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和弘揚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為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務(胡紹皆)
重視和弘揚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為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務
中國宗教雜志社 胡紹皆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重要部署。《決定》明確提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要「發展慈善事業，完善社會捐贈免稅減稅政策，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要「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一年來，論者關于後一句話的理解、論述和闡釋，是比較充分的。但把這兩句話聯系起來加以討論，卻所見不多。我認為，雖然這兩句話不是在《決定》的同一章節中提出來的，但卻有著深刻的關聯，如果聯系起來加以思考，會帶給我們新的啟發，這就是：「在發展慈善事業，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中，宗教能夠發揮哪些積極作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準備就這一命題給出全面的回答，僅就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與中國特色慈善文化的建構，提出若干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發展慈善事業，增強公民慈善意識， 需要有深厚的慈善文化作為支撐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處于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之中。高速增長的經濟在制造了越來越多的富人的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據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8月8日發表的《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指出，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范圍的國家中，中國的貧富差距成為亞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兩個常見指標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倍，高出其他國家一大截；基尼系數，2004年中國的數值是0．4725，僅比尼泊爾的0．4730略低，遠遠高于印度、韓國等國家和地區。亞行指出，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407擴大到0．4725，已經達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不僅會對社會穩定產生現實影響，而且也將給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潛在威脅。 按照歐美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要縮小貧富差距，社會財富就應當有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場分配，講的是效率。即各種經濟主體通過市場的自由競爭，生產效率高者勝出，生產效率低者失敗或者被淘汰。第二次分配是稅收分配，講的是公平。即政府通過制定公平的稅收政策，讓部分社會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使社會機器正常運轉，同時調整和縮小第一次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就是慈善分配，講的是社會責任。所謂「慈善分配」，就是富人將自己的部分財富自願捐贈給窮人，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從而最直接地縮小貧富差距，形成與社會互動雙贏的良性循環。 在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中，「慈善分配」作為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社會機制，對彌補社會分配不公和政府保障不足，縮小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和諧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據美國施惠基金會(GivingUSAFoundation)2007年6月25日公布的年度報告說，2006年，美國人的慈善捐款近3000億美元，扣除通脹因素後，比上年度增加了1％。如果不考慮災害救濟捐助，總增長率為3．2％。另據美國慈善基金會(CharitiesAidFoundation)2006年11月所做的一項比較，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熱心慈善的國家，按照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來計算，美國的善款占1．67％，排名第一；英國為0．73％，排名第二；加拿大為0．72％，排第三。亞洲的新加坡為0．29％，名列第八。而在慈善捐款的使用方面，宗教組織得到的捐勵最多，為968億2000萬美元(相當于善款總數的32．8％)；另外一大筆(為409億8000萬美元)捐給了教育，包括贈給學院、大學和圖書館等，這個數目占了捐款總額的13．9％。」 美國施惠基金會的報告還顯示，慈善捐款的高速增長都來自個人捐款者，而且每年如此。世界首富、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從2001—2004年的4年里，一共捐出了230億美元，相當于他淨資產的54％。 2006年6月，世界第二大富豪沃倫·巴菲特，把自己85％的身家，即價值370億美元的股票，捐贈給了比爾·蓋茨管理的基金。