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智海)
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智海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不斷適應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風民俗中得到生存和發展。佛教思想也因此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對中國小說的影響尤為明顯。在中國各類小說中，都有佛教思想影響的痕跡。佛教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佛教促進了中國通俗小說的誕生；其次，許多中國小說中都有宣揚佛教思想的內容；第三，佛教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想象世界；第四，佛教使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得到加強。茲分述如下：
一、佛教促進了中國通俗小說的誕生
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產生，但並沒有完整的章回結構和細緻入微的情節描寫。這時期的小說只是中國小說的雛形。到了唐代，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佛教僧侶的講經活動也十分頻繁。為了將深奧的佛教經典教義淺顯易懂地傳授給廣大信徒，于是出現了俗講和變文兩種弘法方式。
俗講是僧人依經文為俗眾講解佛家教義，啟發信眾樹立正信的一種宗教性說唱活動。俗講由佛家講經衍出，講者盡為僧眾，即所謂俗講僧。俗講有一定儀軌，維那鳴鍾集眾；法師、都講上堂升高座，作梵，念菩薩；說押座；開題，說莊嚴、懺悔、受三歸、請五戒、稱佛名等。正式講經，先由都講詠經原文若干，法師即就經文敷陳講解，繼以唱辭。一段完了，例以套語催經；于是都講再詠經若干，次又由法師解說。如此反復，直至講畢，以解座文結束。俗講的底本，就是講經文。敦煌遺書中尚保存有十來種。最為完好者為《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此外尚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
《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等等，都是散韻結合，說唱兼行。
講經文取材全為佛經，思想內容不外佛教的無常、無我、苦空、業惑、生死輪迴、因果報應，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脫等等教義。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敘事、描繪、抒情等手法，廣譬博喻，縱橫騁說，把深奧的教義轉化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籬，映照出現實世界，以其濃郁的生活氣息，新奇別致的內容，張馳起伏的情節，通俗生動的語言，引人入勝。
唐五代時與俗講同時流行的民間說唱伎藝尚有變文。變文，或簡稱「變」，在敦煌說唱類的作品中保存較多。變文的特點是：一、說唱相間，散韻組合演述故事。說為表白宣講，多用俗講或淺近駢體；唱為行腔詠歌，多為押偶句韻的七言詩。二、說白與吟唱轉換時，每有習用的過階語作提示，如「……處若為陳說」，
「……時有何言語」之類。三、變文演出，或輔以圖畫。這從《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並圖一卷並序》的標目以及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畫卷開時塞外云」句可知。變文的種類有三種，其中之一是宗教性變文，這類變文通過佛經故事的說唱，宣傳佛家的基本教義。但它們與講經文不同，它們不直接援引經文，常選佛經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鋪陳敷衍，渲染發揮，較少受佛經的拘束。變文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的想象，曲折的情節，生動的形象，活潑的語言引人入勝。
俗講與變文體裁的產生，對唐代傳奇和宋元話本小說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傳奇和宋元話本豐富的想象和曲折的故事情節以及生動的人物形象，都是借鑑俗講和變文形式的結果。宋元以後，各類說唱文學，若追根溯源，也都與俗講和變文有血緣關系。變文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往往為後世小說所吸收，如《伍子胥變文》故事，在後世《吳越春秋連像評話》、
《春秋列國志傳》等演義中，皆成為大關目。俗講和變文散韻結合的形式，還促進了明清章回小說的產生，我們看《紅樓夢》、
《水滸傳》等章回小說，常常在每回的開端或中間穿插有簡短的詩歌。詩歌內容是對本回中部分內容的總結，散文部分的內容是塑造人物形象和敘述故事情節。可以這樣說，假使沒有唐代俗講和變文形式的出現，宋元以後的話本是不會有的：沒有話本，章回小說的出現也是不可能的。
二、佛教思想在小說中有大量的表現
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古典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佛教的輪迴、地獄、報應、菩薩、天堂等思想觀念，常常通過戲曲、小說和民間說唱等形式被灌輸到中國廣大民眾中去。小說在創立之初，被上層人士視為道聽途說的軼事，一向被他們所不齒。因此，小說在產生早期往往被人當作「荒誕不經」的故事而受到打壓。儘管上層人士瞧不起小說這種形式，但小說卻以其通俗易懂、情節曲折離奇、刻畫人物極其生動等特點受到男女老少的熱烈歡迎。從六朝志怪小說起，經唐人傳奇，到宋人話本小說，小說逐步開始頻頻出現在文學的殿堂上，與歷來興盛的詩詞分庭抗禮，並逐漸向重心位置移動。尤其是到了元明清時期，章回小說被引入那些士大夫的文學創作文體之中，並發展成為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潮。中國小說至此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最早產生的志怪小說中，以劉義慶的《幽明錄》、干寶的《搜神記》、顏之推的《冤魂志》、吳均的《續齊諧記》、王炎的《冥詳記》比較有名。這些小說雖談鬼神，但由于廣泛采納了佛教典籍中的故事，且其故事本身色彩濃厚，有極強的感染力，因而受到了廣大民眾的歡迎。從這些書中所敘述的故事來看，大多都是些反應善惡報應的故事，並從這些故事的道德層面來勸人尊奉佛教一心向善。同時這些故事的情節也很富有傳奇的意味，強烈地影響到之後中國小說的神變、夸張和荒誕等方面修辭手法。
