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提升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張家成)
《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提升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張家成
所謂公眾形象，當指展示在社會公眾面前的整體外在形象。就佛教來說，本以遠離大眾，出世解脫為目的，不存在所謂「公眾形象」問題。然而，大乘佛教特別中國佛教又強調入世度人，普度眾生，因而使得其「公眾形象」成為可能。在當代社會，由于大眾傳媒及資訊業異常發達，進而又突顯了佛教的「公眾形象」之社會功能。
筆者以為，當代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塑造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能離開中國佛教的歷史傳統來談。從某種意義上說，良好的公眾形象應當是對二千余年中國佛教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那麼，中國佛教有哪些優良傳統呢？趙樸初曾明確指出，當今時代要提倡「人間佛教」，發揚佛教三個優良傳統即農禪並重的傳統、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國際友好交流的傳統。 在此，趙樸初並非是從歷史文化研究出發，對中國佛教的傳統所作的全面總結，而是在洞察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人間佛教」思潮並針對中國大陸佛教現狀之實際，強調了中國佛教界應著重發揚的優良傳統。從中國佛教公眾形象的角度看，趙樸初所概括的三大優良傳統分別涉及中國佛教徒的個人形象(學術研究)、佛教組織形象(農禪並重)以及中國佛教的國際形象(國際友好交流)三個層面，兼具民族性和時代性，對今天中國佛教進行道風建設、提升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有益的啟示。以下即結合趙樸初的論點，試圖從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之角度，對當代中國佛教的公眾形象問題談一點個人淺見。
首先，關于佛教徒的個人形象。佛教徒即佛弟子，包括在家眾與出家眾。本文所指主要指出家僧眾而言。僧(「僧伽」之簡稱)為佛教三寶之一，是指信受如來教法，奉行其道，具足正知正見之佛弟子。那麼一個合格的現代僧人應具備哪些內在素質，樹立怎樣的個人形象？筆者以為佛教徒的個人形象大致可從修為、學養(學識)二個方面來看，本文在此僅就其學養(學識)方面略述之。
佛教典籍浩如煙海，佛學理論博大精深。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佛學也是一種學問。從歷史上看，佛學學識的高低對僧人的個人形象乃至整個僧伽團體的整體形象影響是巨大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出現了一大批學識淵博的高僧大德，他們在佛經的翻譯、注疏，佛教文獻的整理、佛教理論的探討及研究等方面，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就。這些高僧大德，無疑也是學問家。如唐代高僧玄奘法師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以其淵博的佛教學識和為法忘軀的獻身精神，既贏得了佛教徒的普遍尊敬，也影響了唐王朝特別是唐太宗李世民對佛教的態度。應當說，唐代佛教乃至中國佛教的繁榮昌盛離不開這些學識淵博的高僧所做出的艱苦努力。在近代以來的佛教復興思潮中，太虛法師、印順法師、巨贊法師以及歐陽漸居士領導的支那內學院等一大批高僧大德在佛教學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對當代中國佛教的影響十分深遠。尤其是印順法師，他的學術研究成果豐碩，並影響了二十世紀台灣地區的一代年輕人，實為是當代學問僧的典范和楷模。
當今社會為「知識經濟」時代，佛法的弘揚與傳播也必須順應這一形勢。可以這樣說，擁有豐富的佛學知識，具備相當的研究素養，已成為現代僧人的基本素質之一，也是當今普通社會公眾心目中的高僧大德之形象的重要依據。需要強調的是，佛學不僅是一種學術，真正的僧人也不是為了學術而研究佛學，一切有關佛法的研究工作，皆只是為了回歸佛陀的本懷。這正是佛學研究不同于現代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關于中國佛教的組織(僧團)形象。「僧伽」一詞本為「和合眾」之義，僧人以「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見和同解)的精神，在寺院里過著集體修行的生活。在印度及小乘佛教流行的南亞地區，僧眾在禪修之余，主要是以「托缽」乞食來維持色身。「托缽」成為原始佛教僧團的一個重要的形象特徵。