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慈善捐款。在美國，像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這樣熱心公益事業的富豪並不少見，根據《福布斯》雜志的美國慈善榜統計，10年內，美國富豪對各類慈善組織的捐贈總額超過了2000億美元。不僅美國富豪熱心慈善，在年收入低于10萬美元的美國普通家庭中，也有65％熱心慈善。 那麼，在經濟高速成長、貧富差距又不斷擴大的中國，究竟有多少富人拿出自己的財富，參與「第三次分配」了呢?中國公眾的慈善意識和慈善行為又如何呢? 根據目前國內最大的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他們所獲捐贈的70％，都來自國外和港台，國內富豪的捐贈僅占15％還不到。而據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透露，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 不僅中美兩國富人慈善捐款數有著天壤之別，就是普通公眾的慈善捐款，中美兩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據統計：2002年，中國的私人捐贈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幣，不到當年GDP的萬分之一。而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比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為1：7300。我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率每年約4000萬人，占全部人口的3％，而美國的志願服務參與率卻達到了44％。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美國的富人和普通公眾會如此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是什麼原因阻礙了中國富人們的行善之舉?又是什麼原因讓中國公眾的愛心善念久違了呢? 答案也許是多種多樣的，但比較一致的答案有那麼幾條：一是中國有關慈善事業的政策法規滯後，至今為止，還沒有出台專門性的法律法規，導致了行善渠道不暢；二是中國慈善機構較少而且官辦色彩濃厚，績效不彰，影響了人們慈善捐助的積極性；三是中國的富人還剛剛走出原始積累階段，他們最關心的是怎樣增加自己的財富，而沒有太多精力顧及慈善事業；四是目前社會上「仇富」心態盛行，對富豪來說，讓別人知道自己有錢不是好事；五是有人欺騙利用人們的善心，善款未盡善用，挫傷了人們參與慈善活動的積極性，等等。對于上述種種主客觀原因，我認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認為，慈善事業的發展，除了需要解決上述種種主客觀矛盾之外，更需要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背景作為支撐。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的富人和普通公眾，之所以如此熱心于慈善事業，是因為美國有著深厚的慈善文化，這種慈善文化建基于美國人虔誠的宗教信仰之中，從而超越了時代，超越了種族，也超越了貧富。美國是當今世界宗教氛圍最為濃厚的國家。對于信仰虔誠的美國教徒(不論是富豪還是普通公眾)來說，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向慈善事業捐贈自己的時間和金錢，是對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則的最好實踐。樂善好施，幫助別人，不僅是愛心的具體體現，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要求。19世紀美國長老會布道家查爾斯·芬尼就曾經說：「上帝恩寵的證據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樂善好施。」這種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慈善理念，對于美國社會慈善事業的高度發展，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國資委宏觀經濟研究部的趙曉博士，曾經在《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中，對教堂給予美國慈善事業的影響有過深入分析。他說，教堂對于美國市場經濟的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導財富的消費，調節窮人與富人間的緊張關系。對于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富豪來說，他的宗教信仰將告訴他：獲取財富只是為榮耀上帝，對他自己來說，必須合理地使用財富，永遠保持謙卑才是上帝所讚許的美德。所以，在美國，人們看到，有錢的人將財富的1／10捐獻給教堂，讓其他教友、分享；財富排行榜上的富豪與社會捐獻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趙曉指出，這一切，如果沒有了上帝的約束，都將是不可能的。 行文至此，我們並不是說，要在中國發展慈善事業，就必須在中國發展基督教。我們只想指出的是，慈善作為一種體現人類高尚品行的事業，必須要有一種內在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價值理念作依托。就像美國有其獨特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傳統一樣，中華民族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就有積德行善、扶危濟困、樂善好施、同情弱者的優良傳統，從村落家族的義莊、義田、義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濟貧病的善行，從政府的開倉賑災到社會的慈幼濟貧，中華民族的慈善事業源遠流長。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中，也有著深厚的慈善文化積澱，如：儒家講仁者愛人，佛家講慈悲為懷，道家講齊同慈愛，等等。但令人遺憾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由于政策、體制的原因，我國民間悠久的慈善傳統一度中斷。