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禪師訪談紀錄
白云禪師訪談紀錄(一)
文：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
一、娘胎內的出家
如果從大陸時代開始談起，會很廣泛。大陸各地佛教形態都不同：
民國時代，南方的佛教幾乎都是以虛云老和尚為主：北方則以倓虛法師為主；在中部的中原地帶，就很紛亂，無所謂以誰為主，代表性的人物，我們一般以為是以太虛法師為主，事實上不是他。
我出家時，中國的第一任佛教學會理事長是寄禪禪師(也就是八指頭陀)。大陸上有兩位寄禪禪師，擔任佛教會會長的是湖南的寄禪禪師，另外還有一位是北方的寄禪禪師，他是一般寺院的出家人。
我從小出家，所處環境和一般出家人完全不同。其實我不是７歲出家，只能說是７歲時現出家相。真正說來，我在娘胎內就出家了，因為我父親和師父(虛因老禪師)是同科舉人，我還在娘胎時，他們口頭上就約定：如果生下男孩，要讓他出家。我母親是基督徒，我父親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母親對這項約定沒有反對，因為母親不相信和尚說的會生男孩；母親心中希望生女兒，因為我們家里女孩太少，甚至幾乎沒有女孩。結果我這個男孩出生了。雖然只是口頭約定，當時是清末民初，一般人很在意口頭約定、很講信用，所以口頭的約定就確定下來。
當然在我的父親、母親來說，他們其實是不願意我出家的。因為我母親是獨生女，姥姥－就是外祖母，更不願意讓我出家。我出生在北京，姥姥就一直把我留在北京，直到６歲才讓我回南方－湖南。
我父親是湖南人，而我母親是北京人。我父親是我母親大學的老師。我父親是中國第一批留德的學生，曾經在好幾所大學任教。當時大學還不普遍，最早設立的大學有聞名的北京大學，當時稱為京師大學堂或稱書院。
過去大陸的學制和現在不太相同，我就讀的國小－也就是現在的國民小學，過去稱為學堂，以學區劃分，每一學區有一到二家學堂。
我的初、高中階段時有書院，書院里又有最高書院，等于現在的大學。我雖然出家了，還是受正規教育，我們的俗家也都世代是讀書人。
二、虛因師父與師承
我師父虛因老禪師是北京東城人。我師父是舉人出身，那時代如果想要當官，一定要考上進士，但是我師父一直沒有官運。他沒考上進士，不是他才能不如人，而是他沒有錢買官。我師父家庭環境不好，當時有錢的人可以花錢買官位，沒有錢的人只有苦讀。師父從距離北京幾十公里的家鄉進京趕考，每天我的師公都在東霸的大石橋上等他考試歸來，師父一共考了四次，師公也一連等了四次，結果每次師公都很失望。最後一次沒考上，師公就帶著我師父出家了。
本來我師父不要出家，可以說是我師公壓迫他出家。我們的禪寺天岳山梵音寺在湖南洞庭湖邊，寺院里有關房，是用石頭砌的，師公把師父帶到寺院，就把他送進關房，並且把一部《大藏經》擺進關房里，把門反鎖，吩咐侍者每天為他送飯，之後師公就下山了。這一關就是三年，師公根本不理他。
師父被關在關房里面，三年里沒別的事，只有佛教的經典在旁。師父有舉人的身分，文學的基礎很好，而且沒有其它的書可讀，就只有讀《大藏經》，此外別無選擇。
過了三年，師公回到山上，把關房門打開，對我師父說：「如果你仍然想做讀書人，不想做出家人，你就跨出這個門檻，趕快下山去！」畢竟我師父已經過三年佛法薰陶，大有效益，本來腳要跨出來了，最後又把腳步縮回去，門一關，向師公說他願意留下來，願意出家了。我師父就是這麼出家的。
其實我師父出家的經過並不傳奇。真正有修養的出家人，他們的智能不同于一般人，很多時候都是不需要很多言語。我師父不隨便講話，就如同我常和門下弟子提起的，我跟著師父二十幾年，師父和我說的話，不如我和徒弟們一個月所講的話多。
舉個例子說，六祖惠能以《金剛經》開悟，大家都喜歡讀《金剛經》，我就拿著一本《金剛經》問師父說：「我想看這本經！」師父說：「好啊！」「要是我看不懂，可不可以問你？」「好啊！」當時我才９歲，識得的字還不多，經書開頭一句「如是我聞」，我就看不懂了。我拿去問師父，師父說：「你什麼地方不會啊？」我指著「如是我聞」說這句就不會。師父把經典拿起來，閉上眼睛說：「你連這個起碼的都不會，還看這部經！」這是一般人都很受不了的。我看師父好像很生氣，就站在門外看著他。他不理我，把經書扔在門口，我就把經書撿起來。過去大陸的地板是泥土的，我把沾了土的地方弄乾淨。我也很生氣，大聲講著：「沒什麼了不起，我將來要比你還好！」然後拔腿就跑。其實我師父很歡喜，他一定想：「看你講的話，將來可不可以兌現？」
所以我師父很少跟我講什麼，可是他一旦講話，讓你一輩子都記得。他不講廢話，不會看你難過時就來安慰你，或是看你歡喜就問你為什麼，他根本不管這些。我們師徒二人很少有話講，只要我在山上，他就走；他在山上，我就走，因為我們都不想待在那兒，都想過自由自在的生活，自己隨便找個地方都好。寺院事情太麻煩了，事務太多。
我的師門都是不以言道，而是身教。師父在打坐，不可以問他，但是可以看、可以學；如果發問，師父絕不會告訴你。看經典遇到困難，問了師父，他只會簡單說一句話：有佛學辭典，如《三藏法數》等佛教的工具書。師父絕不會解釋給你聽；他不講，要你自己查。直
到後期，我自己會查、會理解。因為當自己有問題，開口問，別人告訴你，可是之後你很容易忘記。查翻工具書或參考書，看到書中所寫，印象會很深刻，而且涉及的面會愈來愈廣。
過去大陸寺院很少培養人才，除了師父培養徒弟之外，沒有寺院會培養徒弟。我與師祖、師父三代單傳弟子，師祖、師父到我都只有一人，在這種情涗下，師父就會把徒弟當寶貝，對我期望很高，但也管得很嚴。過去有很多儒僧，也就是讀書的出家人，他們並不在意要收多少徒弟，而是在意能不能有衣缽傳人，如果沒有衣缽傳人，收再多徒弟也沒用。
追究起來，我的師承是屬于浙江會稽的天童山，開山祖師是道忞禪師。從道忞禪師、本晝禪師一直傳到我為止，這一脈下來，幾乎都是讀書人，所以師父對弟子的要求完全不同。我們曉得，道忞禪師在順治皇帝時過世，他也是讀書人。除了道忞禪有四個徒弟之外，其它歷代幾乎都是單傳。道忞禪師的四個徒弟也都是讀書人，其中本亮禪師差一點要做宰相，後來因為對當時的政治環境有所顧慮，而沒有走上仕途。由于我們門下都是注重讀書、講究智能，所以不會太在意收多少徒弟。
我的寺院是浮丘山雷音寺，以現在的話說，雷音寺是個觀光游覽地區，流傳不少神話故事。寺院很小，不過二十幾人，原來是個雷神廟，後來改成雷音寺。也因為如此，所以寺院石雕的是雷公和電母。
其實，寺院的常住、當家的都不是我師父的嫡傳弟子，而是我們本山－天岳山調過來的出家人。二十幾個人里很多是上了年紀的，因為我們是從本山找人，年輕力壯的本山不給，這是人之常情。(未完待續)
*本文系侯坤宏協修等三人于民國92年7月22至24日上午時在千佛山高雄講堂訪問白云禪師之訪談稿。白云禪師，法號夢殊，民國４年生，７歲投禮洞庭湖虛因老和尚座下剃度，虛因老和尚見他賦性聰慧，送他入學讀書，21歲畢業于湖南大學，同年于湖北漢陽歸元寺受具足戒，得戒師為立明老和尚。24歲受聘為浮丘山雷音寺住持，28歲獲天岳山長老之推舉，出任天岳山梵音寺方丈，三年任滿恢復云水僧生涯。民國37年隨軍來台，羈身軍旅十年，因病退役，53年駐錫于關仔嶺碧云寺，60年住持彰化縣大城古嚴禪寺。白云禪師重視文化與教育，61年創辦《佛印月刊》，63年創辦佛學研究院(佛陀學術研究院前身)，71年籌辦《千佛山雜志》，85年創辦白云廣播公司，對社會人士播講佛法。白云禪師著作等身，將佛陀道理方法生動地注入字里行間，發人深省。
