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與現實交織的風景中前行(王仲堯)

在傳統與現實交織的風景中前行 　　——談當前中國佛教道風建設與僧人社會公眾形象問題 　　浙江工商大學 王仲堯 　　當前中國佛教道風建設應該弘揚和諧精神，以人間佛教理念為宗旨，擔當起21世紀時代賦予的光榮歷史使命。目前個別寺廟過分的商業化經營在社會上產生的負面影響，需要引起高度重視。樹立中國佛教公眾形象的最佳途徑，只能是在現實中根據客觀情況不斷進行選擇、調整的結果。從佛教自身來說，亟需自我尊重，珍惜來之不易的環境和條件，采取相應對策。黑格爾說，哲學是「黃昏到來時才起飛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可能包含著貓頭鷹飛得高了，就看得更遠，並且在黑暗中還能發現問題之意。1佛教歷史傳統中，對于道風建設以及僧人社會公眾形象問題一向極為重視。要做的無非兩點，一是戒律嚴整，二是人格高尚。 　　戒律嚴整是佛門高尚其事之風賴以千萬年不墮之根基。印度原始佛教通過體認現世生活和宇宙自然實相，建立了系統有效的行為法則，對人的行動和心理活動加以約束，以期達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人性本淨，但因無明之覆，貪嗔癡三毒之染，會產生生理和心理的各種欲求，但是可對治去除。佛教把人具體化、實在化，客觀地強調如實人性與動態人性，這是佛門戒制規范存在的前提。佛陀入滅前告誡：「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2《佛遺教經》載佛陀教誨：「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師。」3「復告諸比丘：雖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4 教誨阿難等「以法為師」、「以戒為師」。5 但是佛陀還教導不可拘泥教條，導致僵化，必要時對某些「小小戒」、「于余方不以為清淨者」可舍棄不用，如是「余方必應行者」即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戒律。戒律隨佛教相繼傳入中國，由于自然環境、社會制度、文化背景與印度不同，中國佛教徒執行過程中，就需要適應國情，制定新規，作為補充。唐代百丈懷海(720-814)創造農禪合一的僧伽經濟制度，制定「百丈清規」，既是叢林戒規之始，也代表中國佛教走上制度化發展階段，叢林大眾，行住坐臥，從此皆有規矩，形成系統制度。百丈創建清規，既根據佛陀教導，循規蹈矩，又契理契機，有大創造，成為佛教威儀圭臬。 　　近年來，本人國內外各地參學，在各種宗教及學術活動機會中，常看到有些歷史悠久的大宗教英風不再，如影隨形的即是後世弟子種種不規作為。而佛教四眾弟子，多持戒嚴正，行為謹肅，具足威儀，給人勃勃生機之感。1921年太虛大師應杭州佛教界之請，出任淨慈寺住持，當時深切認識此問題，曰：「我接管此寺的動機，是深想以此為實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據地。在初到的數月間，即竭力著手內部的整理，費了不少力，才稍有點頭緒。」6 大師「淨慈寺之興革」，處理的主要事務就是戒律整頓，取締不良習氣，「次第推行，百廢俱興。」7 于是道風復振，法譽再隆。8 淨慈寺改革雖未成功，卻不期然地成為大師佛教生涯一個重大轉折，此後主要精力用于興辦武昌佛學院，從歷史角度看，正是武昌佛學的興辦使近現代中國佛教事業如柳暗花明，霍然開朗。 　　寺廟道風建設，僅有戒律還不夠。根據大乘佛教普渡眾生、世出世不二之旨，歷代高僧大德無不是人格足為人間楷模者。但是要樹立僧人的社會公眾形象，並非易事，需要學養、地位、品格、身份以及一定契機。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規．序》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斯入世之道，尚能易使而相忘，矧佛祖出世之道，混彼此齊自他，交徹融攝，而無間然者也。心存乎道，不待禮而自中，不俟法而自正矣，又何叢林規矩云哉？」如人皆能自覺遵守戒規，那就不必有叢林清規。明本曰：「嗟乎人心之不軌道久矣，半千載前已嘗瓦解，百丈起為叢林以救之，迨今不能無弊。」故佛門清規不厭其煩寫進極俗日常生活、財務歷算等表面上看來似乎皆屬世俗小節的內容，明本釋曰，寧可被後人誤解，認為是「疣贅」，但事關重大，「我何敢辭焉」！拳拳之心，後來者其察之。 　　中國佛教僧團管理包括兩大要素：一是依靠國家機構、政府行政職能以及法令法規，二是佛門自有之戒律規范，即「國朝累聖戒飭，僧徒嚴遵佛制。」9 僧團制度模式亦具備兩大要素：一是自覺地將僧團集體置于政府監督管理機制之下，二是客觀地將僧人活動納入制度規則執行過程之中。《清規》曰：「除刑名重罪、例屬有司外，若僧人自相干犯，當以清規律之。」10《清規》慎重其事，設置雙重制衡體制，德輝曰：「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幸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11故須以制度規范，一是以管理執行者之人格保障，二是管理程序設計之制度保障，頗見苦心孤詣之意。《清規》對住持產生的特殊機制，即十方選舉制度及實施細則作了詳細規定，12 包含四道程序：一是由寺內兩序負責人等共同會商討論，提出候選人；二是候選人資格必須符合：「宗眼明白、德劭年高、行止廉潔，堪服眾望」四個條件，並「合諸山輿論」，即教界一致公認無異義；三是人選確定後須「列名僉狀，保申所司請之」，即列具名姓，並寫上推舉人名姓，上報政府主管部門批准；四是「請江湖名勝，大眾公同選舉」，最後確定新住持。