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藏傳佛教研究60年(呂其俊)
中國藏傳佛教研究60年[1] 呂其俊
內容摘要：中國藏傳佛教(藏語系佛教)作為世界佛教的三大流派之一，有其源遠流長的發展歷史和神秘的密宗傳承。本文通過對建國以後的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事業發展的客觀分析、解讀，力求使讀者能夠清晰地了解60年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中國 藏傳佛教研究 60年 特點 成果 作 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9級碩士研究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的藏傳佛教研究事業也從此起步，翻開了嶄新的篇章。60年來，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讚譽。中國藏傳佛教研究60年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新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起步時期(1949年——1979年) 1949年到1979年，是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起步時期，也是其飽經風雨，艱難跋涉的創業時期。此時期的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十五年[2]，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專門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員較少，但人員各方面素質較高；多數學者兼通藏漢文字，精通佛學旨要；發表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奠定了新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基礎。 中國藏傳佛教作為世界宗教的一部分，既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社會現象，也是我國藏民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國以後，黨和國家對此一直非常重視。在黨和國家領導的關懷下，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同時創辦《現代佛學》期刊；1956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6日到10日在拉薩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標志著西藏宗教界從此有了自己的團體和組織；1961年按照周恩來總理的講話精神，從1963年開始，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山南昌珠寺、那曲孝登寺以及薩迦寺相繼成立了藏傳佛教經典研究班，1964年，中國佛教協會西藏佛教分會在拉薩下密院成立學習小組，吸收十多名青少年活佛集中居住學習，並為他們聘請了經師以及其他教師。在此時期專門刊載藏傳佛教研究的學術刊物較少，早期的《現代佛學》、《海潮音》、《獅子吼》、《菩提樹》等一批雜志成了早期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主要陣地。 此時期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員較少，主要有法尊法師、呂澂、王森、能海、觀空、牙含章、張建木、郭元興、 隆蓮等先生，他們大都是兼通藏漢文字，深諳佛學旨要的老一輩研究學者，其中法尊法師、能海法師、觀空法師、隆蓮法師都是精通佛學的釋門弟子。法尊法師多年游學衛藏，遍訪名師，廣學經論，有很深的藏語和佛學功底；王森先生精通梵文、藏文、英文，並且學兼文、史、哲，是陳寅恪先生在我國開創的歷史語言學派的重要傳人；牙含章先生早年深入藏區拉卜楞寺和哲蚌寺進行藏傳佛教以及藏族歷史研究，著述豐富。 此時期的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主要涉及到了藏傳佛教歷史、宗派、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出現了諸多藏傳佛教研究的傳世佳作。其中法尊法師，王森先生，呂澄先生發表的著作尤為值得注意。法尊法師發表的《西藏前弘期的佛教》[3]、《西藏後弘期佛教》[4]以及《西藏佛教寧瑪派》[5]等一批論文、著作和王森先生撰寫的《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6]為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其中王森先生所撰寫的《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客觀、公正、詳實的介紹了藏傳佛教各教派的源流歷史、教義、哲學等，是迄今為止研究藏傳佛教最值得通覽的經典著作；牙含章先生撰寫的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人物傳記作為研究達賴、班禪活佛世系系統的詳細資料至今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另外張建木先生、郭元興先生、能海法師、觀空法師、隆蓮法師等人發表的人物傳記、宗派研究等學術論文，也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值得現代藏傳佛教研究學者借鑑參考。 總體來說，新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起點較高，此起步階段發表的諸多經典著作，為後來的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事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但是在這一時期，由于科研人員較少、經濟落後等等原因，對于藏傳佛教的研究還不夠細緻，不夠全面，有待于後來學者補充、完善。另外諸多經典著作撰寫的時間年代較早，各方面條件所限，其中錯漏之處不免有之，亟待後來學者及時更新、完善。
