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真醫學思想及醫藥實踐活動初探(吳洪生)
鑑真醫學思想及醫藥實踐活動初探
作者：吳洪生
唐帝國(618—916)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時期之一，可以說是當時世界的中心。經濟繁榮、政治開明、文化發達、科技領先、對外開放、對內休養生息，以致出現歷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
唐代揚州繼隋代初興之後，由于大運河的開鑿和長江、黃海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為國內南北水陸交通的樞紐和中國東南開放大港及國際貿易港口，揚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是對外文化聯絡和對外貿易頻繁的城市，商賈云集，經濟繁榮，成為「雄富冠天下」的中國東南的大都會，世稱「揚一益二」，是當時中國南方糧、鹽、茶、藥材、鹽鐵等物資的最大集散地。人口47萬，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城市方圓13公里，「十里長街市井連，夜市千燈照碧云」。
正是唐帝國的太平盛世和揚州的繁華，奠定了鑑真日後成為中日兩國歷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傑出人物，造就了一個集佛學、醫學、文學、建築學、書法、繪畫、園藝學于一身的一代大師。
在唐代以前中國醫學經過若干年勞動人民的不斷實踐積累，形成了早期的醫學總結，如《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傷寒論》、《全匱要略》，以及失傳的戰國神醫扁鵲及三國名醫華佗的醫學著作，還有隨佛教傳入我國的印度醫學《龍樹論》、《婆羅門藥方》等醫書10余種。到了唐代，醫學更加繁榮，湧現了許多卓有成效的醫藥學家，其代表人物首推大醫藥學家、藥王孫思邈。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並以此為畢生準則，寫成了著名的古代醫書《千金方》和《備集千金要方》，對後世影響巨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設有世界上最早的醫學院太醫署，設有管理醫藥行政事務的太醫令，並組織編寫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唐新修本草》。
鑑真20歲開始游學唐代都城洛陽、長安，遍訪高僧名剎，勤學好問，博聞強記，虛心好學，並常去宮廷太醫署，求學一些宮廷名醫。為他傳經授戒的兩位大師道岸律師和弘景律師都是精通佛教和醫學的得道高僧。佛教本義提倡普度眾生，救濟人間疾苦，佛教「五明學」中即有專門論述研究醫理、方劑、藥物的「醫方明」，又稱醫明、醫方論。鑑真在長安、洛陽求學過程中，大量學習醫學知識，研讀古代醫書，不斷向醫家及宮廷醫師請教，還親自到藥房觀看藥物炮制、加工，拜訪經驗豐富的藥師和老農，到深山野嶺辨識、了解、采挖藥材，觀察、記錄這些藥材的形態、生長習性、出芽、開花、結果、何時收穫等，並不斷驗證古書記載的藥材，洛陽、長安一帶的山山水水到處都留下他勤勞的腳印和汗水。
潛心研讀和領會象《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千金方》、《傷寒論》、《唐新修本草》、《海藥本草》是鑑真除佛學之外的最大愛好，他對這些古代醫書中的藥物不斷進行試驗、總結。游學長安時，經常訪問太醫署，請教有關藥草、病症和方劑的識別，系統了解太醫署的設置和功能職責、方劑的配伍等。在每次出外傳經講學及游覽過程中，他都利用時機，注意收集當地藥草和民間偏方、秘方，並利用業余時間為民眾療傷醫病。
揚州是當時唐帝國的經濟文化和對外貿易港口，也是全國藥材的主要集散地，外國(波斯、大食、呂宋、天竺、安南等國)船舶運來的大量藥品都從這里轉運銷往全國各地，自然形成了對藥物的品種、規格、功效、真偽鑒別的一套經驗，兒時的鑑真即在其生活的故鄉揚州目睹了揚州藥市的繁榮景象，並接觸了很多的國內外奇形怪狀、不同氣味的藥物，學到了不少辨別藥物的基本知識。
鑑真在長安、洛陽游學後回到龍興寺，首創悲田院，親自在寺內山地種植藥材，炮制、加工、配伍、煎煮、熬制方劑，濟貧扶困，為貧苦百姓免費看病，送醫送藥，業余時間系統深入地鑽研醫藥學理論，驗證古代方劑，並在自己身上試驗。
鑑真回揚州後不久便到大明寺，同樣除了研習、講授佛經外，利用一切業余時間研究古醫書、古方劑，積極行醫問藥。並在大明寺設悲田院，種植藥草，采集炮制，坐診治病，而且一邊行醫，一邊總結前人的經驗和自己行醫的心得，在大明寺大量種植藥草，還到藥材交易市場去與胡商交流，了解有關胡藥(原產波斯、大食、天竺等國)的種植、炮制及藥效。胡藥中的沉香、乳香、沒藥、安息香、訶梨勒、龍腦香、郁金香、琥珀都是原產外國的熱帶藥材，就在那時隨佛教傳入中國，直至現在仍是我國藥典中規定可以使用的有效藥物。