**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現任國史館修篡處協修，林蘭芳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鄭麗榕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白云禪師訪談紀錄(二)
文：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
三、完成正規教育
從出家到求學，這段期間我全副精神都在念書。除了寒、暑假回寺院，其它時間都待在學校。我父親、母親、姥姥認為讓我去讀書，可能我將來就不會出家了。所以我從學堂一路讀到書院—湖南岳麓書院，後來改制為湖南大學。
湖南大學的前身是岳麓書院，相當于現在的師范學校，是培養師資的學院，改新制後，做老師必須具備大學學士學位。岳麓書院改制為湖南大學時，我參加入學考試，錄取率依現在說來大家很難相信，是270人錄取1人。為什麼錄取率那麼低？原因就是擔任老師的人必須大學畢業，也因此我的同學中有人年齡已經四十幾五十歲了，他本來就當老師。我有很多同學是秀才，這是因為改用新式學制後，原來教書的人一定要有學歷才能教書，而當時有許多文人是靠教書維生的。
我讀中文系，當時學校是以中文系為主，全系差不多有600多人，女同學不少，大家將來都要去擔任老師。
同學都知道我是出家人，很多女同學尤其喜歡和我開玩笑。當時湖南大學有它的特色：男學生光頭，穿的衣服袖子短、褲子也短，表面上看起來很像出家人，所以現沙彌相的我和其它男生看起來都差不多，念大學沒什麼麻煩。但過去我們求學很辛苦，尤其我是出家人。小沙彌進學堂，一直到大學畢業那一年到漢陽歸元寺受戒。
如果用夸張一點的說法：我不是半路出家，我出家是科班。在大陸的出家人里，完成社會的正規教育，讀完高等學校的，可以說只有我一人，沒有第二個。當然也有程度高的人，如弘一法師李叔同和在台灣的印順法師，但他們都是半路出家。
不過我以出家相在學校就讀時，幾乎沒有接觸過佛教經典，最多是在寒、暑假時讀佛典。我們門下是以禪宗為主，除了深入道理之外，比較講究實踐。
很多人會問我，我以出家的身分念書，難道中間沒有過別的想法嗎？其實我在9歲以前是個最笨的學僧，餓了不知道要吃飯，冷了不會說冷。一直到12歲，才知道餓、冷、熱等等，可以說到那時才開竅，比較像個正常的男孩子。
以上是我出家、求學這一段期間的情況。
四、歸元寺受戒
我在湖北漢陽歸元寺受戒。武漢有漢口、武昌、漢陽三個地方，歸元寺在漢陽，那是律宗道場。一進門，就見到四個字：「歸元古剎」，因為這是一座很老的寺院，在大陸四大律宗道場中是首屈一指的。
這個道場唯一的缺點是什麼？要去受戒，一定要接法承，也就是一定要收一個徒弟屬于該派下，這是它和其它寺院唯一不同的地方。
我從湖南走路去湖北受戒。從雷音寺出發，僅僅到洞庭湖南邊的沅江縣，大概走了三天半。過洞庭湖的時候要坐渡船，到成陵磯，再走路，還要坐渡船，才能到武漢。大陸有一個好處：出家人坐渡船不要錢。為什麼出家人不要錢？因為出家人都有護法神保護，洞庭湖號稱八百里洞庭，廣大無邊，有出家人坐船，好像行船也會很順利、很平安，所以出家人坐渡船可以不用錢。
在歸元寺受戒是要交錢的，要繳兩塊銀元受戒費，沒有特殊待遇。我師父並不給我錢，那怎麼辦？我就沿途化小緣，因此三天半的行程走了七、八天。以前都是用小銅板，十個銅板算一串錢，一塊銀元要五十二串錢。平常化小緣時，得了一個小銅板就算不錯，所以耽誤很多時間，一邊化緣一邊走。
到了寺院，大家總要熟悉一番，交了兩塊錢，等候審查。審查時看你出身于哪個師門，受過哪個師業，把你出身環境都搞得很清楚。如果隨便報師父的名字，他們會去查出來。如果不合格，就交回兩塊錢，不讓受戒，歸元寺對這一方面很嚴格執行。
在戒壇里，我的師父是羯磨和尚，是戒壇三師[1]中間的一位，可是我沒有特殊待遇，也是照樣交兩塊錢受戒費。得戒和尚是立明老和尚，在佛教界，他是戒律方面非常嚴謹的老和尚，也是歸元寺的方丈和尚，算起來現在大陸歸元寺的住持昌明法師大概是他的第七代孫。
當時受戒生活的苦，在台灣說出來，可能有人不會相信。歸元寺雖然不是非常大的寺院，但是里面的規矩、法則、行止、威儀、一舉一動、舉手投足，要求都很嚴格。看的時候，要在眼睛視線三尺半，左看右看絕對是不可以的。受戒時有點像早期新兵訓練的方式，所謂「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僅僅打斷的香板就很難計算，打斷的柳條也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受不了。那里初一、十五加菜，一桌6個人，分兩邊坐，一塊豆腐由6個人平分，沒有鹽，也沒有醬油，這是初一、十五才有的菜，平常的生活可以想見，所以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了。那些引禮師、監察師，是你愈講理由，就挨打得愈厲害，挨打了只能念阿彌陀佛，但他們怎麼不會走掉呢？那種嚴格，的確不是現在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由于在歸元寺受戒很嚴格，我們那一期報名參加受戒的差不多有六百八十幾人，受戒時間是53天，時間比較長，到出壇時，只剩下270人，中間有些人甚至跳江自盡，因為身體多病，承受不了受戒之苦，感覺自己業障重，儘管如此，也沒有埋怨。
現代人絕對不會去受這種戒，所以歸元寺住持曾希望請我回去幫他們開戒，我沒有去。歸元寺的戒除了苦、嚴格之外，沒有別的。可是它有個好處：它會講戒，每一條都解釋得很清楚。在台灣就是不講戒法的心要。因為這樣，看戒時不懂它的意思。台灣是看法會或是打齋。大陸則是學規矩法則、學戒，一條一條戒都解釋得很清楚，用53天的時間受戒。現在台灣有的人連戒都念不完，就戒壇圓滿了。
在台灣，很多人告訴我，你的寺院虧那麼多債，乾脆開戒壇，就可以還清了。我說我不願意這麼做，我要是開戒，最後人都會走光。不是說要受戒的人一定要吃苦、要嚴格就是對的，但至少要照開戒的規矩、法則來做。
我們受戒時，來的人都是在寺院里當家、做住持的人，可以說本身都懂得規矩法則，都具備修養，才夠資格來受戒。受戒時全部都是比丘，沒有比丘尼。在歸元寺受戒的，目前住錫台灣的法師，有道源老和尚、悟明老法師，另一人就是我，只有我們三人。悟明法師高我一屆，他大我三歲；道源法師比悟明法師大六歲，早他兩屆。
