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人間佛教精神 構建中國和諧社會(鄭曉江)

弘揚人間佛教精神 構建中國和諧社會 　　鄭曉江 　　筆者既不是佛門正宗弟子，亦非在家居士，但稟性則一好游名剎古寺，對晨鍾暮鼓頌經禮佛，雖不能身至，心卻向往之；二好習佛法佛學，雖不能深入，但苦苦求索之。近二十多年來，我專研生死哲學，每每于佛教佛學中獲益匪淺，但也常常嘆息自己悟性低，根器淺，于佛法萬中不能窺其一。不過近十年來，因緣相湊，港台許多大學、醫院和研究機構請我去演講生死智慧的有關問題，訪學之余，我也抽暇去游歷各大寺廟，觀感良多，感慨萬千，覺得佛教界要為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則必須大力弘揚人間佛教的精神，推進臨終關懷的事業。本文將從和諧社會理念內涵的闡述出發，談一談人間佛教的精神，並說明其與臨終關懷事業的緊密聯系，求教于各位高僧大德。 　　一、關于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和諧社會」的概念，指的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的社會。2004年9月19日，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目標。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徵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全面把握和體現。」(《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在此，胡總書記已經把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徵與主要內容闡釋得非常清楚了，後來又有「和諧世界」觀念的提出。 　　我們應該對構建「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問題進行認真地反省，有二點是需要注意的：第一、既然將「和諧社會」作為建設的目標，那就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還不和諧，至少是不太和諧。今日中國，人際間沖突較嚴重、社會矛盾有緊張化的趨勢，犯罪率、暴力現象也呈上升勢頭，等等。如何消解沖突、避免矛盾的激化、降低犯罪率以實現社會和諧，這將是中國目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重要目標。第二，和諧社會的核心應該是使人間秩序穩定，至少包含二個方面：一是合理的人間秩序，即建立建全法治與法制的社會，使社會呈現一種有序化的狀態；二是建構合符人性、人道、人情的秩序，讓社會與人際間和諧溫馨，在這方面，中國的佛教界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也就是必須大力弘揚人間佛教的精神。 　　「和諧社會」實際上是全人類共通與共有的理想。在思想史上，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許多關于和諧社會的理念。在空想社會主義中，就有許多對和諧社會的理想和實踐，如十九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在《全世界和諧》一文中說：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為「和諧制度」所代替；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進行了一次以「新和諧」為理念的「共產主義試驗」。不過，應該看到，和諧社會的理念主要還是出于中國傳統的思想。 　　從更深入的層面去看，「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金文和甲骨文中的「和」與「諧」基本上都與音樂有關，應該與中國上古的禮樂文化有關，並逐漸地引申到社會、政治、思想等各個方面。而一首曲子，一定是七個音符的組合而成，只有不同音符才能構成動聽的音樂。可見，「和」應該有二層結構：一是多種事物、多重關系的融合、共處；二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及關系的融合與共處。它們因為不同之間而有緊張，甚至有沖突，但卻相反相成，和諧共處，創生出新的事物與關系。 　　當然，「和」作為一個特定的范疇首先出現在《國語·鄭語》中，西周太史史伯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與「同」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出現，他又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儘乃棄矣。」「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是說，世間萬事萬物都由不同的因素集合而成，他們相互配合、融合、協調，才能組成新的事物。