佛教中的吉祥草(Poe Cynosuroides)即是生長于潮濕地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天竺舉行佛教聖典時，常在會場上鋪設吉祥草，傳說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開悟時，也是坐在吉祥草墊上的，而且吉祥草的根可用來治療赤痢。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則是香料中的上品，其香氣優于諸香，供藥用，可治療風水腫毒。佛教及中藥中都提到的訶梨勒(Terminalia chebule Retz)是一種使君子科的落葉喬木，佛教意思「天主將來」，為佛教五藥及五香之一，據《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介紹「余甘子、訶梨勒、毗醯勒、比缽梨、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密教以五藥統括一切藥物，于設法壇或行鎮地法時，取五藥、五寶、五谷，一起埋在壇下地中，表示以佛的法藥救治眾生的無明煩惱。
在鑑真幾次赴日東渡傳播文化的過程中，每次都隨船備有大量的藥材，其中一次，隨船隊帶去麝香二十劑，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六百余斤，又有畢缽、訶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這些藥材中既有中藥材，也有通過胡商販運進來的胡藥。在每次出發前，鑑真都要吩咐手下人到藥市去大量采購這些藥材，除了留待船上備用外，也帶至日本後供同去人員及日本人民使用。當年鑑真帶去日本的藥材品種到底有多少，暫時還無法確切統計，但至今留存在日本東大寺正倉院的唐代藥物有犀牛角、人參、麝香、胡椒、白芨、遠志、大黃等藥物60多種，還有唐代不同規格的藥碗、藥壺、藥瓶等，其中就有不少是鑒真帶去的，絕大多數是從鑑真的出發地揚州的藥市上購買的，也有的是當時大明寺自種自制的藥材。
鑑真到達日本後，除了傳授佛經創立律宗，仿造唐代長安等地寺院建造唐招提寺外，還在日本東大寺、藥師寺、觀音寺設悲田院，施藥問診，救治貧病。對樂于學習中醫中藥的日本人，認真教授，悉心指點，從藥材的種植、管理、采集、加工、炮制到功效、配伍和辨別等，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日本僧人。特別是雖然早在公元562年吳人知聰攜帶醫藥書籍《明堂圖》等160卷赴日本，使中藥書籍首次直接傳入日本，但醫學大規模傳入日本在唐朝，代表著唐代中國醫學先進水平的醫學書籍《素問》、《張仲景方》、《黃帝內經》、《神農本草》、《諸病候論》、《古今錄驗方》、《千金方》、《新修本草》、《海藥本草》等大量傳入日本，其中就有不少是鑒真直接帶去的，並以鑑真的貢獻和影響為最大。
鑑真還把唐代中國的政府醫學行政機構及醫學教育模式介紹給日本，逐漸形成日本的醫官醫藥制度，仿唐制在日本宮內省設立專門醫療機構「典藥寮」，相當于唐朝的太醫署，並仿唐朝的太醫令、醫師、醫生、主藥、針工、按摩工、咒禁師、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等治病醫生，醫生必須學習唐醫書《甲乙經》、《脈經》、《新修本草》，針生學《素問》、《黃帝內經》、《明堂脈決》、《赤烏神針》，按摩生學傷折、按摩等，藥園師、藥園生學《本草》。
到達日本後的10年間，鑑真先後為日本聖武天皇、光明皇太后及孝謙天皇等治過病，連天皇御醫法榮一時難以診治的病，鑑真都能準確判斷治療，取得很好的療效，深受天皇及皇太后的賞識。當時傳入日本的藥材很多，真偽不易辨認，常有外形相似而實際不同的藥材服後無效甚至加重病情的現象，天皇命鑑真進行鑑別並傳授日本弟子。鑑真雖然年事已高，又雙目失明，無法直觀地從外觀上判斷藥材，但他憑著豐富的醫藥理論知識和長期的醫藥實踐經驗，利用鼻嗅、手摸、口嘗、敲打等方法，從多方面加以鑑別，十分成功，實質開創了一種原始的藥材物理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仍在應用。
此外鑑真還利用業余時間指導弟子們在日本種植中藥材，教授如何加工炮制中藥材，如何根據病狀辯證施治，如何進行藥材配伍等。在東大寺等設立的悲田院實質是一種早期的寺院醫藥機構，既為本寺僧侶治病，也為大眾百姓看病。鑑真的這些醫藥實踐活動受到了日本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的歡迎，為他在日本贏得了崇高的聲譽。這些活動和事蹟在日本的古代、現代的醫書和史書如《續日本記》、《風土記》、《日本書記》、《延歷僧錄》、《延喜式》、《唐大和尚東征傳》、《醫心方》、《日本國見在書目》、《大和本草》、《和漢藥百科圖鑑》、《宣禁本草》、《本草和解》、《日本醫學史綱要》等都有記載。據傳鑑真在日本10年總結自己幾十年行醫經驗和研究成果，編寫而成的《鑑上人秘方》一卷醫書，日本醫書《本草和名》、《皇國名醫傳》等典籍中都準確記載有這本醫學著作。雖然《鑑上人秘方》後來失傳，但如「訶梨勒丸方」、「腳氣入腹方」、「鑑真服鍾乳隨年煎方」、「奇效丸」、「萬病藥」、「豐心丹」等藥方仍為日本部分地區所沿用，幾乎成為民間常備藥，對日本的醫學事業產生巨大影響。
縱觀鑑真的一生，除其佛教成就外，應當說他還是一代學術高深、經驗豐富、品德高尚的醫藥專家，他巧妙地將佛教普度眾生、救苦救難的深奧教義和中醫中藥的精髓轉化為具體的醫藥實踐活動，是天人合一的一種體現，這與當時他所處中國的強盛，科技發達，開放開明和他所處地區的有利優勢分不開的，充分體現了他「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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