二、新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發展時期(1979年——1999年) 1978年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西藏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和落實，宗教活動日趨正常化，藏傳佛教研究也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此時期藏傳佛教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從事藏傳佛教研究的科研人員眾多，研究范圍擴大，成果豐富，但也不乏出版了一批拘泥于前人的成果之上，「重複著述」的著作，並沒有大的學術突破，不利于藏傳佛教研究的長遠發展。 就研究機構來說，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家成立了諸多涉及藏傳佛教研究的單位，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青海省社會科學院、中華全國西藏佛教研究會(1979年在北京成立)、西藏社會科學院(1978年到1985年在拉薩成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1986年在北京成立)、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1987年在北京黃寺成立)、甘肅藏學研究所(1988年甘肅夏河縣成立)、西藏藝術研究所等；另外此時期諸多民族院校也紛紛成立了一部分民族、宗教研究所也是此時藏傳佛教研究的主要陣地，如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等，這些研究機構的成立，為我國藏傳佛教事業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代表著我國藏傳佛教研究事業又邁進了一步，逐漸走入了正軌。此時期關于藏傳佛教研究的刊物較多，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世界宗教研究》[7]、西藏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西藏研究》[8]、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藏學》[9]以及各民族大學、高校主辦的學報、院報等。 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恢復建設的時期。這一時期，在藏傳佛教研究恢復、發展上，老一輩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者如李安宅先生、才旦夏茸教授、東噶·洛桑赤列教授、劉立千先生、王輔仁先生、王堯先生等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發表了諸多富有創見性的論文與著作，翻譯了大量藏文原典經籍，為後來藏傳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另外在藏傳佛教研究領域中起到了承前啟後作用的著名學者陳慶英先生、蒲文成先生等人，亦在此時期取得了眾多的科研成果，許多著作、譯著都是現今藏傳佛教研究的必讀經典書目。20世紀80年代這短暫的十年中，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在注重研究工作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當今活躍在學術舞台上的著名學者，如班班多傑、尕藏加、索南才讓(許德存)等。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恢復積累階段，那麼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可謂是遍地開花，新一代的研究學者逐漸成長起來，對于藏傳佛教的各方面研究也更加詳實、深入，研究視野有所擴大。他們和老一輩的研究學者，以及藏學界、佛教界的諸多人士在此時期組成了一個藏傳佛教研究的多梯隊、多層次、老中青結合的研究隊伍，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是當今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中堅力量。 此時期的藏傳佛教研究成果頗豐。歷史方面，王堯撰寫的《吐蕃佛教述略》[10]、王輔仁撰寫的《西藏佛教史略》[11]、李安宅撰寫的《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12]、李冀誠撰寫的《藏傳佛教》[13]、班班多傑撰寫的《拈花微笑》[14]是這一時期藏傳佛教研究歷史方面的精品之作。王堯撰寫的《吐蕃佛教述略》一文「利用藏文資料，從佛教的傳入、佛教的建立、興建桑耶寺、七覺士僧團的出現、佛經翻譯及三大目錄形成、佛苯斗爭、頓漸之爭等七個方面論述了吐蕃佛教，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即全面又系統的介紹了吐蕃佛教史。