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經錄之大概(通行)
中國佛教經錄之大概 通行
內容提要：佛教傳入中國，是伴隨著佛經的翻譯而展開的。隨著翻譯佛典的增多，在中國佛教的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大批的佛經目錄(略稱「經錄」)。這些經錄主要記載佛法傳入中國的翻譯情況，以及譯人，在何時何地譯出的某一部經典。現在，我們就來梳理中國佛教史上一共出現了多少佛教經錄。這些經錄的作者是誰，出現在什麼時候。 關鍵詞：佛法 目錄 經錄 作 者：中國佛學院法師
一、前言 佛教，公元前六世紀由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由三個最基本的要素組成：即佛、法、僧三寶。佛、指的是十方世界的一切諸佛，這里專指釋迦牟尼佛；法、即釋迦牟尼佛所宣說的佛教義理，即佛法；僧，指由出家人組成的佛教教團。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佛教徒主要是依據佛陀修行。佛陀在八十歲去世之後，佛教徒主要依靠佛法而進行修習。因此，佛法在佛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見法即見佛」的說法。 佛法在初期的時候，是靠師徒口頭傳承。到了大約公元一世紀的時候，才使用文字記錄了下來。在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卷三中是這樣記載的：「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造十萬頌毘柰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舊曰毘那耶藏，訛也)；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或曰阿毘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于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1] 這段文字記載的是第四次佛教三藏典籍的結集情況，通過這次的結集，不僅三藏典籍得以完備，而且已經行諸于文字。由于當時印度沒有紙張，佛教徒們便把記錄的內容用鐵筆刻寫在一種叫貝多羅的樹葉上，然後打上小孔，再用繩索把那一片片的樹葉串起來，這就是「貝葉經」。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我國的中原地區，同時也帶來了佛經。在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所引《魏略·西戎傳》中就記載了這樣的一個史實：「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浮屠」是「佛陀」的早期音譯。因此，「浮屠經」也就是佛經的意思。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的時候，佛經就已經傳入了中國的漢地。可惜時光流逝，滄海桑田，這部佛經也茫然不知所終了。 從東漢開始，西域僧人源源來華，佛典的翻譯也漸漸興盛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東漢時已經譯出佛典292部，395卷。[2]三國時譯出佛典201部，475卷。[3]待到兩晉南北朝的時候，譯出的佛典更是成倍的增長，總數至少已經達到三四千卷了。
二、兩漢南北朝時期的經錄 我國漢地佛教「經錄」的編撰創始于何時？現存最早的「經錄」？梁代著名的高僧僧祐大師所撰的《出三藏記集序》中是這樣記載的：「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鑑，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4]同書卷十五《道安法師傳》也這樣記載：「自漢暨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5]梁朝的高僧慧皎大師在《高僧傳·道安傳》中也這樣記載：「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6]類似的記載還見于隋釋法經撰于開皇十四年(594年)的《眾經目錄》卷第七《眾經總錄序》，法經是這樣記載的：「比逮東晉之時，經律粗備，但法假人弘，賢明日廣，于是道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錄，銓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缺，備成錄體。