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間佛教的反思

「人間佛教」是即世而出世、以人為本、即人成佛的一種思想與修行體系，反映了佛陀的出世本懷，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精神。自二十世紀上半葉由太虛大師創造性提出並身體力行，以後又由其學生、當代佛學泰斗印順導師詳加論證、弘揚，使人間佛教理論體系漸趨完備；同時，趙樸初居士、巨贊法師、明真法師、正果法師等在大陸歷經艱難，大力提倡與推動；星云法師、聖嚴法師、證嚴法師等在台灣等地大力提倡與積極實踐，人間佛教思想因而日益深入人心，已成為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共識。可以說，人間佛教的提出與完善，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界智慧的結晶，也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的一大標志。 　　人間佛教作為一種思想或口號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歷史依據、時代與社會因緣，以及堅實的理論基礎(參看陳星橋：《略論人間佛教》，《法音》1997年第9、10期)。問題是：政教學三界的許多人士對此並不了解，往往望文生義地加以解讀，結果使人間佛教不是狹隘化，就是變得庸俗化；其次，人間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個世紀了，時代和社會環境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人間佛教不得不面對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在中國佛教不斷發展、並將全面走向世界的時候，對人間佛教思想及其事業進行系統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就顯得十分的必要。 　　(一)人間佛教思想的基本內涵與特點 　　「人間佛教」既可說是一種思想體系，也可說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取向、一種精神、一面旗幟，它為佛教所本有，並非新創。但對于近代中國漢傳佛教的信眾來說，它的確是由太虛大師、印順導師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後，才為人們所重新認識。下面筆者試著概括介紹一下人間佛教的基本內涵與特色。 　　1、重視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僅為佛教之源頭，也為佛教之根本，要尋求純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經》和《四分律》等為代表的早期佛教經律典籍不可。如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說「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樸」。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間、修行于人間、成佛于人間、弘法于人間的釋迦牟尼佛，弘揚的根本教義是四諦、十二因緣和「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學，強調的是「以戒為師」、攝身口意、修十善業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與和平，反對的是「天啟」、「神創」、「婆羅門至上」、「祭祀萬能」、占卜與咒術，以及苦行、縱欲等。這些都是人間佛教的應有內容。 　　2、重視菩薩道。菩薩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開，是佛陀救世度眾生的精神體現，是即世(隨緣度生)而出世(修行解脫)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據的根本教義是大乘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所闡述的緣起性空(包括如來藏緣起、阿賴耶識緣起、法界緣起理論)、中道與諸法實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攝(惠施、愛語、同事、利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強調的是發菩提心和諸宏誓願(如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以諸善巧方便度脫眾生，提倡的是更為深廣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與和平，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對治的是一味厭世、急證自了、食古不化。這些也都是人間佛教所訴求的。印順導師所謂「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印順《印度之佛教·自序》)。