在唐代傳奇成為最主要的小說形式。唐傳奇雖然不像六朝志怪小說那樣來圖解佛理，但其中仍殘留著深刻的佛教痕跡。當時著名的唐傳奇作品中，都表現有佛教思想。如《霍小玉傳》、
《玄怪錄》、 《續玄怪錄》、 《宣室志》等都非常鮮明地再現出佛教中的因果報應和業報因緣等思想。而《南柯太守傳》和《枕中記》則更加突出了佛家人生如夢的觀念。
在宋元時代，宋元話本中有許多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故事或直接宣揚佛教觀念。在這方面表現比較明顯的作品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龍的「三言」、凌蒙初的「二拍」等。在這些話本小說中，有不少作品宣揚鬼魂、冥府，用業報、宿命、輪迴報應來貫穿整個故事情節，許多小說的整個結構多充滿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
除了在話本中有佛教思想的顯露之外，還有很多作品直接以佛教為題材，即使是在反映一般市民生活的作品中也交織著佛教觀念。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庵內看惡鬼善神，井中談前因後果》、
《梁武帝累修成佛》、《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明月和尚度柳翠》、
《簡帖和尚》等。通常在這些故事情節中，佛教思想始終會成為其中一條暗線，牽引其情節發展，最終反應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思想層面來結束。
．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高峰時期是明清時期的章回小說，在這些長篇小說中，佛教觀念不僅揉合在故事情節之中，而且還成為構成小說情節的主要內容，即使是在明清描述世態人情的世情小說中，也處處都有佛教思想的展現。就拿長篇小說《金瓶梅》來說，作品中不僅描寫了佛教生活，如吃齋、禮佛、宣卷、齋僧，安排鬼魂出現的情節，而且還體現出佛教的思想情趣。如橫行霸道、荒淫無恥的西門慶，就是因縱欲過度而死，顯然是遭到報應。
《金瓶梅》的第一回開篇就告訴我們要看破財色，小說中還引用《金剛經》經文說明財色的虛幻不實。原文如下：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著!隨著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繇著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卻又要冰消雪散；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著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倒不如削去六根清靜，披上一領袈裟，看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個清閒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然後又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大凡看過中國古典四，大名著《紅樓夢》、 《三國演義》、 《西游記》、
《水滸傳》的人，比較明顯的感覺就是隨處可見佛教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佛教思想的痕跡。而《紅樓夢》這個書名本身就隱含著人生如一場空夢的佛教觀念。全書從開頭的關于「色空」的說教，到後來出現的許多人生如夢幻的詩詞，再到最後的寶玉出家，可以說貫穿其中發展的主線都是佛教觀念。至于作為古代英雄傳奇小說的《三國演義》，書中所表現出來的的風云多變，分分合合，輸贏不定，乃至王朝更替，生死瞬間，都旨在強調佛家的世事均是無常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在這部小說的開卷詞中展現無余。詞云：「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談笑中。」被譽為神魔小說之冠的《西游記》，雖是以唐代高僧玄奘取經故事為原型而撰寫的，但書中多數故事情節都與佛教有關，而且，小說中的觀音菩薩一直是作為孫悟空西行途中遇到災難時的保護神出現的。而作為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雖然神通廣大，但最終也沒能逃脫如來佛的掌心，而且還得聽從唐僧的指揮，若稍有不從，唐僧就會念誦緊箍咒，使他疼痛難忍。而這其中所體現的也就是佛法無邊，降伏一切魔障的思想。
三、佛教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想象世界
佛教傳入中國，大大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想象世界。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孔子說： 「未知生，焉知死!」莊子說：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佛教傳入帶來了三世(前世、今生、來世)觀念，因果輪迴觀念，以及三途六道觀念。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擴大了。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幸與不幸的果。並用因果報應觀念解釋人世間許多現象，這樣便有了我們上面提到過的《幽明錄》、
《冥祥記》、 《冤魂志》等小說。而在佛教中的維摩詰居士和觀音菩薩的形象也是在這時開始深入廣大民眾心中，給之後小說的創作增加了新的題材和內容，具有很大的影響。
在佛教豐富多彩的思想觀念影響下，中國小說從中獲得了極為豐富的想象力和令人嘆為觀止的奇思妙想，並給保守封閉的心扉插上自由自在幻想的翅膀，最終創作出如《西游記》那樣不朽的文學巨著。
《西游記》是明代作家吳承恩創作的以佛教題材為表現內容的神魔小說。小說自始至終充滿了豐富的想象。其中的八十一難、七十二變以及各種神魔的本領都充滿了幻想色彩。他們使用的武器法寶都具有超自然的驚人威力：孫悟空的金箍捧淨重一萬三千五百斤，縮小了可以藏在耳內；
