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對人間佛教的貢獻(何建明)
聖嚴法師對人間佛教的貢獻
何建明
一
台灣佛教四大道場之一的法鼓山，其開創者釋聖嚴(1930－2009)是當代台灣地區「中國佛教文化復興運動」的重要領袖，也是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中國人間佛教傳統的自覺繼承者和主要發展者之一。他以對佛法真諦的堅定信念與無限信心，克服重重困難，以佛為師，以戒為師，正信正行，勇猛精進，為佛教，特別是禪宗在當代台灣地區的弘揚及其國際化、現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20世紀是中國社會與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時代，也是中國佛教文化復興與實現歷史性現代轉型的時代。清末楊文會和釋寄禪等人發起和推動的佛教文化復興運動，在近代西學東漸大潮和辛亥革命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推動下，逐漸形成了以釋太虛、歐陽竟無、釋弘一等為代表的現代中國人間佛教運動的潮流。這股歷史大潮雖然與新舊交替和救亡圖存的現代中國社會相伴隨而屢經曲折，但是終歸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佛教文化復興與發展的主流。正如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釋永惺所說：「人間佛教是(現代佛教界)唯一的出路，也是佛教利益眾生的唯一路向。」釋太虛等人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運動，既是中國佛教文化現代復興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參與世界宗教與文化對話、構築人類新型生態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
近60年來的台灣地區佛教界，為中國佛教文化的現代復興與歷史轉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其中，慈航、東初、白聖、印順、星云、證嚴、聖嚴、惟覺和李子寬、李炳南、周宣德等無疑是振臂一呼的旗手和主要參與者。在他們之中，聖嚴年齡相對較小、出家相對較晚，但是，他在振興台灣地區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和推動中國佛教國際化上卻後來居上。
二
聖嚴在現代中國人間佛教史上的第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他開創了現代中國僧伽知識化與學術化的新局面，為現代中國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樹立了典范。現在大陸和台灣不少中青年僧伽相繼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積極參與佛教文化教育與慈善事業，這與聖嚴率先樹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僧和學問僧的形象有著重要關系。這是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僧伽理念的最好體現。
聖嚴的第二個歷史性貢獻，是他在藏密和東密及日本禪學與禪法長期流行的國際社會里，將中國禪學與禪法以現代形式推向異域文化。他在美國等地建立國際禪修中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佛學，特別是中國禪學的國際化與現代化進程，使國際社會對中國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文化的了解不再只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演。
聖嚴的第三個歷史性貢獻，是創建了法鼓山僧團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業。法鼓山作為當代台灣地區佛教的四大僧團之一，在當代台灣地區乃至當代中國和世界華人社會的佛教文化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尤其是由他主持的「中華佛學研究所」，大力開展國際性的佛學研究、學術交流與文化出版事業，不僅成為當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參與國際佛學與宗教文化對話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為現代中國佛教文化學術事業的國際化發展樹立了榜樣。
聖嚴的第四個歷史性貢獻，是他契理契機地推進了現代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創造性建設。他不僅率先提出了「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心靈環保」現代人間佛教思想，並以此作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而且通過提倡和推廣「禮儀環保」、「心五四運動」、「新時代心六倫」等實踐形式，積極推動從心靈環保到社會環保，被稱譽為「穩定台灣人心的力量」，使現代人間佛教充分發揮了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的積極功能。
聖嚴的第五個歷史性貢獻，在于他為身後留下了一份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聖嚴法師遺言》。
三