其中的中期、後期佛教分別指印度大乘佛教興起時期和密乘佛教興起時期。印順導師認為中後期佛教摻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與性力崇拜等內容，這些內容本為佛教極力反對的，也是中國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當的保留態度。 　　3、人間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眾生的一類，佛教視人類為最具可塑性、可轉變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沉淪，人間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並進一步升華為最高層次的神格——佛。眾生皆有佛性，皆有「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關鍵在乎一心。這就要求廣大佛教徒發菩提心和長遠心，廣度眾生，走人——菩薩——佛的修行路線，即由凡夫修人間正行(五戒十善)，進而發心學修菩薩行願，由菩薩行願趣證佛果。這種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視家庭與社會責任，又不忘生死解脫，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懷，是大乘佛教精神的體現，同時也特別適合于當今中國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詬病為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狀況。 　　4、人間佛教不屬于任何宗派，惟以弘揚純正的佛法、啟人智慧、淨化人心、和諧家庭與社會、莊嚴國土(包括環境、生態的治理與保護)、利樂有情(包括眾生身心煩惱的解脫)為原則，反對神化、鬼化、死化、巫化的佛教，同時也反對商業化、庸俗化的佛教。正如印順導師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說：「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俗化有關，那麼應從傳統束縛、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過去封建帝王以「神道設教」實行愚民政治，的確使佛教附上了過多的神秘外衣；宋明理學的排佛加重了佛教的山林化、邊緣化，使不少佛教徒脫離現實，或清閒度日，或急證自了，或專為個人死後謀劃；等而下之者，一些僧人專以經懺祭鬼度亡為業，或占卜看相看風水為業；現代社會則使佛教出現了世俗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傾向。這些不是也不應成為佛教的特徵。 　　從上可見，人間佛教的內涵博大而精深，純正而不失方便，積極而非消極，務實而不執著，入世而不失神聖。為作進一步的說明，筆者試從人生的價值取向和修行弘法的層面略作分析，看看人間佛教具有怎樣的一些特點。 　　1、重「生」與重「死」。死亡是一切有情之所畏、之所惡，是一切宗教存在的基礎。關注「死」與死後的趣向，是佛教終極關懷的反映，其表現是更加重視「生」，重視生命存續期間動身發語用心的善惡、煩惱的輕重，以及臨終時身心的狀態，因為這是人們有可能把握的，它直接關系到人死後的趣向。但在中國，民眾功利心態重，且有孝親敬祖祭鬼的悠久傳統，往往是臨死「抱佛腳」，讓寺院和僧人整天忙于為死人與鬼服務，從而完全扭曲了原始佛教重「生」的形象。隨著明清以來佛教的衰微，這種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使佛教暮氣沉沉。太虛大師當年提出「人生佛教」的吶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徹底改變中國佛教這種重「死」而不重「生」的人生態度與現實狀況，使佛教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能為現實人生的改善和社會的改良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人間與天、神。對天(包括梵天、上帝等主宰神及其居住的「天堂」)、神(包括各民族信奉的種種超自然的神祇)的信仰，是大多數宗教信奉的核心內容，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數人的信仰。原始佛教對一切主宰神「天」是徹底否定的，而對于與民俗信仰相結合的泛神信仰不無包容，但佛教本質上是「無神」的。不過由于印度固有的宗教婆羅門教及其變種——印度教的影響，由于佛教向各國各民族傳播的需要，公元一世紀興起的大乘佛教，尤其是公元七世紀興起的密乘佛教中，摻入了許多梵化(天化)、神秘化的內容，從而極大地扭曲了原始佛教「無神」的本質和佛陀在人間修行、成佛的形象，從而使人們不是依佛陀言教，去如理觀察世間出世間的因果，進而學佛、修行成佛，建設人間淨土，普渡眾生，而是把佛、菩薩當作主宰神去祭祀，以求佛菩薩保佑恩賜，消災免難，獲得世間的「權、福、祿、壽、喜、財」。這真是本末倒置！其情可宥，于理難容！