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庵的堅守者——南京金粟庵全乘長老訪談錄

講◎全乘長老 　　本刊記者：我們知道師父是童真入道，從小出家。您能講述一下您的出家因緣嗎？ 　　全乘長老：我11歲出家，那年是1931年。不過那時我不是因為信仰而出家，而是因為那是戰亂時期，家庭生活負擔重，兄弟姊妹多，才被迫出家的。 　　我的俗家在江蘇省大豐市(當時是東台的一個分縣，解放以後重新規劃為市)。大豐的南面和現在的東台界線中間有條河，我家住在河的北面，出家的接引庵則在河的南面。可想而知，一個11歲的小孩，因家境窮困而被迫離開家庭，離開父母，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徹底改變，是多麼的不自在。 　　我的師父當時經常對我們進行啟發教育，很嚴厲。要是我們說錯話，或是在做經懺佛事時唱得與大家不協調，師父就會用戒尺打我們的頭。乃至頭打破了，血都流到鞋子里，到現在我的手掌上還留有當時的傷痕。但是師父對周圍的人卻很好，也能夠勤儉治廟。當時我們廟里一共有十幾個人，我負責為大家燒飯。呆了兩年多，我就到了復興庵。復興庵的師父叫能安，與前面的師父相較而言，則稍顯和藹一點。我在這兒一直待到20歲。 　　後來我到南京寶華山受戒一個多月，之後再到南京古林寺參學，在那里常住，做板堂，兼顧學修。古林寺和寶華山一樣，是律宗道場。後來才知道，他們學律也並不怎麼太好。古林寺佛學院是日本人辦的，那時是1941、42年左右，日本人還沒有投降。我們去的時候廟里還有十幾個人。有時日本人也過去給我們講講課，教我們日語。廟里也沒有真正的請老師，方丈和尚給我們講《禪林寶訓》，有時還講《論語》。學習也不是抓得很緊，松松垮垮的。 　　這樣一共有3年多，就離開了這里。因為年齡大了些，也稍懂得一些佛教的道理，就想到鎮江金山寺、常州天寧寺這樣的大叢林去體驗一下真正修學的氛圍。但是又膽小，不像現在的人思想那麼開闊。 　　離開古林寺後，幾經周折，終于到了天寧寺，考進了佛學院。其實我也沒什麼文化，只是因為字寫得還可以，才被老師錄取的。說到我的練字，這與在古林寺的一場大病有著莫大的關系。當時在古林寺時，因水土不服，生了一場傷寒病，十幾天一口飯都不能吃，病好之後一年多，頭都抬不起來，在這生病期間痛感無常，就開始抄寫《地藏經》，也逐漸把字練好了。 　　當時天寧寺佛學院有甲乙丙三個班，我被安排在甲班。我的文化水平很淺，為了跟上學習進度，每天夜里等管理的人睡著後，我就爬起來學習。這樣時間一長，就生病了，得了痔瘡，出血很嚴重。我生病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天寧寺當時的早晚功課時間太長，每次都要跪兩個多鍾頭。因為多病，也一直被安排住在治病的「如意寮」里，但還是去聽課。當時不知道聽課有多大的好處，後來才感覺到了，聽課有好處。那里老師講的是《俱舍論》，還有《唯識三十頌》。聽過課之後，看一些佛學的文章時就容易懂了。 　　在天寧寺呆了不足3年，1948年冬天，我從天寧寺出來，到金粟庵，一直住到現在。這期間幾十年的時間里，幾經周折，直到改革開放，塑料十二廠的一個工人衛立民，他知道我是出家人，就把我介紹到棲霞山佛學院去工作了。在佛學院當學監和僧值，呆了將近3年。 　　後來徐州云龍山的廟沒有出家人，來南京佛教界邀請人去管理云龍山興化寺。我和棲霞山的一個和尚養熙就一起去了。這個和尚比我大十幾歲，他當方丈，我當監院。後來由于金粟庵的需要，我就又回來了。當時一個帆布廠打算拆廟建廠，要我離開這里，他們在外面找房子給我們住，還說要補給我們退休工資38塊錢，另外再補發一部分。外面找的房子比這里要好得多，但我沒有答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有個文件，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拆掉的廟房，要歸還出家人。