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四大」學說與維吾爾醫學之關系(楊富學)
佛教「四大」學說與維吾爾醫學之關系
楊富學
【摘要】維吾爾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民族,自古以來醫學發達,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寫本及各種傳世文獻對此多記載。從中不難看出,回鶻醫學深受印度醫學與佛教醫學的影響。
9至15世紀間,佛教一直是維吾爾族祖先回鶻人所崇奉的主要宗教,對維吾爾族歷史文化的曾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今天的維吾爾族儘管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佛教的影響猶存,最明顯的莫過于維吾爾族宇宙觀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維吾爾醫學。11世紀中葉成書的伊斯蘭文化名著《福樂智慧(Kutadγu Bilig)》對這一現象有著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從《福樂智慧》的有關內容可以看出,在古代回鶻人的觀念中,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氣、水、土四種物質構成的,是「四大」運動、變化的結果。「四大」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維持著宇宙動態的平衡。這種理論在伊斯蘭教經典中是找不到依據的,而且與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萬物的四根論也迥然有別,也與中原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說大不相同。究其來源,直接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學說。以《福樂智慧》所載維吾爾族的宇宙觀與《金光明最勝王經》所載的佛教宇宙觀相比照,可以發現,其內容如出一轍。
「四大」學說代表著佛教宇宙觀。人既為宇宙萬物之一種,人體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約,由是而派生出相應的佛教醫學理論,認為人體生病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風四大不調。這一理論為古今維吾爾族所吸納,從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維吾爾醫學。其理論認為人體是由「四大」組成的。「四大」在人體內則表現為寒、熱、乾、濕四種狀態,經常保持或基本保持著平衡,如果關系失調,就會誘發疾病。這一理論顯然是對佛教醫學理論中地火水風四大物質運動不調而致病學說的借用。這種辨證、施治方法一直影響至今,成為今天維吾爾醫的基石。
【關鍵詞】醫學;維吾爾族;吐魯番回鶻文寫本;佛教
一、維吾爾醫學中的印度文化因子
回鶻是今天新疆維吾爾族與甘肅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悠久歷史而文化燦爛,以善于兼容外來文明而著稱于世。今天的維吾爾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但在歷史上卻並非如此,他們曾信仰過薩滿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和祆教以及東來的中原道教,從公元10世紀中葉始,伊斯蘭教在維吾爾族中逐步得到發展,到15世紀以後,維吾爾族才全部皈依了伊斯蘭教。多種宗教的流行,對維吾爾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在回鶻中流行了600多年,對古代維吾爾族的文化藝術、哲學思想、語言文字、科學技術都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1] 佛教「四大」學說對回鶻醫學的影響就是突出的例證。
古代維吾爾族醫學昌盛,有著為世人注目的成就,這在11世紀中葉成書的維吾爾族古典名著《福樂智慧》和《突厥語大辭典》中都有著突出而集中的反映,國內外學術界也已有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但由于這二部名著都產生于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的哈喇汗王朝時代,具有濃重的伊斯蘭教文化色彩,這種文化色彩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當我們審視今天的維吾爾族醫學的辨證、施治方法時,卻不難發現其中隱含有一定成分的印度佛教文化因子,引人興趣。此前,筆者曾對這一問題有所論及,但由于當時資料未備,見解也有不盡妥當之處,[2] 故特撰此文再予申論。
這里需先從吐魯番木頭溝遺址出土的古代回鶻文醫學文獻說起。在編號為T III M 66的回鶻文寫本中記載有這樣的藥方:
rasayan ?urn?: pidpidi bi? baq?r, mur? t?rt baq?r, kürbi ü? baq?r, qad?z iki baq?r, suksumur bir baq?r, bi??γ singir ü? baq?r, b?dbul t?rt baq?r, qurnu bir baq?r, ardun bir baq?r, yang? tana ü? baq?r. bu ot-lar-n? yum?aq soqup, m?r bil?n yoγurup, ?t bur[n?]-?a yumγaq-lap, on (?)…q??n in? bolur. q??amuq ?nüp, qar?n? ?dm?s?r, ing?k yaγ?n s?rid[ip] ang-a birgü ol, ?t?r.