印順導師深研三藏經典，建立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將天化、神化的佛陀重新還原其人間聖哲的形象，讓佛法真正成為人類信仰的真理和修學的準則。所以印順導師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說：「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 　　3、入世與出世，積極與消極。佛教認為世間本質上是大苦聚，是煩惱火宅，無常如幻，因而以「出世」解脫、證大般涅槃為終極目標。其中，天乘種姓求的是出離人道之世間，聲聞、緣覺種姓(所謂小乘)出的是「人我」執構築的欲界色界無色界之世間，菩薩乘種姓(所謂大乘)不僅出三界世間，還出「法我」執構築的無明世間。可知佛教本質上是出世的。這本身沒有什麼不好，也並不意味著一定消極，因為佛教徒的「出世」是在世間完成的，他們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的過程中，不僅淨化著個人的身心，同時也在造福、淨化著社會。尤其是菩薩乘的出世以積極入世、忘我度生為前提，其精神與勝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其實在禪宗看來，世間與出世間只在迷、悟之間，如六祖在《壇經》中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問題的關鍵是，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主流社會是極度關注世間的，甚至相當的功利和實用主義，士子或民眾往往在官場、情場、名利場失意時才蒙生厭世、遁世之意，才想到寄情于老莊或佛教，或遁跡、逃禪于山林，或禮佛誦經于佛寺，以此謂之「出世」，反之則謂之「入世」。顯然這與佛教的所謂「出世」、「入世」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這種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是大乘佛教的特別發達(偏于義理與功德福業)，另一方面則是菩薩道精神的缺乏(宋元以來尤其突出)，以至教界中人也常感嘆中國漢傳佛教是「口說大乘，行為小乘(約偏于厭世與自利而言)」。針對中國漢傳佛教界這種矛盾而消極的心態，太虛大師以菩薩大無畏的精神領導了新佛教運動，他1913年在寄禪法師的追悼會上，提出教理、教產、教制三大革新思想，強調 「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他在《人生佛教開題》中說，佛教在二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幾次大的演變和綜合整理，「時至今日，則須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說」。太虛大師倡導學佛者應先學做人，完善人格，進而學菩薩願行，直以成佛度眾生為目標。他還以身作則，誓作菩薩比丘，並鼓勵其學僧以佛教特有的方式深入思考和積極參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領域的建設事業。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謂：「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關涉到一切聖教。這一論題的核心，就是『人·菩薩·佛』—— 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號召，要發揚「『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可見人間佛教是真正的積極入世的大乘佛教。 　　4、理性與信仰，正信與迷信。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要素，是繼承、實踐和傳播某種思想體系、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內在動力。宗教信仰通常是偏于感性的，偏于主觀而非客觀的，與倫理道德沒有必然的關聯，因而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如果沒有成熟的理性觀點給予指導、調和、疏導，沒有健全的教規約束及國家法律的監督，宗教信仰就很容易陷入迷信和盲目沖動，成為糾紛、暴力乃至戰爭的導火索，容易為野心家和社會不良分子所利用，成為政治工具、騙錢騙色的工具，甚至淪為邪教的工具。佛教是一個富有理性和慈悲包容心、崇尚倫理實踐的宗教。但中國漢傳佛教自宋朝末年即開始走向衰落，創立于隋唐的慈恩宗、賢首宗、三論宗、天台宗、律宗等宗派或失傳或消沉，義學不興。以修行方法簡易快捷見長的淨土宗、禪宗深入民間，卻日益形式化、簡單化、神秘化乃至世俗化。迄清末民初，隨著國運不昌，佛教界更是瀰漫著濃厚的迷信色彩。而自宋末迄民國，也是各種民間宗教和附佛外道盛行的時期。有鑑于此，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等高僧大德著書立說，大倡義學，提倡理智與信仰的有機結合，啟人正信，反對迷信。