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談佛教教育——傳印長老訪談

記者：作為虛云法師的法子，解放前您一直隨侍在法師身邊，您覺得當時的佛教教育方式(師徒授受)與現代教育相比有什麼差異？

傳印長老：1954年我從東北到云居山，正值虛老恢復道場，自1956年春我得以隨侍，是他的最後一任侍者，直到1959年9月虛老圓寂。1957年我有幸得到虛老的溈仰宗第九代法脈傳授。

虛老，號幻游老人，一生艱苦樸素，以苦行為主，堅持農禪並重的家風；每天早晚坐禪，冬臘舉行禪七，虛老臨堂講開示，大眾頗得受用。虛老尤其注重對年輕一代的培養，在所住持的寺院都興辦有一定范圍的佛學班，如鼓山律學院、云居山教理班等，規模三十人、二十人、乃至五、六人不等。在云居山，1956年，虛老邀請了四川海燈法師來寺講經，連當時最忙的農活也停了下來。他說雖然勞動也是禪，但是對初學者來說，應該從教起修，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他把寺院中所有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半脫產讀書，由海燈法師任教，從《四分律比丘戒本》開始背誦，然後是《遺教三經》、《楞嚴經》(十卷)、《法華經》(七卷)、天台《教觀綱宗》，背完後再請法師講解。當時的學習可以說是一門深入，專門學習佛學，其他學科基本沒有；現代教育則不同，基礎學科很多，可以說所有世間法的學科都要涉及，外語、歷史、哲學都是佛學院的重點學科。現代僧伽教育的任務較之過去要艱巨得多。

記者：作為50年代中國佛學院的第一屆學員，你認為近半個世紀來以中國佛學院為代表的佛學院教育發生過哪些變化？有哪些經驗和教訓？

傳印長老：中國佛學院成立于1956年，當時我正隨侍在虛老身邊。1959年虛老圓寂後，我于第二年進入中國佛學院學習。當時入學是免試的，主要由各省、地、市、縣寺院推薦，由宗教局、統戰部批准，「文革」以前都是采取這種形式。佛學院入學後，主要任務是政治思想的學習和佛教教義教理的學習。通過對《毛澤東選集》，特別是《實踐論》、《矛盾論》的學習，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偉大；也感受到佛教真理的偉大，馬克思主義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用實踐來檢驗真理的正確性，這與佛教注重對客觀實際的分析是不謀而合的。

自1958至1980年的二十二年間，佛教界沒有舉行過傳戒活動，這對于佛教的住持，影響是嚴重的，佛教的命脈幾乎因之而斷絕。1978年起已故會長趙樸老積極籌劃，準備恢復中國佛學院，當時人們的思想並不象現在這樣開放，人們想干卻不敢說。于是趙樸老先以恢復佛教文物館的名義恢復了法源寺，然後再向中央請示恢復中國佛學院，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剛剛恢復那陣子，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確實很不容易。在趙樸老和正果法師領導下，1980年12月在北京廣濟寺，為中國佛學院新入學學僧舉行了傳戒法會。與1956～1966年不同的是，恢復以後的招生幾乎是直接面向社會的，所以特別強調佛教信仰；同時一改過去的免試推薦入學而要求通過考試入學，考試科目除佛學外，增加了歷史、地理、外語，這些科目的試題都是參照當年大學考試試題而出的。因此可以說近半個世紀來的佛學院教育最大的變化就是由強調「思想改造」到強調「宗教信仰」，這也是從極左路線恢復到正常狀態的一大變化。

要說這幾年的經驗教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佛學院教育一定要強調佛教信仰，這是不可動搖的最基本要求。信仰還必須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弘一大師就是這方面的典范，他發現佛教真理後，便義無反顧地投向了真理，並進而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圓滿真理。一句話：三寶命脈必須從正信開始。只要具足對三寶的正信，或僧或俗，都能為佛教作出應有的貢獻。

記者：作為「文革」後第一批送往日本留學的學生，您認為我們應該向日本佛教學些什麼？不少人羨慕日本的學修方式，主張采用日本的教育模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傳印長老：我到日本留學應該說是時代促成的，就個人而言，我感到非常榮幸。通過幾年的學習，覺得很有收益。在開闊眼界的同時，讓我了解了日本佛教大學的教育情況，回來辦教育時也就心里有了數。從日本留學回來後，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佛教的根在中國，我們的出家人與日本的繼承宗門不同，「文革」後，出家青年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其中不乏大學學歷以上的人。他們有夙根，具有正知正信。

日本佛教是宗門子弟傳承，後代負有繼承上輩事業的責任，所以必須接受宗門教育獲得僧侶資格認證。目前，除了鑑真大師南山律那一派以外，其他各派都有妻室、都可以吃葷，從事各種社會工作。但是他們的教育制度確實了不起，僧侶資格的晉升、認證都必須依靠教育和布教教化的成就方能取得。僧侶的資格首先是「律師」；隔幾年有了一定的成績再晉升為「少僧都」；等到有了論文及經濟實力可以晉升為「僧都」；隨著年齡的增長及其對本宗派貢獻的增多，才能晉升為「僧正」；最高一級為「大僧正」。這樣的晉升次序完全是依靠本人的資歷和才能。