由于受戒的情形嚴格，所以有些人明明在別的地方受戒，卻說他是歸元寺受戒，因為感覺很光榮。其實很容易知道他是不是在歸元寺受戒，歸元寺有些特色，沒有真正到歸元寺受戒的，不會知道。比如寺院里韋陀菩薩都是站著的，但歸元寺有兩尊韋陀菩薩，大殿的韋陀菩薩站著，另有一尊在庫房的韋陀菩薩卻是坐著的，這是其它地方沒有的。庫房是我們放糧食、吃的東西的地方。庫房的後門是長江的一個缺口，像個小湖一樣，倉庫下有台階，連結碼頭，所以寺院運東西可以直接從長江進來，很方便。有一位從軍隊下來的法師，好象是山西來的北方人，看書知道漢陽有一個歸元寺，知道從那里受戒出來是不容易的，因為磨練嚴格。他說他是歸元寺的，悟明法師就把歸元寺里外面人比較不知道的事拿來問他。
現在台灣有幾位受戒的法師，我記得民國46年在台灣大仙寺開戒，白聖法師當羯磨和尚，開參法師是得戒和尚，那時候連教走路都不會，我和白聖法師很熟。後期有一個續祥法師，他也是在歸元寺受戒的。畢竟當時我是一個軍人，沒有辦法參與傳戒，所以他請了續祥法師來，安個引禮，請他來幫忙教規矩。這時候剛好續祥法師有事很忙，所以開戒也開不下去。一直到民國48年底我恢復本來面目，我才把過去幾個外國代理商的人帶去幫忙。我為什麼會認識這些人？那是因為有趙恆惕、張之本等國民黨元老這些人介紹的。
五、行腳苦行
大學畢業以後，我受完戒，就出去行腳，在外苦行三年，那種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當時人口不如現在多，出外行腳，往往十天半月見不著半個人，經常風吹、雨打、日曬、挨餓、受渴，甚至行走過一些充滿毒蛇猛獸以及毒藤的深山里，環境非常惡劣。
我用行腳來磨鏈自己，也去尋找隱居的高人，就是佛教所稱的「善知識」。大部分有修養、有道德的人不喜歡在紅塵世界活躍，都是躲在深山或比較沒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過去大陸上佛教僧侶的行腳，也就是尋師訪道的行程，是了不起的普遍風氣。探訪高人最好不要往廟里跑，通常都往山中、古洞去尋找，都是依賴口傳、耳聞。但到了後期，沽名釣譽的人也愈來愈多了。
至于行腳能不能訪到高人，則得碰運氣；假冒高人的也不少—打坐、閉著眼睛、不說話，實在是摸不清楚，還得看自己程度夠不夠，要不然常常會被騙。話說回來，如果念了點書，了解經典中所說的道理，會比較容易辨別。但是當時有很多讀過書人不會和佛法有緣，有人是受六祖惠能大師不識字的影響。其實惠能大師的父親做過官，當時正當盛唐，豈有父親做官而兒女不受教育的道理？只是因為惠能大師的父親後來出了事，被貶到嶺南新州為百姓，所以惠能大師現不識字相。但這也並不是說他不識字，中國禪宗對這一點辯論得很厲害，這在惠能大師的傳記里有記載。如果不辨真偽，以訛傳訛，久而久之，錯的也變成對的了。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很可愛，古人錯了，傳到現在也變成對了，這是很糟糕的事！
(未完待續)
[1] 依據佛教界之傳承習慣，有意出家者必須受三壇大戒，始為合格之大乘出家人。比丘受具足戒，需三師七證共十師；其中，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闍黎一人、教授阿闍黎一人，是為三師和尚，另有尊證阿闍黎七人，總稱三師七證，或作十師、十僧。
白云禪師訪談紀錄(三)
文：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
六、西藏絛央寺學因明
我在民國26年到西藏業富絛央寺，不是去學密，是去學因明。絛央寺只辦了那一屆因明學訓練，之後因為缺乏經費，就沒有再辦。
我去西藏都是行腳，曾經走過兩個方向：一條路走四川，另外一條走青海。學因明的這一次，我是走青海過去。通常我出門行腳不計時間，計時間干什麼？要去尋訪隱居的高僧大德，即使爬山走三年六個月，如果能找到一位，就能受用無窮，因為他們真的知道你需要什麼，通常幾句話就能幫助你很多。
在西藏絛央寺時，我有七個同學，卻有五位老師。上課時有漢文翻譯，也有英文翻譯。老師有尼泊爾人、印度人，也有斯里蘭卡人。有一位助理教授是中國人，是《成唯識論》的作者，有中文及英文本，這位助理教授都用中文來表達。同學中，就我一人是華人，另外有韓國人、英國人，也有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在我們還沒離開時，就水土不服生病過世了，所以進去時雖有七位同學，離開時卻只有五位。英國的那一位姓什麼我忘了，但我記得他的名字叫羅濟世(Lodges)，英國的梵文可以說是他帶進去的。
在絛央寺學梵文有一個規定：不准抄寫，就是要死記；連做筆記、留下紀錄都不可以。本來我們另外有一位同學，他也是一位不錯的比丘，講堂里有一本手抄本《梵文中譯》，這位出家僧偷拿去看了一下，結果就被趕走了。雖然不準筆記，但是他們會教我們怎麼寫梵文，梵文有些基礎字，在基礎字上再加上一些符號，讓它能夠成為一個句子。
我去西藏學因明的時間不長，只有九個月，也不是學得很好。原來預定學兩年，但因為在那里教梵文、因明的老師都沒有薪水，完全是發心來教的，所以後來教不下去了。
不論是行腳各地或到西藏學因明，這段時間都是抗戰時期，北方、南方、江蘇、浙江都很亂，太虛法師向國民政府建議改革。過去在大陸，佛教會是有名無實的，遇事幫不上忙。可是大陸佛教很普遍，尤其在江蘇、浙江一帶，「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因此對于出家人來說，抗戰期間有個好處，就是日本人、國軍、游擊隊都不會來找麻煩，土匪也不會找麻煩，所以出家人很方便，幾乎都是通行無阻。不過雖然抗戰期間日本人對佛教寺院很尊敬，然而道教廟宇還是被他們破壞不少。
七、學習古梵密
我學禪學，是這邊參一點，那邊參一點，而藏密則不是到處都可以學得到的。我去過西藏兩趟，學過因明，也曾探訪寺院，有好奇心想學密，但其實沒有專門跟誰學過。
其實講起來，我也沒有特別要跟能海法師學密法。能海法師並不認識我師父，可是因為剛好那時能海法師到西藏，我們碰了面。或許有些緣份吧，他看了我就很歡喜，想介紹一位教他密法的仁波切給我，我說我不要。那時候我年輕，認為自己是漢人，有點優越感，絕不會拜一個邊疆民族的人來做我的師父。後來我們就分手了。我回來中國內地以後，跟他沒有什麼聯系。
民國28年我到上海，能海法師也到上海傳密法，他有一個剃度徒弟超一法師，是他的大弟子，我在上海看到他的名字。上海有一個哈同花園，現在已經是個商場了，這個花園是一位蒙古王的太太—哈同夫人的，她很相信藏密，特別把超一請到公館供養，他們不是要學密，而是希望能保護他們更平安、更健康、更有錢。超一有點不務正業，誰要向他學密，每一個密法要5塊銀元。剛好我去那里，本來不曉得這種情況，後來知道了，氣得掉頭就走。
但是我和能海法師在上海再次碰面，他還是一直要我跟他學密，我說我對藏密沒有興趣，我喜歡古印度的梵密。他說他也學過一些梵密。他的家鄉在四川，這時候五台山邀請他過去，剛好我也要去五台山，就是這樣的因緣，所以我們就一起去五台山，大概相處了十來天吧，所謂相處，也不是整天在一起，他教了我幾個梵密的密法。他從來沒教過人梵密，過去都是教人藏密。所以我們有這麼一點因緣。可是我並沒有拜他做師父；我因為年輕，又是大學畢業，認為自己不錯。那時有點傲氣。