如太虛大師在寄禪法師的追悼會上說：「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應該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印順導師在《成佛之道·自序》中明確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僅是信仰的。所以義理的開導，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過理性，而有豐富的、正確的內容。由于通過理性的隨機適應，自由抉擇，所以弘傳中的佛法，可說是多彩多姿的」。他在《人間佛教要略》中指出：菩薩道的三大事，就從起信心、生正智、長大悲三德中來。所以人間佛教行者應把握這三者為修持心要，要緊的是均衡的發展，切勿偏于信願、偏于智證或偏于慈善心行。 　　5、治心與治境。在中國儒釋道三教中，儒家長于治世，道家長于治身，佛家長于治心。這種文化傳統的定位，使佛教的功能長期被局限于「治心」，大量的佛教徒不懂也不重視「治境」(包括對飲食、健康的忽視，對環境與個人衛生的忽視，對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況的漠不關心等)。其實在佛陀時代，佛教是非常重視治境的。依緣起論，人的生理與心理，人與家庭、社會，人與大自然，無不息息相關，片面的治心不可能達致全面而穩定的心靈淨化；佛教也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獨善其教，環境與社會的污染也必然影響到佛教。民國年間的革命浪潮使沉緬于「治心」、生存難保的佛教界警醒，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新佛教運動，開始大力興辦佛教教育、創辦佛教刊物、流通佛教書籍，還提出了創造人間淨土的理想，並以佛教特有的方式逐步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慈善公益等領域的建設事業。印順導師在《佛在人間》中指出：「正確的出世觀，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 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他還回顧歷史，結合現實，總結出中國佛教農禪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大優良傳統來加以提倡。可見人間佛教不但重視治心，而且也重視治境。 　　6、「法治」與「人治」。一切宗教均有教主崇拜和祖師崇拜的傳統。孔夫子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高僧大德的「人治」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但佛教更重視「法治」，以避免人亡道衰。如佛陀生前就非常重視僧團建設，制訂了一系列的戒律，臨涅槃時更是強調要「以戒為師」；唐代的百丈禪師制訂了著名的《百丈清規》，使禪宗叢林風范歷千年而不絕。但明清以來祖道衰微，戒規松弛，寺院多數成為了子孫廟、香火廟，為儒家宗法制影響下的法派、剃派所壟斷，山頭林立，扭曲了佛教寺院的十方性質，阻礙了正法的弘揚。當清末民初廟產興學之風吹來，才使佛教界猛醒。太虛大師力倡僧伽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的設想和規劃，雖然因當時政局混亂，教內認識不統一而沒能實現，但其思想影響至今。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強調「法與律合一」。所謂法即佛所宣示的教法，律即佛與祖師所制定的戒律、清規。他認為，法與律二者的相應協調，才是佛教的整體，為初期佛教之精髓。但佛教在流傳過程中是重法而輕律，如聲聞乘的經( 阿含) 與律，約為四比一，而在大乘法中，大乘經有幾千卷，律典卻幾乎沒有，即有小部的，也還是附屬于經中。印順導師認為，律雖說是佛制的，但律是世間悉檀，更著重于時地人的適應。佛法的流行世間與律制有著最密切的關系，律的不得人重視，為佛法發達中的一大損失。以人生正行修菩薩道，尤須把握法、律並重，以恢復佛教這一固有的精神。由于社會的巨變，如何重振戒律，制訂適應時代的寺院管理制度，爭取有利于佛教發展的法律環境，仍是當代佛教界關注的焦點和高僧大德的重任。 　　7、 緣起與空，事與理。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無自性的。反過來說，正因為一切法是無自性的，所以一切法緣生無礙。緣起與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世間的宗教家、哲學家不能徹底正解緣起性空的中道義，都在尋求宇宙最後的或最先的實體，傾向于本體論、形而上學的神秘領域。而學佛者中，有的偏重于事、著重法相的差別，于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輕視它，這種見解是不能與出世的佛法，尤其與大乘法相應的；有的執著本性、空理，醉心于理性的思維或參證，而不重視法相，不重視佛法在人間的應有正行，這就是執理廢事，均不可取。唯有依據性空，建立「二諦無礙」的中觀，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印順導師特別指出，緣起與空的統一，它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的眾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場。