德輝《清規》中再三強調「切宜慎之，切宜慎之！」又引明教大師契嵩言：「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13 住持是制度執行人，住持得人，是制度得以安全、有效執行之保障。一般情況下人們會認為任住持者經過嚴格甄選，有堅定宗教信仰，應該不會發生貪污腐敗、有損道風事件。但是按照現代管理人性論看，即使管理者人格無問題，也可能出現能力問題，即使人格和能力都無問題，還可能出現決策失誤或執行失誤問題。《清規》因此設計了第二重制度保障，即嚴格的制度執行程序，這一點，從《清規》中嚴密的帳簿、財會及監審制度及執行規章中可深切體會。 　　在當今商品經濟大潮中佛教界同樣可能產生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少數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道風不正，甚至為名利地位結黨營私、貪污腐化、行賄受賄，其背景即是文化的空虛。21世紀「人間佛教」的實踐表現為弘法手段的現代化和方式的多樣化，佛教承傳以出家二眾為主，但是今後肯定要更重視依靠在家二眾，這將成為顯著特點之一。歷史上，即使在佛教發展高峰期的南北朝、初唐、南宋，雖然社會各界對佛教多肯定讚譽之辭，但是從遺世文獻中我們同樣看到，對佛教界個別現象和個別人的尖刻的批評意見也存在。從歷史角度看，後人對今天中國佛教的狀況自會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佛教界畢竟也需要以開放心態，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適應時代和環境，加強自身建設，重視學術傳承，提高文化修養。同時按國家有關法規，嚴格執行財會稅務制度，接受政府財稅、民政和宗教事務等部門的監督。由于寺廟賬目一般不公開，在財務收支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問題。今後寺廟管理制度建設如何與時俱進，應是引起重視的一個問題。 　　由于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目前國際上對中國佛教的實際情況了解是不夠的。除了一些學者的批評意見(即使尖刻)之外，一旦出現某些負面報道，尤其是報道失實的情況產生，易使人產生誤解。但這也同樣可理解成是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歷史對中國佛教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只要在宗教實踐中堅持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價值觀，成為有利于建設和諧社會的慈善團體，繼承和宏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宗教道場，就是佛門高僧輩出、佛法世代延續的根本途徑。 　　注釋： 　　1.參見趙啟正等《江邊對話：一位無神論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長阿含經》卷三、卷四；《游行經》卷二，《大正藏》冊1，頁16c、頁26a。 　　3.【宋】淨源《佛遺教經論疏節要》卷一，《大正藏》冊40，頁846a。 　　4.《五分律》卷二二，《大正藏》卷22，第153a。 　　5.【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下：「我昔為諸比丘制戒波羅提木叉及余所說種種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師」。《大正藏》冊1，頁204bc。 　　6.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二九年七月在漢藏教理院暑期培訓班講》，《太虛集》(黃夏年主編)，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5年，第148頁。 　　7.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0月，第66頁。 　　8.參見太虛《太虛自傳》，台灣：佛教慈慧服務中心1998年1月，第120-122頁。 　　9.【元】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卷二《住持章·肅眾》，《大正藏》冊48，頁1121f。 　　10.【元】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卷二《住持章·肅眾》，《大正藏》冊48，頁1121a。 　　11.【元】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卷三《住持章·明教大師曰》，《大正藏》冊48，頁1130b。。 　　12.【元】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卷三《住持章·議舉住持》，《大正藏》冊48，頁1130b。 　　13.【元】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卷三《住持章·議舉住持》，《大正藏》冊48，頁113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