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祖革命」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李霞)

從「六祖革命」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李霞

　　一、「六祖革命」:從「佛本」到「人本」 　　中國佛教來自印度。印度佛教的理論起點、終點和核心都是「佛」,它以佛的言說為教義,以佛的行止為楷模,以佛的人格為典范,以具備佛的本性即佛性為成佛的內在根據,以成就佛的境界為終極目標。所以,印度佛教是以「佛」為本的宗教,是佛本主義宗教。在這樣的宗教中,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人的主體性是受到壓抑乃至忽視的。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按照這種本體化的軌道發展的。直到禪宗產生之前,中國佛教的主體意識都相當淡漠,人的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中唐之際的慧能禪宗興起後,情形便為之大變。慧能首先對成佛的根據——「佛性」作了主體化、大眾化、世俗化的理解,將其直接等同于「心」。為了突出心性的現實具體性,他又稱其為「自心」、「自性」。慧能佛性論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了自心、自性與佛心、佛性的平等性,認為當下具體的現實人心與佛心在一切可能性上都是統一的,凡心、佛心同是一心,唯一差別僅在迷悟不同,迷即為凡心,悟則為佛心。 　　由此,理想人格佛與主體心性也就具有了內在的統一性,佛的主體性、內在性第一次得到了高度的弘揚,所謂「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慧能還認為心佛平等對于任何眾生來說都不例外,眾生與佛只有迷悟的不同,沒有本質之異。「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慧能的心佛平等思想將虛玄脫俗之佛性還原為具體現實之人性,從而在宗教領域展開了由佛境到塵俗、由彼岸到此岸、由出世間到人世間的世俗化歷程。 　　慧能的禪學思想表現出了與印度佛教及中國傳統佛教的佛本主義不同的人本主義傾向,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突出了人的地位。慧能禪學的理論重心之一是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與萬法的關系、人與佛的關系等問題,他考察這些問題的立足點是人而不是法或佛,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以人為本,是以心法起滅萬法,以人心人性為成佛之本,從而確立了人在宇宙中和宗教實踐中的主體地位。 　　二是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在生活原則上,慧能主張順心隨俗,常行直心,認為「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要求人們「與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直心」即是自然真心和本然真性,慧能認為此心與佛心無異,只要以心的自然狀態立身行事,就自然能成就佛道。 　　三是肯定人的現實生活方式。慧能將傳統佛教的修行法門改造成天真自然的生活方式,認為現實自然的生活方式是最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沒有修飾改造的必要,成佛的關鍵是對本真心性的覺悟,而非對現實生活方式的改造和自然人性的束縛。為此,他對傳統佛教的禪修觀進行了重大改造。傳統佛教中的「禪定」是不起不動,慧能則完全從主體心理狀態而非舉止坐臥方面去理解「禪定」:「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四是追求人性自由。慧能提出了自在無累的解脫法,他所謂的解脫境界是「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的自由境界,從而將解脫境界的獲得直接轉化為對人性自由的追求。五是通過宣揚佛法的此岸性而肯定人生的此岸性。自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直至慧能禪出現以前,傳統佛教一直將離世出家視作主體解脫的先決條件。慧能禪宗與此不同,它將主體解脫寓于現實生活之中,認為悟道成佛不需要任何特殊條件,佛法就在世間,就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中,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基于這種認識,慧能不僅反對出世求佛,也不主張出家修行,他將佛教追求的極樂世界從遙遠的西方拉到了人心之中,提倡唯心淨土。六是高揚人的自主意識和自信精神,提倡自作主宰,自悟自度。慧能認為悟道成佛完全是自己的事,善知識和佛祖經論都不能從根本上幫助自己覺悟。慧能的自力成佛解脫說在佛教史上第一次高揚了人的自主意識、自立意識和自信精神,對中國佛教文化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總之,慧能將傳統的以佛為中心的佛教改造成了以人為中心的佛教。在他這里,成佛的根據不在超越的本體之上,而就在每個人的心性之中;信仰佛教不等于崇拜偶像,而在于自信其心;成佛不需要依靠他力,而只能依靠自力;修行不需要改變現實的生活方式,而只要順心隨俗、順應自然地生活即可;解脫不是要經歷種種的磨難和增加種種的負荷,而是要解除種種內外束縛和負累;淨土不在西方彼岸,而就在人間此岸。在這里,人的地位、價值、尊嚴、自由、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佛的偶像被人的自尊所代替,佛的本位意識被人的本位意識所取代。歷史上將慧能對傳統佛教的改造稱為「六祖革命」,這是有一定依據的。「六祖革命」的意義,就在于將傳統的佛本主義的佛教改造成了人本主義的佛教,在中國佛教發展歷程中實現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變革。 　　二、「人生佛教」:從「人本」到「人生」 　　「六祖革命」所建立的人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特色的形成及其後來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開辟了中國佛教發展的基本方向。宋明時期,中國佛教進一步世俗化,並滲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血液之中。入清以後,漢傳佛教走向衰微。辛亥革命後,佛教事業出現復興跡象,興起了一股改良運動,中國佛教在思想理論、組織結構和活動形式上開始向近代宗教轉化。