長年藥散:長胡椒五錢、胡椒四錢、kürbi三錢、肉桂二錢、小豆蔻一錢、熟筋三錢、長胡椒枝四錢、qurnu一錢、莧蒿一錢、鮮芝麻三錢。將這些草藥搗碎研細,和蜂蜜摻和在一起,做成狀如狗鼻子的藥丸……疼痛就會止住。若出麻疹或患便秘,煉好牛油用之,即愈。[3]
需引起注意的是,該文獻雖短,但藥方中使用的梵語藉詞卻相當多,藥方首題rasayan ?urn?,應來自梵文rasāyana cūrna,意為「長年藥散」。其中,Rasāyana是生命吠陀的八個分之之一。在《耆婆書》中也有以rasāyana 直接命名的藥方。[4] pidpidi借自梵語的pippali,意為「長胡椒」,古代漢語多寫作「篳拔」;suksumur借自梵語的sūksmqilqmsūksma elā,意為「小豆蔻」。從這些藉詞及特殊的藥方名稱「長年藥散(rasayan ?urn?)」諸因素看,該文獻當譯自梵語,至少應受到印度醫藥學的深刻影響。
印度著名醫學家日藏(Ravigupta)所著《醫理精華(Siddhasāra)》在13世紀以前便被譯為回鶻文。20世紀初在吐魯番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曾出土有回鶻文《醫理精華》殘片11件(編號分別為T II Y 17、T II Y 18、T II Y 27、T II 2、T II Y 46、T II Y 59、T II Y 66、T II D 296等)。[5] 此外,吐魯番勝金口遺址也有用婆羅迷文回鶻語書寫的《醫理精華》殘片出土,一葉,編號為T II S 49(Mainz 208)。[6] 這些文獻體現了印度醫學對回鶻醫學的影響,這種影響無疑是印度佛教在回鶻中廣泛流行的結果。
宋元時代,在印度、中原乃至波斯等多種醫學文化的交互影響下,回鶻醫學不管在理論上還是施治手段上都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發展。
二、「四大」學說與佛教醫學
古代回鶻人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氣、水、土四種物質的運動、變化生成的,事物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維持著動態的平衡,並產生周期性變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的合理內核。究其來源,可追溯至印度佛教的「四大」學說。
佛教所言「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化及佛教化的。這種理論認為地、水、火、風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質現象的種子。一切的物象,都是通過「四大」的調和與分配而完成的。比如山岳土地屬于地大,海洋河川屬于水大,陽光炎熱屬于火大,空間氣流屬于風大。如把它們化為人體生理的,比如毛髮骨肉屬于地大,血液分泌屬于水大,體溫屬于火大,呼吸屬于風大。若從「四大」的物性上說:堅硬屬于地大,溼潤屬于水大,溫暖屬于火大,流動屬于風大。「四大」和諧,便會欣欣向榮;「四大」矛盾,便會歸于毀滅。物理現象是如此,生理現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稱為「四大違和」。
概言之,「四大」學說代表著佛教宇宙觀。人既為宇宙萬物之一種,人體生理也必然受到「四大」的制約,由是而派生出相應的佛教醫學理論,認為人體生病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如三國時代竺律炎共支越譯《佛說佛醫經》載:
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7]
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一亦云:
地火水風,合集成立,隨時增減,共相殘害,猶如四蛇,同處一篋,四大蚖蛇,其性各異,二上二下,諸方亦二,如是蛇大,悉滅無余,地水二蛇,其性沈下,風火二蛇,性輕上升。[8]
除了印度佛經的記載外,隋代著名佛學家、天台宗開祖智顗講述,由其弟子灌頂所筆錄的《摩訶止觀》卷八對佛教醫學「四大」理論也有敘述:
四大不順者,行役無時強健擔負,棠觸寒熱,外熱助火,火強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為水病。外風助氣,氣吹火,火動水,是為風病。或三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撒大,亦是等分,屬地病。此四既動,眾惱競生。[9]
唐代著名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九十五《病苦篇》中更是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他說: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黝黑,肌肉青瘀,症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支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戾,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肉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常喪,手腳潢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脈沉,唇舌乾燥,耳鼻焦閉,五藏(臟)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水大增,則舉體煩鑊,焦熱如燒,癰癤疽腫,瘡痍潰瀾(爛),膿血流溢,臭穢競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藏(髒)如水,瞧隔凝寒,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患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胸塞,腑胃否隔。手足緩弱,四體疼痺;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急,腹厭背僂,心內若水,頸筋喉脈,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屙疾。[10]
