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人間佛教”之現況、前景與瓶頸(王雷泉)

海峽兩岸“人間佛教”之現況、前景與瓶頸

王雷泉

（復旦大學宗教學系）

摘要

人間佛教是本於內證的佛法在人間流佈的表現形式，具有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這三個遞次向上的層面。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在宗教、政治、學術三極相互關係中，“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的發展，相應呈現出時空差異和各自的特點。

當前中國大陸佛教，正處在蓄勢待發的復興臨界點。當前信仰版圖失衡的現狀，在佛教內外，產生了法住法位、迴歸神聖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認佛教的主體地位，是佛教的社會基礎得到加強的結果。如果說“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提法，解決了上個世紀文革結束之後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那麼本世紀提出“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則在哲學高度上奠定了佛教存在的神聖性基礎。人間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標，就是面對廣大平信徒、佛學愛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一、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發展的時空差異

“人間佛教”是近百年來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潮，也是因應中國政治、社會和宗教環境激烈變動的一場宗教改革運動。以“廟產興學”危機為契機，中國佛教自覺選擇了人間佛教思想，作為振衰起弊，堂堂正正屹立於世界宗教之林的旗幟。“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為佛教從信仰層圈出發，契入社會、文化層圈，完成佛教的現代轉向奠下了理論基礎。

若以時間作區劃，1949年之前的整個中國佛教，人間佛教思想尚處於“社會適應”階段：面對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科學與理性精神、西學與基督教、無神論與馬克思主義、工商階級與市民社會，佛教在思想和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的調適。

1949年之後，中國佛教處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其發展格局宛若南北朝佛教的再現。

在“解嚴”之前，臺灣佛教雖仍以“社會適應”為主，即服從於國民黨的政治需要，但開始向“社會關懷”階段發展。這一時期，佛教作為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日益突現，以慈濟功德會為代表的社會利生事業，以佛光山和法鼓山為代表的文化教育和弘化活動，開始扭轉了臺灣的宗教生態。

“解嚴”之後，臺灣的人間佛教以“社會關懷”為基調，並進入實踐“社會批判”的階段。從慈善機構、醫院到佛教大學，佛教的社會活動和組織動員能力足以與基督教相媲美。佛教報刊、電臺、電視和通俗演講會遍佈全社會，佛教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達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前臺灣佛教作為強勢宗教的態勢，在全世界的宗教版圖上讓人刮目相看。

在中國大陸，佛教雖然一度瀕臨滅絕，但自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漸落實，從廢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雖然目前對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主要停留在適應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層面，但近幾年大陸佛教徒和佛教學者已經在國際會議和報刊文章中對環境等社會問題正面表明了佛教的態度。

按照緣起法，歷史發展的階段無法躐等。大陸佛教目前只能在“社會適應”階段努力築基，但可以“社會關懷”的部分舉措（慈善、環保等目前可有作為，但文化、教育、出版等更高層次的弘化事業還有待時日），為自己取得更堅實的政教關係上的合法性基礎。至於“社會批判”，眼下還只是少數知識分子腦中的理想，尚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

二、中國大陸佛教復興的態勢和瓶頸

中國大陸佛教在最近三十年的發展，得益於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體系。當前中國大陸佛教，正處在蓄勢待發的復興臨界點。在物質層面獲得發展的中國大陸佛教界，開始自覺地正視與海外佛教實質上的差距。當今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也催生著佛教醞釀新的弘傳方式。只有從因地入手，尋求突破發展瓶頸的經驗和方法，才能從現實出發，找出中國大陸佛教自己的發展道路。

早在上個世紀初，基督教改變在華傳教策略，把重心從原來“向河裡撒種”，轉入文化教育界，佔據人才高地，爭奪知識分子。他們所成立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後來演化為“中國基督教教育協進會”，其意義絕不限於培養神職人員的神學院，而是大力舉辦面向社會的教會學校及醫院。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基督教在宗教傳播上佔盡先機，向廣大農村和高等學府兩翼展開。

中國大陸的宗教版圖重新洗牌，傳統的儒佛道三教未來的發展空間面臨空前嚴峻的局勢。從中國社會的發展現狀來看，在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兩個領域，存在著相當弔詭的東西對流局面：

在世俗世界領域，追逐物質利益，呈現由西向東流動的趨勢。

在神聖世界領域，尋求神聖意義，呈現由東向西流動的趨勢。（基督教←藏傳佛教←內地叢林精神）

這種尋求神聖意義的趨勢，反映著扭轉當今中國大陸佛教的異化現狀及神聖性危機的社會需求。

所謂神聖性危機，即背離信仰核心，宗教乞靈於經濟利益、政治權威和文化光環。於是，在宗教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尚未徹底解決之時，宗教的信仰合法性問題日益突現。

所謂異化，表現為在市場經濟與計劃思想衝撞下，復興中的大陸佛教表現為“法不歸位”的狀態。具體表現為：政商力量對佛教橫加干預及越俎代庖的“越位”，以及佛教界未善盡化世導俗功能的“缺位”。