而改革開放前幾十年里的多次政治運動，把中國人的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包括與之相連系的慈善理念)摧殘得七零八落；改革開放後，席卷而來的商品經濟以及「一切向錢看」的社會思潮，又進一步瓦解了社會上僅存的善意。這就是當前我國富人和公眾較少行善的深層文化原因。因此，要發展我國的慈善事業，我們就必須同時著手重建我們的慈善理念，建構具有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只有這樣，我國的慈善事業才能夠獲得持久的成長動力與堅實的發展基礎。而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我認為，路徑之一，就是必須重新回到我們的傳統文化(儒、釋、道)之中，去尋找返本開新的慈善思想資源。 二、熱心社會慈善事業，既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 也是「人間佛教」的重要內容 正如上文所說，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思想文化中，慈善文化的積澱是比較深厚的。以佛教來說，在佛教的教義、教規和佛教道德中，有許多內容，如「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為個人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上報四眾恩，下濟三途苦」、「廣種福田」，等等，其中就包含了深刻的慈善思想與理念，可以概括為四個層面，即：慈悲情懷、布施理念、福田思想和報恩精神。尤其是佛教的「布施」理念，是「四攝」、「六度」中特別重要的一條，包括法施、財施和無畏施三個方面。法施即對眾生隨機說法，使之消解精神上的痛苦；財施，就是以自己的淨財分布于他人，特別是社會上生活無保障的鰥寡孤獨和殘疾人，解決其生活困難；無畏施，即救度眾生，為其祛除種種憂愁、恐懼，獲得輕安與法樂。用今天的話說，「法施」、「無畏施」，可以稱之為「心靈慈善」，「財施」，就是人們常說的「物質慈善」。無論是心靈慈善，還是物質慈善，都是利樂眾生的善舉，是個人求得解脫的途徑，是佛教慈悲喜舍、報恩度苦精神的體現。 佛教傳人中國後，中國佛教徒實踐佛陀遺教，進一步光大了佛教原本就有的慈善思想，倡導『利生為事業，弘法為家務』，形成了中國佛教濟貧救苦、廣作饒益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到禪宗六祖慧能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和後來懷海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後，更在實際行動上實現了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思想。早在隋唐時期，佛寺為救濟貧病，就設立了悲田院、養病房、施藥房等帶慈善性質的設施。自此以後的一千余年中，佛教中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行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等社會慈善事業者，代不乏人。 ． 近代以來，寇深禍亟，神州陸沉，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國運衰，教運亦衰，在中國傳播發展近兩千年的佛教，此時也進入到一個嚴重的衰頹時期，形成了畸重出世間的流弊，「教在大乘，行在小乘」。20世紀20年代初，為糾正佛教畸重出世間的流弊，適應時代發展，將佛教從死本、鬼本、神本轉向人本、生本，太虛大師首次喊出了「人生佛教」的口號，呼喚佛法之弘化應以人類為基點，以發達人生為根本。後來，他還提倡以佛法改善人間社會為宗旨的「人間佛教」，並建構起了人間佛教的理論體系。太虛之後，經過印順、趙樸初等的大力倡導、實踐與弘揚，「人間佛教」思想已經獲得佛教界和社會的廣泛認同，成為當今中國佛教共同的主張與旗幟。 「人間佛教」高揚佛教的人間性，以即人而趨佛、即世間而出世間、以出世間的精神人世間為宗旨，以建設人間淨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為理想，因而，高度重視慈善事業的地位與作用，並且把從事慈善事業作為弘揚佛陀精神，實現人間佛教理想的重要法門與途徑，呈現出「以人間為依止，以慈濟為方便」的佛教發展新模式與新特徵。佛教的慈善事業由此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發展並日益走向現代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積累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 太虛大師在《怎樣建設人間佛教》(《太虛大師全書》29冊)一文中，提出了在思想上建設人間佛教的九條途徑，其中，第四條就是：懂得依佛法行慈善和事業，功德更為圓滿。太虛大師說，搞慈善事業，表明人已經有了向善之心。若能信佛、學佛，明了佛法而行慈善事業，並以所行善舉回向菩提，則如一滴水放人大海，便同大海一味，「有限的福德」頓成「無量功德」。在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下，一批有影響的佛教慈善機構蔚然興起，如北京香山慈幼院、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教公墓、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上海佛化醫院、上海佛教同仁會、上海淨業流浪兒童教養院，佛光療養院，等等。這些佛教慈善機構的出現及其活動，體現了人間佛教關懷人間社會的本懷與宗旨，受到了社會各界的肯定與讚揚，也彰顯了人間佛教的時代活力與社會價值。 印順法師在《人間佛教要略》中，提出了人間佛教修持的六個環節，其中，特別強調要「普人世間，廣行佛事」，包括推行救濟貧窮、疾病、傷殘、孤老、急難等社會慈善事業，以超然的立場關切人們因家庭、工作不和及社會的沖突、混亂等導致的痛苦，使大家在和諧歡樂中進步。由印順所繼承和發展的人間佛教思想，對台灣佛教的現實產生了巨大影響。目前，人間佛教已成為台灣佛教的主．流，而慈善事業則成為台灣佛教共同的特徵。如：星云法師和其開創的佛光山事業，提出「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朝聖淨化人心」。在慈善事業方面，先後開辦了醫院、老人公寓、慈幼院、兒童村、慈善監院室，等等，成效顯著。