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現代性的困局中大陸佛教運作之出路(江泓)
《試論現代性的困局中大陸佛教運作之出路》
中山大學哲學系 江泓
忽如一夜秋風，近來網絡、報紙等各類傳媒上面關于大陸佛教的負面聲音紛紛揚揚撲面而來，公眾輿論也隨之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不滿。這使得教界與關注佛教事業之智識都深為痛心。
綜合外界的批評，不論是新聞稿《一位台灣學者眼中的大陸佛教》中所說的「大陸的名僧多是中低僧」也好，新加坡聯合早報之「中國大陸九成和尚娶妻生子」的斷言也罷，所要表達的意思，說到底，是不滿意大陸佛教的修持狀況，認為其沒有勤勉于修行之本業，而有轉好名利色養之嫌。人們對于佛教形象之想象，從來都是清麗高遠的氣象。不必追溯兩晉、唐宋與明清，單只是在民國年間，各界智識便也對佛學高山仰止，紛紛于佛學中尋覓安身立命之資源。一度，在這些精英思想者心目中，唯佛學才能承載信念、安頓身命。梁啟超即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感慨「稍有根器者，則必遁逃而入于佛。」可想而知，如果在當前之現實中，世人發覺佛教教團沒能提供出他們所渴求的性命資源，間或又遇到幾個魚目混珠的獅子蟲，在想象與現實的落差下，過激的言論和內心溢湧的悲涼失望自不足怪了。
外界的種種指摘是否屬實、是否過激、應如何回應並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于大量反面言論出現的這個事實本身提醒我們有警醒自身、全面反思的必要。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依佛教的教理來講，周遭這五蘊六塵的世界皆是唯心所現，輿論環境也是眾業所感的，要追究現狀之原因應追本溯源向內尋找，關節點還在于佛教自身的建設，在于僧眾自身的修持。世間的眾生，不論甚麼身分，必含有許多不易肅清的積習，出家的僧眾，既非究竟成就，則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遇逢著這樣的境遇，外界的八風無需一一追究，當務之急是教界必先自診而後自治。自診即是對事實全面的了解與醒思，對外界批評之種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治則是開藥方，一方面要進行制度層面的討論、調整，另一方面是落實到每位出家人對自己修行實踐的省察、自律。
時光已然行進到這一步，如今的時代與以往故紙里描繪的景象已經天差地別。世界變小了，但卻因而更加嘈雜；人類的思想、行為巨變，連帶學術的面貌也變了, 人文精神之敗退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如今的時代一切事物都好比同處在漩渦中，緊密、喧囂而瞬息萬變。民國以前，上溯整部中國佛教的歷史，每每在教團現實的實踐處境中出現、存在大問題的時候，僧團中的高僧翹楚也往往會用「大法寢遠」、「末法勢衰」等等詞彙來描述當時的佛門狀況，繼而有所動作，為獅子除蟲，面對和解決實際問題。但與現代以來之新時代所不同的是，以往教界所面臨和處理的多是教界乃至信眾的問題，而在這嶄新的全球化的時代，教界不單要關注自身學人的狀況，還要應對來自外界方方面面叫人應接不暇的徵詢、批評與挑戰。世事的一番大震刷，佛教界從太虛大師時代的急切、樂觀地迅速擁抱科學，一轉而為在現代性的壓力下尋求生存的縫隙。佛教如何在這樣迥然不同的時代里找到恰實的弘法方便之路是一個大課題。這不單是上述輿論批評所針對的大陸佛教界的，同時也是台灣、日本、歐美等等所有佛教界都在思考與摸索的課題。日本佛教被某些學者譽為「精英佛教」，一直孕育著日本的大學者、大思想家。台灣的教界在佛教教育、文化傳播和慈善醫療方面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它對于佛法的弘揚與推廣也居功至偉。但是也有學者尖銳地指出，二者都只關懷世間的緯度，卻不能在出世的緯度上有所作為。生死事大，丟卻出世之緯度，佛教便也淪為世間哲學了——這個批評是一針見血的。因此，大陸的佛教要想擔負起在新時代弘法利生之重任，既不能全體偏安于山林自了，也不能簡單尾隨日本、台灣的徑路，而需以彼為借鏡走出一條中道來。