從五台山下來，我就回南方。有一天，能海法師到浮丘山雷音寺去找我師父虛因老禪師，一定要我做他徒弟，因為他很氣他的弟子超一拿密法賣錢。我師父說：「這件事我不做主，你問問他，他自己願意的話，我不會有意見。」這象是師父求徒弟，而不是徒弟求師父了。後來能海法師就在雷音寺傳法，那時還是下雪的日子。能海法師賜我法名寬一，他傳了法以後就走了。這件事在大陸沒有什麼人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卻消息傳開了。
民國30年我行腳到泰國，想去泰北山區找一位中國籍的老比丘，聽說他在那里修行得不錯。我和一位要好的同參寶乘法師一起去。我們先到緬甸，再去泰國。
我們沒什麼錢，我的師父在緬甸有皈依弟子，是華僑醫師，很有錢，所以我們先到那里。去到那里後，剛好趕上妙善禪師—也就是金山活佛出問題，那時候妙善禪師在拜經塔，他手臂很腫，已經爛到看得見骨頭。那里很熱，人家都是半夜去拜塔，如果正中午去拜塔，在青石板上擺個饅頭，一定可以烤熟，完全燒焦。我師父的信徒是個醫生，他也供養妙善禪師住與吃。我們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勸妙善禪師接受治療，可是禪師聽不進去。他的手臂長蛆了，長長的一條一條，他把蛆拉出來，放到草叢里放生。我罵他是在殺生，因為他自己制造蛆，讓蛆長大，再把牠放到那麼熱的草叢里。那時候只有寶乘和我兩個人經常講他，其實他已經到了快要涅槃的時刻，就好像一個嬰兒一樣，已經退化到非常無知、恢復到完全一塵不染的原始現象。最後我和寶成法師兩人，加上醫生，硬把他綁在病床上，我們和醫生、護士一起把他洗乾淨，把他的一些爛肉清理好，上了藥，給他治療。這件事說是好事—在人的立場是很好，可是他卻因為這樣，不到七天就往生了。所以即使到現在，我還是很難告訴自己，這件事究竟是對還是錯。他不只是皮爛了，連骨頭都爛得露出來了，可能是最後一點業，用這種磨難的方式去消除吧？很多人都說到金山活佛的事，卻不知道他是怎麼過世的。
寶乘法師又是什麼人呢？他是個孤兒，從小在各地流浪，像個乞丐一樣，後來出家了。他認的字不多，可是學得一腦袋瓜子典故、寺院家風等等，幾乎沒有不知道的事，他是個老參禪和子。
本來我們到泰北是要找一位中國籍的老和尚，也是不巧，我們去之前，他已經過世了。寶成就給我出一個主意，他說你每天去山上走走，說不定會碰到什麼機緣。于是我每天到山里走走。那里是什麼地方？許多從富國島撤退的軍人的村子就在那一區。那里以前什麼都沒有，只是一些土人，可是我卻碰到一位印度的和尚(《千佛山三十周年特刊》中稱其名為懺托那庫瑪)。他個子不高，瘦瘦的，精神卻好得很。他從後面走過來，一把把我抓住。我看著他不講話。然後他開始講印度話，我聽不懂；雖然某些字音我聽得懂，可是連不成句。最後我用梵文和他講話，結果勉強可以溝通。我懂一點梵文(印度古文)，和印度話差別很大，但是某些話是可以通的，所以我講的梵文他可以聽懂一些。他也讀過書。他的意思是，現在古梵密就剩他一人了，他一直找不到機緣傳人，這時候一定要傳給我。
他傳梵密給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當時他表情很嚴肅、很凶地叫我跪在地上，我畢竟年輕、氣盛，就是不跪，反而在旁邊坐了下來。他看我不跪，坐了下來，突然趴地向我頂禮。我乾脆合掌不理他。他坐在我對面，好像要跟我商量，希望我跟他學密，不要讓古梵密斷了。我不曉得是不是講了這些話：哪里古梵密只剩你一人？不可能的事。可是畢竟在這種情況下，我跟他相處差不多一星期。那些天我們吃的是山里面的草根、野菇，至于水，到處都有，一共花了七天七夜。
這位印度比丘教了我不少東西。我在降央寺學過梵文，但因為不准抄寫，只憑一些記憶，這次他再教我梵文，就很容易記得。他的古梵密是標準的古梵文，他一教我就會了。我跟他相處久了，最後我才向他頂禮，認他做師父。
傳完法後，他就離開了。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一個人在山區里做什麼呢？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這件事。
古梵密是強調口授的。和能海法師傳的密法相比較，能海法師傳的是印度佛教的密法，並不是古梵密。
現在我陸陸續續把這些梵密寫出來，稱為《梵密之鑰》，寫得並不完整，不能公開的我沒有寫。
在千佛山祖堂，用大理石刻出來的是文殊菩薩的咒語，不是準提菩薩的咒語。另有不鏽鋼刻成的準提咒語，除了六字真言，另外還有三個特殊的字配合起來。看起來象是一個咒語，可是如果用梵文拼湊起來，一共有二十一個咒語。
八、被抓兵隨緣來台灣
我要不是因為被抓兵來台，是沒有機會來台灣的。在台灣，從大陸來的老和尚95%都是趕經懺的道場出來的，因為只有經懺道場誦經有錢，才能買船票來到台灣。在大陸並不容易看到出家人，除非是在城市；城市里，到處都有出家人。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很整齊、很漂亮，那都是趕經懺的；如果看到出家人穿得破爛，有很多補丁，甚至看起來很骯髒，那都是住山的。可是在大陸，對這些很貧窮、衣著破爛的出家人都很尊敬；出家人穿得太好，人家都會笑，會認為出家人沒有錢，怎麼穿得那麼漂亮？住山的出家人社會地位還不錯，幾乎任何人對他們都很尊敬。
抓兵來台，很難說是好是壞。如果我沒來台灣，也不會留在大陸。我本來也有兩個可能要去的地方：一個地方是打算在民國37年(1948)農歷7月份去法國留學，還有一個機會是9月份到印度中華寺，他們請我去。我在大學時，湘江中有一個水陸洲，洲上有一座基督教堂，里面的牧師有一個女兒，他們是法國人，介紹我去法國，而且剛好那時候他們要回法國，有很多機緣湊巧，所以我有機會到法國留學。
我的師父要我自己選擇，他說我反正早晚也待不下去，是一個非走不可的人。如果我去法國留學，是由我俗家來供養我。有些事情我的父親跟我的師父都商量過，可以這麼說：我的師父希望我像一條龍，他對我的期望太高。我父親本身也是從事教育工作，當然他更贊成我去法國，甚至他希望我去讀書，回來就不要做和尚了。我那時候沒有特別決定要到哪里去，是看哪一個地方機緣成熟就去哪里。沒想到當年端午，我被抓去當兵，兩件事都沒有趕上。
被抓的那天，我到一個信徒家里，他們家里有事，希望我為他們作午供。午供完了以後，我要回山，經過河邊。這一條河是支流，可以通到湘江，是個有小碼頭的小鎮。阿兵哥在岸上，在大陸我們都稱呼阿兵哥為「老總」。他們把東西搬到船上，我經過時，他們叫我：「ㄟ，和尚！來幫我們搬東西！」我想這是舉手之勞，就幫他們。搬到最後一箱，我要下船時，他們把船一拉，告訴我說：「你不可以下船！」我就這樣被抓了。其實如果我那時候跳水逃走，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是在洞庭湖成長的呢。只能說我有一種出家人的宗教心態，認為：「隨緣吧！」。到現在，我還常常想起這個日子。到台灣這麼多年，很多信徒請我到他們家里吃飯，為什麼我都不去？或許和這一件事有關吧！
