟，及至功深力極，便可發機證悟。不少學人依之參修，已得受用，效果良好。 　　為了爭取更多地佛教信眾認同並實踐生活禪這一修行理念，十多年來，淨慧法師等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弘揚倡導，如創辦《禪》季刊、舉辦「生活禪夏令營」、創辦禪學研究所等，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佛教界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究實而論，誠如陳兵先生所說：「生活禪……既是古老的法門，又是新生事物，需要大家在各自的生活中，宗依經論，學習古德參禪的言行，按淨慧法師的開示真參實修，互相交流研討，使生活禪進一步完善、深化，一步步推廣，讓越來越多的人得到生活禪的受用。生活禪這一法門，大概也應既『生』又『活』。不斷改善，融入廣大民眾生活，乃至點化整個國民生活、人類生活，才能永葆生機，鮮活不腐。」 　　人間佛教在中國大陸佛教發展中的指導性地位的確立，使人間佛教成為中國大陸佛教現代化之基本方向。佛教教育事業的興辦，佛學刊物的印行與廣泛流通，佛教公益事業的發展，生活禪的興起與推廣，都充分標示出大陸佛教人間化發展導向的成功。可以說，中國大陸人間佛教建設的實踐，為整個世界佛教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