自爾達今，二百年間，制經錄者十有數家。」[7]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中國漢地佛教「經錄」的編撰，創始于東晉時代的高僧道安法師。 然而，因為中國的譯經史始于東漢，不算漢明帝時代的《四十二章經》，僅自東漢末期的安士高、支婁迦讖眾經的譯出至道安法師著經錄的東晉寧康年間(約148—375年)已有了200多年，此間有沒有比「安錄」更早的經錄的編撰？同時，自「安錄」之後至現存最早的「經錄」《出三藏記集》的問世(約375—515年)，其間又有一百多年，這其中是否還有其它經錄的編撰？這是大家都在關注的一個問題，而中國佛教的經錄史又恰恰留下了不少可供探索這一問題的讓人眼花繚亂的史料。 在這些史料中，首先是《出三藏記集》提供的數據，在僧祐編著的《祐錄》諸子目中引述了如下的經錄： 1.「舊錄」： 如《四十二章經》注云：「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8]又如《百六十品經》注云：「舊錄云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等等。[9] 「舊錄」是《出三藏記集》引述最多的經錄。 2.「安錄」：如《安般守意經》注云：「安錄云小安般經」等。[10] 3.「別錄」：如《光明三昧經》注云：「出別錄，安錄無」等。[11] 4.「安公錄」：如《般舟三昧經》注云：「安公錄云：更出般舟三昧經」等。[12] 5.「安公雜錄」：如《長者須達經》注云：「安公雜錄又有此經，求那毗陀出」。[13] 6.「古異錄」：如《馬有八熊經》注云：「與古異錄馬八弊惡熊經異本」。[14] 7.「古錄」：如《梵志闍孫經》注云：「古錄云梵志闍孫經」。[15] 8.「王宗經目」：如《佛從兜率降中陰經》注云：「出王宗經目」。[16] 9.「安公大錄」、如《和達經》注云：「安公大錄訖于此」等等。[17] 以上所舉的「安錄」、「安公雜錄」、「安公錄」、「安公大錄」等等，不用說明，它們都是指道安法師所撰之經錄。但《祐錄》注文所引之「舊錄」、「別錄」、「古錄」、「古異錄」、「王宗經目」幾種則是《道安錄》、《祐錄》之外，既不知作者，又不知編撰年代，也不詳其內容的其它經錄。這些經錄為《祐錄》所引述，它們在當時的存在則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些經錄現今已經不存在了。 繼《祐錄》之後，羅列經錄名稱最多，亦提出疑問最多的經錄是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撰于開皇十七年(597年)的《歷代三寶記》(略稱《房錄》)。在這部目錄的卷第十五之末載錄了費長房「搜尋並見」的「六家目錄」和「檢傳記有目」，並未嘗見的「二十四家錄」。其並見的「六家目錄」是： 《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似宋時述；[18] 《出三藏集記錄》，齊建武年(494—498年)律師僧祐撰；[19] 《魏世眾經錄目》，永熙年(532—534年)勅舍人李廓撰；[20] 《齊世眾經目錄》，武平年(577年)沙門統法上撰；[21] 《梁世眾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年)勅沙門寶唱撰；[22] 《大隋眾經目錄》，開皇十四年(594年)勅翻經所法經等二十大德撰。[23] 其「未嘗見」的「二十四家」經錄是：[24] 1、《古錄》一卷，似是秦時釋利防等所齎來經目錄； 2、《漢時佛經目錄》一卷，似是迦葉摩騰創譯四十二章經目即撰錄； 3、《朱士行漢錄》一卷，魏時； 4、《舊錄》一卷，似前漢劉向蒐集藏書所見經錄； 5、《釋道安錄》一卷，秦時； 6、《聶道真錄》一卷，晉時； 7、《釋僧叡二秦錄》一卷，後秦； 8、《朱士行漢錄》一卷，魏時； 9、《竺道祖眾經錄》四卷，魏世、吳世、晉世雜錄、河西偽錄； 10、《竺法護錄》一卷，晉時； 11、《支敏度錄》一卷，東晉； 12、又《都錄》一卷； 13、《釋王宗錄》二卷，前齊世； 14、《釋弘充錄》一卷； 15、《釋道慧宋齊錄》一卷； 16、《釋道憑錄》一卷； 17、《釋正度錄》一卷； 18、《王車騎錄》一卷； 19、《始興錄》一卷； 20、《廬山錄》一卷； 21、《趙錄》一卷，似是趙時未見經致疑姓氏； 22、《岑號錄》一卷； 23、《菩提流支錄》一卷，後魏； 24、《釋僧紹華林佛殿錄》四卷，梁天監十四年勅沙門釋僧紹撰； 25、《靈裕法師譯經錄》一卷； 26、《眾經都錄》八卷，似是總合諸家，未詳作者。 