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制度建設為重振道風之本(王雷泉)

《以史為鑑，制度建設為重振道風之本》

　　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　王雷泉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在與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激盪融會中，最終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在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影響下，並受政教體制或順或逆關系的制約，佛教中國化有四個重要的標志：格義、判教、僧官制度和叢林制度。格義，是兩種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中必然產生的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印度佛學對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中國本土思想也改變了印度佛學的思維特點和言說方式。判教，則是中國佛教思想家站在中國佛教的本位立場，對全體佛教思想進行系統的判攝整合。而僧官制度和叢林制度，都與佛教制度有關。

　　正如《法華經》所說，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教傳入中國，其使命就是為了化世導俗。佛教的中國化，只是推動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方便。真不離俗而不應退墮為俗，實應兼權而不應依附于權，但在實際運作中，中國僧眾經常面臨的是如僧肇所說「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的兩難困局。在佛教制度建設上，為克服「無上道服毀于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序》)的危機，從慧遠、智顗以至近代的太虛，都留下了至今仍具指導意義的寶貴經驗。

　　關于佛教制度的研究，國內外有過不少研究成果，但多限于東晉南北朝以來政府對佛教進行管理的僧官制度，而較少提及教團為自治而產生的內部管理制度。在教制研究領域，一般多集中在《百丈清規》為標志的禪宗叢林制度。縱然有關于天台懺儀方面的研究，亦沒有將之與教制建設相聯系而挖掘一代祖師制定懺儀的苦心。其實，禪宗及其叢林制度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是錯綜複雜的社會思想文化各方面因素的合力所致。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佛教為應對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滅佛事件所采取的自我保存措施。禪宗從「藉教悟宗」到「教外別傳」的發展，最後仍然走上了「教禪一致」的道路。這一歷史事實，也表明宗門和教門在思想和制度上的高度親和性。

　　在道安-慧遠一系的佛教事業發展中，道安創制了僧尼規范，慧遠以廬山蓮社的建立擴大為教團建設。在北方戰亂的動盪中，有道安「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之動；而在南方偏安的局面中，則有慧遠「沙門不敬王者」之靜。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都是契時應機之舉，表現了這二位佛教領袖高度的政治智慧。而把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完美結合起來的，則推天台宗的實際創始人智者大師。

　　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有過非常精辟的概括：禪觀行演出台賢教，禪台賢行歸淨土門。並指出以道安－慧遠一系的佛教思想體系和組織制度，成為中國佛教的主動流。民國以降，太虛倡導以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為旗幟的中國佛教復興運動，教制與教產革新即屬于佛教制度建設的范疇。太虛大師畢生的努力在此，他賚志以沒的未竟事業，也在于佛教制度建設。

　　作為閩南佛學院自己培養的研究生，心皓法師對中國佛教的命運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天台教制史》是在她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基礎上擴展起來的一部專著，對佛教建立在修證內涵基礎上的儀軌作了詳細闡述，希望為現代佛教僧制管理的反思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操作辦法。本書的特點有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天台宗以教觀雙美的特點著稱于世，而佛教制度的創建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作者把天台宗的教、觀、制三者作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進行了全面論述。由教義衍生出觀法，又通過一系列的儀制將無形的禪觀規范為可操作的行法。這在以往的天台論著中是不多見的，從而大大深化了國內的天台學研究。

　　第二，佛教的制度以印度傳入的戒律為根本法，而以中國僧人根據國情教情而增益的僧制、清規為習慣法。無論是早期的僧制還是禪宗興起以後的清規，中國佛教的教制既包括由戒律演化而來的各種約束身口行為的規約，也包括積極實踐各種行道方法的修持規范和儀制。天台教制最早是隋智顗創建的《立制法》，這是繼道安之後將印度戒律和中國佛教寺院生活相結合的一次有力嘗試，之後天台歷代祖師均有應時創建的諸種教制儀規。本書對佛教教制的歷史發展作了清晰的梳理，並對宗門和教門的教制作了詳細比較，對中國佛教的教制研究做出了比較重要的貢獻。

　　第三，創建天台圓頓教理和觀法的智者大師，為何建立一系列剛性的制度和懺法，並由歷代天台祖師進行發展？作者分析了佛教世俗化的社會原因，更從僧團內部的修學體系入手，從教理、修行到制度做了全方位的探索。作者非常中肯地指出：良好的道風，在于推行著良好的寺制，所以僧團建設必須從各寺院因地制宜的規章制度的制訂入手。這一制度除了承繼傳統的戒律和叢林制度外，還必須有定慧共修的功課制度，從精神層面加強僧人的自身道德建設。

　　中國佛教的復興和發展，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對中國佛教的世俗化流弊，教內外學者也進行了大量分析和批評。但是，對僧團墮落的現象，這些分析和批評往往偏于外在的皮相之談，其中指責的成分多于補台的建議。就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嚴肅戒律法制是修行得道的前提。涉及教團內部的管理，只有身為出家人的學術研究，才能深入中肯而為人信服。作者對天台教制的發掘弘揚，不僅僅填補了天台學研究中的缺門，對于當前佛教制度的建設、僧人宗教情操的提升，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書為中國佛教的信仰建設和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史鑒，為中國佛教的復興做了積極的貢獻。我為心皓法師這部嘔心瀝血之作得以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悅。

　　作者附識： 　　2007年6月，廈門大學出版社推出閩南佛學院心皓法師《天台教制史》，在這部五十萬字的著作中，寄托著新一代青年法師吸取歷史經驗、重振佛教道風的宏願和心血。本文是筆者為此書所作序言，亦凝聚著本人多年來對佛教制度和道風建設的思考，謹提交2007年9月由閩南佛學院發起主辦的「和諧社會與道風建設——2007中國佛教公眾形象主題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