當初軍隊從資江轉湘江，原來坐小船，在資江換了大船。他們在全國各地蒐購物資。在資江上大船時，就把我的衣服扒掉，拿軍服給我穿上。從湘江再到長沙，把我送到長沙師范學校，送到那里的一間教室。教室里已經有七、八十人，都是被抓來的。地上鋪的是稻草，什麼都沒有。之後我們從長沙出發，被送到廣州，交給青年軍。青年軍素質還算不錯。
從長沙到廣州是坐火車，在火車上，他們用一條粗繩，一串串把人綁起來，兩頭綁在火車的門把上，有帶槍的軍人在那里看著，晚上如果要去上廁所，要主動喊報告，如果隨便站起來，他會拿槍打你。對這樣的生活我感覺還好，因為過去我在大陸苦行過，什麼苦都受得了，在軍隊難不了我。當時大陸的情況也實在沒辦法了。我們從廣州坐登陸艇來到高雄，被送到鳳山，在灣仔頭。
過去軍人是用抽壯丁的方式招募的，類似現在的團管區要交兵，有人願意當兵，有人花錢去買，買了之後可以不用當兵。不夠的再去抓兵，抓來之後補缺。由于是補缺，到現在我身分證上的名字還不是我，而是那個逃兵的人，當初他也是被抓兵，後來逃了。因為軍隊里不准改，到現在我還是用那個身分證。本來我複姓歐陽，身分證上卻姓徐，這個人的學歷還蠻高的──南京藝專畢業。
後來我在台灣部隊當教官，有一次參加一個校官班，當時我已經是少校。逃兵的這個人有個姪兒也在軍隊，也來受訓。他看我貼的名條是「徐昌齡」，下課時就來問我是什麼地方人。
九、引進新式教育法
我在軍隊那段時間，除了當兵一百天之外，其它十年的時間都是當軍官。本來我在高雄鳳山勤務連站衛兵，一班兩個小時。連上有一位指導員，也就是現在的輔導長，他感覺我這個士兵好像跟一般士兵不太一樣，要我去考孫立人辦的干部訓練班，一出來就可以當少尉軍官，有機會轉出來。我去考了，也順利考取，所以總共當了一百天的兵，之後當了十年的軍官。
考上干部訓練班沒多久，又被派到宜蘭通訊連學校受訓，在那里學無線電的原理，從事無線電工作。後來我發展傳播事業，和這項經歷有點關系。[1]我都是待在學校，最早在第四軍訓練班，後來改為陸軍官校，我在那里當教官。步兵學校在民國41年(1952)復校，我們被派去創校。那時候當教官比較方便，都是上、下班；也很自在，可以穿便服上課。因為政府接受美援，一切都依美國式作法。
如果說我在軍隊時曾對國家有什麼貢獻，那是在教育方面。我曾在美國聯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受訓九個月，專門針對怎麼做老師的主題上課，課程教得很仔細，所有有關教師的知識都教了，包括制作圖表、講義、教案的方法，甚至授課時間的比例分配、教鞭的使用、黑板的寫法等等細節，要求都很嚴格。
例如授課時間的方法，那時候一堂課通常是一小時，實際上是50分鍾，可以分兩小節，第一小節大概23分鍾，23分鍾結束，再來是第二小節，要討論問題，把握時間和學生交換意見。之後留下一些時間做結論。一堂課講完，剛好50分鍾。
又比如使用黑板，寫黑板時，假使用右手寫字，必須站在左邊；左手寫字，則必須站在右邊，都是用側面寫字，每一個字學生都要看得到。為什麼要這麼要求？因為寫下去的每一個字，學生看得到，再解說下去，學生一定會有印象。現在有些人當老師，背對著學生寫黑板，一個人搞自己的，那樣做是不可以的。如果背對學生寫黑板，學生會自己在下面聊天、搗亂。
另外，他們教怎麼示范圖表，包括圖表要怎麼放、怎麼翻。他們新發明一種用透明紙做的「夜間圖表」，利用電燈的光，晚上也可以看到。
從美國受訓回來，我們帶回了這些教育改革方法。早期台灣的軍事教育都是從大陸帶來的傳統式教育，到我們那時候，政府已培養出我們這一批由軍隊出來的教官，再讓我們去培養教師。部隊中成立了教官訓練班，完全用美式教育，班主任是校長［步兵學校校長張立夫］，他是中將；我是副班主任，只是上尉，但因為在美國受過專業訓練，學得正規教育，因此訓練三軍所有的教官。培養教官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政府的力量，改變社會教育及學校教育。訓練班結束後，我們跟教育部、台灣省教育廳合作，繼續做了很久的教育訓練。當時台灣除了教導訓練班之外，最早是由我們培育三軍教官。
我們帶回的教育改革是老師方面的改革，幾乎每一樣做老師的條件，我們都教。包括怎樣做教育計畫、教案、講義，怎樣上課，怎樣使用圖表、黑板、教鞭，甚至怎樣考試。
例如我們要求上課要做重點提示，把重點標出來，不能讓人覺得老師在玩手法，不告訴學生重點。過去上課很少有重點提示，都是要背整本書，可是學生一個學期要念多少書，沒有重點的話，要學生死背一本書，效果是不會好的。
考試方式中，問答題或測驗題都不是問題，可是過去的考試，總是讓學生沒有太多聯想的空間，這是我們要改善的。我們很講究要求學生自己思考，包括怎麼樣獨立思考去讀一本書。比如我們當初帶回了一個課程~速讀，通常一般速讀法是一行一行很快地讀，可是我們的速讀是鑽石法而不是平面法，把一本書一個中心點像鑽石菱形、立體一樣來讀。可是最後這種速讀方式沒有辦法推廣，因為要學會並不容易，不只是要眼睛快而已，也要從很多文字中馬上知道這篇文章在說什麼；這樣讀書會知道大意，把握這個觀念後，書讀得快，對整本書會有個概念。
此外，我們從美國帶回來的教育方式，對于出題技巧、評分也都有改善。比如有一個問題，可能有一個答案，也可能是兩個答案、三個答案都對，如果全部答案都打勾，那應該沒有分，因為後面還有一個「以上皆是」，這是一種新的出題方式。
智力測驗也是我們帶回來的，以前台灣沒有智力測驗。這些都是全國比較優秀的教官去美國受訓帶回來的新方法。
從國外帶回來新式教育方式後，學生讀書確實比較活潑了，不會那麼死板。以後軍隊教育卻變質了，陸軍官校出來的雖然都有大學程度，可是沒有真正培養出對軍隊教育有很大幫助的人才，甚至原來的目標是影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這方面的傾向卻慢慢消失了。現在的老師好像都是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我在講話時，通常不喝水，這是因為過去我在美國聯邦政府教育研究中心時，對這一方面有研究過。如果上課連續講話，口腔會產生黏膜，有潤滑作用，所以這時最好不要喝水，喝了水或喝茶，會把黏膜洗掉，聲帶容易受傷。這都是經過研究的。(未完待續)
[1] 白云禪師于民國85年(1996)6月開辦公益性質之白云廣播電台，民國91年(2002)5月設互聯網兩個網站，並將白云廣播改為「金禧之聲」。
十、申請退役
我在軍隊十年又百日，之前和之後都是出家人的身分，心理上設法去適應，但也同時一直在想，怎樣才能「出獄」？所以雖然在軍隊時，我全心投入，尤其努力學習發展教育訓練。但是教訓工作結束，回到工作崗位，我又在想：怎樣才能離開軍隊？
到民國48年(1959)，我因為在部隊上課太多，太勞累而生病了。從預官隊第五期、六期、七期，我都在帶訓；加上步兵學校有士官隊、尉官隊、校官隊，並且另外成立將官班，將官班是老總統親口下條子做的。以前的將官連手槍都不知道怎麼用，一般的輕武器、輕兵器，他們都不會使用，那時候新式的手提式無線電就像現在的大哥大一樣，他們也都不會使用，老總統看了很傷心，因此就在步兵學校辦了一個將官班。我兼將官班的職務，班主任是校長，副主任是教育長，我兼名譽教育主任，有很多事，很累。那時候我一天有八個小時的課程，晚上還要給他們補習，沒有星期六、星期天。
