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任繼愈先生訪談

任繼愈訪談 　　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初春的陽光潮水般湧進窗戶，暖暖地鋪在地板上，包圍了房間里的25個巨大書櫃和藤椅中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 　　時間在這位再過兩個月就將年屆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現出了無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羅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條河流》。2005年4月14日，經任先生再三要求終于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夕。現在，棲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個普通大院里的國學大師依然不得清閒，儘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習慣了每天早晨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8點，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兩部鴻篇巨制的總編纂工作：《中華大藏經》歷經15年的嘔心瀝血，已經完成了106卷1.2億字，續編恐怕還有三四倍的字數，剛進行了一年；皇皇7億字的《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此項工作已進行了十年，剛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終記著我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勉勵：『做學問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一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大半個世紀以來，任繼愈正是如此身體力行。 　　作為一名傳統知識分子，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20世紀，這種巨大的世紀動盪促使他探尋人的價值、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及中國現代化的軌跡。他以驚人的興趣和精力廣泛研究哲學、神學、歷史、文學等等，並且在相關領域成就卓越，《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3年)、《中國哲學史》(1979年)、《宗教大詞典》(1981年)、《中國道教史》(1990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學術著作為他贏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廣泛的敬意。他同時創造了一個「奇蹟」：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任的學生使用了「三個階段二層角色」來確認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後兩個階段他一方面做「學者」，從事著價值中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擔任「行政領導」，他追求著與時俱進。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大家庭」。任少小離家，進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並于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至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後又遷往設立在云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300學子耗時兩月，一路風餐露宿，行程達1300多公里。「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後來寫道。正如哲學起源于驚訝一樣，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繼愈深深地思慮並歎服于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其時，抗戰的重擔全壓在了中國農民身上，而中國農民的狀況又如此堪憂，但我們卻最終勝利了，這是為什麼呢？任繼愈遂起了研究中國哲學之心。 　　1942～1964年，任繼愈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致力于哲學普及的工作。其間，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毛詢問任，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回答說，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于是毛說，500人一個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任繼愈于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後擔任該所所長達20余年。文革期間，國家和個人都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任繼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陽的干校，由于勞累過度和所處環境光線太暗，一只眼睛患了嚴重的眼疾…… 　　回京之後，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復建制，任繼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說」，並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為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專著，任繼愈撰寫出一篇篇重要文論自圓其說，學界則公認其思想觀點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漸漸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在寫作、授課同時，任繼愈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古籍資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坐擁書城，傳播知識和文明——他視之為一位嚴肅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繼愈曾請人刻了一枚圖章，他刻的是「不敢從心所逾」。這是他的一個原則，他說，「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後悔。」 　　他窮其一生研究個體和群體。他喜歡使用「群體認識論」這個詞語。他說：「離開群體，個人在歷史的大趨勢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他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著就更難！」 　　他又說：「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繼愈這樣的國學大師促膝而談，請教知識、文明、人類、現代化以及宗教這些犀利明亮的問題，其言說令人如沐春風。然而，作為采訪者則內心充滿矛盾。想盡可能多問一些問題，但又不忍過多耗費老人精力；想盡可能獲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獨特經驗，但很難憑藉一面之緣走進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內心世界。漫長人生的歷練使得這位長輩確如一條河流，從來不在某一個細節上停留，其波瀾不驚的言說往往事後方讓人悟出玄機。他尊重每一個來訪者，穿西服，打領帶，親切握手，選擇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他始終腰板挺直，雙腳合攏，雙手置膝，精氣神十足。他年輕時喜歡運動，初中打籃球，高中打網球，大學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從不擔心健康問題。他以耄耋之年關注新鮮事物，上網沖浪，並希望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和他保持聯系。他喜歡散步和聽音樂。他思路清晰，言語溫和，做事認真，當談到《中華大藏經》時，堅持從高高的書架上親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磚頭」，站在記者身邊一一指點。他關心青年，樂意為青年服務，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堅持為讀者鋪紅地毯，而自己辦公則因陋就簡。