在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與改良運動中,太虛大師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三大口號,主張對傳統佛教進行改革。 　　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虛主張清除兩千年來人們附會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內容,反對探討死後世界,建立了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以代替重「鬼」重「死」的傳統佛教。從中國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太虛的「人生佛教」是對慧能「人本佛教」的繼承與發展。人本佛教以人的崇高性代替了佛的至上性,確立了人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人生佛教不僅重「人」,而且關注人之「生」,與前者相比,更加強調了佛教的現實品格。 　　太虛之所以建立「人生佛教」,是為糾正傳統的「死的佛教」和「鬼的佛教」的理論偏頗。他認為,「向來之佛教,可以分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向來學佛法的,以為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因此,有些信佛者竟希望死後要做個享福的鬼……故即為鬼本位論。」在太虛看來,這種重死重鬼的佛教事實上是本末倒置。因為在佛教看來,人和鬼都屬于「眾生」的范疇,生前為人,死後為鬼;而死,只不過是生的形態的變化。不了解人,焉能了解鬼?不了解生,焉能了解死?「所以,與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同上)太虛的人生佛教是以解決現實人生問題,改善淨化人間為起點,以超越現實人生,進入涅槃解脫境界為終歸,體現了哲學與宗教、現實與超越、入世與出世的統一。 　　關于「人生佛教」的基本內容,太虛大師在其《人生佛教問題》、《佛法救世主義》、《即人成佛的真實理論》、《佛法原理與做人》等文章中作為多方面的論述。他首先指出,建立「人生佛教」有兩大原則:「一曰契佛理,二曰協時機。非契佛理,則失佛學之體;非契時機,則失佛學之用。」就是說,如何建立人生佛教,建立什麼樣的人生佛教,要堅持原則性與適時性的統一,一方面要堅持佛教的基本原理,否則便失其大本;另一方面也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反映時代潮流的變化,否則便失其功用。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太虛認為「人生佛教」應包括三大要義:第一,人生佛教應以「人類」以及人類的「生存發達」為中心,以適應現代文化的人生化的需求;第二,人生佛教應以「為群眾」的大乘佛教為中心,以適應現代人生的「群眾化」的需求;第三,人生佛教應以「圓漸」的大乘佛教為中心,以適應現代重實證的科學化的需求。 　　在《人生佛教問題》一文中,太虛大師對「人生佛教」這三大要義作了闡述。從中可以看出:第一,「人生佛教」是為反對「天教」、「鬼教」等具有迷信色彩的佛教而建立的,它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的現實生活為中心,具有現世性特點;第二,「人生佛教」是在對傳統佛教進行選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在大乘與小乘之間選擇了大乘佛教,在漸修之教與頓悟之教之間選擇了漸修之教;第三,「人生佛教」是在適應時代需要、反映時代精神之潮流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反映了近代以來世界文化思潮的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的大趨勢。 　　一句話,人生佛教是適應現代社會人生的需要,以大乘佛教的圓漸法為取向,以為人類求生存與發達為宗旨的現代佛教。如果說從傳統佛教到「六祖革命」以後的禪宗新佛教的轉變是實現了從佛本到人本的轉變,那麼從禪宗新佛教到近代「人生佛教」的轉變則是實現了從人本到人生的轉變。不過,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在強調佛教的現實性和人生性的同時,仍具有明顯的出世色彩。針對太虛大師「人生佛教」入世性的不徹底性,一批現代佛學大師和愛國佛學者提出了建立「人間佛教」的主張,這其中以印順法師和趙樸初最具代表性。 　　三、「人間佛教」:從「人生」到「人文」 　　由于太虛大師對佛教諸神沒有做過深入分析,難免使人將他的「人生佛教」仍理解為出世入神的宗教。為了消除太虛「人生佛教」中的出世色彩和神道內容,印順法師提出「人間佛教」以代替之,以更加徹底的理性精神對傳統佛教進行改造,使佛教徹底回歸到現實的人間社會。印順說:「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為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 　　在太虛大師反對重「鬼」重「死」的佛教,提倡重「人」、重「生」的佛教的基礎上,進一步反對重「天」、重「神」的佛教,提倡重現實人間的佛教,這是「人間佛教」對「人生佛教」的發展之處。由于重在反對天神觀念,所以印順法師對佛教作了較徹底的理性主義的改造。他認為佛教所崇拜的偶像「佛」既不是天神,也不是鬼怪,而是人。佛是由人修成的,菩薩更是如此,一切神靈均不存在。與反對一切神靈之說相聯系,印順對念佛、念咒等傳統佛教修行方法也持否定態度,從而大大淡化了佛教的宗教色彩。 　　當代佛學大師呂澂先生在現代「人間佛教」建設方面也作過積極努力,他通過對佛教基本原理進行創造性地詮釋而將其引導到「人間佛教」的軌道上來。呂澂先生是通過對傳統佛教進行現代詮釋,來確立「人間佛教」的價值取向的。 　　新中國成立後,以趙樸初為代表的我國佛教界進步人士對傳統佛教繼續進行改造,力圖使之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人間佛教」遂獲得了嶄新的內容。1983年12月,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趙樸初明確提出了建立「人間佛教」的主張。他說,所謂「人間佛教」,就是要發揚利樂有情、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的救世濟世精神,實現人間淨土;就是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現實事業;就是要實行禪農並重,在參禪悟道的同時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認為,這樣的「人間佛教」建設是當代佛教的發展方向,當代佛教的一切活動都應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進行。