證嚴法師和她的慈濟功德會基于「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人間佛教理念，把踐行人間佛教的重心置于慈善與環保兩個方面，以「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四大原則服務人間，在慈濟事業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聖嚴法師和其開創的法鼓山事業在著力興辦佛教高等教育和推動佛教學術研究的同時，還立足于服務社會、利益群生，廣泛興辦了各種社會慈善和公益事業。其踐行人間佛教最具特色之處，是提出了「心靈環保」等概念，在豐富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同時，也拓展了慈善事業的外延。 趙樸初是人間佛教在內地最有力的倡導者、研究者、推進者和實踐者。1981年，趙樸初在其撰寫的《佛教常識答問》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節——《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對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予以變通繼承。1983年，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明確提出應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並將人間佛教的基本內容概括為「五戒」、「十善」、「四攝」、「六度」。在趙樸初等人的努力下，這次會議將人間佛教思想放在整個中國佛教的指導地位，使人間佛教成為中國內地佛教現代化的基本方向，極大地推動了人間佛教在內地的發展與實踐。 趙樸初說：「我們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趙樸初領導中國佛教協會，帶領全國佛教界，大力繼承佛教「關懷社會、回報社會」的優良傳統和人間佛教的積極人世情懷，廣興慈濟事業，在救災濟貧、扶困助學、關愛他人，服務社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在救災賑災方面，1991年和1998年，我國兩次發生歷史罕見的特大洪災，災區人民群眾財產損失嚴重。在趙樸初會長推動下，中國佛教界緊急行動起來，捐款捐物，救濟災民。1991年，僅上海市佛教協會就捐款100余萬元，受到趙樸初的高度稱讚。1998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佛教界為洪災捐助了400多萬元人民幣，70多萬元港幣和大量食品、藥品與衣物。1995年，全國部分省市先後發生地震、水、旱災害後，趙樸初不但自己帶頭捐款，還讓中國佛協通知各地佛協開展賑災活動。 在扶殘助困方面，趙樸初是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和中華慈善總會的發起人和積極支持者。1984年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成立後，中國佛協捐贈5萬元予以支持。1985年，中國佛教協會為了進一步贊助殘疾人福利事業，與我國各宗教界共同發起書畫募集事宜，得到廣泛響應，共收集到字畫數百幅，展出後全部捐助給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成立時，趙樸初指示中國佛協帶頭捐款20萬元。他還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民政部成立中華慈善總會是很重要的，我們應盡力支持。慈善工作是民政部門的工作，也是我們佛教界的工作，佛教的教義就是提倡『扶貧濟困，為善最樂』。現在不少寺院，尤其是南方的寺院，廟建設得比較好，經濟條件也比較好，應該多做些社會慈善工作。」 在興學助教方面，1993年初，國家有關部門為解決部分貧困地區兒童失學問題，發起「希望工程」活動。趙樸初對這一興邦育才的舉措十分重視，推動佛教界掀起了捐助「希望工程」的熱潮。趙樸初本人也多次為中國佛學院和佛學院學生、地方學校捐款。 在養老敬老方面，趙樸初提出，在扶危濟困中，要以養老敬老為先。他為上海寶山淨寺題寫了「老有所終、大同理想；報眾生恩，扶老為上」的題詞。在趙樸老的倡導下，很多地方佛協組織和寺院，先後建立了「養老院」、「頤年堂」、「安養院」等機構，為發展老年事業做了功德無量的善舉。 趙樸初推動帶領中國佛教界從事的慈善事業，還有許許多多，我們在這里無法一一枚舉。作為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趙樸初不僅僅組織和動員別人捐款，而且還以身作則，在各項慈善活動中率先垂范。據不完全統計，從1991年至2000年，僅他自己捐助單位、個人的資金總數就達到了246萬多元。 在這里，我們還有必要提到另一位力行人間佛教思想，熱心社會慈善事業的高僧，他就是中國佛教協會原副會長、上海市佛教協會原會長、玉佛寺第十任住持真禪法師。多年來，他積極響應中國佛教協會和趙樸初會長的要求，為社會慈善事業做出了顯著成績。從1984年起，真禪法師就以個人名義或代表玉佛寺，向社會有關福利機構和團體捐款捐物。1988年夏，真禪法師受聘為「上海兒童福利院名譽院長」，在該院設立了「真禪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年年捐贈。1991．年夏，全國不少地區發生特大洪災，真禪法師率領上海市佛教徒向災區捐款100余萬元，其中玉佛寺捐贈70余萬元。從1984至1995年的10余年間，真禪法師及玉佛寺累計捐贈達700余萬元。多年來，慈善、文化和管理，已成為玉佛寺的三個亮點之一。 三、重視和弘揚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 為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服務 佛教在中國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佛教文化在長期的融合會通中，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從20世紀20年代初太虛大師首倡「人生佛教」以來，中國佛教走過了將近百年的行程。在這近百年間，「人間佛教」從呱呱墜地到中途受挫，再到現在的蔚為大觀，並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顯示了「人間佛教」強大蓬勃的生命力。在人間佛教的旗幟上，慈善事業作為佛教關懷人間、回報社會的重要一環，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要建構中國特色的慈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和挖掘佛教特別是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 1．