到民國48年(1959)，有一回我騎腳踏車摔下來，掉到水溝，營房的水溝很寬很深。我暈了過去，被送到醫院。經檢查，肺部有點問題，因為太勞累了，造成一般所說的癆病，我就住院了。剛好那時候政府的政策，有病的、年紀太大的、需要長期休養的軍人都可以退役，我就利用這個機會申請退役。
本來那一年7月，我的退伍令已經下來，但被校長張立夫把我的退伍令壓下來。一直到11月底，跟我一起申請退伍的人都拿到退伍令了，我卻還沒有。我就到學校的人事部門去查，那些科長跟我很熟，他們說：「這個命令早就在校長那里！」我就打電話給校長，校長叫我過去，問我：「你一定要退嗎？」他不希望我退伍。我說：「如果我不是想退伍，我就不會提出申請。」校長說：「你究竟為什麼想退役？是不是想在社會上有什麼好發展？」我說：「不是！我老實告訴你，我本來是出家人！」他不知道這件事，一下子也不相信。無論如何，我終于退役。
在軍隊時，我沒有隨緣吃肉，吃肉邊菜，那是沒辦法的事。通常我比較客氣，同事都知道我一定吃一碗辣椒、豆豉、豆腐乾。但也因為吃的方面有很多忌諱，過去在軍隊時，我的營養不怎麼好。
雖然是因為抓兵而進部隊，在部隊里對我個人幫助還是很大，因為可以接觸很多不同層面的環境，也學習很多新知識，這些都不是一個出家人在寺院里可以學得到的。我曾經參與國家軍事考察團被派遣到美國兩、三次，全國性軍隊指導會議的機構也差不多都會參與，學習機會不少，吸收一些知識經驗。其實在那個動亂時代，在軍隊里是比較安定的。不過我心里一直在想，有機會要趕快離開，恢復本來面目。
十一、恢復本來面目
民國48年(1959)底我退伍了。退伍後我到高雄縣甲仙鄉，為什麼有這個機緣？因為當時甲仙的民眾服務站主任過去是我的學生。是在現在衛武營那個地方，曾有一個入伍生總隊，其中有幼年兵，都是從廣州撤來的流亡或父母離散的學生，都是小孩，不是年輕人，全部集中在這里。政府培養他們，讓他們就學，有的送到孤兒院，都做了處理。這位民眾服務站主任就是出身在這里的幼年兵，我當過他們的連長。由于他的介紹，我在甲仙找了一塊山，恢復本來面目，再現出家相。
退役時，我可以選擇領八成薪，可是我並不想再跟軍隊來往，就提出領取一次退休俸的申請。到民國49年(1960)3月份，我拿到退休金。
恢復本來面目時，我的作法是在山里，根據《占察經》做一些儀式、規定，懺悔缺失。這部經對于還俗的定義講得很清楚：如果是為環境所迫穿了在家服，並不一定就是還俗，要看的是內心有沒有還俗。所謂內心有沒有還俗，是指在一些實際工作中的作法。
我在軍隊時，有很多機會可以結婚，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那是因為不想還俗。當時很多人感覺我很怪，好像我從來沒有想過成家這些事。我沒有向別人表明我原本是出家人，因為在軍隊里講這些，人家會以為你是在開玩笑，所以他們只是覺得我比較奇怪，好像我除了上班、上課，平常總是一個人，幾乎一般人所喜歡的我都從來不參與。
十二、台灣行腳訪察寺院
虛因老和尚後來到了緬甸，民國49年(1960)起兩次來台灣。他是因為緬甸的信徒到中國大陸去，因為局勢很亂，就把他接到緬甸。他來台灣是經過香港，隨港澳僑胞回國慶祝團來台灣，不是自己來，他在香港有信徒。他來的時候不是穿出家服，是穿了唐裝，這是隨別人方便，因此他才用華僑的身分來台灣。在這種環境里，他是盡量避免別人不方便，而不是為自己方便。香港的佛教會和台灣的佛教會都有聯系，那時候從大陸來台灣的老和尚沒有幾人，所以他很容易就找到我。
我在民國50年(1961)及51年(1962)在台灣展開兩圈半的環島行腳，一次是山線，一次是海線，另一次是縱貫線，這可以算是半次。當初我的行腳是有一些想法，第一是想了解台灣的寺院和大陸有什麼不一樣，畢竟台灣的佛教也是來自從大陸，幾乎100%都是從福建過來。另一方面，主要是想去看看真正有道德修養的台灣出家人。所以我從南到北、從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寺院都去看了。後來人家說起「台灣走透透」這句話，我不只是走過台灣每一個鄉鎮而已，是每一個鄉村都走完了，凡是有寺院的地方，我都去朝禮過。
去行腳的地方，如果是在家人，我會看看有什麼蓮社、居士會；如果去出家人的道場，我一定是應他們住持的要求才去。這些都是方便。我不認為到寺院只是去找名僧~~有名的出家人而已，如果是真的想求道，很多大寺院是找不到的。
我在行腳時也把很多規矩、法則教給寺院；大陸的道場有很多的規矩、法則，那時候台灣的戒壇沒有人教這些。我常開玩笑，台灣應該成立住持訓練班，把規矩、法則教給他(她)們。所以幾乎是他們需要什麼，我都會停下來幫助他們。很多寺院希望我留下來，我說那不是我的想法。事情做完了，我也就走了。
我在台灣各地行腳，看了許多地方之後，曾有這種想法：台灣無學可參。參學是想學東西，學人家的特色，學人家的心得。因此我還是搖搖頭，覺得躲在山里算了。為什麼？第一，台灣的寺院都是男女眾住在一起，這是我最反對的事。人畢竟是人，男女如果不分開住，會有很多麻煩。第二，很多寺院設了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管收錢，請出家人替寺院服務，由地方上的人管出家人。第三個問題是站在我個人的立場，因為我是叢林里長大的，如果我連個人自度也做不到，怎麼能幫助別人？所以一心一意希望能把自己的問題先解決~~我講的問題是生死大事，所以我自己就在山里自耕自食。那時還年輕，在軍隊也把身體鍛鍊得很好，因此自耕自食沒有問題。我在大陸時也是在行腳，身體的底子不錯，因此住山也住得很快樂。可是最後還是逃不了，還是有人要出家就來找我。
台灣的佛教有種種奇怪的現象，政府也管不著；或許政府有登記的，政府管得著，沒有登記的、自行創立的，政府就管不著。甚至小小的道場，買了透天的房子，里面供奉佛像，一到晚上，信徒們圍起來湊熱鬧，因為里面有乩童，真是不像話。有些有管理委員會的小廟也少不了這些現象，什麼奇怪的情況都有。
不過畢竟正信佛教的道場也不少，可是他們不懂道理，想修行也無從下手。台灣有七大宗派，究竟有沒有表現出宗派的特色？不管是成實、三論、唯識、禪宗、法華、華嚴、淨土以及密宗，究竟它所強調的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很值得重視。
十三、慈航法師
我在台灣也遇到過幾位外省法師，最早的是慈航法師。過去我們在大陸就很熟悉，可是在台灣那時候我還是軍人。在大陸慈航法師曾經到我的禪堂待了兩三個月。那時候很多人看不起他的出身，因為未出家之前，他是一個裁縫師，也就因為這麼一點，很多所謂的高僧大德瞧不起他。可是他和我私交很好，我可以舉一個小例子。我還是軍官時，穿著軍服，短袖短褲，打綁腿的妝扮，每個月幾乎都會去看他，他那時信徒的供養很少，凡是外省來的法師幾乎都不敢碰他，因為有人說他有匪諜嫌疑。[1]我每個月去看他，帶一些錢，在汐止買一些他需要的米等等。有一次謝冰瑩去看慈航法師，我跟慈航法師並排坐在椅子上，因為信徒會向他頂禮，此刻慈航法師站起來對謝冰瑩說：「對他頂禮，但不要對我頂禮。」我是一個穿軍服的阿兵哥，為什麼要對我頂禮？謝冰瑩感到很奇怪。慈航法師對她說：「先頂禮，我再告訴你。」但是我不敢接受，所以我躲到慈航法師的背後。這顯示我跟慈航法師比較熟。慈航法師的弟子中，一個徒弟是出家人，一個徒弟是在家人，在家女弟子就是寫《女兵日記》的謝冰瑩，出家人是律航法師，他本來是閻錫山的軍需處處長，就是黃臚初，那時他是將軍，現在已經過世了。