因為如泛說一切緣起，每落于宇宙論，容易離開眾生為本的佛法; 如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8、 自利與利他。世間的凡夫，不能有純粹的利他，一切都是從自己打算而來；聲聞乘人過分著重自心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只有大乘人不僅重視身心的調治(自利) ，更著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進程中完成，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這是菩薩的精神，也是人間佛教的精義。 　　此外，解、行並進，止、觀雙運，福、慧雙修，也是人間佛教的基本要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提倡人間佛教的任務和面臨的若干問題 　　通過以上的介紹可以知道，人間佛教的提出富有現代性，契理契機，合情合理。近百年來，經過眾多高僧大德的大力提倡和積極實踐，的確使中國佛教重新展示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面貌為之一新，這是不容否定的。但也應當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日新月異，各種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更加頻繁，佛教界始終面臨著認清形勢、適應時代、關懷社會、開拓發展的任務。印順導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指出：「佛法是應該契機的( 不是迎合低級趣味) ，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動向，適應他，化導他，為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他將現代中國人的動向概括為三點： 　　1、青年時代：這一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漸變為社會的領導中心。他們除少數信仰神教外，多數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論者。真誠信佛法的，數量太少，這是近代佛教的大危機。中國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證悟、重( 死後) 往生，與老年的心境特別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後，山林氣息格外濃厚。這些與青年人的心境相去甚遠。人間佛教的動向，重心應是培養青年人的信心，發心修菩薩行。如不能養成人間的菩薩風氣，依舊著重少數人的急證，或多數而偏于消極的信仰，那對于中國佛教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2、處世時代：現代的又一傾向是處世的，而不是遁世的。中國佛教向來崇尚山林，一部分是緣于印度佛教中一些苦行瑜伽僧的影響，加上本國老、莊及隱退思想的影響，從而使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與人間的關系總嫌不夠緊密。其實，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們當年不是經常的「游化人間」嗎? 大乘是適合人類的特法，惟有大乘的入世教義，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問都會、市鎮、鄉村，修菩薩行的就應該到處去作種種利人事業，傳播大乘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情況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 　　3、集體時代：現代社會不但政治重組織，就是農、工、商、學等，也都有自己的集團——工會、商會、農會等。佛教本來是重視團體生活的。照佛說的毗奈耶所指示的，要生活在團體中，才有真實的自利利他。佛教的集體生活有著三項特色：互相教授教誡、互相慰勉、互相警策。古代的禪宗叢林就頗有集體的精神。不過由于隱遁的、個人的思想泛濫，佛教的集團精神受到了淡視，這才使佛教散漫得如沙礫一樣。 　　印順導師認為，當今不僅要重振、健全僧團組織，還要建立健全居士組織。佛教協會組織應不僅是對外的，還應在自身的分子健全、組織嚴密、發揚佛教上著力，以更好地發揚人間佛教。 　　近幾十年來，台灣和香港佛教界在提倡人間佛教、適應現代社會、開展各種形式的弘法活動方面，別開生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人間佛教從早期的社會適應層面，已經提升到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層面。我想這種發展趨勢應是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等所希望看到的，也是大陸佛教界應當學習借鑒的。 　　