以上依據原文照錄，「未嘗見」之24家，今計26家，一是《朱士行漢錄》重出，另一錄估計是《支敏度錄》與《都錄》為一家，以上兩類經錄合計30家。當代學者譚世寶先生進一步據《歷代三寶記》「代錄」部分所注引的經錄加起來計算，《歷代三寶記》所引列目錄總計是「39家42錄」，[25]這些經錄的名稱始見《房錄》。唐朝初年道宣撰《內典錄》「代錄」中亦見著錄，如卷二竺法護《眾經目錄》；卷三《魏世錄目》等四錄及支敏度的《經論都錄》、僧叡的《二秦眾經錄》；卷四《王宗錄》、《華林殿眾經目錄》等，並在卷十「總經目錄」中作了綜錄。而《開元錄》又以一卷的篇幅將包括《開元錄》在內的之前一切經錄42家再一次詳錄其中。這些經錄中存世者自不必說，那些失傳者則一再被古代的佛教史家所認可，其真實性也就不必再討論了。
三、隋朝時期的經錄 隋朝(580—618年)的前兩位皇帝，[26]他們對佛教的信仰是非常的虔誠。據《隋書》的記載：「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聽令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27]又有記載云，文帝「在位，寫佛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28]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隋朝的時候由于皇室的大力推崇，並官寫一切經，所以佛教得到了更多的發展。也由于官寫一切經，就產生了由皇帝下令，僧人奉旨專門為書寫一切經而編撰的佛經目錄。 首先是開皇十四年(594年)「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須撰《眾經目錄》」，[29]即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大德撰修。全錄收經有2257部，5310卷。凡為七卷：別錄六卷，總錄一卷。于七月十四日進呈。關于這部經錄的體例，法經在卷七的表文中是這樣描述的：
道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錄，銓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缺，備成錄體。自爾達今，二百年間，制經錄者，十有數家，或以數求，或用名取，或憑時代，或寄譯人，各紀一隅，務存所見。獨有楊州律師僧祐，撰三藏記錄，頗近可觀，然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自外諸錄，胡可勝言，僧眾既未獲盡見三國經本，校驗異同，今唯且據諸家目錄，刪簡可否，總摽綱紀，位為九錄，區別品類。有四十二分九初六錄三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粗顯傳譯是非真偽之別。後之三錄，集傳記注。前三分者，並是西域聖賢所撰，以非三藏正經，故為別錄。後之三分，並是此方名德所修，雖不類西域所制，莫非毘讚正經，發明宗教，光輝前緒，開進後學，故兼載焉。[30]
對于這部經錄，近代學者姚名達先生對其的評價是「經《錄》之善，可以用『整潔』二字褒之」。[31]對于這個評價，可謂是評價得當。當然，此錄還是有不足之處，姚名達先生用了四點來說明：「僅著譯人時代，而未詳記年月日，一也；僅據諸錄抄目，卻又沒其出處，二也；未見原書，不分存佚，三也；同類排列，不依時代先後，不匯一人所出于一處，卻又別無排列秩序之定理，四也」。[32]但是，《法經錄》第一次提出了大小乘、經律論這樣較為「整潔」的分類法，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部經錄。 其次是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道宣律師的《高僧傳》卷二是這樣記載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細衣，周朝從廢，因俗傳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編甲子，下舒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33]費長房在其自序中也這樣說：