我們向日本學習，主要學習他們的教育方法。日本的教育是從小抓起的，他們把這種教育稱為「身美」，即附屬于身體的東西，主要是言行舉止的文明禮貌教育，這是一個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本人好學、敬業、尊師，這也是我們中國的好傳統，值得重視和發揚。另外他們對于文物的重視和保護以及寺院管理、庭園綠化，也是值得學習的。

至于日本的佛教教育，我們的國情與他們不同，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照搬，必須發揚我們自己的優良傳統——住持「三寶」。嚴格意義上說，日本佛教的佛、法、僧三寶特別是僧侶，只能是屬于日本自己的形式。中國佛教史通家牧田諦亮先生在佛教大學講課時說，日本僧侶參加世界佛教徒大會時，曾經發生過不讓他們坐在出家席上的事情。假如我們照搬日本的佛教模式，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再加上我們不具備完整的教育制度，那中國的佛教豈不是全滅亡了？因此我們現在只能參考和借鑒他們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某些經驗，以幫助我們不斷改進教育制度和教學方式。

記者：全國佛學院遍地開花，但質量高的極少，今後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在佛學院中應如何處理學與修的關系？師資隊伍的薄弱和不穩定是目前佛學院面臨的主要問題，請您談談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傳印長老：應該肯定遍地開花是好事，質量不高的問題慢慢再解決。回顧1980年以前我們的佛教受到沖擊，現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復佛教，才會呈現遍地開花的氣象，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不可能一開頭就有很高的要求。要說質量不高，這也很正常。因為我們的師資力量不夠，尤其是佛學老師奇缺，其他學科的老師可以到社會上聘請，佛學老師則必須靠自己培養。身教重于言教，古語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佛學老師不僅要有自己的學養，而且還必須有自己的道德修養。這些都需要一定的年月，逐步提高，我本人也不例外。

學與修密不可分，學就是修，修就是學，如目、足並進，不可缺一。學是般若，是眼睛，修是施戒忍進禪諸法門，如足。光有眼睛，不肯走也不行；光有足沒有眼睛，只能是盲修瞎煉。佛學院剛恢復時，曾經提出過「學修並重，以學為主」的口號，後來發現這樣實際上是把學與修對立起來，是不對的，五屆佛代會上，又重新提出了「學修並重，教書育人」的要求，從而強調了信仰、修持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意義。

佛學院師資不穩定的問題非常突出，某種程度上也是受大環境的影響。我們應該向日本學習，建立佛教教育法規，建立穩定的教師隊伍。以我愚見，我們應該參照國家的教育制度，制定出一套自己的教學大綱和計劃，實行嚴格的教師資格審定、考評晉級制度。

我從日本回來後，很有信心，認為我們佛學院的教育在佛學上比國際同等院校水準是不差的，甚至或有超過。我們的佛學課程設置是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但是日本的基礎學科比我們要扎實一些。因此我們必須制定相應的法規，規范佛教教育，關心師資隊伍的鞏固和發展。全國性的高級佛學院至少要有四、五所，這些佛學院的經費由全國統籌(上海、福建在這方面是有條件的)。中國佛學院目前在經費上的困難與培養人才的迫切需要就是一對尖銳的矛盾。

記者：目前的佛學院教育不被社會所承認，佛教界應如何爭取被社會承認，如何使佛教教育更符合社會的需要？

傳印長老：法從緣起，佛教教育要得到社會承認只能慢慢來，目前的佛學院教育既有一定的自主性，又有很大的隨意性，今後應注意發揮自主性的積極作用，克服隨意性的消極作用。佛學院是否得到社會承認並不是主要問題，事實證明社會是需要我們的，而且需求量還很大，尤其是在家居士中要求學佛的人日漸增多，憑我們現在的佛教院校實力根本滿足不了。因此，我們應在國家政策允許下，依法努力辦學。省、市佛協及各大寺院，有條件的，應多辦短期的居士佛教學習班。

記者：如何確立佛學院的培養目標？能否請您對新世紀的佛教教育作些展望？

傳印長老：早在80年代中期，在國務院宗教局(今國家宗教局)領導下，由中國佛教協會主持召開的漢語系佛教教育座談會上，就已經確立了佛學院的培養目標，即全國實行初(寺廟)、中(各地佛協、大寺廟)、高(中國佛協)三級教學體制；努力培養和造就一批愛國愛教，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相當佛教學識具有較高造詣的僧青年隊伍，並使他們逐漸成長為寺院管理、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往的棟梁之才。

新世紀的佛教大有可為。面對著改革開放的洶湧潮流，佛教應迎頭趕上，積極吸納高科技成果為弘揚佛法服務。要創辦佛教大學，辦一所還遠遠不夠，日本有那麼多佛教大學，我們中國至少要辦兩到三所，否則與我們泱泱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

我的設想是，西藏要有兩所、云南一所、漢語系三所。同時新世紀的佛教教育應廣開大門，不能將培養對象僅僅局限在出家青年，應根據宗教信仰自由原則，注意吸納社會青年參加，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到佛教教育，從而實現“淨化人心，莊嚴世界”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