不過，提倡人間佛教應避免矯枉過正，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防止佛教的異化變質。事實上，在現代宗教世俗化的潮流中，人們對人間佛教的認知上、行為上的確出現了相當大的偏頗，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人間味多佛教味少，甚至有人間沒有佛教的反常現象。如果中國佛教界對此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認識，那麼就會葬送「人間佛教」事業。 　　舉例來說，某寺院或某僧人在較好地完成了一項政治類工作、文化性工作或慈善工作時，當今的政、教、學三界常會不自覺地讚許為實踐人間佛教的表現，而對寺院和僧人重視持戒修行、講經說法，卻不會有這樣的讚許，這無形中就將人間佛教與佛教分隔開來，造成人間佛教只是佛教徒從事世俗事業的一句口號、一面旗幟的印象。這不能不說是提倡人間佛教時常面臨的一種尷尬局面，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對人間佛教思想缺乏全面的了解，有將人間佛教實用化、世俗化的傾向。 　　記得有位佛教學者寄來一篇他研究趙樸初居士的文章，認為趙樸初居士的人間佛教思想，只是屬于五乘佛法中的人天乘。我想這種看法有相當的普遍性，把人間佛教理論世俗化、狹隘化了。這是十分錯誤的。由于趙樸老在社會上和佛教界擔任了許多行政職務，又是居士身份，因而在各種講話中，談宗教政策、談佛教文化、講行為規范與道德要求自然會多一些，但這絕不表示他提倡的人間佛教僅限于人天乘的境界。大家知道，趙樸老生前常誦《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常要求佛教界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要求佛教徒報四重恩，學菩薩精神，難學能學，盡一切學；難行能行，修行四攝六度；他自己更是為國家為佛教事業鞠躬盡瘁，死後留下遺偈「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開還落，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僅從這些方面就可看出，趙樸初居士走的正是人——菩薩——佛的「人間佛教」之路，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也應是含攝得五乘佛法的。 　　由于對人間佛教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個別地方主管宗教工作的黨政干部對僧人，尤其對寺院方丈、當家的宗教生活與持戒修行不夠尊重，或者不重視不支持，甚至重用提拔那些有才無德、缺乏信眾基礎的僧人，認為僧人只要聽他們的話，搞好旅游接待，發展經濟，搞好文化事業和慈善事業就是好和尚，認為這才是愛國，才是人間佛教。至于持戒修行、過宗教生活，只要表面上過得去就行了。這無形中強化了寺院的旅游功能、文化功能，而忽視和限制了寺院最為根本的宗教功能。由于這些干部握有相當的權力，對寺院和僧人有很大的利害關系，這種錯誤的認識和誤導，就成為了當前大陸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某些人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助長了社會上濫建「旅游廟」、「文化廟」的不良風氣。 　　上面提到，人間佛教是非常重視原始佛教的，而原始佛教非常重視律制。僧人之為僧人，相當程度上就在于他需要遵守俗人不需要遵守的清規戒律，擔當著住持佛教之責；也只有依律攝僧，僧人保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寺院或僧團的管理才可能走上正軌，也才可能成為團結信眾、淨化人心、開展各種弘法利生事業的道場。也只有這樣，僧人才能真正光大佛教，並本著佛教智慧、慈悲、平等的理念搞好各項佛教文化、慈善、對外友好交往的事業，才能體現出僧人不可替代的價值與作用。至于佛教寺院的定位，歷來就以其宗教功能為根本，即便在今天，按照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是作為宗教活動場所批准開放的，它的旅游功能、文化功能、商業功能等，都是附帶產生的，不應本末倒置！上述某些干部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短視的急功近利的行為，長遠來看，對佛教對社會都沒有好處。 　　同樣，佛教界內部也存在著對人間佛教有意無意的誤讀現象。一些僧人認為，許多佛教傳統已經過時了，應當實行人間佛教，他們太關注現實和物質利益，喜歡做一些表面文章，失去了追求超越與神聖的宗教熱情，不能深入經藏、安心辦道，對信眾的現實煩惱和宗教訴求缺乏耐心和必要的關心幫助，不能滿足他們在慎終追遠、薦亡超拔以及終極關懷等方面的基本需要，從而大大影響了佛教的凝聚力。還有極少數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無視因果，他們不是以身作則，致力于領眾修持，講經說法，化解眾生的人生困惑與煩惱，弘揚佛教慈悲、智慧、平等、和平的理念，用以解決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環境危機、生態危機，而是將大部分的時間精力去搞攻關應酬(出入官場、搞名人效應等)，謀名位權力(求官職，搞特權，強化個人宣傳等)，講排場闊氣(建寺造像「攀大求洋」、辦法會研討會「一擲千金」等)，辦實體斂錢財(如辦公司、商業炒作佛事法物等)，拉幫結派(搞子孫廟、立山頭、排斥異己等)，貪圖享受(豪宅轎車、生活奢侈、保鏢隨身等)。