和這樣一位高人單獨坐在一間乾淨的屋子里談話是一種幸福，作為采訪者、交流者、聆聽者和受益者，記者無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臨別時向這位紳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為訪談部分—— 　　圖書館應服務于社會大眾 　　記者：您擔任了1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與前任如馬敘倫、梁啟超、蔡元培、丁西林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繼愈：梁啟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後，就到圖書館來了，他說，我們這個圖書館的任務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性質屬于貴族圖書館。「貴族圖書館」這個名稱未必妥當，但梁氏提出，國家圖書館的性質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今天，我們這個圖書館實際上是國家總書庫，為國家提供各個方面的資料參考。我也是靠圖書館成長起來的，受圖書館的恩賜，所以要回報社會，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圖書館與博物館不一樣，書要使它發生社會效益，要給人看，書讓人看不到，就沒有意義。我們的鎮館寶書之一《趙城金藏》，是當年八路軍趕在日軍動作之前保護下來的，非常珍貴，我主張公開出版，制作成書給大夥兒來讀。圖書館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國家圖書館一年365天開放，目的就是為了方便讀者，即便到了節假日，他們照樣也可以來這里看書。讀書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記者：那麼您如何對付孔乙己？ 　　任繼愈：呵呵！不但有孔乙己，有的還是高級知識分子呢。他們不但在我們這里竊書，就是在大學圖書館里也干這種事。我們這里的書一般都很貴重，外文原版書五六百塊錢一本，有的人沒錢買書，就用刀片把書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書里到處開天窗。竊書是一種社會病，畢竟占極少數，加以注意就行了，國外亦如此。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皆不可或缺 　　記者：作為國學大師，您認為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 　　任繼愈：人類的發展史和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總的趨勢是不斷進步，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論如何博大精深，總是歷史遺產，不可能已達頂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歡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離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圖》《洛書》等一些古典文獻或傳說捧為至高無上的經典。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看，有兩種錯誤地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虛無主義或取消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把它們統統歸之為「封建、迷信、落後」，甚至把近代中國的貧弱和目前中國存在的困難歸咎于傳統文化；二是全盤肯定。這兩種表面上極端對立的態度，其後果則是一樣的，既曲解了我國的傳統文化，也妨礙了建設新文化。在目前的國情下，後面這種態度更為有害，更值得我們注意。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看，任何事物總有侷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況是數百、數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在肯定古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時，不能不承認其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這不足為怪，也不足為諱。否認這些缺點就不是科學的態度了。把傳統文化封閉起來，無限拔高，拒絕批判與揚棄，拒絕吸收現代科技成就來改進，最後一定是斷送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才能創新。只有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繼承人類精華部分為我們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東西，使之重現輝煌，再攀高峰，這才是真正熱愛祖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正確做法。 　　任繼愈：我們的存在是一個奇蹟。文化總是在一定地區、國家、民族繁衍出來的，文化本身是很難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須寄生在政治實體之上才能發展。中國自秦漢以後，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它能給文化以很好的保證，這是其他文明古國所不具備的。比如綜合國力保證，長江、黃河一直是華夏民族的棲息地，強大的綜合國力提供了一個固定的生存、活動與表演的舞台。又比如當家的，有漢族也有非漢族，漢族當家，非漢族也參與政權，非漢族當家，漢族也參與政權，這種共同參與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強。中華民族正是緣于血緣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聰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混血兒。再者，封建經濟雖然是封閉的，但國家的統一，使得內部具有互補性。長江、黃河儘管歷史上災荒不斷，但在國家的統一治理調節下，人民遭受水災可以避荒自由流動，然後還可以再回來。統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抵抗外來侵略。 　　記者：牽一髮而動全身。 　　任繼愈：對。大國之大事實上是一個很珍貴的遺產，是一個優勢。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使得我們自秦漢以後長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繼承了春秋以來的文化傳統，不斷地發展，形成華夏文化，或者叫中華文化。古代傳統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這成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維護的核心價值觀。過去我們強調「敬天法祖」，商、周以來一直如此。中國人十分看重祭禮，認為它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這在無形中也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記者：「忠」「孝」文化對于古代社會的意義是什麼？ 　　任繼愈：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倡導「忠」「孝」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家長是核心，是主要生產者，具有決定權，一家不能無主，必須要有「孝」的價值觀予以健全。但是進入現代社會，要以法治國，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這種家長制文化有時成了障礙。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規則，圍棋有圍棋的規則，如果總是以一條標準來衡量現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壞了法治，現代的貪污腐敗，往往跟家庭、家族有關。 　　記者：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現代制度的保證下，即便韓國當年在任總統金大中，也不能庇護他有貪污問題的兩個兒子免遭牢獄。 　　任繼愈：這是現代化的一個標志。其實中國自林則徐開始，就意識到國家存亡必須現代化，此後百余年來幾代人一直在做這個事情。中國的趨勢是現代化。 　　記者：在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上，我們經歷了50年代的「大躍進」和後來的「文革」，您是否認同文化界有關「60年代斷代」的說法？如何去修補呢？ 　　任繼愈：我不贊同「60年代斷代」這個說法，它不符合歷史。