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務社會中增強神聖性與社會性(王亞榮)

《在服務社會中增強神聖性與社會性》 ——關于佛教寺院與和諧社會關系的思考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　王亞榮

　　關于神聖性和社會性

　　宗教的存在兼具神聖性和社會性，即內在的品質與外在的體現。當這兩者的關系在從認識到實踐都處于一種和諧狀態時，中國佛教就呈現出興盛的局面。但是，現在中國正在經歷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狀態。

　　例如，1976年以來，使用頻率最多的一個字恐怕是「化」字：市場化、商品化、現代化、國際化、全球化以及知識化、專業化、網絡化等等。一種莫名的渴望在躁動。那麼，在「化」潮湧動面前，我國佛教發生了變化嗎？。如果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屬于風動？幡動？還是心動？按照諸行無常的原理，答案恐怕是肯定的，都發生了變化，都在動。一言以蔽之，全社會都在「轉型」，都在動，共業使然。關鍵的問題在于，對佛教來說這種變化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我認為，這些變化似乎外在的多，內在的少；從發展形態來看，被動的多，主動的少。當然，被動的態勢有歷史的原因，和十年動亂不無關系。

　　作為世界三大教的佛教，經歷了25個多世紀的風雨，內在的品質不會被眼前的這些「化」風所惑。問題是在發展形態與方法的選擇上，是在對現實問題的應對上。面對社會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顯然有必要探索如何更好地發揮佛教的優勢，在與社會發生關系的過程中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自己，從而不斷地增強神聖性和社會性。

　　佛教的神聖性和社會性也是相輔相成的，都需要通過寺院來體現。現在佛教寺院遇到的問題很多，尤其是各地在發展地方經濟中，佛教寺院被作為旅游景點予以大力開發；而寺院為了自己的建設，也對招商引資產生了很大興趣。眼下遇到的這些問題和矛盾，是無法迴避的。只有堅守了信仰的神聖性，才能使終極性追求的方向不至迷惑；也只有充分發揮了寺院的社會功能，才能進行「普度眾生」，才能表現出佛教的神聖性。所以兩者的關系應該是統一的、圓融的。站在世俗社會的角度來看，二者也是有機的統一體。「現代化」是佛教的宗教性的要求，而「化現代」則是佛教的社會性的要求。所以說，佛教必須「現代化」，否則便不能完成「化現代」的任務。就象自度和度他一樣，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同樣，不以度人作為目的，又焉能自度？采取迴避的方法已經為時代所不容，也與佛陀的初衷相違背。

　　寺院社會功能變化的回顧

　　佛教的社會性是通過寺院的社會功能來體現的，通過這些功能來與社會發生關系。中國佛教漢傳、藏傳和上座部三個系統寺院的社會功能基本一樣，發揮的時間和程度上可能有差異。大略而言之，從古至今，寺院在社會上兼有心理救治、教育、救濟、學術、中外交流、文化藝術、經濟循環等等功能。也可以大概歸納為救濟、文化、經濟三大類。

　　在時間與空間的發展軌跡上，特別是從近現代以來，寺院的這些功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1949年和1976年更是兩個分水嶺。從大的客觀環境上來說，促使發生這些變化的是政教分離原則的確定和寺院土地財產的急劇萎縮。在法律規定的前提下，佛教寺院的社會角色被限定在一個相對固定的范圍之內。寺院土地財產的急劇萎縮，使得經濟生活方面發生了較大的困難。為了維持寺院經濟，只有以施舍捐贈為主要的生存手段。例如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寺院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也因為經濟力量下降，所承擔的傳統的社會救濟功能的作用發揮便受到的限制。同時，現代社會的福利保障機制遠比古代完善，社會救濟的工作便主要由政府來主持和承擔。顯然，由于政教分離的原則和土地財產急劇萎縮，與古代相比較，寺院的社會性功能在形式上有了整體性退縮，亦即寺院與社會的關系在范圍和方法上有了重大改變。

　　但是，從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大的范圍來看，這種變化更多地是具有個案的意義，或者是一種相對的狀態。這些只是我國佛教發生的變化，而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其他地區的佛教受到的沖擊要小。還有，相對于其他宗教如我國傳統的中國儒釋道三大宗教中，佛教獨具的世界性宗教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在社會的經濟生活中，現代社會也已與古代的經濟生存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對土地的依附性大為降低，土地對寺院的重要性也降低了許多。

　　以眾生為本的服務社會之路

　　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人們的選擇也越來越多元。當代的社會是個張揚個性的社會，在多重價值觀的交織下，人們既重視對「來世」的向往，同時也重視對「今世」的體察，希望在對「今世」的體察中來證明「來世」。佛教講眾生平等，也就是以眾生為本。當下社會講以人為本，似乎以眾生為本更為究竟，還包括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下，主動寓教化眾生于服務社會中，主動在服務社會中教化眾生，可能是各個宗教在這個多元社會中的共同選擇。從佛陀制教來說，這也本來就是「慈悲」兩字的應有之義。

　　由于神聖性的制約，社會在轉型，佛教只能「轉形」，在形式上適應社會的發展，在方法上切入社會的發展，即所謂應機施教。這是佛教與社會其他團體人群不同的地方。兩千多年來，佛教的任何發展都是伴隨著人與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也可以說隨時都在「變化」，都在根據時、處、地的不同而「應機施教」。佛、菩薩都有各種不同的化身。近百年以來，我國佛教與現代社會關系問題的嚴重性和重要性始終被教內教外的有識之士所深切關注。如太虛、印順等大德，終于尋找到一條充滿主動精神的「人間佛教」的「轉形」之路，從而使佛教在中國各宗教的「轉形」上得風氣之先。

　　總之，神聖性和社會性兩者的圓融無礙是最高的境界，是一種理想，更是一種檢驗的標尺。當年諸多「具有創造力」的高僧大德，同時也是服務當時社會的楷模。拉了一根寬帶線並不就等于「網絡化」一樣，歷史上寺院最多的時候也並不是佛教最興盛的時候，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祖庭」，也大多不是當時名氣最大的寺院。所以，關鍵要看寺院與社會的關系如何選擇，以何種方式進行。佛教要在社會關懷上體現出自己的價值訴求，各項社會性功能自應協調發展，也唯有在以這些功能為載體的服務社會的過程中，才能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