本來慈航法師是中壢圓光寺妙果法師請來台灣的，[2]妙果法師希望他到佛寺里來主持「台灣佛學院」。但後來他和妙果法師對教育的觀念有差別。慈航法師有個想法，他認為佛寺要培養法師、培養弘法人才，因此這一方面的人都應該專門從事教育、研究和學習。其實寺院也有很多事要做，譬如整理環境、搬運物資等等，慈航法師對這方面比較不注重。
慈航法師離開圓光寺後，在民國39年(1950)到汐止的一個精舍，剛開始住在下面的靜修院道場，但是他不習慣。道場的住持幫助他發起建道場，在後面蓋了一間彌勒內院，其實只是一間小佛堂，旁邊蓋了幾間小寮房。
雖然住在彌勒內院，他一心一意還是想辦教育，所以他在靜修院還是維持佛學院的教育工作，收了從大陸隨軍隊來到台北的出家人，慈航法師對他們花了很多心血。那時的出家人什麼都沒有，依附別人，能夠有口飯吃就不錯了。後來都不想念書，慢慢散了，跑到善導寺、十普寺、臨濟寺去趕經懺了。現在這些人大部分以台北善導寺為主。慈航法師閉關前，只剩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是誰呢？是現在菲律賓的自立法師。
十四、白聖法師
民國50年代初期，佛教會理事長是白聖法師，他當過很久的佛教會理事長，可以說是死于任上。他邀請我過去幫他。那時不論出家或在家，從世界各地來拜訪他的人很多，剛好他又打著禪宗的旗號，很受注目，其實他本人不是禪宗。
我在民國53年(1964)到55年(1966)和他相處，到56年(1967)初離開。跟他相處了一段時間，我感覺好像每一天都是跟政治人物打交道，幾乎都在吃飯應酬，從這一家跑到那一家，好像跟真正的佛法已經脫節了。但也不能怪他，因為他處在那種環境，很多事要去處理。像臨濟寺、十普寺本來是日本人的財產，政府來了以後，這些寺院交給一些比丘尼住，要怎樣轉變為佛教的財產？這些事都必須處理。
那時有一批政治人物很擁護佛教，替佛教做了很多事。例如白聖法師有一位世交，是老立委李子寬，他是佛教徒，還有一位是趙恆惕、[3]張之本，都是老立委或國代，都很擁護佛教。政府為民意代表蓋了中央新村，里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佛教徒。那里我也去過，因為關系到佛教、佛法的事白聖法師都找我談，出門都喜歡拉我去。那一段時間我常和他們吃飯，每次到禮拜六或禮拜天，這些老立委和老國代就說：「哪一家寺院的素菜最好，我們去哪一家吃。」造成了這種風氣。後來許多出家、在家人都以團體的方式來到台灣，我去過日本、韓國、美國等等一些國家，他們來台灣時，常要吃飯聊天。所以我逐漸待不下去了。畢竟我是在叢林里長大的，一板一眼。我那時有一個觀念：既然是大法師，就不能做錯事、講錯話；既然是在家的大居士，也不能隨便說話，因為會影響別人。但也因為這樣，久了之後，我開罪了不少人。當然，表面不會怎樣，可是我自己感覺到，再這樣下去，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民國56年(1967)，我要離開白聖法師時，推薦徒弟如印法師去幫助他。之後我就離開，沒有再和他們打交道。我從來不和外邊出家人打交道，也要求我的徒弟不要和政治人物往來。
過去我還年輕，會去提別人不歡喜的事；年紀愈來愈大，也愈來愈圓滑，知道沒有必要去提人家不歡喜的事。這聽起來好像很鄉愿，其實不是鄉愿不鄉愿的問題，天底下沒有什麼應該不應該、一定是對或錯的事，不管人家做什麼，都有他的時代背景、環境關系，如果只是用我們的直覺或眼睛看到的、聽到的，用我們的自我意識來表現，效果還是有限的。不過我還是以為，做為一個出家人，最好不要涉及政治。
十五、「土和尚」的佛俗因緣
過去在大陸時，我和妙果法師也有接觸，因為過去我在天岳山當過方丈，他去參訪過，我們曾有一面之緣。
台北龍云寺的賢頓法師和台南的眼淨法師和我年齡差不多，可是我們有一點師生關系。他們在泉州鼓山湧泉寺閩南佛學院念書，我受邀在那里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課程，專門去講《金剛經》。後來我去行腳，都曾拜訪過他們，他們都想把我留下辦佛學院，那時候許多法師都有這種興趣。可是當時我曾發了一個願：不留寺院，不當住持，不收徒弟，自理宿膳。所以我並沒有接受他們的邀請。
在大陸時，虛云老和尚是位了不起的善知識。民國36年(1947)靈源法師在南華寺開戒壇，他們請我過去。開戒時要過堂，那是一個非常莊嚴的環境，常常有引領時間。那時候宣化法師在南華寺做鍾頭師，我在那里待了50幾天，當時經常和我在一起的寶成法師也在。開戒出來後，我還在《海潮音》寫過一篇文章，談到一般說虛云老和尚有48奇，我說還少了一奇。在戒壇時，他站著的機會很少，都是坐著，在一起的人，不管個子多高，虛云老和尚總是比人家高出一個頭。我們在行腳時，很注意這些事，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出家人有一種前面一排釦子的掛子，其實是把里面的褂子加長。這是誰發明的？太虛法師，所以我們都叫它太虛褂。在台灣稱為羅漢褂，其實羅漢褂不是前面開襟，是斜開的，差不多到膝蓋的長度。本來有一種伽藍褂，一樣沒有袖子，可是長度不同。太虛褂比一般的褂子長一點，但比伽藍褂短一點，沒有袖子。是在還沒有發生抗戰之前發明這種褂子，他覺得這樣的長度很方便。
太虛法師是因為到某寺院去掛單，人家不願他來掛單，說他出家不像出家，在家不像在家，他生氣了，才有他自己的開始。很多人不知道這些事。很多人對大陸的事情不太了解。我因為行腳，到處跑，看得多，不是有一句話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嗎？行腳不只是像讀書而已，甚至還要超越讀書，很多事是別人看不到的。一般提高僧大德，都不會提這些事。
可是我從來不會說我跟誰熟、我跟什麼人有關系，我也不會說自己認識誰。講好聽點，我是最怕攀緣的人。目前在台灣許多元首或副元首之類的人，他們也來拜訪我，包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差不多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都知道這個和尚和別的和尚不一樣，私底下和我見過面。我都有一個要求：私人拜訪可以，如果帶媒體來則不可以；有媒體我就不見，即使到了門口，我也不開門。呂秀蓮副總統第一次來我這邊，身邊帶了人，我說：「既然來了，請他們在樓下等。」所以她知道了。後來她第二次到菩提寺，身邊就只有秘書一人。我很堅持，如果違背這項原則，什麼人我都不見。我並不想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也不需要拋頭露面說我是一個什麼大和尚，我常說我是一個土和尚。
