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轉讀與唱導
本文梳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音樂由“梵音無傳”走向本土華化的發展歷程。由於梵漢語言聲韻差異,六朝經師致力於探索以印度聲律歌唱漢語偈頌的“轉讀”與“梵唄”之法,確立了“聲文兩得”以及靜穆、平和的佛教音樂審美觀念,摒除繁泛淫音。同時,文章論述了東晉廬山慧遠確立“唱導”制度,通過聲文並茂的贊唱與因緣宣說開導信眾,使唱導成為廣泛弘法的規範化講演藝術。此外,文章還介紹了梁武帝蕭衍精研音律、親制《善哉》等十篇佛樂“正樂”,並創“法樂童子伎”與啟建無遮、梁皇等大法會,為中國佛教音樂奠定了長久的形式與儀典制度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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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佛經的偈頌是能歌唱的,但譯成漢語後就不能歌唱了。這是因為:「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音無傳。」(梁慧咬《高僧傳》卷一五) 在佛教東傳不久,便有人用印度的聲律制成曲調來歌唱漢文的偈頌。「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四。至于本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四。」(同上)所以,六朝時代「轉讀」和歌唱梵唄頗為盛行,並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 在當時的佛教道場轉讀經文極講究轉讀的腔調: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 (《高僧傳·經師篇總論》) 不僅如此,六朝的轉讀僧人還應精通教義和音律: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蕩舉,游飛卻轉,反 疊嬌弄,動韻則榆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 (《高僧傳·經師篇總論》) 只有這樣,才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淳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高僧傳.經師篇總論》) 收到「聽音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的宗教與審美的效果。這是中國佛教徒對佛教音樂功能性的認識,既然佛教音樂的目的是「宣唱教理,開導眾心」,是「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也」,這就決定了佛教的音樂美學觀念:以靜、遠、肅穆、平和為高,而反對「淫音」「盪調「嬌弄頗繁」。 南北朝的唱導,也是一種說唱兼有、聲文並茂的講演藝術。所謂「唱導」,《高僧傳》說;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 唱導主要以歌唱事緣、雜引譬喻來宣唱法理、開導眾心。這種做法魏晉時已很盛行,但尚無一定規矩,至廬山慧遠「躬為導首」,開創了以音樂為舟揖、廣弘佛法的途徑,「遂成永則」,自東晉始確立了唱導制度,為後世佛教音樂的目的、內容、形式、場合的規范奠定了基礎。 從唱導的內容與效果看,《高僧傳》中有一段描述: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布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覆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灑淚合酸。于是閡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 唱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弘揚佛教、宣傳法理,但枯燥的義理宣說較難吸引聽眾,因此,不得不在「無常」、「地獄」、「昔因」、「怕樂」、「哀戚」等方面加以藝術上的渲染夸張,自然取得較好的效果。 南北朝時湧現出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縣宗、道慧、僧辯等,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 「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 梁武帝蕭衍,寫信佛教,也精通音律。《隋書·音樂志》說他親「制《善哉》、《神王》、《大樂》、《大歡》、《天道》、《仙道》、《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 名為正樂,皆述佛法」。此外,他還讓「童子倚歌梵唄」,開 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盂蘭盆會」、「梁皇寶仟」等佛教典儀,為佛教音樂提 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