雖然他們可能名噪一時，可能為寺院的發展拓展一定的空間，但熱鬧的背後總令人感到佛教崇尚的樸實無華、清淨莊嚴、平等無我、慈悲和敬的理念與味道不夠，結果是惡化了佛教內部的環境，遭致了外界種種的譏嫌，使信眾大量流失。這哪里是什麼「人間佛教」！據筆者了解，當初的確有些人是因不滿佛教團體的衙門化、寺院的商業化而誤投到李洪志門下的。 　　還有一類佛教徒認為，人間佛教是佛教世俗化的產物，是一種政治性口號，不能使人獲得清淨、解脫。因而他們希望從漢傳佛教傳統中，或從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中去尋求清淨身心、解脫生死之道。而實際上，人間佛教是近代中國佛教界變革求生存求發展的產物，是對傳統佛教深刻反思的結果。當年太虛大師提出「人生佛教」和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主張時，佛教界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對，但佛教數十年來的發展證明，太虛大師的主張是英明的，很多人都相信他是菩薩再來！廣大佛教徒應當感恩近代的太虛等高僧大德，是他們的不懈努力復興了佛教，並讓我們從重重的歷史迷霧中認識了佛教固有的精神——人間佛教。至于漢傳佛教傳統，以及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中的確有許多值得當今漢傳佛教界學習借鑑的，但並非人間佛教就不能使人獲得清淨、解脫，只是看當不當機而已。上述佛教徒顯然對人間佛教存在很大的誤會。這些誤會的存在，的確是提倡人間佛教者必須面對和化解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和某些公司企業為了發展經濟，打著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濫建寺院，聘用一些素質低劣的僧人或假和尚來充門面，裝神弄鬼，看相算命，放任甚至鼓勵民間種種帶有迷信色彩和巫術目的的活動，以吸引民眾，這是人間佛教所堅決反對的，它不僅違反了政府的宗教政策，也嚴重損害了佛教的形象。更應警惕的是，某些佛教界管理的寺院也存在類似的現象。現在政策放寬了，某些寺院和僧人為了吸引徒眾和個人的利養，不是去提倡和宣傳人間佛教，化導民俗，而是放任甚至迎合某些迷信的低級趣味的民間習俗，如寺院供奉各種民間神祇，或舉辦屬于民間信仰的法事活動；僧人在寺院內外搞抽籤、占卜、看相算命；在佛事活動中大量焚燒黃紙、冥幣、錫箔、紙制象形物品；在寺院中流通各種民間宗教的書籍和祭祀用品；對巫婆神漢在寺院散布謠言、蠱惑人心的行為不予制止，等等。人們到寺院中來，或拜僧人為師，本來是為了認識和學修純正的佛法，看到的卻是迷信而低級庸俗的所謂「佛教」。這種短視的做法嚴重背離佛法，雖可得一時一地之利益，但長久來看，會失去正信佛教徒和社會有識之士的支持，而且給那些蔑視佛教的人們提供了口實，嚴重惡化了佛教的生態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佛教信眾數量有了很大的發展，各地也恢復和新建了許多寺院，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僧人住持，只是由當地的一些老頭老太太甚至巫婆神漢在管理，他們缺乏基本的佛教素養，滿腦子的民間宗教的觀念。這樣的寺廟與其說是佛寺，不如說是眾神香火廟或民間祠堂，多半成了民俗信仰的活動場所和某些人藉佛斂財的工具。這種狀況與城市佛教的現代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人間佛教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令人堪憂！ 　　從上可見，人間佛教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外兩個，一是世俗化、功利化，某些寺院和僧人言談舉止、生活方式、行為規范上與俗人沒有什麼區別，人們從中感受不到佛教的樸實、清淨、莊嚴、神聖的品格，不能生起崇敬之情、發起真實的修行；二是神秘化、庸俗化，某些寺院和僧人外表上是佛教，而宣傳的不是「死」、「鬼」的話題，就是「神秘怪異」、「吉凶禍福」等聳人聽聞的、民俗信仰的內容，人們從中感受不到佛教的平等、無我、慈悲和智慧的特色，因而不是盲目的崇信、誤入歧途，就是誤認為佛教迷信、庸俗而盲目詆毀。 　　另外，提倡人間佛教還有一個場合與語境問題。雖然「人間佛教」的理念為佛教所固有，契理契機，理論上適合于全世界的佛教徒，但由于它是在近代中國特殊的環境下產生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中國漢傳佛教地區的佛教界(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以及世界各地的部分華人佛教徒)對它相對容易理解、接受，而對于藏語系、巴利語系佛教界和漢語系的日本、韓國的佛教界就不容易理解。因此，我們應充分尊重他們的信仰和傳統，不宜將人間佛教作為口號和要求向他們提出來，但在文化交流、增進相互理解的層面上，可以作適當的解釋和宣傳。 　　