我就拿著這個文件，不讓他們拆我們的房子和大殿，不過當時交涉沒有什麼結果。過了幾年，這個帆布廠也沒有拆廟，我還住在這邊。當時接收這里的時候，有個師兄叫全岩。後來他參加了初旺織布廠。工作後，還俗了，生了小孩，但還住在寺廟的房子里。他住前面一間，我住後面一間。我在徐州的時候，他已經跟帆布廠定好了，帆布廠花了11萬塊錢給他買了四五十個平方的房子，他準備拿出五六個平方給我住，我沒去。 　　一直到帆布廠倒閉了，我又出來交涉，政府答應給我們240個平米的土地面積和房子(房子是四小間)，再給我們30萬塊錢。經過一番波折，1993年以後開始了寺院建設，一直到現在。再經過我們的爭取，寺廟後來一共擁有二千多平米的土地面積。 　　我當時入佛門的時候是「被迫」的，後來，通過閱經、誦經、抄經、念佛、拜佛以及看佛教雜志等，漸漸產生了信仰。 　　到復興庵的時候，能安老師父教了我一些佛教唱念，他對我的文化學習也有所幫助。 　　我行得一個「守」字，一直留在金粟庵，把金粟庵給守住了。這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是六七十年的事情。 　　之前很多人給我更好的居住場所和很多錢，我都沒離開這里，因為對這里有了感情了。這個地方和顧愷之有點關系(東晉著名畫家，代表作《洛神賦》，善畫佛像)。他畫壁畫，里面的主人翁是維摩詰居士，而維摩詰居士是古佛金粟如來應世。他畫壁畫是在這里起草的，所以這里叫金粟庵。 　　我19歲去寶華山受的戒，受完戒後去了古林寺。古林寺和寶華山是律宗的道場，都非常有名。現在寶華山每兩年傳戒一次，在弘揚律宗，但古林寺現在一塊磚一塊瓦都沒有了。 　　古林寺為什麼這麼失敗，寶華山為什麼這麼興旺？太平天國的時候，寶華山的人都離開了，到北京法源寺(法源寺是律宗的道場)，古林寺的人則逃到蘇北鄉下。後來寶華山的人回來得早，古林寺的人回來得遲，這中間聽說相距有幾年的時間。寶華山當時出了不少的人，在戒律方面有很多著作。古林寺在城區，則被腐蝕得厲害。 　　本刊記者：師父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作為佛弟子，如何去護持佛法，以及有正知正見？如何去護持戒律，讓佛法興盛？ 　　全乘長老：過去的佛教界講，「寧領一千軍，不領十個僧。」僧人是很難管理的。過去還有些辦法，有一套規矩，對出家人有一些約束，比如說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這樣廟里的秩序就能好好維持下去了。 　　中國佛教是祖師的佛教，佛教里有一兩個祖師，就像這個房子有大梁柱一樣，就能頂住了。到清末民初，太虛大師、印光大師等等，都是佛教的大柱子。所以，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外部環境如何變化，我們都要遵循以古為師、以祖為師的傳統。 　　現在科學發展得很快，比如說我們現在用的手機。年輕的出家人用手機，廟里就不好管。在以前沒手機的時候，外面什麼事發生了一點也不知道。現在沒有好的辦法把這個管理起來，要用特殊辦法才能管理得好。另外，最主要是要求出家人要獨身終生、僧衣終生、素食終生。這三個「終生」呢，並不是佛教本來有的，是佛教由漢朝傳過來的時候才有的，長久來已經形成了這一套禮儀，堅守這三個「終生」還能維持佛教，如果脫離就不容易維持了。 　　另外佛教要辦教育，最主要的是要管理好自己。特別是廟里的方丈或當家的，要自己管好自己，把自己管好了，其他就好了。太虛大師有四句名言，他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要用什麼方法來約束自己，這也是個大難事。 　　本刊記者：我們從師父身上看到，您已經做到了，您堅守住了金粟庵，也堅守住了戒律，說到究竟處，其實是堅守住了這顆心。師父給我們開示一下，如何能更好地去做到這些呢？有很多人是通過誦經念佛，來抵制自己的妄想雜念。 　　