雖然如前所述，如何應對現代性，如何使佛法事業的弘揚適應現今的新時代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但是作為一個解脫性的宗教，佛教有自身本分之事業。這一以解脫成佛為旨歸的宗教需要對于現代的處境有充分的準備和清醒的認識，但其既不應急于擁抱現代性，也不必負責破斥與回應現代性的諸多問題。現代性的問題不只是佛教一家要作之功課，它是現代以來全體人文精神都在苦思的尷尬，它是人類共同的棘手課題。佛教界耗費力量回應這些「緊張」，只能讓教界疲于奔命而疏于本業，跟從了時代的論題卻跑了自家的題目。佛教所提供給人們的滋養從不是如何處理世間的一堆亂麻，而是教人超拔出這喧囂與騷動的人生，將生命有個安頓處。與現代、後現代的繁華絢爛以至荼蘼、急速奔馳以至虛無相對應，佛學在新時代所展現與提供的應是一個愈加正氣蓬勃、清麗高瓴的面貌。如何能提供出佛家原本清麗高遠的氣象，如何能將佛門的現實與世人的期許想象相吻合，這才是當務之急的佛門課題。
若想僧中翹楚，交網而現；若要佛門氣象峻遠，世人心向往之，無有捷徑可尋，唯有正途一條：固本以培元。佛教事業，總而言之為兩個方面，一是修持上求，一是弘法化度。在新時代，前者一如既往是後者的保障和基石；而後者則成為上求之可行難行的路徑：
佛教向來是以其強烈的實踐性格為特徵的。就學人本身來說，要解脫生死，不能只靠意識之揣摩、人事之磨練，而需要念茲在茲、專心致志，時刻將生死大事放在心頭，持之以恆地勤懇修持，一層層地剝除執著，才是「本分內事」，才能得真實受用。這就世人來講，這種修持上求的迫切心願所產生的力量、這種始終如一的修持所造就的氣象，才是叫他們高山仰止、讚歎神往之處。因此學人一方面對教理極力參究，另一方面在在處處努力與所究之教理相應，綿綿密密地痛下功夫，這才是固本之正途，也應是僧團之第一要務。
這里大倡僧人之實修，並不是主張其偏安自了。因為一方面依佛教的教理而言，眾生有生以來，其心念念流變，都是依著自己向外奔逸放弛的意識而來思索周遭之六塵世界，不能究竟。我、法二執如枷鎖在身，起心動念、行住坐臥都是在迷妄中進行。如果沒有自身的修持作為保障，不能站在出世法的向度上作入世的事情，所作的事業不論事相如何，都難與世間的名利脫開干系。久之，或身心疲憊而事不能圓融，或則陷泥在事相推進的快樂中而忘卻生死事大。另一方面，在現代性之新時代修行，要求教團要擁有「清淨居心，慈悲救世」之積極入世的胸懷。所謂積極入世，重點不應在入世之事相，而應在于積極之姿態。有立足的根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積極，才能不為欲望所轉、迷真逐妄。以佛法之修持為立足的根本，一心一德地隨緣投入弘法利生的事業，並在事相中反觀自身、體會妙理，綿綿密密地痛下功夫。如此自身的修持與利生之事業才有最好的結合點。
弘法化度，現代路徑不離教育、文化、學術、慈善四種。從根本來講，弘法事相上無所謂對錯優劣，關鍵在于是轉事相還是被事相所轉。弘揚佛法並非即是轟轟烈烈投入世法、單純的擴大影響力，而要把精髓和根本傳送出去。這又要回到教團自身的修為上了。譬如教師，門庭若市、學人三千自然是好事，但教師本身需有可傳授、有所提供才好，否則也只是落得個自顧不暇，一盲引眾盲。世諦事相上，台灣教界等已有很好的范例在先，很多我們都可以請益借鑒；但出世的緯度是佛教根本中之根本，萬不可與世諦等而化之，為了廣泛地弘傳而使佛法流入「世俗化」的境地中。
如何在現代性的困局中尋找佛教在世間運作的路徑是一個一言難盡的論題，其複雜性不僅在于理論層面，而更在乎實踐過程之中尺度的體會與拿捏。但綜前所述，要保障佛教不偏離自身實踐解脫的性格，出世法上的修持永遠是最為根本的保障，也是進行所有事相的前提。《金剛經》有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正可借用此處以為龜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