(三)加強自身建設，提倡人間佛教 　　當今是一個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文化多元化、競爭白熱化時代，可以說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天堂」與「地獄」並存。以人為本，與時俱進，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維護世界和平，這是當今時代發展的主旋律，也是我國各民族共同的期盼和要求。這與人間佛教的思想若合符節。儘管近一個世紀以來，人間佛教事業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一些落後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仍然十分強大，人性的自私和惰性以及人世間的各種不良風氣會給佛教帶來污染，對「人間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構成威脅。因此在今天大力提倡人間佛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1、人間佛教重視原始佛教和菩薩道，因此提倡人間佛教，有利于恢復釋尊創教之初佛教的一些優秀品質，發揚佛教積極進取的精神，糾正不適應時代機宜的傳統佛教中的一些偏弊，如明清以來我國佛教界盛行的少數人追求急證自了的消極遁世的心態；過分重死、重鬼及追求神異的風氣；隨意夸大他力或頓悟法門之簡捷，罔顧通途佛教中重自力、重實踐，強調發菩提心、發長遠心、法門無量誓願學的傾向，以及偏重自利、不顧社會責任的行為習慣等。從而改變世人對佛教的種種誤解，重振佛教。同時也有利于四眾弟子樹立正信，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對附法外道的識別能力，自覺地抵制各種民間邪教和迷信的影響。 　　2、人間佛教具有繼承傳統、適應時代、面向未來的品質，能與民眾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因此提倡人間佛教，有利于佛教適應時代，方便化導眾生，有助于社會道德的提升、人心的淨化，以及佛教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可豐富人們的精神與文化生活，擴大佛教的影響力。 　　3、人間佛教強調契理契機，具有以人為本、積極而開放包容的品質，有對治性亦有建設性，因此提倡人間佛教，有利于佛教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和諧，與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溝通，與各個宗教間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從大陸來說，有利于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使佛教在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從世界范圍來說，有利于佛教適應並規范世界性的以人為本的趨向，促成三大語系佛教的交流與「世界佛教」理念的形成。 　　至于人間佛教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上述若干錯誤認識和各種不正常的情況，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的反思。我認為，佛教界在弘揚人間佛教、方便適應眾生根機的同時，應注意防止佛教的異化變質，不能偏離佛教的根本教義，不能忘失人間佛教的精神特色；應深入學習領會太虛大師、印順導師和趙樸初居士等高僧大德關于人間佛教的思想，不宜將人間佛教僅僅作為一句口號，而應作廣泛的講解宣傳和深入的研究，針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合理的解決之道；應不斷加強佛教的自身建設，包括思想理論建設、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以及文化建設；同時應廣泛開展與各國各地區佛教界的交往，與其它宗教的對話，學習借鑒他們弘法、傳教的好的經驗和做法；佛教團體應整合佛教資源，向西部、北部等「邊地」傾斜，鼓勵僧人發心到艱苦、落後的地方，也是最需要佛教的地方去弘法創業；對于一些地方長期形成的民間信仰與習俗，應在大力弘揚人間佛教的基礎上，給予適度的包容，以智慧、善巧加以處理；應深入觀察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和信眾的精神需求，為不同類別的信眾舉辦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大家喜聞樂見的法事活動，同時提供相應的修行指導和心理咨詢；四眾弟子都應加強學習，與時俱進，不斷提高自身的整體素質和修養。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政教學三界對人間佛教存在的誤解和誤導，才能使「人間佛教」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