文化的發展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往往需要回過頭來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續不斷地發展，不能一刀兩斷……中華民族走到今天，進進退退，但總的來說，是在前進，雖然走過了一些彎路，這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打一個比方，一個小孩子從不會說話到五六歲時學會了撒謊，撒謊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但畢竟是從無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樸並不可貴，原始社會沒有偷盜行為，你不能因此說這種習慣就是道德高尚，一個人明白了金錢的好處而不偷，這才是道德高尚。舊的東西不破除，遺留下來，就容易變成「愚昧的外衣」。 　　歐洲的現代化經歷了三四百年的歷史，我們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為代價，並不太吃虧。中華民族的一大優點就在于及時自我糾錯，然後繼續前進。 　　研究宗教與哲學不再陷于盲目性 。 　　記者：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學者，您認為宗教在中國這個人文主義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度表現出了怎樣的特質？ 　　任繼愈：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可以說，文化的起源來于宗教，一點都不過分。西方古典音樂是教堂音樂，達·芬奇的壁畫也是宗教畫。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們考慮生前死後的事情，于是就產生了宗教。我們發掘古墓，發現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鍋碗，也有生產工具，如弓箭、紡錘，這是古人想像中死後也要過現實的生活。 　　記者：那麼，中國的這種宗教精神與以孔子學說為主干的儒教有何關系？ 　　任繼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國式的宗教。歷史上天主教來中國好幾回都沒站住腳，它被儒教排斥了，因為它唯一主張「敬天」，而儒教主張「敬天法祖」。後來基督教在中國站住了腳，是因為鴉片戰爭後打進來的，有大炮保護它。 　　記者：宗教在今天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任繼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過，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們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記者：宗教與哲學的關系呢？ 　　任繼愈：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吃飽喝足之後就安靜了，人的好多問題卻是在吃飽喝足之後產生的。人需要關心最後的結果，渴望了解死後的生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途徑：一是宗教，另一個是哲學。宗教給人保證，保證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沒有任何懷疑；而哲學是理性思維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脫的道路，但不保證人人都可能最後解脫，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學關注生存群體的解脫，關心集體，關注弱勢群體，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情懷。 　　記者：哲學對于您自身的意義何在？ 　　任繼愈：多想想別人，少想想自己，多幫助別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機遇和外部環境條件。我在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成績不是最拔尖的，不過也不是最差，算個中等。但是我有上學的機會而別人沒有，這是我的機遇。後來我考上大學，這也是我的機遇。別人將求學的機會讓給了我，我應該回報社會。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從里面舀水，你還得往里面加水，這桶水才不會枯竭。 　　記者：研究哲學對今天有何現實意義？ 　　任繼愈：人類自從認識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獨特價值，就開始了對社會、對個人的作用進行探索。人類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萬年以上的歷史，而人類認識自己，探索社會成因，如何在群體中生活，建立人際關系的規范，最多不過幾千年。這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歲月中，哲學萌發得很遲，但它又是人類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最有價值的部分。迄今為止，世界上許多民族有文化、有藝術而沒有哲學。沒有文字就沒有哲學，因為哲學是高度抽象思維的產物。至于人類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時間就更短了，那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創造，使人們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工具，用它來觀察歷史現象，分析社會現象，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歷史進程方向，從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記者：90年彈指一揮間，回想起來卻不是那麼簡單，您對自己的人生有何評價？什麼事情會讓您刻骨銘心、耿耿于懷？ 　　任繼愈：我的人生總的來說比較樂觀。以我的親身經歷來看，近百年來，中國始終是在進步的，至于其中我個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認為，解除愚昧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要求，而現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趨勢。 　　不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從中世紀到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很難，歷經磨難，但是值得。我現在不大放心的是，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迅猛發達，但是對人文科學重視不夠，對社會科學重視不夠，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問題解決不好，邪教就會趁虛而入！ 　　記者：今天的環境的確充滿了變數，作為長者，您認為中國青年應如何尋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對年輕一代的忠告是什麼？ 　　任繼愈：我在教書的過程中深有感觸，現在的青年對實際利益看得過重，空想太少，不夠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輕人要經得起吃苦，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張年輕人在解決生活問題之後，眼光要放長遠一點，要有自己的個性。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顧眼前利益。年輕人現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慮今後的發展，考慮自己是否能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為社會做出貢獻。 　　年輕人要有一點理想，甚至有一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只顧眼前，缺乏理想，就沒有發展前途。這個地方工資待遇1000元，那個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換工作崗位，不考慮工作性質，缺乏敬業精神，這很不好。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遠大理想。沒有遠大理想的青年沒有發展前途；沒有遠大理想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會被淘汰。 　　記者：青年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任繼愈：一個民族的文學、史學、哲學、宗教最能體現這個民族的性格和風格。年輕人應多了解祖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文化從古至今綿延不絕，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這個條件，美國人就沒有，寫到200多年以前，他們就寫到歐洲去了。不管你是學理的，還是學文的，都應該對民族的歷史有所了解，這樣才能知道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麼優秀，真理本身是多麼樸素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