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智者建設山林佛教的理念(心皓法師)
《天台智者建設山林佛教的理念》
閩南佛學院 心皓法師
山林佛教是與都市佛教相對而言的，佛教早期是以山林修行為主，古代大德多在水邊林下，山岩石窟，獨自用功修行，如《法華經•序品》偈曰：「又見菩薩離諸戲笑，及癡眷屬，親近智者，一心除亂，攝念山林，億千萬歲，以求佛道。」佛教初傳中國之時，寺院極少，依寂靜處苦修成就的高僧十分之多，這大概是得力于環境的寂靜有助于一心修行的緣故，所謂境空則心易空。修習天台止觀前方便的重要一條即是閒居靜處，閒是不作眾事，不與世間一切有為之法相應，放下世間一切雜務。靜是指居處無憒鬧而遠離一切塵勞煩惱，這些環境都較利于修習禪定。
隨著佛教在中土的不斷發展，寺院的日益增多與僧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志願在山林修行的人越來越少了，更多則是在城市喧囂中擾攘一生，無所成就，甚至因定力不足而造業墮落。因此提倡山林佛教的修行顯得十分重要與迫切，這是僧人出世化他，弘法利生之前的一個重要自修階段。
天台宗創始人智者大師十分重視山林修道的積極作用。他一生的出家弘法生涯中，共有兩個自行化他的階段 ，第一個自行階段是在大蘇山親近慧思修學法華三昧的七年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入住天台山九年的隱修生涯。其中天台隱修是他為加強修證而實踐止觀的一個重要的自行階段。
陳光大元年(567)，智者師事慧思七年後，奉其師「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之嚴命與「汝于陳國有緣，往必利益」的指示，偕法侶二十七人至陳的京城金陵弘化。在金陵弘法的八年，大師以其高超禪法，博學辯才和崇高德行贏得了朝野僧俗的共同敬重，但他卻在其弘法的高峰選擇離開這座繁榮的大都市，遠赴舟車不至的天台山，實修止觀。
智者不顧陳朝君臣的挽留勸請決意隱修天台，是有其不得已苦衷的。他之所以離開金陵，是因為「徒眾轉多，得法轉少，妨我自行化道。」得法是一種修行證悟的表現，它是通過精進禪修才有的現象，並不是單靠聽聞佛法就能獲得的，而且弟子修道成就時，必須有師父加以印可。智者在金陵除了講經外，也時常領眾坐禪。他說「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減十人得法」，雖然共住的人越來越多，但證悟的人反而越來越少，令注重弘法質量的智者深感失望。與其對聽眾徒講佛法義理，無修無證，自他俱損，度眾的勞頓猶如法箭虛發，不如自己再去天台隱修一番，以增強定慧之資。
智者的「徒眾轉多，得法轉少」一言看似平常，實際卻包含著對金陵佛學風氣的嚴厲批評。他是以北方禪僧的身分到南方弘法的，在金陵，除了宣講《法華經》和《大智度論》外，還有意「創宏禪法」，期間完成了《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的講說。當時南方佛學偏重義理，金陵號稱「義學首府」，玄談論辯之風熾盛，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學義理的發展，然至其末流，則「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而北方來的智顗禪師止觀並舉、定慧雙開，南方大德深為大師的佛學造詣折服，皆「延頸傾耳，嘆所未聞」，連在梁陳之世享有盛名的大忍法師也來請益于他，樂而忘返。儘管智者盡量融合南義北禪的風氣，但清談玄辯的惡習非短時期內所能扭轉。
為了遏止這種義理玄談的流害遍及整個江南，培養踏實的宗教行履精神，他毅然以身作則，離開文人薈萃，僧徒云集的金陵佛學中心而去邊遠地區的天台隱修。作為一個有巨大宗教影響力的宗師，他的這一舉動無疑影響了當時的佛學風氣，也開辟了後來天台止觀並重的風格。
他的決意隱修，並非如陳宣帝挽留詔書中所說的「獨善一二」，而是為更有堅實力量可以荷負正法，傳燈化物。智者少年時以「家國殄喪，親屬流徙，嘆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發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己重任」，乃至于夢中亦發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這種宏誓大願正是他一生弘法利生不竭的動力，所以他一輩子致力于造寺度僧，弘揚佛法，培養弟子，為了度他，不惜損害自己修行 ，直至石城入滅，仍念念不忘天台佛教的發揚光大。