隨著佛教的東傳,佛教「四大」醫學理論越過帕米爾高原、新疆、河西走廊而傳入中原地區,對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大致在隋唐時期,中原地區的古代醫籍就已經開始引入佛教醫學的「四大」理論了,如唐人王濤在其所著的《外台秘要》卷二十一中即曾就西國胡僧授于隴上道人的療眼方做了如下記載:
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火、水、風陰陽氣候,以成人身八尺之體,骨肉肌膚愧然處,是地大也;血淚清津之處,是水土也;生氣溫暖,是火土也;舉動行來,曲伸俯仰,喘息視瞑,是風土也,四種假合。
大致相同的記載,又見于610年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和682年孫思邈的《千金翼方》等古代醫學著作中。
三、「四大」理論與維吾爾族宇宙觀
佛教「四大」宇宙觀在西域也曾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最突出的例證可見于古代維吾爾族文學名著《福樂智慧(Kutadγu Bilig)》一書中。該書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 Hajib,約1019~1080年)是喀拉汗王朝時期著名詩人、學者和思想家,于1070年寫成的《福樂智慧》是一部具有濃重伊斯蘭教色彩的偉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竟然也有對「四大」理論進行描述的內容:
三者屬春天,三者屬夏時,三者屬秋天,三者為冬天所有。三者為火,三者為水,三者為氣,三者為土,由此構成了宇宙。它們之間,互相敵對,互為制約,上天以敵制敵,從而了結了怨仇。[11]
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謂的「四大」(即火、水、氣、土)與漢族的五行(木、土、火、金、水)說進行比較,不難看出,二者之間雖有一定的聯系,但差異卻是顯而易見的。然以之與佛教宇宙觀與佛教醫學理論中的「四大」(Mahābhūta)說相比,我們就可發現它們的內容竟幾無二致。這里且看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的相關內容:
三月是春時,三月名為夏,三月名秋分,三月謂冬時,此據一年中,三三而別說。[12]
譬如機關由業轉,地水火風共成身,隨彼因緣招異果,同在一處相違害,如四毒蛇居一篋,此四大蛇性各異。[13]
回鶻「四大」中的氣相當于佛教所謂「四大」中的風,而土則又與地對應,水、火,二者完全一致;它們在《福樂智慧》中被稱為「四敵」,《金光明最勝王經》則喻之為「四蛇」,其義一也。古代回鶻人認為,由于「四大」同「居一篋」,「互相敵對,互為制約」,由此而形成了世間萬象。
《金光明經》是大乘佛教中一部十分重要的經典,在東亞地區流傳廣,影響大,有多種譯本傳世,其中以唐武周長安三年(703年)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三十一品最為完備,為後世通行的本子。回鶻文《金光明經》譯本就是以義淨本為底本的。
回鶻人對《金光明經》是極為崇奉的,此可由西域、河西諸地出土的大量回鶻文寫本為證,如僅吐魯番一帶出土的回鶻文《金光明經》寫本就多達583件,其中,高昌故城76件;木頭溝遺址163件;吐峪溝遺址17件;葡萄溝廢寺遺址2件;吐魯番山前坡地12件;交河故城11件;具體出土地點不詳者302件。吐魯番出土的這些寫本、印本大多都已非常殘破,惟有甘肅酒泉文殊溝發現的本子保存比較完整,現存399葉,對于研究《金光明經》的翻譯與流傳具有重要參考價值。[14]
至于該經的被譯成回鶻文的具體時代,學術界眾說紛紜。俄國的拉德洛夫和馬洛夫認為該書譯于1314世紀,同時承認該書的用詞與語法又與89世紀的回鶻語摩尼教文獻之語言相似,[15] 而德國的茨默則認為該經應譯自10世紀,[16] 學術界多傾向于10世紀說。文殊溝本《金光明經》在跋尾中明確地記錄了它的翻譯過程:
y(?)m? qutluγ ?ngdün uluγ tabγa? ilin?? tay?ing siw?ing alγu ?asatarlar?γ nomlar?γ qal?s?z ?tkürmi? bodisataw gitso samtso atl?γ a?ar? ?n?tk?t tilintin tawγa? tilin?? ?wirmi?t? yana bu bi? ??bik k?bik k?lyük bulγanyuq yawaz ?td? qoluta kinki bo?-γutluγ bi?-bal?ql?γ s?ngqu s?li tutung tawγa? tilintin türk uyγur tilin?? ikil?wirmis altun ?nglüg yaruq yaltr?ql?γ qopta k?trulmi? nom iligi atl?γ nom bitig bitiyü oquyu y?tildi sadu ?dgü ym? qutluγ bolz-un!