「芭蕉扇」能滅火燄山上的火，縮小了能夠噙在口里。而且「一生必有一克」，任何武器法寶都有厲害的對手：孫悟空的金箍棒可以一變乾條、飛蛇走蟒一般打向敵人：可是青牛怪卻能用白森森的「金鋼琢」一古腦兒套去。
「芭蕉扇」能將人掮出八萬四千里，孫悟空噙了「定風丹」，就能在漫天蓋地的陰風前面巍然不動。這些五花八門、奇光異彩的寶貝，顯然是人們為了征服自然或戰勝敵人才假想出來的。在這些美麗絢爛的幻想背後，既隱現著朦朧的現實目的。而為了證明這些神物的確鑿可信，又相應地神化了使用它們的人物和環境。花果山水簾洞里有孫猴子，枯松澗火云洞里有紅孩兒，羅剎女住在風光秀麗的翠云山芭蕉洞，老鼠精卻伏在黑氣氳氳的陷空山無底洞。這就使神話人物、神話環境和各種神奇的魔法都顯得和諧自然。從而構成了《西游記》浪漫主義的基本藝術特徵。
又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這部小說主要是講述鬼狐花妖的故事，其實內容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異類化入人間，也有人、物互變的，具有超現實的虛幻性、奇異性。在小說里，幽冥世界的形式化最為明顯，很多篇章都賦予閻羅、城隍以公正的面貌。如其在《考城隍·李伯言》中，用地獄作為對人的惡行惡德的懲罰、警告方式。地獄成了人們畏懼的去處。在其《席方平》一章中也極為詳細地描述了地獄：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兩鬼摔席下，見車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復揉搽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其中表現出的想象力可謂豐富而大膽。
雖然在中國傳統的文學中也有想象，但無論如何離奇，總有它的現實基礎。佛典的想象卻全然不同，它把現實世界消融到想象中去。在佛典中，幻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的界限被打通，佛、菩薩與人，出世與入世的世界渾然一體。佛、菩薩、佛弟子以及外道都能變化、具有神通。這一點可謂對中國小說影響甚大。
四、佛教使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得到加強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情節生動的佛教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並且流傳到民間，為我國古代志怪和神魔小說提供了豐富的故事來源，加強了中國小說的故事性。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于小說的塑造性格多樣的人物和構思曲折生動的情節。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于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為小說創作打開廣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了許多志怪小說。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並且流傳到民間，加強了中國文學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來自佛經的，並在這時的小說里被改寫為中國本土的故事，如(梁)吳均《續齊諧記》里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證佛教思想的中國本土產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錄》等書中大量的記載。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唐代的俗講與變文，導致了中國白話小說的產生，則更證明了佛教的深遠影響。
我國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他也深受佛學的薰陶，他曾對好友許壽裳說過：
「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這正是魯迅研讀佛經的徹悟與心得。他就認為六朝人志怪思想的發達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輸入，他還指出《續齊諧記》里所記「鵝籠書生」的故事實際上是吸取引日雜譬喻經》十八條中「壺中人」的故事演化而來的。再如《西游記》，它是在民間流傳的唐僧玄奘大師印度取經的故事和有關話本、雜劇的基礎上，演變而成的浪漫主義神魔故事小說。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傳記《玄奘法師傳》和佛教游記《大唐西域記》，並結合《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求學經歷，描寫了唐僧西去經歷八十一難的傳奇故事，表現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義》，是演述商末政治紛亂和周武王伐商的歷史故事。書中敘述的三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樣受到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和《降魔變文》的啟示。書中不少佛仙斗法的描寫，其中許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門天王的三太子「哪吒」，是一個佛教護法神。此外，有的中國小說是印證佛教思想在中國本土產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錄》等書中的大量記載。南北朝時期，記載因果報應之類故事的小說大量出現，顯然與佛教有關。
從以上論述可知，佛教思想對中國小說的創作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文學創作不僅產生了宋元平話和明清章回小說等通俗小說形式，而且佛教思想也被運用于小說中，成為小說思想內容的一部分。同時，由于佛教想象世界的豐富多彩，也豐富了中國小說想象世界；佛教故事的傳入，為中國小說創作了提供了大量的故事素材，從而使中國小說的故事性得到了加強。因此，佛教的傳入推動了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進程。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