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和諧」從一開始起，便內在地包含多樣性、差異性、矛盾甚至沖突，正因為如此，事物才會達到更高層次的統一與協調——「和諧」，此謂「以他平他」。所以，史伯認為：只有一種聲音談不上動聽的音樂，只有一種顏色構不成五彩繽紛，只有一種味道稱不上美味，只有一種東西就不能進行優劣好壞美丑的比較。相同的事物合在一塊是無法產生新事物的，此謂「同則不繼」。所以，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和諧」並非是完全無矛盾的狀態，而是包含著差別和矛盾的和諧，是一種動態的發展的整體的和諧。如《禮記·禮運篇》中就描寫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周禮·儀禮·禮記》，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373頁)從人體健康、家庭和睦、管理有序、國家安定、社會富裕等層面皆達到一個良好的狀態，這就是一個和諧的美好的人間樂園——「大同世界」。後來，近代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改良主義者康有為在此基礎上寫成了《大同書》，其中提出要建立一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從本體意義上的和諧，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什麼樣的意義呢？大儒孟子就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為「人和」是貫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乃至國家和民族關系中的最高原則。為實現「和」的理想，儒家學者認為最根本的方法是「持中」或稱「中庸」，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間的和諧與平衡，此即「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熹《四書集注·中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8頁)「中」是人存在的一種自然狀態，「和」則是人們的行為處處符合社會之倫理、禮儀和法度。「中和」的實現亦即人們的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從而人與自然宇宙亦和諧相處，是為「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樣，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人與自然皆呈現為和諧狀態。中國古代道家創始者老子則提出「道法自然」的最高理念。他說：「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基本性質即在自然而然，所以，處理人與物的關系就在維護萬物的「自然」狀態，保持自然的秩序不變。如此，人們就必須按事物自身存在的自然狀態行事，決不能以人為去干涉事物的發展，做到「唯道是從」，無為而為。所以，老子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去甚，去奢，去泰」，做事不要走極端，生活中不能奢侈，也不要過分，這樣才能維護人與自然的平衡，達到和諧相處。這是一種與儒家社會和諧思想相互補充的自然和諧的理論。此外如晉代的陶淵明有「世外桃源」的憧憬；宋代大文學家范仲淹有「政通人和」社會的構想，等等。可見，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關于和諧社會的理念源遠流長，豐富深邃。 　　在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和諧」往往有和平、和睦、和善、和美、和樂、親和等等意思，是人們追求的一種美好的存在狀態與理想的關系狀態。從語意學來看，「和」主要包含「和睦、和氣」的意思；「諧」則指「相容、相合」的意思。所以，「和諧」者，主要是指協調、順暢、有序的關系，至少包括五個方面：一是人與人的關系要和諧，即人們彼此間講誠信、友愛，並能夠互相幫助，和諧相處。二是人與社會的關系要和諧，即社會要實現全體公民的公正、正義與權利平等，讓整個社會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協調發展。三是人與自我的關系要和諧，亦即人內在的精神與心理要舒緩、平靜、和諧。四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要和諧，此中關鍵在保護好生態環境，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從佛學界來看，則和諧社會的理念還應該包括第五種關系：生者與逝者、人與「神」的和諧，也即是要解決「了生脫死」的問題。所以，「和諧社會」的理念是一個系統，意味著五種關系皆處于一種非劇烈沖突、非緊張矛盾的存在狀態，和諧共處、共存共榮。