時幸福的東方之偉大的桃花石國(即中國——引者)中洞徹大乘[與]小乘一切經的菩薩義淨三藏從印度語譯為漢語。時此五濁惡世之中別失八里後學勝光法師(S?ngqu S?li Tutung)又從漢語譯為突厥—回鶻語,定名為《金光明最勝王經》,寫訖。善哉!善哉!祝福! [17]
此跋告訴我們,回鶻文《金光明最勝王經》是別失八里人勝光法師。[18] 依大唐三藏義淨法師所譯《金光明最勝王經》而轉譯的。
此外,在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我們還可看到回鶻人頌讚《金光明經》的詩篇與偈語。可以說,《金光明經》是目前所知存留寫本最多的回鶻文佛教經典之一,由此可見該經在回鶻中的盛行。故而可以說,《福樂智慧》的作者曾受到《金光明最勝王經》宇宙觀的影響自為情理中事。
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到古希臘哲學家、醫學家、經驗主義的創始人、西西里醫學派的創立者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公元前490~前430年)所提出的生化萬物的四根論。他在《論自然》一書中指出:宇宙萬物是由水、火、氣、土四元素構成的,而這些元素的結合與分離,其動力來源于元素之外。他把元素的生、克稱作「愛」與「恨」。愛使幾種元素結合起來,恨使各種元素分離開來。[19] 四元素按相生可分為水火,因為水生氣,火生土。水火是互不相容的兩種要素。石油、煤氣、酒精是水的范疇,卻能生火,可以說水是本原。科學證明,有水就有生命。水的特性是柔弱,代表女性即母性。因此,萬物之母水也。水的沉澱物是土,水的純淨物是氣。水、土、氣結合產生火。但是,須在時空、數量、度量及質量上得到平衡,才能生長、生存萬物。
這一理論與印度佛教及回鶻人所說的「四大」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差異也是很明顯的,如恩培多克勒把四元素的生與克表述為「愛」與「恨」,《福樂智慧》則稱之為「四敵」,佛經喻之為「四蛇」。相較而言,「四敵」「四蛇」意義相同,與希臘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論相去較遠。故可以認為,維吾爾族的「四大」理論當直接來源于佛教,而佛教的「四大」理論有可能曾受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論的影響。
四、「四大」說與古今維吾爾醫學
基于上述宇宙觀,古代回鶻人把人也視為宇宙萬物之一種,認為人體也是由「四大」組成的。「四大」在人體內則表現為寒、熱、乾、濕四種狀態,經常保持或基本保持著平衡,如果關系失調,就會誘發疾病。這種思想在吐魯番木頭溝遺址出土的編號為T III M 190(U 496)的回鶻文佛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譯本之迴向文中即有著非常明確的表述:
mn s?l?γ tigin[…]-ig aγr?γ ?z-? bast?qmaq t?ltaγ-?[…] bu yitik?n sudur-nung yig-in daruq ??itip.
我色利的斤……由于地、水、火、風失調而生病……我想從不同〔地方〕聽到此《七星經》的妙音,以擺脫病魔。[20]
由上可見,回鶻醫學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較為完整、獨立的醫藥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後來逐步發展成熟,最終形成了今天的維吾爾族醫學理論。儘管今天的維吾爾族已全民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佛教醫學理論卻被維吾爾醫比較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依其理論,人的生、老、病、死都和自然界的四大物質(火、氣、水、土)和人體自身產生的四要素(血液質、黏液質、膽液質、黑膽質)的盛衰有著密切的關系。以此為基本理論來解釋人體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創立了一整套診斷和治療疾病的方法。診斷疾病重視查脈、望診和問診。內科疾病以內服藥為主,多用糖漿劑和膏劑,並重燻藥、坐藥、放血、熱敷、拔火罐、飲食療法等十多種療法。
在今天的維吾爾族醫學中,氣質失調,可以說是維吾爾族醫學的辨證大綱。用于調整失調氣質的方法,自然也就成了維吾爾族醫學的治療大法,從整體言,其療法庶幾乎可分為非體液型失調氣質調整法和體液型失調氣質調整法二種。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均與佛教思想、佛教醫學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非體液型失調氣質調整法主要包含以下四種方法:
1.寒法,采取寒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熱症,用于治療因外來熱性因素過多而引發的非體液型熱性氣質失調疾病。
2.熱法,以熱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寒症,適治受外來寒性因素影響過多而形成的非體液型寒性氣質失調疾病。
3.干法,利用乾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濕症,可治因外來濕性因素影響而發生的非體液型濕性氣質失調疾病。
4.濕法,用熱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乾症,適用于外來乾性因素過多影響而導致的非體液型乾性氣質失調疾病。
很顯然,這一辨證方法講的是人體內氣質失調而形成的寒、熱、乾、濕四種狀態。這種氣質失調現象都不是由體液引起的,而是「四大」,即火、氣、水、土四種物質在人體內運動、變化的結果。
體液型失調氣質調整法則包括致病體液成熟法、致病體液排泄法和失調體液平衡法。其中失調體液平衡法包括以下幾種療法:
濕寒法,用濕寒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乾熱性病症,對受熱性因素影響而發生的體液型乾熱性氣質失調疾病有效。
乾寒法,以乾寒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清除濕熱性病症,適治于受濕熱性因素過多影響所誘發的體液型濕熱性氣質失調疾病。
乾熱法,采用乾熱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消除濕寒性病症,適用于因濕寒因素過多影響而發生的體液型濕寒性氣質失調疾病。
濕熱法則是用濕熱性治療措施和藥物來消除乾寒性病症的一種療法,可治療因乾寒性因素過多而形成的體液性乾寒性氣質失調疾病。