此外，智者與慧思一樣，親身經歷了末法的體驗。這也是他萌生隱修之念的一個因緣。智者辭別金陵的前一年，正值北周武帝滅佛，幾使北地佛教完全毀滅，許多僧尼南下避難，金陵佛教又呈複雜局面。這次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雖是衛元嵩等人的煽動所致，佛教內部破法壞法的不如法現象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北朝時期許多人為逃避國家刑律的懲罰，免除租調徭役之苦而出家，致使寺院綱紀敗壞，僧人道德日下。這些不良現象正是經典所說末法時代的一些具體象徵。智者也說過，若僧眾「放舍禁戒，無非不造，罪積山岳」，必然損害佛教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遂令百姓忽之如草，國王大臣因滅佛法」，認為北周武帝的滅法事件直接和此類行為相關。正是由于時值末法，更激勵其對佛教之整體及其個人佛學思想作進一步的反思，如其師慧思一樣奮起振興佛教，力挽狂瀾。
總之，智者的決心離開金陵入隱天台，創建山林佛教，不但有著微妙的個人因素，也有佛教自身發展的原因，還存在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他的這一決定，既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可謂用心良苦，不管從哪方面看，無論對其自身的禪悟，還是天台僧團的建立，乃至止觀學說的創建都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智者大師進行了一番認真反省後，乃遣散門人，隨順一己潛隱林澤之素懷，于陳太建七年(597)秋離開金陵，逕往浙江天台山隱修。當時只有少數弟子隨從他一起來到天台山。其中有後來的國清寺住持智越，還有慧綽、慧拔、法彥等人。他們在「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既失稔」的艱苦時期，能夠「僧眾隨緣，師共慧綽，種苣拾橡，安貧無戚」，體現了智者師徒隱山修道的堅定信念。智者在山上還時常對僧俗講經，陳郡袁子雄與庾崇二人登山，正值智者說《淨名經》，「遂齋戒連辰，專心聽法」。袁子雄在天台山上看到「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徹鼻」，于是發心在山上建一座講堂。智者在天台山隱修期間還得到陳王朝的經濟支持，又感化了陳文皇太子永陽王「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餐講說，夜習坐禪。」智者所居的天台山佛教僧團在他的晝講夜禪的修學模式下逐漸擴大，成為後來天台宗的根本發源地。
天台隱居期間，智者通過對禪教止觀的更系統研習，逐漸圓熟了天台教學的思想根基，他的代表作三大部正是醞釀于這一時期，而後出山才能暢其心懷為眾宣講，形成獨特的天台教觀體系。因此，智者的天台隱居，完成了對數百年中國佛教的反省，提出了如何克服佛教危機、擺脫末法影響的具體方案。
有了九年隱居的深刻體驗，智者大師建設山林佛教的理念日益加強，他希望後學僧人能通過止觀之修習，完善宗教情操，為將來佛法的光大做好內修外弘之準備。智者晚年為僧眾立制度、定懺儀，以教規及修行方法來完善教理內容，並選擇遠離城市的山林靜地建立天台道場，這些做法都是這一理念的反映。
智者大師的山林佛教並非消極地遁世隱修，而是以遠離城市喧囂的山林為基地創建僧團並積極又隨緣地做弘法事業。雖然世移時變，山林佛教的模式未必完全適應當今佛教徒的生活修行空間外緣，但在山林養道的理念仍是值得推廣的。僧人一生的修學如能在一定階段內于山林寺院靜修養心，思維佛法，圓潤定慧，對于化他階段的傳教弘法、辦學育僧、投入慈善救濟等是極為有利的，也是僧人修道從小隱于山到大隱于市的一條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