《古》《舊》二錄，條目殘亡，士行、道安，創維其缺。爾來間有祖述不同，各紀一方，互存所見，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齊、周、陳並皆翻譯，弗刊錄目，靡所遵承。兼值毀焚，絕無依據……十余年來，詢訪舊老，搜討方獲，雖粗緝綴，猶慮未周。廣究博尋，求敬俟來俊。今之所撰集，略準三書，以為指南，顯茲三寶……擿彼翠零，成斯紀翮……昔結集之首，並指在某國城。今宣譯之功，理須各宗時代，故此錄體率舉號稱為漢、魏、吳及大隋錄也。失譯疑偽，依舊注之人，以年為先，經隨大而次，有重列者，猶約世分，總其華戎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經、律、戒、論、傳，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為十五軸，一卷總目，兩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錄。代錄編鑑經翻譯之少多，帝年張知佛在世之遐邇，入藏別識教小大之淺深。[34]
這部經錄創作之後，就受到歷代目錄學家的重視，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歷代三寶記》卷一至卷三以3卷的篇幅編制了一個「帝年」表，從周莊王(前695—前682年)起一直記述止隋大業十三年(618年)，以歷代帝王年號為序，記載了自佛陀誕生直到佛教在中國漢地傳播中所有與譯經有關的重大事件。卷四至卷十二為「代錄」，即以朝代為單元記載歷代譯經的情況和譯人的事蹟。卷十三和卷十四為「入藏錄」，卷十三為「大乘錄入藏目」，收錄經律論有譯、失譯典籍551部1586卷；卷十四為「小乘錄入藏目」，收錄經律論有譯、失譯典籍525部1712卷。「入藏錄」首見《房錄》，所以它更是具有創新意義的錄目。卷十五為「總目」，內容包括「上開皇三寶錄表」、「總目序」、「帝年表目」、「代錄目」、「入藏錄目」及「搜尋並見」的6家經錄目和24家「傳記有目並未嘗見」的經錄的名稱，這也是《房錄》首見的內容。 《房錄》儘管有著許多的創新，但其內容過于偽濫。比如他抄錄了許多不見記載的經論典籍于譯家名下，從而使譯家名下的譯經數目成倍地增加，如《祐錄》記安士高的譯經為34部40卷，而《房錄》則增至176部197卷等等。正因為如此，自唐代以來，歷來目錄學家就對此錄多有批評，如唐道宣法師在《大唐內典錄》卷十的《歷代所出眾經錄目》跋語中云：「房錄後出，該贍前聞，然三寶共部，偽真淆亂，」[35] 「瓦玉雜糅，真偽難分」，[36] 「得在繁富，失在核通」。[37]智升法師《開元錄》卷十亦云：「入藏錄中，事實雜謬，其闕本疑偽皆編入藏，竊為不可」。[38] 近代以來，著名學者梁啟超、姚名達、呂澄等都對《房錄》的謬誤多有指責，而指責最為嚴厲的莫過于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和當代學者譚世寶。小野玄妙認為：「房錄是『無有比其更極盡杜撰之欺人目錄』」。[39]譚世寶認為《房錄》不僅偽造了大量的經，還偽造了眾多的經錄。但是，它首先創造的「代錄」、「入藏錄」等體例則為之後的經錄編撰者們所繼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房錄》第一次在經錄中列「入藏錄」，這是對《法經錄》大小乘、經律論分類的進一步發展，是漢文佛教大藏經目錄的第一個原型，其意義不可低估。 第三為彥琮的隋仁壽年《眾經目錄》，《大正藏》中記載為五卷本。這部經錄總錄眾經2109部5058卷，別為6分。從其內容分析，這是一部為書寫眾經準備的目錄，從經錄史意義上說，它沒有獨到的創新之處。據《續高僧傳》記載，彥琮還編撰了一部《昆侖經錄》，其云：「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余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並使編敘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為五卷。分為七例，所謂經、律、讚、論、方字、雜、書七也」。[40]這是一部崑崙文(南海諸國的一種文字)佛經目錄，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之作，可惜已經失傳了。 第四為《隋書·經籍志》記載的智果之《眾經目錄》，此經錄收錄典籍1950部6198卷。此錄亦有明確的大小乘及經、律、論、記之分類，但創新的意義不大。[41]