這一系列辨證施治方法都沒有脫離古代回鶻人對寒、熱、乾、濕四種狀態的理解與運用,其理論基礎仍然是佛教醫學所謂的四大物質運動與互相制約的學說。雖然疾病的變化很多,治療法相應地也很多,但萬變不離其宗,在佛教醫學思想支配下形成的寒、熱、乾、濕醫學理論,始終是維吾爾醫辨證、施治的基本方法。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隨著佛教與印度文化的傳播,佛教「四大」理論與印度醫學在古代回鶻人中也得以流行與發揚光大。回鶻人攝取了佛教宇宙觀的地、水、火、風理論,吸納佛教醫學之合理內核,結合本民族的醫學經驗與歷史文化傳統,逐步形成了獨立的醫學理論體系。這種理論認為宇宙萬物皆由火、氣、水、土四種物質構成,這四種物質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從而維持著動態的平衡。人作為宇宙萬物之一種,其身體同樣也受到這四種物質運動規律的制約,從而維系著平衡。然而,這種平衡一旦出現失調,身體內就會釀成各種疾病,故而在治療時就必須考慮火、氣、水、土所導致的寒、熱、乾、濕四種狀態。這種辨證、施治方法代代相傳,一直影響至今,構成了今天維吾爾族醫學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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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富學:《佛教在回鶻中的傳播》,《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25~351頁。
[2] 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3365頁;《高昌回鶻醫學稽考》,《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2期,第133134頁。
[3]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36, S. 33-34;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1~362頁。
[4] 參見陳明:《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0頁。
[5] G. R. 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2, S. 418-431. 參見H. W. Bailey, Medicinal plant names in Uigur Turkish, Mélanges Fuad K?prülü, Istanbul, 1953, S. 51-56.
[6] D. Maue, Sanskrit-uigurische Bilinguen aus de Berliner Turfanfunden, Giessen, 1981 (unpbl.), S. 210-227; D. Maue,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 Stuttgart 1996, S. 128-134.
[7] 《大正藏》第17冊《經集部四》,No. 793,頁737a。
[8] 《大正藏》第16冊《經集部三》,No. 663,頁340b。
[9] 《大正藏》第46冊《諸宗部三》,No. 1911,頁106c-107a。
[10] 《大正藏》第53冊《事匯部上》,No. 2122,頁984a-b。
[11]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關中、張宏超、劉賓譯:《福樂智慧》,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2頁。
[12]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九,《大正藏》第16冊《經集部三》,No. 665,頁448a。
[13] 《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大正藏》第16冊《經集部三》,No. 665,頁424b。
[14]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15] В. В. Радлов - С. Е. 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 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редакши ( =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Delhi, 1992, стр. 14-15.
[16] П. Циме, О Второй щпаве сутры 「золто-йблеск」, Turcologica. Festschrift zum 70. Geburtstag von A. N. Kononov, Leningrad, 1976, стр. 341.
[17] F. W. K. Müller, Uigurica,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8, Nr. 2, S. 13-14.
[18] 勝光法師,回鶻文作S?ngqu S?li Tutung,以前學界多音譯作「僧古薩里」或「詳古薩里」。後來,匈牙利學者哈蔡(Georg Hazai)在一份回鶻文木刻本中發現一位以漢—回鶻兩種文字書寫的大譯師名字,其確切寫法為?YNKQW S』LY Tutung,而在每頁的注碼處都標有漢文「勝光法師」字樣,顯然,二者是相通的,故以「勝光法師」稱之。見Georg Hazai, 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 1975, S. 91-92, pl. 9, 11, 13, 15, 17。
[19] [希臘]恩培多克勒:《論自然》(殘篇),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編:《古希臘羅馬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74頁。
[20] 參見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VII, Berlin, 1936, S. 52;楊富學:《回鶻之佛教》,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頁。
原刊《西域文化論叢》第三輯《穿越蒼涼:絲路中印文化交流展神韻》,中國文化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