為此,佛教界要研究哲學、科學、醫學、音樂、書法和文學等,要注重開展國際交往,以民間外交的形式推動國際和平交往。 　　作為傑出的愛國宗教領袖,趙樸初以「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為宗旨,將愛教與愛國高度統一起來,反復向佛教徒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告誡佛教徒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用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等實際行動報國家恩,報眾生恩,積極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做貢獻。他教育佛教弟子以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去熱愛人民,指出佛教的利益必須與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這是趙樸初對「人間佛教」思想的第一次闡述。 　　趙樸初提倡的「人間佛教」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倡導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991年,中共中央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命題後,趙樸初以其特有的敏銳性,予以高度重視,主張將佛教的教義圓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之中。 　　趙樸初強調,「人間佛教」要發揮其救世功能,以維護社會穩定、祖國統一與世界和平。1995年5月18日,在駁斥達賴喇嘛擅自非法認定「班禪轉世靈童」時,趙樸初對「人間佛教」的救世功能進行了闡述。他說:「佛教界人士都知道,佛菩薩轉世,包括西藏活佛轉世,目的都是行菩薩願,救人救世的。活佛和菩薩都是發願為本,行願為宗,一世不成,轉世再來,所以叫作乘願再來,即再來繼續行願也!……希望看到佛陀智慧吉祥之光照遍世界各地,希望東方文明興旺發達,逐步解決人類的自身建設和生死問題。」1995年,日本庭野和平財團鑑于趙樸初為中日友好與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而授予他「庭野和平獎」。 　　在和平獎受獎儀式上,趙樸老發表了關于佛教與和平的演講,通過對佛教基本原理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將「人間佛教」的基本主張與人類和平理想融為一體。他說,佛法的總綱是戒、定、慧三學。「三學」中的「戒學」是有關倫理道德的規范,「定學」是有關調劑身心關系、促進身心健康與淨化的方法,「慧學」是能夠正確地區別善惡、明辨是非的思維能力和判斷能力。佛教這種提倡道德、發揚智慧的積極精神,對于制止戰爭、維護和平,無疑是有裨益的。佛教的四諦教義實施于社會的原則是以慈悲、平等、智慧為主的利他精神。 　　人類如果用慈悲為懷的同情心,眾生一體的平等觀,明辨善惡的如實觀作為指導生活的原則,就能改善人際關系,實現和平共處。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緣起論,如果用佛教的緣起觀點來理解我們人類的現實生活,就不難看出,我們人類原來是一個因果相續、自他相依的整體!正因為如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都應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共處,共同致力于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 　　縱觀從太虛、印順、呂澂到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其基本思想深具人文關懷,在佛教領域弘揚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簡單地說就是關于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是一種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強調人的價值與需要、關愛個體生命和人類命運的精神,是求善、求美、求自由、求和平、求平等的精神。人文精神是在追問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或對人的存在進行理性探詢中產生的,它以人自身作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作為認識和實踐的最高原則與目的,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人文精神既關注個體的價值、個人的生存意義和生活質量,也關注人類的未來命運,是對個人發展和人類走勢的終極關懷。 　　趙樸初等一代佛學大師建立的人間佛教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一是「去惡行善」的道德精神。「去惡行善」是傳統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人間佛教」發揚了傳統佛教這一優良傳統,致力于改良社會、淨化人間的道德教化工作,這種去惡行善的精神正是人文精神在道德層面的體現。二是「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平等慈悲」是佛教關于人與人和平相處的基本準則,是對他人的深切關懷,是一種超越個體小我的博大之愛。三是「利樂有情」的利他精神。「利樂有情」是人與其他生物相處的原則,是將人類特有的憐憫、同情之心投射到其他生物之中,體現了人類關愛萬物、善待自然的博大情懷。四是「人間淨土」的現實精神。「人間淨土」的提出是中國佛教對印度佛教的重大改造,而趙樸初的人間淨土思想又包含著鼓勵佛教徒積極參加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嶄新內容,具有強烈的現實品格和人間關懷,是佛教人文精神的特有表現。 　　總之,從「六祖革命」到「人生佛教」再到「人間佛教」,中國佛教完成了從印度化到中國化、從傳統的中國佛教到具有科學理性精神的近代佛教、再到具有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的現代佛教的轉變。這種轉變在理論核心上表現為從「佛本」到「人本」、從「人本」到人生、再從「人生」到「人文」的轉變,這種轉變對于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具有重大意義,是佛教實現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建設目標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