在號召正統宗教要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宗教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時候，很多地方把神聖的、清靜的宗教引向了商業化、庸俗化的邪路。當佛教被侷限於寺院範圍時，“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短視政策及不當行為，使佛教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信仰版圖出現大洗牌，民眾的信仰需求傾斜於外來宗教，甚至導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興與外道邪教的泛濫。

危機同時也是轉機。當前信仰版圖失衡的現狀，在佛教內外，產生了法住法位、迴歸神聖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認佛教的主體地位，是佛教的社會基礎得到加強的結果。我在一篇文章中[1]列舉了佛教觸底反彈的三大指標：1、網絡為中國佛教的復興和傳播提速；2、知識分子拓展了全球化時代的佛教虛擬社區；3、本土民營企業對佛教事業的護持比重日益上升。

在思想認識上，對於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僅僅是單純強調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是強調佛教的主體意識，回到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說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這種觀念，還是不常見諸公開報導的微弱訴求，那麼在新世紀，強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歸屬感，不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為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施政理念。社會對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傳播和教育，衝破了原來僅面向信徒的政策侷限。在新的世紀，大學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學專業和佛學研究機構。面向社會各種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開，改善和優化了佛教存在的社會環境。

在組織制度上，明確佛教團體作為非政府組織的定位，成為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共識。中國佛教不具備如基督教那樣與社區緊密結合的教會，更不要說基督教青年會那樣的組織，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設計上，不能不說是一個敗筆。引人注目的是，體制內的國立大學與民間力量相結合，建立起書院式的講學機制，成為當前思想文化表達和傳播的最佳平臺。不僅推動刊物、教材和視聽數據的發展，也蘊釀著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基金會一類學佛團體的出現。

從世界宗教生態環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發展走向，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團體借鑑基督教的做法，開始跳出寺院的侷限，把佛教的發展放在高素質的平信徒基礎上。原來單極的寺院佛教，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由此促進中國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國際化。

三、“從心開始”的哲學革命

“唯心淨土”，是中國佛教淨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佛教界內外的理論建構，成為當代“人間佛教”實踐的重要思想來源。佛教在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構建和諧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共識。佛教對人類世界的積極作用，是通過最根源性的轉變人心開始的。

《維摩經》“心淨則佛土淨”的主張，建立在對世間和人生的批判基礎上。由於眾生的煩惱，即精神上受到不良慾望以及知性上偏見的扭曲，造成錯誤的行為，由此帶來相應的後果，形成痛苦的生命狀態及其依存的環境。這種起惑、造業、受苦的“不淨”狀態，可以通過內心的變革進行轉換，把痛苦迷茫的人生，轉向為清淨神聖的人生。藉由生命主體從凡到聖的轉變，帶動生存環境從染到淨的轉變。這裡的關鍵在於菩薩行者廣度一切眾生的願心，教化眾生整體清淨，從而創造清淨理想的國土。

2006年4月在杭州和普陀山召開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根據中國佛教“唯心淨土”的傳統，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口號：“和諧世界，從心開始”。會議通過的《普陀山宣言》指出：“佛教之道，綿綿不絕，究其根底，在明心見性，自淨其意。心為諸法之本源，若人人修心正心，擴展胸懷，放大心量，熄滅貪、嗔、痴，由個體而家庭而小區而國家而天下，則心淨國土乾淨，心安眾生安，心平天下平。”這個主題，使《七佛通誡偈》、《維摩經》等表述的佛教精髓，同構建和諧世界這個當今人類的共同願望，獲得最佳的契合點。

如果說“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提法，解決了上個世紀文革結束之後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那麼本世紀提出“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則在哲學高度上奠定了佛教存在的神聖性基礎。“和諧”，在中國哲學中意味著“和而不同”，即在政治、宗教、學術等構成的社會共同體中，承認佛教與世間不共的主體性和宗教品格。而“從心開始”，在以唯物主義為國家哲學的中國，由官方主辦的論壇提出“心”的主導意義，其哲學上的革命意義不言而喻。它亦有“覺今是而昨非”、“重新開始”之意。“從心開始”，走向何處？《普陀山宣言》提出的三個面向，為佛教在中國和國際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提供了極大的騰挪空間。

心淨國土淨：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舉凡資源、能源、環境等事關人類生存的緊迫問題，佛教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心安眾生安：解決人與社會的關係。對於民生問題、社會穩定、政治體制改革、政教關係，教團體制及居士組織等課題，佛教理應像維摩居士當年“遊諸四衢”、“入治政法”一樣，起到化世導俗的職能。

心平天下平：解決人與世界的關係。評論和平與戰爭、宗教間對話、文明的衝突與和諧等課題。佛教界可以後來居上，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和立場。

中國佛教的“唯心淨土”思想，經《普陀山宣言》的闡釋，在當代中國佛教復興和文化重建中，站上一個新的哲學高度，並將越來越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共識。佛教不僅僅提供個人安身立命和明心見性之道，佛教對於社會的穩定、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世界的和平，會提供相當多的思想資源。概括言之：