全乘長老：各人的領會不一樣。念佛，每個人都在念，但領會不同。佛教里講因果報應，現在的善因種得多，我們就領會得多，我們善因種得少，沒有智慧，我們就不容易領會。這個是蠻難的。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跟佛有緣的人，佛只要吆喝一聲，這個人就能證大阿羅漢，現在是不可能了。 　　我平時常常誦《華嚴經》、《法華經》，同時也時時保持一句佛號不間斷，這都是為了定心。心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看報紙說到日本的一個實驗：一杯水，我們對水傳達好的念頭，水會起好的變化；我們心里起惡念，水起的變化就和善的變化不一樣，所以心的作用很大。還有這個因果，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 　　本刊記者：我們知道師父一直在做慈善的事業，舉辦過書畫展，以義賣的形式來幫助失學兒童。 　　全乘長老：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為社會多多少少做點事是應該的，而且我做得也不多，都是隨緣而做。 　　那個時候我一個月拿28塊錢工資。有一天聽廣播，在云南貴州那里出了事，死了很多人，我早上天還沒亮就去捐款。到捐款的地方，他們沒有上班，等了兩個多鍾頭他們才上班，我送了50塊錢去。我28塊錢一個月，幾個月才能省下來50塊錢，但是我這個人不是那麼自私。人一般都是自私的，但我比一般人少一點。我要遇到要飯的，困難的，都有同情心。不只我們出家人，其實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本刊記者：師父在金粟庵領眾修行這麼多年了，您可以說是建國以來南京佛教的一個見證者。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南京佛教恢復發展的概況？ 　　全乘長老：我們都知道，南京是佛教的一個聖地，佛的頂骨舍利也在南京，唐僧的頂骨舍利也在南京發現，這些都是了不起的事情。佛教的發展是事在人為。條件再好，宗教界的領導人不為信眾做事，大家都不努力，那也是沒辦法。大家努力了，自然就好起來了。 　　本刊記者：師父對培養人才是非常注重的。您剛才提到了，佛法要興盛，一個是自己要以身示范，然後就是培養後學。師父您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像您這樣老一輩的法師在培養新人的時候，是如何支持他們成長的？ 　　全乘長老：這也是很難的事情。首先我們老了，行動上有所不便，但是有責任和義務的，希望下一代好好成長。不但要關心下一代成長，我們聽到社會上有人失學，沒有學費，我們只要知道，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幫忙。有些年輕的人，我們都動員他：「你高中畢業了，就應該再加加油，繼續深造。」 　　我們對社會有貢獻，也是令眾生歡喜。要讓自己歡喜，先要令眾生歡喜。我們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每年我們都要用很多錢(七八萬塊錢)去放生。對眾生有好處的事情，我們都是很樂意去做的。 　　千講萬講還是要「不自私，有愛心」。不能「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這樣就不好了。還有，堅持三個標準：獨身、素食、僧裝。 　　本刊記者：我們最後再請問師父，這一生中，誰對您的影響特別大，或者某一件事情對您影響特別大，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影響讓您有什麼樣的轉變。 　　全乘長老：這一生中對我影響很大的是古林寺過去的老羯磨——志晴老和尚，他對我相當嚴格。