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最高的和諧稱為「太和」。在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易傳》中談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張吉良《周易通讀·說乾卦一》，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311頁)這里提出的「太和」之「太」者是極致之意；「和」則指和諧，全句意為：組成事物的陰陽雙方，平衡適均，無有偏勝，達到了和諧的極致。所以，「和諧」 仍是人間社會最高最重要的狀態。宋大儒張載云：「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氤氳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把「太和」提升至「道」的高度，是人間社會所求的最高的理想，也是百姓企盼的最佳的整體的和諧狀態。《文言傳》中又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張吉良《周易通讀·文言傳注譯》，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554頁)所謂「大人」即理想境界中的「完美之人」，其德配天地，其明配日月，其進退之序與四時相配，其賞善罰惡所降吉凶與鬼神相配。這不僅實現了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更實現了人與自然和「鬼神」的相互貫通、相互融合、相互統一，這也是佛學所欲實現的「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筆者認為，實現這一美好的目標，必須從弘揚人間佛教的精神入手。 　　二、從佛教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看人間佛教的精神 　　佛教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自入東土之後，亦有二千余年矣。其中有漢魏、隋唐的大發展時期，但也遭遇到「三武一宗」的法難；而發生在公元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則可以說是中國佛教歷史上的第五次法難，而且其破壞的廣度和強度又要大大超過前四次。在這之後，佛教在中國大陸終于迎來了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各地的古剎叢林不斷地重新復建，如江西廬山的東林寺、吉安的青原寺、晉安的寶峰寺等等，可以說已然蔚為大觀；而新建的佛寺也大量的出現，一時間，神州大地似乎佛院寺廟遍地開花，內中人流如潮，香煙繚繞，佛法佛號響徹云霄。這一方面的確可以認為在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壓制之後，再次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但是冷靜地分析一下，佛教在中國突然進入的這一大發展期，也暴露出許許多多不容忽視的問題。 　　佛教在中國「文革」之後獲得的超常發展，可以這樣來認識：一者是佛法的精深，再次吸引了芸芸眾生；二者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落實，使佛教正常的弘法活動得到了保證。在此之外，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很多地方政府把修復佛寺當作開發旅游產業，發展當地經濟來對待，所以積極性相當高。這從世俗社會而言，從地方政府的工作來講，原也無甚錯誤，發展地方經濟本來就是其職責所在；問題在于，許多佛門弟子也在自覺或不自覺當中放棄了修行的本色，忘記了出家人的職責，卷入了世俗的經濟活動之中。當然，收集信眾的香火錢、捐獻的財物，用來維修寺廟，用來維持出家人的日常所用，是無可厚非，也是必須的；可問題在于在這些基本的開支之外，有些出家人去追求更多的金錢，產生了斂財的現象。一些僧人不是虔誠地禮佛，而是盯著信眾的錢袋子；對來上香的大款滿臉堆笑，而對窮香客則不理不睬；寺廟內外不是追求莊嚴簡樸，而是極盡奢侈。由此更出現了「酒肉和尚」、「花和尚」，卷款而逃的假僧人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在佛門已是不爭之事實，在社會上也引起了廣泛的非議。 　　歷史的經驗不能忘記，佛教在中國經歷的「三武一宗」的法難，其原因固然有許多，但與當時部分的佛門弟子、許多寺廟從事經濟的活動，收斂了大量的錢財不無關系。面對天下之人盡入佛門、天下之財盡入寺院的現狀，世俗的當權者當然無法忍受，以至通過拆毀寺院、勒令僧人還俗的方法來獲得人力資源和財富，由此佛門便陷入了「法難」。所以，佛教在中國歷史上遭受到的摧殘，並非佛教的教義有何問題，在最最基本的佛門戒律中，錢財之欲就在戒除之內；而是在有些寺廟、有些僧人忘記了佛門的基本精神，喪失了出家人的本色。而今天，一些寺院已經卷入了相當規模的經濟的活動、一些僧人也逐漸地走上了斂財之路，奢靡之風也在許多寺廟內漫延開來，如此發展下去，焉知中國歷史上的「法難」不會在今天重現？