佛教傳到中國以後逐漸中國化，特別是隨著禪宗的流行，中國佛教僧團的生存方式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唐百丈山懷海禪師首創禪寺中的集體勞動制度，「托缽制度」逐漸為「農禪」制度所取代。中國佛教的「農禪」制度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家風，走自食其力的道路，這有利于寺院經濟的自給自足。「農禪並重」的傳統成了中國佛教僧團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制度保證，也成了中國佛教組織(寺院)的一個重要的形象特徵。
然而，現代中國(特別是在大陸)的社會結構和土地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佛教寺院原有的大部分山林和田產收歸國有，而當代中國也開始由一個農業社會步入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商業社會。這使得現代中國佛教僧團的生存方式又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當代中國的僧眾飲食皆在寺院之中，故以托缽乞食、農耕方式維持生計的現象已不復再現。
那麼當代中國佛教是如何發揚「農禪」的傳統，以維護「自食其力」的組織形象？就目前來看，由于中國佛教生存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這一新的社會基礎相適應，失去了山林田產的佛教寺院，有的利用自身固有的資源(特別是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內涵的大叢林)，開展一些有償的文化旅游、社會服務活動，也有的則從事一些寺院經營行為。更有甚者，個別「商業化寺廟」也乘機出現。
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筆者以為，總體來說，在不影響甚至有助于僧眾修行和弘法的前提下，目前中國大陸的多數佛教寺院所開展一些非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和社會服務行為，是中國佛教在現代社會背景下生存方式的現代轉型，也是中國佛教「自食其力」的傳統的在當代的一種體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寺院在提供社會服務、開展必要的經營活動的同時，如何防治以營利為目的過度的開發行為，從而保證僧眾的正常清修，維護中國佛教僧團的整體組織形象，仍是擺在當代中國佛教界面前一個嚴峻的課題。
第三，關于中國佛教的國際形象。世界三大語系佛教在中國都有傳承。中國佛教是北傳佛教(包括漢語系佛教和藏語系佛教)的中心，在中國云南地區則流行南傳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因此，中國佛教在國際佛教界(特別是亞洲佛教)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
佛教慈悲、戒殺(護生)的理念，使得其始終把傳教弘法與反對戰爭、維護和平相聯系。在古代，中國與印度、日本、韓(朝)、越南之間高僧往來不斷，相互學習，使得佛教的地位和作用已超越了宗教的范疇，滲透到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古代日本的譴隋使、譴唐使多由高僧擔任；而中國也有不少高僧，或代表國家正式出使國外，或是民間自發的求法取經運動，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了「和平使者」的社會功能，對亞洲各國特別是東亞諸國的文化交流和睦鄰友好，做出了重要貢獻，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和平主義的優良傳統，也塑造了中國佛教作為「和平使者」的「國際形象」。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已步入「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面臨著的挑戰和危機也愈益嚴峻，如環境和生態的惡化(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戰爭和恐怖襲擊事情頻繁(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和諧)，社會上普遍焦躁不安的人類心靈(身與心之間的不和諧)等等，都是人類社會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中國佛教的和平主義傳統，使得其更易于在紛紜複雜的當代世界扮演「和平使者」之角色，充分發揮其「黃金紐帶」的巨大作用。但同時，全球化的趨勢和中國佛教「國際形象」的重塑也給當代中國佛教的高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紀里，如何在彰顯佛教自身核心價值的同時，對其他宗教和文明仍具有寬容精神，並能展開在平等基礎上的宗教(文明)對話；在對治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和問題的同時，又能理性地檢視自身的發展進路，及時糾正自身出現的「異化」(變質)現象，從而為當代社會塑造一個具有良好的國際形象、並能充分發揮其「黃金紐帶」作用的宗教典范。這是一個機遇，更是一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