一、以圓融對治極端。佛教是一個和平的宗教，面對越演越烈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佛教對於維持世界和平，可以起到相當大的緩解矛盾、消融衝突的作用。

二、以對話攝服大眾。宗教與宗教和其它思想之間，靠武力解決不了問題，佛教從來都是以理服人，佛教將在對話中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

三、以慈悲消解矛盾。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從事社會慈善事業，消解社會矛盾。

四、以批判增進道德。在物質主義盛行、道德淪喪的現時代，佛教把社會批判引入更為根源性的對內心的批判，熄滅貪、嗔、痴三種最根本的煩惱。

四、“佛教文化人”的崛起

人間佛教，顧名思義，是佛化人間，提升人的素質，使汙濁的世間轉變為清淨國土。因此，人間佛教是從青燈黃卷式的傳統寺院，走向世俗社會，從信仰層圈擴散到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跳出寺院的圍牆，走向廣闊的社會人群，是新世紀人間佛教運動的必然趨勢。鑑於佛教徒在全世界宗教人口中只佔6%的比例，人間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標，就是面對中國廣大平信徒、佛學愛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1922年，梁啟超在《什麼是文化》的演講中，對文化作了如下定義：“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社會群體所造就行為的共同結果，由此形成我們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環境。

太虛1929年在《文化人與阿賴耶識》演講中認為，每個人的阿賴耶識與全人類所造之共業緊密相連，由此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擴展，構成“文化的人”的歷史和社會之兩重意義。教育的意義，在於造就莊嚴完美的文化人，這些人必須具有在時間上繼承以往文化，在空間上吸取異域文化，並創新發展，以至無盡未來的長處。

根據梁啟超對“文化”和太虛對“文化人”的論述。文化，即人類以我們主觀意識所推動的行為所造成的共業。文化人，即具有人文關懷和宗教情操的新人。筆者2007年7月在《復旦大學禪學會發起倡議書》[2]中，闡述了“佛教文化人”在社會中的定位和作用。在此重申“佛教文化人”的觀念[3]，以為人間佛教在新世紀的走向進一解。

（一）佛教文化人超越了傳統四眾弟子的範圍，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經營者或佛教經濟人的層次。作為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服膺佛法，在於佛陀是覺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覺者，佛法不依賴神秘的啟示和怪力亂神，更不依賴強力的威權，而是基於對智慧的理性探討和修行實踐的驗證。

（二）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現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們知道：管理不僅是對物和數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則是對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組織原則和生活倫理，對於建構健康和諧的企業文化和社區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支持。而佛陀關於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導和大乘六度四攝的精神，為構建和諧的家國天下，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源。

（三）佛教文化人對社會、民族、天下，有著一份深切的關懷、熱愛和擔當。作為佛教哲學基礎的緣起法告訴我們：個人的別業與眾生的共業休慼與共，主體的正報與環境的依報息息相關。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發達，並非意味著人類心靈會獲得同步的安寧與快樂。要改善惡質化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必須從“自淨其意”的心靈淨化開始。

（四）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類共造之業果，人不能離開既定的環境和條件而隨心所欲。但共業是由無數個體的別業所構成，故傑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別業，可以推動改變眾生的共業，從而推動時代的進步，改善社會的環境。無數個人的阿賴耶識所造之業，構成宇宙大化中無始無終的“恆”流，此所謂眾生無邊、煩惱無盡。但佛教哲學的革命意義，在於轉阿賴耶識中的有漏種子為無漏種子，故個人的別業和眾生的共業，可以在新生舊滅的“轉”中得到改變，從而使大乘菩薩成熟眾生、莊嚴國土的事業成為可能，此所謂佛道無上、法門無量。

（五）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礎上，只有把心定位在與佛菩薩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給心找到終極的託付和安立。把發心成佛、度化一切眾生的目標，落實到當下的菩薩道過程中。

五、餘論

佛陀當年把佛教託付給國王大臣和長者居士，就是希望最有能力推動變革的社會精英，在佛教智慧的指引下，實現心能轉物，在人間創建淨土。在當代社會，要改變佛法弘傳的困難，制度和禮儀的革新是必要的。生命會為自已尋找出路，中國社會的變革，也正在為佛教的發展重組力量，推動著人間佛教的社會化程度，並建構現代意義上的社團組織。

兩岸佛教的互動，使點點燈光連成一片，形成光光交徹的因陀羅網境界；也使涓涓細流匯成江河，同流入法界眾生之大海。

（提交臺灣玄奘大學、佛教弘誓學院主辦“人間佛教與專業倫理學術會議”論文，2009年5月31日宣讀。）

[1]《從因特網到因陀羅網從知識經濟到善知識經濟——以中文佛教網站及學術資源為例》，提交無錫《人間佛教與社會關懷研討會》，2004年10月。 [2]《復旦大學禪學會簡報》第一期，“佛教觀察”網站：http://www.buddha-eye.com/。 [3]王雷泉：《佛教大學與佛教文化人》，刊於《宗教問題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12。

刊於《佛教觀察》總第五期，2009年7月；（《當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