[15]」王輔仁撰寫的《西藏佛教史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以簡明通俗的文字勾勒出了藏傳佛教的發展歷程，並且涉及到了藏傳佛教義理、文化、師承源流、儀軌等內容。 宗派、哲學研究方面，此時期發表了很多學術論文和著作，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才旦夏茸教授撰寫的論文《藏傳佛教各宗派名稱辨析》[16]、周潤年撰寫的論文《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封號及轉世年譜》[17]、房建昌撰寫的論文《藏傳佛教噶舉派形成史》[18]、《止貢噶舉派在西藏的興起和發展》[19]、蒲文成撰寫的論文《藏傳佛教寧瑪派在青海的傳播情況》[20]、措如次朗撰寫的《噶舉派史略》[21]、《寧瑪派史略》[22]等著作是這一時期的上乘之作，值得關注。另外此時期宗派研究方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藏傳佛教覺囊派研究的諸多著作，如蒲文成撰寫的《覺囊派通論》[23]等，糾正了以往藏傳佛教研究中關于覺囊派存續問題的錯誤認識。此時期班班多傑撰寫的《藏傳佛教哲學境界》[24]、《藏傳佛教思想史綱》[25]是研究藏傳佛教哲學思想方面的重要書籍。 密宗研究方面，尕藏加的《人類奧秘大開放——藏傳佛教密宗》[26]、《藏傳佛教神秘文化——密宗》[27]、邱陵的《藏密心要十講》[28]、東主才讓的《藏傳佛教密宗奇觀》[29]、索南才讓(許德存)的《西藏密教史》[30]都是此時期密宗研究方面值得關注的作品，另外呂建福撰寫的《中國密教史》[31]詳實的介紹了中國密教源流，其中對于藏傳佛教密宗的介紹也較為詳實，值得學習參考。但是由于密宗儀軌的神秘性以及秘密的傳承方式等原因，藏傳佛教密宗研究一直都是藏傳佛教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有待于進一步深入。 藏傳佛教研究的諸多藏文經典在此時也得到了很好的翻譯(漢文)，諸多經典譯著為後來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劉立千先生1980年在其譯著藏傳佛教史名著《土觀宗派源流》初稿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了校對翻譯，使之流傳至今，成為了藏傳佛教研究的必讀著作之一；郭和卿先生譯著的《布頓佛教史》、吳均等人譯著的《安多政教史》等等諸多著名藏文文獻，都是此時期藏傳佛教翻譯、研究的重要成果，為後來藏傳佛教研究者解決了藏文局限問題。 寺院研究方面，蒲文成撰寫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32]、苗滋庶撰寫的《拉卜楞寺概況》[33]、冉光榮撰寫的《中國藏傳佛教寺院》[34]等諸部著作詳實生動，較為全面的介紹了藏傳佛教寺院方面的基本情況，是研究藏傳佛教寺院方面必不可少的參考史料。 人物研究方面，此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班班多傑撰寫的《宗喀巴評傳》[35]、張羽新撰寫的《清代四大活佛》[36]、江平等撰寫的《班禪額爾德尼評傳》[37]、唐景福、朱麗霞編著的《中國藏傳佛教名僧錄》[38]等等。 藏傳佛教與政治的關系研究是藏傳佛教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深具現實意義。此時期發表的一批關于藏傳佛教與政治研究的論文、著作，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主要有東噶·洛桑赤列教授撰寫的《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39]，這部論著「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藏族地區的政教合一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剖析，在藏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為藏族科研隊伍或科研人員開創了一條科學的、新的研究路子[40]」。另外還有張羽新撰寫的《清代喇嘛教碑文輯注》[41]、《清政府與喇嘛教》[42]等、蔡志純撰寫的論文《蒙古喇嘛貴族形成初探》[43]、陳慶英撰寫的論文《簡析元代藏傳佛教與政治的關系》[44]、丹珠昂奔撰寫的論文《藏區寺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改造》[45]、羅潤蒼撰寫的論文《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關系》[46]等。 此時期藏傳佛教與其他宗教的關系研究，也發表了一些論文，主要有阿旺撰寫的論文《阿壩藏區本佛二教考略》[47]、萬瑪撰寫的論文《從佛教與本教的比較看佛本相互滲透與影響》[48]、李養正撰寫的論文《論道教和佛教的關系》[49]等等。 區域性研究方面，此時期主要的論文著作有陳世良、譚吳鐵、陳國光撰寫的論文《藏傳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傳播和發展》[50]、王德恩撰寫的論文《綜述格魯派佛教傳入蒙古的社會歷史條件》[51]、楊學政撰寫的論文《略論西藏佛教在云南的傳播及演變特徵》[52]、馮智撰寫的論文《納西族的藏傳佛教》[53]、楊學政編著的《藏族納西族普米族的藏傳佛教》[54]、何淑濤撰寫的論文《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傳播演化及其影響》[55]等。 總體來說，20世紀80、90年代是藏傳佛教研究在文革十年以後的恢復、發展時期，科研人員輩出，著述豐富。從出版的書目索引來看，除了大量純學術性的研究著述以外，還出版了大量介紹藏傳佛教文化方面的書籍，其中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版的較多，它們大多通俗易懂，極富于趣味性，對于藏傳佛教文化的弘傳起了巨大的作用。雖然此時期的藏傳佛教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我們也要看到此時期的藏傳佛教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