過去做小和尚的時候，老和尚都要打的。 　　他的持戒修行都是非常認真的。他一貫都是這個樣子，修行上從不松懈。 　　解放以後，到五十年代，僧人都集中了。要建省委大樓，古林寺要拆了。當時藏經還在古林寺，和尚都集中到棲霞寺去了。在年三十晚上，老和尚到古林寺去，帶了點鍋巴，到鄰居家要點開水，把鍋巴泡成飯來供佛，供《大藏經》。他有一點很特別，人家說老和尚到哪里去了？人家說他在棲霞山，他就在棲霞山；人家說他在古林寺，他就在古林寺——就有點神通示現的味道。 　　鷲峰寺監院隆悅法師 　　談全乘長老 　　以戒為師，言傳身教 　　我做居士的時候，無意中跟著一幫同學到棲霞寺皈依了本振老和尚，後來常常到金粟庵燒香，到全乘老和尚那里求受五戒。他很謙卑，叫我們到茗老那里受戒，他和茗山老和尚也是多年的道友。我跟他說要出家時，他說：「出家你到我這里來。」所以老和尚是我的剃度恩師。 　　老和尚的日常行為和言談舉止中都體現出了一個出家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他的行住坐臥都在教化我們。他的僧裝，從來沒拋棄過，永遠都是疊得整整齊齊放在那兒；終生都獨身；當他被迫去工廠做工了，他還是食素。他一直是以戒為師。包括我們跟他去開光、灑淨，他都很謙卑。人家把他安排到最後排座位，他都笑瞇瞇的坐在那里，其實前面坐的很多都是他的學生。這體現了作為一個本分的出家人應該有的樣子。有很多人講老和尚木訥寡言，那是在修行啊！所以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從為人上，師父他老人家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 　　重視人才，應機施教 　　老和尚先後在古林寺佛學院和常州天寧寺佛學院求學，並在棲霞寺教過書，當過學監。因此很重視人才，在教育人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現在云龍山的果光大和尚，老和尚曾經也指點過他。平時他經常跟我們談正知正見，還應機開示。比如他拿到一個壞蘋果，會講到成住壞空。 　　金粟庵是律院，是傳承律宗的，它的法系曾經中斷，後來茗山老和尚重樹法脈。當時有學律的弟子對南山律有偏見，全老聽到後就講：「弘一大師就是律師泰斗，祖師大德，他老人家一門深入的就是南山律。你有弘老的智慧嗎？他老人家都認准南山律，你能不認嗎？學習，不要走歪路。古來高僧大德已經為我們開了這條康莊大道，如果誹謗，你能撥開云霧見明月嗎？我們沒有得道啊，那我們就一門心思學，就像傳戒的時候講的一樣，說『生姜是樹上長的，你們就要答生姜是樹上長的』。要聽話，你才能修成正果。」 　　傳承經典，堅定執守 　　南京市其他寺院沒有開佛教圖書館的時候，大概是1993年左右，全老在102個平方米大的金粟庵中騰出一個小房間辦了一個小圖書館，叫「金粟庵圖書館」，里面擺了很多佛教的書籍，給當時學佛的青年看，我就是那個時候去看書的一個。當時如果沒有這些經書的接引，我不僅不會進佛門，還會說佛教是迷信，整天就會燒香拜佛求保佑。我當時看的是《覺海慈航》、《學佛明燈》，這些書讓我知道了佛是什麼，是覺悟、是平等、是真正的明燈。佛法是最圓融、最圓滿的。 　　如果金粟庵沒有老和尚的堅守，這個金粟如來的道場就沒有了。老和尚常講：「我就是個看門的人，我要把門看好，金粟如來的道場不能丟掉。金粟庵不僅是律院，它本身就是金粟如來的道場，就是維摩詰居士啊。」他還說：「《維摩詰經》要去看，機緣成熟了，自然有人發揚光大。但是在時機未到之時，好好修學是最重要的，守是根本。」老和尚真有智慧啊！ 　　所以全乘老和尚最可貴的精神就是「守」：守戒律、守家門、守道風、守學風。我跟老和尚就學習這些，學好了之後，等機緣成熟了，我們就發揚光大，教化四方。佛法博大精深，做人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