四、唐朝的經錄 唐朝(618—907年)，歷22主，是統治中國最長時間的一個封建王朝，在唐朝的時候，國力是最強大的，四海歸一，萬眾同心。佛教在這個時候也得到了強力的發展，諸宗並立，佛教由印度而真正中國化。玄奘、義淨西游求法，盛譯佛經；道宣、智升等又精撰佛錄，大藏云興。 第一、玄琬之《眾經目錄》。《內典錄》卷七有《眾經目錄》五卷，云：「唐貞觀初，普光寺玄琬撰」。[42]但是，在同一本中卷十又不著錄，僅憑此一孤證，還是不能說明有此一錄。智升錄對此是這樣記載的：「唐舊錄未見其本，似取隋五卷《眾經錄》，編新經入，余者大同」。[43] 今天我們先列出來，以便以後查找。 第二、靜泰的《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靜泰的序云：「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勅令于敬愛道場寫一切經典，又奉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取履味沙門十人，惠概、明玉、神察、道英、曇邃等，並選翹楚，尤閒文義，參覆量挍，首末三年」。[44]此錄編撰于麟德年間(664—665年)，是一部為大敬愛寺書寫「一切經典」而編撰的目錄。此錄與仁壽年彥琮所撰經錄體例相同，只是增加了唐初玄奘法師所譯典籍，故收經總數達2219部6994卷。[45]此錄最重要的特點是在入藏眾經的經名下注有「紙」數，這是經錄史上的新內容，它表明入藏典籍的書寫已開始走向規范。 第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此錄是唐代高僧道宣律師「上集群目，取訊僧傳等文，勘閱詳定，更參祐、房等錄」，[46]于龍朔四年(麟德元年，664年)撰成的一部經錄，共10卷，收錄經籍總數為2232部7200卷。[47]此錄是在《祐錄》、《房錄》的基礎上編撰的，其創新的內容是第一次出現了「帙」的標注，在「入藏錄」中不僅在總目中標有紙數，還注明「帙」數。「帙」的概念的提出是《內典錄》為漢文佛教大藏經目錄的最終形成所作出的貢獻。 第四、靖邁之《古今譯經圖紀》。此錄是靖邁于大慈恩寺翻經院壁「圖畫古今傳譯緇素，首自迦葉摩騰，終于大唐三藏」[48]的文字題解。其以譯人為主體，先敘譯經本事，匯列其經目于次，則與《祐錄》、《房錄》之先列經目而後敘本事者略殊。 第五、明佺之《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此錄是武則天天冊萬歲元年(695年)敕東都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定，收錄大小乘經律論並賢聖集傳，合3618部8641卷。[49]這部錄錯誤的地方很多，基本上把《房錄》的錯誤全部都吸收進來了。智升法師對此錄論之曰：「當刊定此錄，法匠如林，德重名高，未能親覽，但指撝未學，令緝撰成之，中間乖失，幾將太半。此乃委不得人，過在于能使也。且如第十二卷闕本經數總四百七十八部，六百七十七卷，前十一卷中以合有，訖今通計此數，總成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者，此不然也。妄增部卷，推實即無。諸余交雜，難可備記」。[50]宋贊寧《高僧傳》亦對此做了批評：「蓋此錄支經別品，雜沓不倫，致為升公之所黜矣。」[51] 第六、智升之《開元釋教錄》。此錄成書于唐開元十八年(730年)，姚名達先生對這部錄的評價為「至高無上之智升《開元釋教錄》」。[52]宋贊寧《高僧傳》稱之曰：「釋智升，義理懸通，二乘俱學，然于《毘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達今古。……乃于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最為精要，何耶？諸師于同本異出，舊目新名，多惑其文，真偽相亂，或一經為兩本，或支品作別翻。一一裁量，少無過者。如其舊錄江泌女子誦出經，黜而不留，可謂藻鑒，杜塞妖偽之源。有茲獨斷，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岠不知幾百數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內典錄》十卷，靖邁出《圖紀》四卷，升各續一卷。經法之譜，無出升之右矣。」[53] 這部錄的內容在他的自序中就說得很清楚了：全錄分「總別，總錄括聚群經，別錄分其乘藏。二錄各成十卷，就別更有七門。」[54]總錄分二：第一部分是與《房錄》大體相同的「代錄」；第二部分是「總括群經錄」。別錄的前八卷分為「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補缺拾遺錄」、「疑惑再詳錄」、「偽妄亂真錄」等七個方面對譯經詳作考證。最後兩卷為「入藏錄」，「總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成四百八十帙」。[55] 《開元錄》「有譯有本錄」提出了漢文佛教大藏經迄今最為完善的分類法；規定了漢文佛教大藏經所錄經典先後排列的位次；又為書寫後的經本的包裝和排架作出了規定。