三、新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繁榮時期(1999年——2009年)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西藏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對外交流的頻繁，以及電腦、網絡等高科技產品的應用普及，神秘的雪域高原為更多的社會各界人士所認知，形成了關注雪域高原，學習藏密文化，研究藏傳佛教的一次潮流。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事業也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不斷地更新發展，走向繁榮。在此時期諸多有為學者的學術研究更加成熟，發表了眾多新的研究成果。從1999年到2009年，短暫的十年間，是藏傳佛教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斷豐富自我，不斷完善自我的過程。此時期藏傳佛教的研究范圍比之前一時期更為廣闊，除了注重于藏傳佛教歷史、宗派、人物、寺院等傳統方面的研究以外，還花費了大量的資源進行了藏傳佛教女性出家僧人、藏密文化、藏密神靈等的研究。此時期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主要特點是：研究人員眾多，著述豐富，著作更新速度快，研究視野更加細緻入微，中國藏傳佛教研究進入了其發展的繁榮時期。 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地方社會科學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青海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藏民族學院等各科研機構和大學的宗教研究機構逐漸的發展壯大，成為了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主要陣地。另外，隨著藏傳佛教的舉世矚目，涉及藏傳佛教研究的雜志、期刊逐年增加，除了期刊、學報等傳統媒體以外，近年來網絡作為藏傳佛教研究的新型交流平台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信息發布、資料收集、論文發表等方面的成績顯著，是新時代賦予藏傳佛教研究的新型利器，值得當代學者關注。現在涉及藏傳佛教的網站很多，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各藏傳佛教研究機構的官方網站，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網站(中國藏學網)、西藏社會科學院網站等；一種是新聞媒體打造的網站，如鳳凰網佛教專版藏傳佛教部分、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等；另外還有大量網站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團體，數目龐大，良莠不齊，既有寺院、教派做的弘法網站，也有居士成立的個人、集體網站，這些網站雖然多重視新聞、聯絡、修行等方面的內容，但也不乏收集了大量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術論文，這些民間網站尤其在藏傳佛教的弘傳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此時期，各大學、各科研院所更加注重培養藏傳佛教研究人才，此時的藏傳佛教研究人才較之前兩個時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數量眾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研究所、中央民大藏學院、西北民族大學等一批設有宗教研究以及相關研究的科研單位和院校，近年來培養了大量藏傳佛教研究方面的學生，發表了大量關于藏傳佛教研究的論文、著作，但其中精品較少，創建性不大，由于藏傳佛教研究的跨學科性，以及年輕學生難于同時很好的駕馭藏文和英文、史學、佛學等困難，此時期培養的藏傳佛教研究生，大多數在某些方面比較缺失，不能獨立的駕馭藏傳佛教研究，這也是近年來培養藏傳佛教研究人才的缺憾之一。 近年來，藏傳佛教研究的國際化越來越明顯，國外諸多科研院所的藏傳佛教研究給國內的研究也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國內藏傳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迫在眉睫。此時期藏傳佛教研究的中堅力量主要還是前一時期培養的諸多藏傳佛教研究人才，尤其是現今工作在各大科研機構，精通藏語、漢語，並兼學英語、日語等多種語言的藏族學者，如班班多傑、尕藏加、德吉卓瑪、索南才讓(許德存)等一批學者，是這一時期研究藏傳佛教的活躍分子，發表了大量優秀的學術專著，著作更新速度得到了提升。此時期各藏傳佛教研究學者的視野更加廣闊，研究切入點也更加細緻入微，許多新的研究方向填補了國內空白。 1999年——2009年是藏傳佛教研究的繁榮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在歷史、宗派、人物、密宗、寺院等等各方面都發表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不乏諸多精品出現。 