深入挖掘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資源與實踐經驗，充實中國特色慈善文化的思想基礎與實踐基礎。人間佛教的慈善思想，從太虛到印順，再到趙樸初，以及當代海峽兩岸佛教界的高僧大德，都有論述。但是，一直以來，無論是教界，還是學界，都對此缺少必要的梳理和研究。譬如說，趙樸初就不僅是一位慈善活動的實踐家，而且還是一位慈善事業的理論家。他把佛教的慈善活動與人間佛教的理念結合起來，就佛教與慈善事業的關系作過深刻的論述。他提出，(1)興辦和贊助社會公益事業，是實踐佛教利他濟世宗旨的主要內容，也是人間佛教的重要內容。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人間為依止，慈濟為方便，實踐佛陀遺教，為佛弟子畢生修持之行願。」(2)慈善工作也是佛教教務工作的一部分。(3)慈善工作就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4)救災功德，勝過造像。經濟條件好的寺院，應該多做慈善工作。(5)佛教自身的價值，不僅在梵唄的鍾聲里，在宏偉的殿堂、塔樓、尊嚴的佛像藝術里，更在助學興教、弘法利生、淨化人心、解行相應的悲心宏願里。(6)佛教救助貧困的慈悲精神，是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對社會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有難同當，相親相愛」、和諧友愛的社會風尚，使社會變得更文明、更美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真禪法師也對佛教從事慈善公益事業給予過理論上的總結與闡發。在《實踐佛陀遺教，廣作福利事業》一文中，他提出：「佛教同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不僅在于它為人們指示了解脫生死的涅架大道，而且還教導人們要以出世精神作人世事業，廣作福利事業以嘉惠群生。」在《廣作慈善事業，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文中，他提出：「熱心社會福利事業和慈善事業，既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也是『人間佛教』的重要內容。」在《佛教資生福利事業與精神文明》一文中，真禪法師高度肯定了資生福利事業的意義與價值，認為：「資生福利事業不僅直接利樂眾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內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時，死益于後的偉大事業，體現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過這一利生實踐，有助于形成有難共當、有苦共擔的社會風尚，有助于創造和樂共處、相親相愛的社會氛圍。可以引導眾生向善、向上，從而使整個社會變得更文明、更美好。」 實際上，除了趙樸初居士、真禪法師外，當代佛教界的其他一些高僧大德，也就此作過很多有啟發性的論述，值得我們很好地加以整理、挖掘與總結。我相信，這種系統的梳理、挖掘與總結，不僅有利于佛教慈善事業的進一步推動與開展，必將有利于充實中國特色慈善文化的思想基礎與實踐基礎。 2．充分發揮佛教在開展慈善事業中的特長與優勢，形成發展慈善事業的良好社會氛圍。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列舉過在當代中國，宗教從事慈善公益事業的8個方面的條件和優勢，即：慈悲博愛的信仰理念提供了深刻的信仰基礎，悠久的服務傳統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深厚的道德理性蘊含著強大的道德感召力，良好的』治理結構帶來了生動的活力與效率，日益增強的自養能力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廣泛的海外聯系打下了開展國際合作的有利條件，社會事業發展的相對滯後留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政策法規的引導支持保障了必要的社會政治環境。因此，對于宗教來說，從事和參與慈善公益事業，既是宗教本質的要求，也是宗教信仰的見證，還是宗教社會價值的體現；對于慈善公益事業來說，有了宗教的參與和支持，不僅擴大了慈善公益事業的實踐主體，也使慈善公益事業找到了它的最佳承擔者。在當代中國，雖然慈善事業有著廣泛的社會需求，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呼喚著第三次分配的早日到來，但畢竟我們社會的慈善環境還遠沒有充分發育，形成「人人慈善」的氛圍還需要先行者的引領與帶動。因此，大力發揮佛教在從事慈善事業方面的特長與優勢，並使其發揮出特殊的引領與帶動作用，對于弘揚現代慈善價值理念，培育慈善文化，提高全社會的慈善意識，讓「人人慈善」成為慈善事業的主旋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對于宗教社會作用的認識，都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的，譬如：從黨對宗教界的統一戰線、從做信教群眾的工作、從鞏固民族團結、從加強對外友好交往等等方面來看宗教的社會作用。從這些方面來看當然是必要的，也很重要，但在強調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新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單一的政治的視角，顯然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更為寬廣的社會建設的角度，從宗教與社會的複雜深刻的關系，來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充分發揮宗教對于社會整合與和諧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發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具有破題的作用。而發揮包括佛教在內的各宗教在「在發展慈善事業，增強全社會慈善意識中」的積極作用，正可謂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我希望，本文的探討，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從而使這一課題得到更多的關注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