進而，在「入藏錄」中又為每種經本的抄寫規定了紙數，從而使經文的抄寫有了固定的格式，使整部藏經有了定式。這一切就為真正意義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的編刊創造了一切前提條件。[56] 在現今的《大正藏》中還收了智升的三種別錄，為《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此錄是有譯有本錄之簡明目錄，書名卷數，譯撰人名，及帙數，紙數，皆一一具列，惟刪去考證之語，並且用了《千字文》編次字號。關于「千字文」編號的問題，雖然這部錄記載的是智升所撰的，但是方廣錩通過嚴密的考證，認為《略出》並不是智升所撰的，是後人附會智升所撰的，此一錄應編于晚唐會昌廢佛之後，附有千字文帙號的大藏經寫本在五代時才有流傳。[57] 還有兩部為《續大唐內典錄》一卷和《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第七、圓照二錄。唐德宗貞元年間(785年—805年)，圓照法師撰寫的二錄：第一錄為《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簡稱《續開元釋教錄》、《續開元錄》。上卷翻經，中卷疏記集，下卷入藏錄。此錄是西明寺沙門圓照在德宗貞元十一年(795)撰，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收錄的是自《開元錄》之後至貞元十年(794)為止的六十五年之間的經論典籍，「四朝應制所翻經論、及念誦法，並修疏記，碑表錄集等，總三百四十三卷，並目錄三百四十五卷。一百九十三卷經論及念誦法；六十四卷經論疏義；八十六卷貞元新集古今制令碑表記(並目八十九卷)」。[58] 貞元十五年(799)十月二十三，圓照奉敕改《開元釋教錄》為《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簡稱《貞元錄》。此錄所載，上始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下至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凡七百三十四年之間的佛教譯述，(內從開元十八年庚午至今庚辰加七十一歲也)，「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八十七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賢聖集傳，並及失譯，總二千四百四十七部(內新加一百三十九部矣合)，七千三百九十九卷，其見行，闕本並該前數(內新加三百四十二卷)」。[59]此錄大體保存智升法師原文，惟加入開元十八年以後七十一年新譯入藏諸經，且析二十卷為三十卷。
五、唐以後的經錄 《大唐保大乙巳歲續貞元釋教錄》，簡稱《續貞元錄》，一卷，南唐保大三年(945年)，西都右街報恩禪院恆安集。其主體，乃是圓照《貞元錄》的入藏錄在智升《開元錄》的入藏錄的基礎上新添的那些譯經和經目，及《貞元錄》「遺漏未載」者「總共一百四十部，計四百一十三卷(內續新經目一卷)，合四十三帙」。[60] 北宋時代興起了新的一輪譯經熱潮，因此，又有二部記載這一時期譯經的經錄問世。一為趙安仁、楊億撰的《大中祥符法寶錄》二十二卷，簡稱《祥符錄》、《法寶錄》。此為佛教經錄的斷代錄，元代慶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中說：「自唐貞元五年乙巳，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凡一百九十三年，中間並無譯人。其年壬午始起譯場，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凡二十九年，中間傳譯三藏六人，所出三藏教文二百單一部，三百八十四卷」。[61]也就是說，《祥符錄》主要收載的是自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重開譯場以來，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為止的二十九年間，新翻譯的佛教經典。《祥符錄》卷三記載：「大乘經，一百四十部二百九十卷；大乘律，一部一卷；大乘論，一十一部一十九卷；小乘經，四十四部六十九卷；小乘律，五部五卷；小乘論，見闕；西方聖賢集傳，二十一部二十九卷」。[62] 二為呂夷簡、宋綬輯撰的《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簡稱《景祐法寶錄》、《景祐錄》。