此時期的藏傳佛教研究歷史方面，研究更加細化，范圍更加廣泛，涉及問題更加突出，如尕藏加撰寫的《雪域的宗教》[56]、《吐蕃佛教——寧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57]、克珠群佩主編的《西藏佛教史》[58]、弘學撰寫的《藏傳佛教》[59]等著作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尕藏加撰寫的《雪域的宗教》除了論述了藏傳佛教的源流歷史，還從各個角度詳細闡釋了神秘的藏傳佛教密宗修行，以及神奇的雪域文化，是近幾年來不可多得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術著作；克珠群佩主編的《西藏佛教史》以中國通史、西藏地方史為大背景，對佛教在西藏流傳的進程作了理性的總結，論述了各教派的教義、教制、寺院、哲學、文化等各個方面；弘學撰寫的《藏傳佛教》從藏族起源、苯波教、佛教的弘傳、朗達瑪滅佛一直談到各教派的起源發展以及活佛轉世、秘法概略等內容，內容涉及廣泛，研究深入，值得通覽。 此時期對藏傳佛教各個大教派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均衡，格魯派、薩迦派、寧瑪派、噶舉派等大派別都分別推出了諸部研究著作，如措如·次朗著，王世鎮譯注的《藏傳佛教噶舉派史略》[60]、賽倉·羅桑華丹撰寫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史略》[61]、諾日尖措撰寫的《藏傳佛教薩迦派》[62]、唐景福撰寫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史略》[63]等。但是國內藏傳佛教研究歷來對于少數小的派別不夠重視，缺乏專門的研究，如希解派、覺域派等等，不失為國內藏傳佛教研究的一大遺憾。 藏傳佛教人物研究方面在此時期也發表了很多有價值的著述，分別從各個角度闡釋了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的高僧大德，主要著作有：陳慶英撰寫的《雪域聖僧——帝師八思巴傳》[64]、《達賴喇嘛轉世》[65]等、陳楠撰寫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66]、杜永彬撰寫的《二十世紀西藏奇僧——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67]等。拉科·益西多吉編譯的《藏傳佛教高僧傳略》[68]以及前一時期唐景福、朱麗霞編著的《中國藏傳佛教名僧錄》介紹了歷代藏傳佛教名僧，給研究藏傳佛教學者提供了方便，給一般的讀者提供了一個簡單了解藏傳佛教歷代名僧的途徑。 近幾年，藏傳佛教研究方面出版、再版的藏傳因明研究著作很多，對于幾十年來藏傳佛教因明研究論述的整理也越來越詳細，完整。王森先生遺著《藏傳因明》[69]、楊化群先生撰寫的《藏傳因明學》[70]、劇宗林先生撰寫的《藏傳佛教因明史略》[71]、黃明信先生撰寫的《黃明信藏學文集：藏傳佛教·因明·文獻研究》[72]、祈順來先生撰寫的《藏傳因明學通論》[73]等，都是這方面難得的專著，是老一輩學者專家多年學術積累的金玉良言，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密宗研究方面在此時期也有很大的進展，發表的諸多著作，詳實、準確、較為全面的介紹了藏傳佛教密宗的諸多方面，尤其則一的《中國藏密寶典》(全6冊)[74]、呂鐵綱的《藏密修法祕典(全五卷)》[75]、劉立千撰寫的《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76]、尕藏加撰寫的《密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77]、蒲文成、參看加撰寫的《藏密溯源——藏傳佛教寧瑪派》[78]、弘學撰寫的《密宗指要》[79]、丹貝旺旭仁波切撰寫的《金剛密乘大圓滿——突破輪迴之道》[80]、胡雪峰、嘉木揚.凱朝撰寫的《藏漢蒙對照無上瑜伽大威德金剛十三尊成就儀軌》[81]不失為這方面的上乘之作。 藏傳佛教女性出家僧人研究歷來很少有學者涉及，但尼眾作為藏傳佛教出家僧人的一個重要群體，不僅有其獨立的尼眾寺院，而且出現了諸多有成就的女活佛，並且在具有女性化的宗教儀式和宗教活動中，她們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充當了重要的角色，研究藏傳佛教尼眾在當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德吉卓瑪撰寫的《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82]，詳細探討了尼眾組織結構、修持儀軌、教法傳承、活佛轉世、寺院分布等諸多方面，是藏傳佛教尼眾研究方面的權威著作。 藏傳佛教活佛研究，一直以來學術界都有所涉及，但比較零散，不夠系統，2007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了嘎·達哇才仁主編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研究論文集》，收錄了近年來藏傳佛教活佛研究方面的多篇優秀論文，是研究藏傳佛教活佛方面的重要書籍。另外還有陳慶英、陳立健撰寫的《活佛轉世及其歷史定制》[83]等著作都很有參考價值。 寺院研究方面，此時期出版了諸多著作，主要有旺謙撰寫的《甘肅藏傳佛教寺院錄》[84]、洲塔撰寫的《藏傳佛教拉卜楞寺的歷史與現狀》[85]、李冀誠撰寫的《雪域名剎薩迦寺》[86]、道周、旺傑等撰寫的《中國藏傳佛教寺院歷史與現狀研究》(甘肅卷)[87]等等。 隨著西藏文化的逐漸國際化，國內外各界人士對藏傳佛教文化求知欲的提高，催生了一批藏傳佛教文化研究的著作出版。王璐撰寫的《走出雪域：藏傳佛教聖蹟錄》[88]、張羽新、劉麗楣、王紅撰寫的《藏族文化在北京》[89]、李德成撰寫的《藏傳佛教與北京》[90]以及姜安撰寫的《藏傳佛教—雪域高原獨特神秘的文化現象》[91]等一大批著作，從不同層面展示了神奇的藏傳佛教以及神秘的藏傳佛教文化。 