戒之戒之！慎之慎之！ 　　《五苦章句經》云：「一切世間人，作罪事易，為福事難；一切學士，作福事易，為道事難。為道復易，解道者難；說道者易，行之者難。」為福難、為道難、解道難，而最最難者，還在行道。求佛法不就如此嗎？講戒律易，而守戒律難；聽戒定慧三學易，而真正理解則難，而貫之于行則更難。 　　我在台灣游學的過程中訪問了幾個最大的佛教叢林，最最讓我感動的還不是平生所見最大的寺廟—佛光山，而是我在花蓮慈濟醫院作完學術演講之後，慈濟功德會的一位工作人員帶我去參觀的位于大山中的靜思精舍。行前我便知道，台灣有一位享譽世界的比丘尼—證嚴上人。她自出家後，從一茅屋創業，現在則發展成一世界性的佛教團體，僅慈濟功德會據說就有四百萬的成員；還創設了慈濟醫院、慈濟醫科大學、慈濟護士學校、慈濟文化志業中心、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慈濟大愛電視台等等，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佛門產業。 　　我在台灣看了許多金碧輝煌的大廟，在想象中，作為慈濟創始人的證嚴上人的駐錫之處的靜思精舍也應該是豪華無比的了。但我去了之後，才發現自己是大錯特錯了。在綠山環抱之中，幾幢佛寺不常見的純白色建築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四周綠草如茵，庭院深深，顯得格外的莊嚴肅穆。四根圓柱支撐著人字形的屋簷，設計者證嚴上人把佛法精義溶入其中，因為慈濟人是以「慈悲喜舍」為最最重要的宗旨；而在證嚴上人看來，「慈悲喜舍」之四無量心是成就圓滿人格的四個要素，且人格成，佛格即成。 　　「慈悲」實為菩薩精神，亦即己已能成佛卻不成佛，發願要在人間廣渡眾生，以至于只要還有一人未成佛，自己也不西去極樂，這就叫「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菩薩行；「喜舍」則是「貧窮者教以大施，病瘦者給予醫療，無護者為作護者，無所歸者為受其歸，無救者為作救者」之「舍身飼虎」的佛佗精神，二者共同構建了佛教的人間情懷。所以，佛法的精義並不在自顧自地修習，自顧自地成佛，而在慈悲為懷，而在關心天下蒼生，在救渡溺于生老病死之苦海中的大眾，這可以說也就是人間佛教的精神所在。我雖在靜思精舍無緣見著證嚴上人，但仔細地參觀了慈濟發展的歷史展覽，看了廟中制做蠟燭小燈的作坊，以及晾曬的一些中藥材。帶我參觀的師父告訴我，證嚴上人的想法和做法是：庵里的一切費用均必須自己生產出來，而所有化緣來的錢、信眾捐獻的財物都必須用在慈悲救世上，所以庵中的一切均從簡。 　　「慈濟人」目前遍布全台灣，並在全世界各地留下了他們救苦救難的身影。巨額的資金皆來自于社會，又被全部地回饋人間，在世間播撒下佛門的大愛。這是一種真正的人間的佛教、人生的佛法，也是救苦救難之菩薩精神在現世最集中的體現。在這樣一種精神的照耀下，佛門何有奢靡之風？何會有斂財之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法難」之憂。 　　三、文化佛教與文教佛教 　　我在台灣講學，對佛教還有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台北、台中、台南、花蓮、高雄、嘉義的大學和醫院演講時，每次均能看到聽眾中有不少的僧人在認真地聽講、認真地做筆記。此外，2003年我曾與十余位大陸學者去法鼓山開學術會議，一行都住在法鼓山的教學樓內，房子有八層高，非常寬敞，每一處每個角落皆一塵不染，光可鑑人，可里面卻是人跡罕見。在三樓的一角，有二排設施非常完善的自習桌。一天深夜，我有些睡不著，出去散步，突然發現有個學生在自習，台燈發出淡綠色的柔和光線，他的頭深深地埋在一大堆書中，我從一旁走過，也不見這位學生有任何動靜，似一入定的老僧，卻又分明是在讀書。久矣，不見此景了——我不禁在心中感慨。想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從群山峻嶺的武夷山區考入大學時，確也有如此學習的勁頭，但自九十年代末以後，在大學中這樣刻苦學習至深夜的學生已經是十分的罕見了。 　　我深深感到台灣佛教界文化與文教氣息的濃厚。我在各處講的是純學術的生死哲學，但卻獲得佛門許多師父的熱烈反響；我在國內也經常在各地演講，可就從未發現有和尚和女尼來聽我的課。這是何故呢？ 　　仔細探討之，我才發現：在台灣的許多大醫院中，除了像在國內醫院中常見的那些門診部、急診室、手術室等之外，還有國內從來就沒聽說過的幾個部門，如社工部，由具有社會學學位的專業人士組成，專門幫助病人處理人際的糾紛、費用的申請、法律的事務等等；此外，還有牧靈部，由修女、神父、和尚組成，專門從事對病人的精神、心理的撫慰工作，尤其是對臨終病人進行精神上的輔導，使之對生命之終點—死亡抱著坦然、平靜的心態，達到生死兩安的狀態。這在目前的醫學發展中是一種最具人道和人性的部分—臨終關懷(台灣譯作安寧照顧，香港稱為善終服務)。它是由英國的一名修女桑德斯醫生最早創立的。她曾經親眼見著一個活活痛死的病人，覺得為什麼就不能使一個臨死者達到有尊嚴、無痛苦呢？于是下決心學醫，後來一位叫大衛的病人留給她５００英鎊，她用這些錢開辦了世界上第一家專門救治絕症患者的醫院。