此錄是《祥符錄》的續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說：「自宋真宗祥符四年辛亥，至仁宗景祐四年丁丑，凡二十七年，中間傳譯三藏與《祥符錄》同，所出三藏教文一十九部一百四十八卷。」[63]這二部經錄現已殘缺不全，保存在《趙城金藏》之中。 但在北宋至明這段漫長的年代，還有幾部經錄及與經錄有關的提要著作都與《開元錄》有著直接的關系，或者是在《開元錄》的影響下著作傳世的，比如：北宋惟白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它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的閱藏提要著作，而王古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則是《開元錄》「入藏錄」的閱藏提要，並增補了《貞元錄》、《祥符錄》所載諸經論著述的提要等。元朝的時候有慶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明朝的時候有蕅益智旭的《閱藏知津》四十四卷。總的來說，這些雖都有自己的特色，但無外乎是對《開元錄》的進一步補充和發展。 以上所述的幾家經錄，大致上都是對智升法師《開元錄》的一種繼承和發揚，其體例和格局都未發生更大的變化。雖然他們在各自的經錄中有了自己的創新，但其根本的還是沿用《開元錄》所制定的大乘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諸經；小乘四大部及四大部外諸經，以及釋經論、宗經論等的體例。
六、結語 在中國佛教近一千多年的傳譯過程中，佛典的翻譯是很龐大的。如果沒有這些高僧大德們的經錄著述，那麼，我們今天就沒有辦法看到這些經典，還有可能把一些偽經、疑經當成是真正的經典來奉持。今天，我們應該感激過去的祖師大德，正是他們的經錄著述，讓我們了解了過去那些不為我們所知的事情。 中華民族是個有著強烈歷史感的民族。自古以來，宮廷就設有史官，以記國家大事。對于文書典籍的收藏、著錄、整理，從來就十分重視。同樣，面對著源源譯出的佛經，歷代就有不少僧俗人等埋頭苦干，從事蒐集、整理、鑑別、分類、著錄等工作。他們編纂的佛經目錄，即「經錄」，是我們現在研究佛教典籍，研究佛典翻譯史，乃至研究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的寶貴資料。其中有不少的數據，甚至可以補正史的闕漏。近代的梁啟超先生在論《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中稱：「其所用方法有優勝于普通目錄之書者數事：一曰歷史觀念甚發達：凡一書之傳譯淵源，譯人小傳、譯時、譯地，靡不詳敘。二曰辨別真偽極嚴：凡可疑之書，皆詳審考證，別存其目。三曰比較甚審：凡一書而同時或先後異譯者，輒詳為序別，勘其異同得失，在一叢書中抽譯一二種，或在一書中抽譯一二篇而別題書名者，皆一求其出處，分別注明，使學者毋惑。四曰搜采遺逸甚勤：雖已佚之書，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訪，令學者得按照某時代之錄而知其書佚于何時。五曰分類極複雜而周備：或以著譯時代分；或以書之性質分。性質之中，或以書只涵義內容分，如既分經律論，又分大小乘；或以書之形式分，如一譯多譯，一卷多卷等。同一錄中，各種分類並用；一書而依其類別之不同，交錯互見，動至十數，予學者以種種檢查之便。吾儕試一讀僧祐、法經、費長房、道宣諸作，不能不嘆劉略、班志、荀簿、阮錄之太簡單，太樸素，且痛惜于後此踵作者之無進步也。鄭漁仲、章實齋治校讎之學，精思獨辟，恨其于佛錄未一涉覽焉；否則其所發撝比更有進，可斷言也。」[64]
(責任校對：通賢)
[1] 《大正藏》第51冊，第887頁上。 [2] 《大正藏》第55冊，第477頁下。 [3] 《大正藏》第55冊，第486頁中、487頁中。 [4] 《大正藏》第55冊，第1頁中。 [5] 《大正藏》第55冊，第108頁上。 [6] 《大正藏》第50冊，第352頁上。 [7] 《大正藏》第55冊，第148頁下。 [8] 《大正藏》第55冊，第5頁下。 [9] 《大正藏》第55冊，第5頁下。 [10] 《大正藏》第55冊，第5頁下。 [11] 《大正藏》第55冊，第6頁中。 [12] 《大正藏》第55冊，第8頁上。 [13] 《大正藏》第55冊，第15頁上。 [14] 《大正藏》第55冊，第17頁中。 [15] 《大正藏》第55冊，第18頁上。 [16] 《大正藏》第55冊，第32頁上。 [17] 《大正藏》第55冊，第18頁中。 [18] 《大正藏》第55冊，第125頁中。 [19]《大正藏》第49冊，第125頁下。 [20]《大正藏》第49冊，第126頁上。 [21]《大正藏》第49冊，第126頁上。 [22]《大正藏》第49冊，第126頁中。 [23]《大正藏》第49冊，第126頁下。 [24]《大正藏》第49冊，第127頁中、下。 [25] 譚世寶著：《漢唐佛史探真》第1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 [26] 隋文帝楊堅(580—604年)和隋煬帝楊廣(604-618年)。 [27] 《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 [28] 《釋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冊，第810頁中。 [29] 《大正藏》第55冊，第148頁下。 [30] 《大正藏》第55冊，第148頁下-149頁上。 [31]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第199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 [32]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第200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 [33] 《大正藏》第49冊，第436頁中。 [34] 《大正藏》第49冊，第120頁下。 [35] 《大正藏》第55冊，第338頁上。 [36] 《大正藏》第50冊，第436頁中。 [37] 《大正藏》第55冊，第279頁下。 [38] 《大正藏》第55冊，第576頁中。 [39]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第100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40] 《大正藏》第50冊，第437頁下。 [41] 智果所著經錄見于《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所載：「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于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書已佚。 [42] 《大正藏》第55冊，第302頁中。 [43] 《大正藏》第55冊，第574頁上。 [44] 《大正藏》第55冊，第180頁下。 [45] 《大正藏》第55冊，第181頁中。 [46] 《大正藏》第55冊，第338頁上。 [47] 《大正藏》第55冊，第219頁下。 [48] 《大正藏》第55冊，第367頁下。 [49] 《大正藏》第55冊，第373頁上。 [50] 《大正藏》第55冊，第579頁上。 [51] 《大正藏》第50冊，第719頁中。 [52] 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第211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 [53] 《大正藏》第50冊，第733頁下。 [54] 《大正藏》第55冊，第477頁上。 [55] 《大正藏》第55冊，第81頁下。 [56] 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第60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57] 方廣錩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第403-4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58] 《大正藏》第55冊，第748頁中。 [59] 《大正藏》第55冊，第771頁中。 [60] 《大正藏》第55冊，第1048頁下。 [61] 《法寶總目錄》第2冊，第180頁下-181頁上。 [62] 《宋藏遺珍》第6冊，第3795頁下-3796頁上。 [63] 《法寶總目錄》第2冊，第181頁上。 [64] 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第29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