近幾年來，對于藏傳佛教神靈的研究以及介紹又是此時期藏傳佛教研究的一個新的特色，尤其廖東凡的一系列關于藏傳佛教神靈的研究著作，如《雪域眾神》[92]、《神靈降臨》[93]等著作以及曲甘·完瑪多傑譯著的《藏傳佛教神明大全(上下冊)》[94]，給藏傳佛教研究者和一般讀者提供了一個系統的了解藏傳佛教神明的途徑，給人以直觀，系統的了解藏傳佛教神明源流提供了豐富的圖景，且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結語 綜觀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的藏傳佛教研究，經歷了不同尋常的60年風雨兼程。從一開始的研究人員少，成果著作少，到十年文革時期的基本中斷，到80、90年代的恢復、發展，再到21世紀的繁榮時期，中國藏傳佛教研究正在茁壯成長，走向成熟。總體來看，60年的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呈獻出了逐年上升的趨勢，而且不乏諸多有價值的論文、著作面世，這一點不容置疑，成績歷歷在目，躍然紙上。但是，從長遠的視角出發，我們也應該看到其研究中突出的一些問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藏傳佛教研究界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但是精品不慎豐富，藏傳佛教研究范圍雖然越來越廣泛，但不夠細緻，仍然存在很多藏傳佛教研究方面的處女地，另外老一輩學者專家逐漸隱退，新一代的藏傳佛教研究隊伍雖然人數眾多，但從客觀的角度分析，隊伍不夠強健，短時期難以超越前輩的研究成績。現在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者與老一輩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者相比，很大一部分學者在對藏文的駕馭程度以及佛學知識的修養方面有所欠缺，難以駕馭藏學、佛學、史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藏傳佛教研究，難以形成對藏傳佛教全面、客觀、深入的認識。各刊物發表的諸多論文、各出版社出版的學術著作，就是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的一面鏡子，從這些論文著作出發，我們不難發現，新中國60年的藏傳佛教研究，能夠有諸多拿得出手的著作的學者寥寥無幾，部分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重複著述」，或者在相同的史料中尋找雷同的結果。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成了擺在當今中國藏傳佛教研究界的重大問題之一。對于中國藏傳佛教的研究，很多學者提到了其成熟時期到底該如何界定的問題，筆者套用詩人屈原的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遠兮」。21世紀已經展開了新的篇章，中國藏傳佛教研究一定會在黨和國家的深切關懷、老一輩學者專家的關心、新一代研究者的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難，走向輝煌，走向勝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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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主要收錄了國內以漢文形式出版的藏傳佛教研究著作和少量重要論文，由于語言等諸多客觀條件所限，藏文著作以及海外著作有待于他人進一步完成，本文疏漏之處，請方家指正。 [2] 文革十年，中國藏傳佛教研究基本停滯。 [3] 法尊：《西藏前弘期的佛教》，《現代佛學》1956年，第八期。 [4] 法尊：《西藏後弘期佛教》，《現代佛學》1958年，第六、七期。 [5] 法尊：《西藏佛教寧瑪派》，《現代佛學》1957年，第十期。 [6] 1965年鉛印本內部發行，1987年改名為《西藏佛教發展史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7]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1979年創刊。 [8] 西藏社會科學院主辦，1981年創刊。 [9]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辦，1988年創刊。 [10] 王堯：《吐蕃佛教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一、二期。 [11] 王輔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先生遺著)，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 [13] 李冀誠：《藏傳佛教》，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 [14] 班班多傑：《拈花微笑》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 索南才讓(許德存)：《20世紀的藏傳佛教歷史研究綜述》，《佛學研究》1999年，第八期。 [16] 才旦夏茸：《藏傳佛教各宗派名稱辨析》，《西藏研究》1984年，第一期。 [17] 周潤年：《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封號及轉世年譜》，《西藏研究》1986年，第二期。 [18] 房建昌：《藏傳佛教噶舉派形成史》，《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二期。 [19] 房建昌：《止貢噶舉派在西藏的興起和發展》，《西藏研究》1988年，第二期。 [20] 蒲文成：《藏傳佛教寧瑪派在青海的傳播情況》，《社會科學參考》(青海)載于1988年，第三期。 [21] 措如次朗：《噶舉派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22] 措如次朗：《寧瑪派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 [23] 蒲文成：《覺囊派通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 [24] 班班多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25] 班班多傑：《藏傳佛教思想史綱》，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2年。 [26] 尕藏加：《人類奧秘大開放——藏傳佛教密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27] 尕藏加：《藏傳佛教神秘文化——密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 [28] 邱陵：《藏密心要十講》，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 [29] 東主才讓：《藏傳佛教密宗奇觀》，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0] 索南才讓(許德存)：《西藏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31] 呂建福：《中國密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32] 蒲文成：《甘青藏傳佛教寺院》，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3] 苗滋庶：《拉卜楞寺概況》，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寺院》，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 [35] 班班多傑：《宗喀巴評傳》，北京：京華出版社，1997年。 [36] 張羽新：《清代四大活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37] 江平等：《班禪額爾德尼評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 [38] 唐景福、朱麗霞：《中國藏傳佛教名僧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東噶·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陳慶英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 [40] 尕藏加：《新中國的藏傳佛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8月14日，第3版。 [41] 張羽新：《清代喇嘛教碑文輯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42]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43] 蔡志純：《蒙古喇嘛貴族形成初探》，《民族研究》1987年，第一期。 [44] 陳慶英：《簡析元代藏傳佛教與政治的關系》，《社會科學參考》(青海)1991年，第一期。 [45] 丹珠昂奔：《藏區寺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改造》，《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六期。 [46] 羅潤蒼：《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關系》，《中國藏學》1994年，第二期。 [47] 阿旺：《阿壩藏區本佛二教考略》，《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四期。 [48] 萬瑪：《從佛教與本教的比較看佛本相互滲透與影響》，《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49] 李養正：《論道教和佛教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三期。 [50] 陳世良、譚吳鐵、陳國光：《藏傳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傳播和發展》，《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一期。 [51] 王德恩：《綜述格魯派佛教傳入蒙古的社會歷史條件》，《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三期。 [52] 楊學政：《略論西藏佛教在云南的傳播及演變特徵》，《云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一期。 [53] 馮智：《納西族的藏傳佛教》，《民族》1993年，第七期。 [54] 楊學政編著：《藏族納西族普米族的藏傳佛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5] 何淑濤：《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傳播演化及其影響》，《民族研究》1994年，第三期。 [56] 尕藏加：《雪域的宗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57] 尕藏加：《吐蕃佛教——寧瑪派前史與密宗傳承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7年。 [58] 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59] 弘學：《藏傳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60] 措如·次朗：《藏傳佛教噶舉派史略》，王世鎮譯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61] 賽倉·羅桑華丹：《藏傳佛教格魯派史略》，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62] 諾日尖措：《藏傳佛教薩迦派》，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 [63] 唐景福：《藏傳佛教格魯派史略》，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 [64] 陳慶英：《雪域聖僧——帝師八思巴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 [65] 陳慶英：《達賴喇嘛轉世 》，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 [66] 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 [67] 杜永彬：《二十世紀西藏奇僧——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 [68] 拉科·益西多吉編譯：《藏傳佛教高僧傳略》，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9] 王森：《藏傳因明》(先生遺著)，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系王森先生遺作，全書共8篇文章，其中6篇先生生生前曾發表，其余2篇系新發現舊稿，2009年整理後由中華書局再版。) [70] 楊化群：《藏傳因明學》，北京：中華書局(再版)，2009年。 [71] 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北京：中華書局(再版)，2006年。 [72] 黃明信：《黃明信藏學文集：藏傳佛教·因明·文獻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 [73] 祈順來：《藏傳因明學通論》，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 [74] 則一：《中國藏密寶典》(全6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75] 呂鐵綱：《藏密修法祕典》(全五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 [76] 劉立千：《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77] 尕藏加：《密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 [78] 蒲文成、參看加：《藏密溯源——藏傳佛教寧瑪派》，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 弘學：《密宗指要》，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80] 丹貝旺旭仁波切：《金剛密乘大圓滿——突破輪迴之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81] 胡雪峰、嘉木揚.凱朝：《藏漢蒙對照無上瑜伽大威德金剛十三尊成就儀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82] 德吉卓瑪：《藏傳佛教出家女性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年。 [83] 陳慶英、陳立健：《活佛轉世及其歷史定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年。 [84] 旺謙：《甘肅藏傳佛教寺院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 [85] 洲塔：《藏傳佛教拉卜楞寺的歷史與現狀》，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 [86] 李冀誠：《雪域名剎薩迦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 [87] 道周、旺傑等：《中國藏傳佛教寺院歷史與現狀研究》甘肅卷，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年。 [88] 王璐：《走出雪域：藏傳佛教聖蹟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89] 張羽新、劉麗楣、王紅：《藏族文化在北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 [90] 李德成：《藏傳佛教與北京》，北京：華文出版社，2009年。 [91] 姜安：《藏傳佛教—雪域高原獨特神秘的文化現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 [92] 廖東凡：《雪域眾神》，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 [93] 廖東凡：《神靈降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 [94] 曲甘·完瑪多傑譯著：《藏傳佛教神明大全》(上下冊)，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