太虛、印光、弘一、虛云被公認為現代中國佛門的四大高僧。聖嚴從已故靈源長老那里傳承了虛云所接續的禪宗法脈，並自覺繼承和弘揚了太虛大師所開創、印順法師所深化的現代人間佛教傳統，正如他在自述「學思歷程」中所說：「我必須承認，受到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兩人很大的影響。」聖嚴法師的遺言體現出對印光、弘一所樹立的現代佛門風范的自覺繼承和弘揚。如印光和弘一兩位大師都在舍報前留下遺囑，要求身後事從簡，不搞追悼會、建塔及其它紀念活動，而聖嚴在遺言中要求在他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不建塔、不立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禮請一至三位長老大德法師，分別主持封棺、告別、荼毗、植葬等儀式。務必以簡約為莊嚴，切勿浪費舖張，靈堂只掛一幅書家寫的輓額『寂滅為樂』以作鼓勵；懇辭花及輓聯，唯念『南無阿彌陀佛』，同結蓮邦淨緣。」並要求在他身後，請林其賢教授夫婦，將其「年譜」，「補至我舍壽為止，用供作為史料，並助後賢進德參考。故請勿再編印紀念集之類的出版物了」。
佛教的弘傳依賴于佛、法、僧三寶。佛教歷來強調，佛在以佛為師，佛不在以法為師；而法依戒而存，戒在則法在。因此，依法守戒的僧寶之健全，是佛法得以弘傳的根本保證。聖嚴在遺言中，強調僧團的重要性，要求其「遺言囑托」，由「僧團執行」。這是他對僧團的信任，也是他對僧團的期待。他特別提出兩點：一是，「凡由我創立及負責之道場，均隸屬法鼓山的法脈，除了經濟獨立運作，舉凡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唯在國外的分支道場，當以禪風一致化、人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期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的生根推廣」。二是，「法鼓山總本山方丈一職，不論是由內部推舉，或從體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擔任，接位之時亦接法統，承繼並延續法鼓山的禪宗法脈，亦不得廢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為永式。佛說：『我不領眾，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團精神中心，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
《聖嚴法師遺言》力圖打破法派或剃派叢林中過于依賴人治等傳統積弊和時病，強調「道風的確保、人才的教育、互動的關懷及人事的安排，宜納入統一的機制」，「督策僧團寺務法務僧斷僧行」的總方丈，當「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更為可貴的是，他沒有完全拘泥于在剃派叢林(僧團內部)中產生未來的總方丈，也沒有完全拘泥于總方丈必須是比丘而不可以是比丘尼的流行習慣，而更強調的是「依法、依律、依規制，和樂、精進、清淨」的選賢標準。這說明他並不拘泥于時下普遍流行的剃派選賢制而把十方選賢看作法鼓山僧團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這是他對太虛大師所制定的現代人間佛教僧伽制度的創造性發展。
《聖嚴法師遺言》強調了法鼓山國際道場的禪風一致化和人事本土化的基本原則，以確保真正的中國禪法在多元文化中生根推廣。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也就是說，中國佛教文化的精髓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禪文化當中。可是，近代以來，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禪文化是日本禪。從日本獲得博士學位後，聖嚴就去美國努力弘揚中國的禪文化，積極推動以禪宗文化為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發展。在這方面，他所領導的法鼓山僧團取得了許多歷史性的突破，為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強調國際道場的禪風一致化，就是要不斷推展中國佛教文化的國際化事業，使中國佛教文化真正在異域文化中生根、開花、結果，從而把中國的佛教文化智慧貢獻于現代世界新文明的建設，使融會了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新文明更具有包容、和諧與慈悲精神。因此，中國佛教文化的世界化或國際化，就是要自覺地向那些大力推動佛教中國化的古代高僧大德們學習，讓接受中國禪法的各國本地僧伽領導其僧團建設和弘法事業，這就是聖嚴所提出的人事本土化。很顯然，聖嚴的這一遺願，充分吸取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智慧，充滿了對中國佛教文化世界化的美好願景。
聖嚴在遺言中特別強調他的身後事，「不可辦成喪事，乃是一場莊嚴的佛事」。他最後說偈：「無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
聖嚴在《人間世》的一篇文章中說到：「面對生離死別，人們之所以如此哀傷，主要是不了解人是為何而生的。依佛法的認知，人來到這個世間，有兩個任務：一是還債受報，償還過去多生之中恩怨情仇的債務，接受福報與苦報；二是還願發願，人們在過去無數世中曾經許過的心願，必須逐一完成，在受報還願的同時，也可繼續發願。當在這一生中的債務及願心告一段落時，便算任務結束，就可以安心地離開世間了。」我們相信聖嚴法師誠如所言，他是完成了無數心願之後而「安心地離開世間了」。但他對現代中國人間佛教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的歷史貢獻將永載史冊。
(作者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