在其中用特殊的醫療手段來幫助病人止痛，而更重要的則是通過由醫師、護士、物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社工人員、藝術治療師、宗教人員等組成的團隊來幫助病人提升死亡的品質，使之無恐懼地走向人生的終點；同時也為病人的家屬提供哀傷輔導，使之渡過失去親人的悲傷期。目前在發達的國家里，這種臨終關懷的醫院已經相當普及了，而在台灣也已經有了約３０家。在中國大陸，從事于收治臨終病人的醫院據說也有上千家之多。但我在海外聽到許多專家說，大陸中國的臨終關懷醫院並非是真正`我修習佛學是有很大區別的。 　　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每年約有９００萬人患癌症，其中７００萬人死亡；中國大陸每年患癌症的約有１５０萬，死亡１２０萬；台灣每年患癌症的有約３萬人，死亡２萬５千人，高居台灣十大死因之首。如果以每位患者約１０位的親屬和朋友計算，全世界每年就有９０００萬人、中國大陸有１５００萬人、台灣有３０萬人要遭遇到喪親或喪友之痛，況且還有其它的如艾滋病一類的絕症患者。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需要佛教的精神加以撫慰的人眾啊！ 　　此外，人世間的生死困厄是人人都會遭遇的嚴重問題。中國每年正常去世的人口約820萬左右，以每一個人約5個直屬親人計，便有4100萬人有生死哀傷的問題；再以每1個去世者有10個左右的次親及朋友、同事計，則有8200萬人有生死之痛的問題。3項總計為13,120萬人，也就是說，中國每年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有生死問題的困擾。生死不由人，由生之死是人生的一個自然現象，又是對人之情感特別震撼的現象。每個有正常壽命者，除必需面對自我之死外，還必然要面對親友以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現象的悲慘場景。對將逝者而言，應該有「臨終關懷」來照顧他們；而對喪親喪友者而言，則需要用「悲傷撫慰」來幫助他們。一般而言，伴隨著死亡現象的產生，人們必然會產生悲傷、不安、恐懼、痛苦、焦慮等負面情緒，讓人不得不去正視死亡帶來的悲痛與生命中的失落等問題。臨終關懷及悲傷撫慰在西方及台灣地區已成為重要的專業，有專業咨商師、輔導師、宗教師的設置，在這方面也累積了大量的成果。中國大陸應該通過研究及引進，來大力推動臨終關懷及悲傷撫慰的展開。而且，如此巨大數量的要處理生死問題的人群，是需要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生死觀教育的，是需要進行臨終關懷及悲傷撫慰的，也是需要讓人們學會由死觀生的方法，來獲取人生正確方向的。若社會大眾的生死問題能夠得到相當的解決，可以說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建設就得到了落實。 　　大乘佛法的精義要求人們不在自顧自地修習，自顧自地成佛，而在慈悲為懷，在關心天下蒼生，在救渡溺于生老病死之苦海中的芸芸眾生，這可以說也就是人間佛教的真精神所在。在中國佛學史上，禪宗六祖惠能曾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說明佛法是世間人所學，也是覺世間之人的，若離開世間之人之事，又到何處去尋覓「菩提」呢？近代中國著名高憎太虛法師(1889—1947)以「人間佛教」的精神開展了佛教革新的運動，他說：「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者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強調佛教要服務社會，促使人類進步，突顯了佛教的社會性。當代佛光山星云大師亦大力倡導人間佛教，其云：「追本溯源，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專為人而說法的宗教，人間佛教重在對整個世間的教化。」(《人間佛教的藍圖》，文載《普門學報》第五期)他又在《如何建設人間佛教》的演講中，提出建設人間佛教的六點綱要：第一、建設生活樂趣的人間佛教；第二、建設財富豐足的人間佛教；第三、建設慈悲道德的人間佛教；第四、建設眷屬和敬的人間佛教；第五、建設大乘普濟的人間佛教；第六、建設佛國淨土的人間佛教。這是把佛法的人間性真正落實在佛教的社會性、公益性、人類性上，而佛教在臨終關懷中的運用恰恰是其人間性的最好體現途徑與方式之一。 　　對一個從創建之初就始終有人間情懷的佛教而言，對一個有著如此豐富的有關生死之智慧的佛法而言，難道還不應該盡其所能地為臨終者及喪親者提供精神上的幫助嗎？我覺得，由于像臨終關懷這樣的人文醫學的興起，並伴隨著下個世紀人性、人道、心靈、精神安頓等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心和重視，佛法也有了一個新的大發展的機遇和空間。而能否實現這一大發展，則要看佛門是不是能夠弘揚佛教的人間情懷，能否真正發揚慈悲救人之精神，更重要的則是佛門的弟子能不能保持出家人的本色、對佛理的精深掌握並能貫之以「行」動。這一切都是佛教可以為當代中國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做出巨大貢獻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