[1] 慈航法師曾經為此入獄，在監獄的時間，據《台灣佛教數碼博物館》〈佛教人物〉傳記，為民國38年(1949)6月間，http://ccbs.ntu.edu.tw/formosa/people/1-ci-hang.html，上網日期民國94年(2005)1月25日。
[2] 慈航法師于民國37年(1948)秋冬之際，在弘宗法師介紹之下，應台灣中壢圓光寺方丈妙果老和尚(1884~1963)之邀來台主持「台灣佛學院」，試辦一期六個月的訓練班，民國38年(1949)6月結束。
[3] 趙恆惕(1879-1971)，湖南衡山人，同盟會會員，在中國大陸時曾致力湖南自治而未果；民國38年(1949)來台。曾任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政。為熱心之佛教徒。其子趙?佛重已將其檔案捐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參見該所網站http://archives.sinica.edu.tw/main/directory58-1.html，上網日期民國94年(2005)1月25日。
十六、關仔嶺碧云寺
我在關仔嶺碧云寺待過，但並不是經常在那邊，他們有進香團大拜拜時我才會去。為什麼我會去碧云寺？是因為我行腳經過，發現他們的比丘尼只會做一些寺院工作，而不會學一點知見修養。那邊有一位老尼師十妙法師，我笑她十妙並不妙。她要求我留下來，我說：「可以，但我不能長住。」我留在那里一段時間，教她們靜坐、念佛等等出家人最起碼的修行，象是念佛，就有很多方式，我跟他們講一些粗淺的道理方法，這是對他們出家人的指導。
碧云寺收入不錯。我跟出家人說：「你們得把碧云寺蓋得象樣一點，不然所有油香錢都浪費了。」剛好我去的那一年~~民國53年(1964)白河發生大地震，天公廟全部都震垮了，死了兩個人。我說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把破損的地方重建。他們說沒有錢，我就跟寺廟出個主意：「只有一個辦法：先欠債，再還債。」因為知道碧云寺有錢，寺里的人到白河鎮買任何東西，別人都不會擔心。我說可以向白河的建材行借債，寫借條。管理委員會對于碧云寺的欠債沒有話講，蓋房子欠人家錢，都有證據，用收的香油錢去支付，因為是為碧云寺著想，並沒有錯，所以在這一方面費了點心思。對管理委員會來講，我是不安好心；可是對佛教寺院來講，我是在發願、發心。
本來天公廟是木頭架成的，時間太久，也被地震完全震垮了，所以後來把天公廟移到後面。天公廟蓋好之後，我和他們談改建的事，最後在寺前蓋了地藏殿,後面蓋了三寶殿。碧云寺現在能有那些房舍，和我的建議有關。
雖說我在碧云寺住了七、八年，事實上從住進去到離開，真正住的時間沒有多久，只是每一年都有機會去，尤其在2月進香時我一定在。我總是希望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出家的寺院，管理委員會卻把它改變了。碧云寺的大殿那麼古老，嘉慶16年(1811)到今天只整修過一次，民國53年(1964)那麼大的地震，前後的廟堂垮了，還壓死了人，可是正殿的結構連屋角都沒有裂，所以環境是不錯的，可惜後來卻變質了。
十七、我的三頂帽子
我在碧云寺時，有一位心性比丘 , 他自己沒有寺院，住在別人的寺院，而且是在比丘尼道場。他來到碧云寺，里頭有兩個年輕的比丘尼，他告訴她們：「我要蓋寺院，希望你們跟我去。」他自己在別人寺院掛單，蓋什麼寺院？這件事讓兩個比丘尼的師父很著急，怕她們出事。剛好那時候我回山，她們叫我出面。我就當面和心性比丘談，他一開口就說：「我是白聖法師的侍者。」我說：「關于這兩名比丘尼，如果你真正有寺院，而你缺少常住，需要叫人去，我不會不贊成。但是你目前並沒有寺院，你把兩名比丘尼帶去住哪里？」他說：「我有的是地方住。」我說：「這不是辦法。我並不反對什麼，問題是現在她們的師父很不歡喜。」他說：「他們的師父歡不歡喜有什麼關系？她們兩人願意跟我走就好了。」這不是出家人該講的話。人家有師父、有寺院，你什麼都沒有。當然，我並沒有這麼講。我說：「我是勸你，當你自己有寺院、缺少常住時，再來找她們。我話就講到這里。」他就走了。
但是他很生氣，用一個在家人的名義，寫了一封信寄給白聖法師，里面講得非常難聽。寫這封信的人說自己是一個公務員，前幾天到碧云寺去看，待了兩三個小時，結果他看到碧云寺有一個外省流氓和尚，這個流氓和尚對碧云寺的出家人不是罵就是打。這還不要緊，他還說這人每天晚上叫比丘尼輪流陪他睡覺。一般人看起來，可以知道這是一種黑函，寫信的人說他只是經過碧云寺，待那麼短的時間，卻能把事情搞得那麼清楚。剛好白聖法師收信那天正要去馬來西亞，就把這封信交給淨心法師，因為淨心是教授和尚，在教務組，他要淨心去查查。想不到淨心法師拿了這一封信，就在戒光佛學院向學生公開宣讀，他說：「你看，白老要留他他不干，現在到碧云寺被人家告做流氓。」
那時我派了一個徒弟去幫助白聖法師，他聽了淨心的話非常生氣，打電話給我。我說：「不要緊，嘴長在人家臉上，你要叫人家不講是沒理由的。我們根據事實都很清楚，為什麼要爭呢？」可是我的徒弟沈不住氣，畢竟他是在台灣出家的，有人污辱他師父，他睡不著。白聖法師從馬西亞回來以後，他就把經過說給白聖法師聽。白聖法師把淨心叫去，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說有，白聖法師就當著我徒弟的面甩他兩個耳光，我的徒弟出了一口氣。可是我就跟我徒弟講：「你這件事情做錯了，將來這筆帳會算在你師父的頭上。」
我過去在台北或多或少得罪一些人，所以那時候我有三頂帽子：一頂是逃兵，一頂是匪諜，一頂是假和尚。假和尚是上面說的這一件。至于匪諜，為了這種嫌疑，民國50、60年代，我還曾被送到新店去。慈航法師也曾經被看成是匪諜，關了七天。他的事比我早一點發生。我還算好，我被送去的那一天，有一個管理科科長是我的學生，他在步兵學校受訓過，從尉官班到校官班都是我的學生，他說：「你們抓錯人了！如果他是匪諜，全台灣都是匪諜！」所以有時候冥冥之中，還是有一些護法神在保護吧！這三頂帽子都是他們送的。不過現在他們講也沒有用，畢竟人都是會看、會聽、會比較，說得好聽一點，所謂「真金不怕火鏈」。
十八、白云精舍的劫難
在碧云寺時，為了便于幫助白聖法師，我曾在北投貴子坑(土民說鬼仔坑)有一間白云精舍。那時候我的弟子如印師跟著白聖法師在臨濟寺，我還有另外一個徒弟在我身邊，我不想住臨濟寺，那里一天到晚都在做佛事，甚至連死人都抬進寺里，我看了不喜歡。台北善導寺甚至把棺木都抬到大雄寶殿，我對這些都很反感。因為這樣，我才會在北投蓋一個小房子做精舍。那里有一處很好的泉水，一年四季不斷。
當初為了蓋那個小房子，我還拜訪過相關主管單位的人，因為那是一個軍事管制區，管那里的是一位中將退伍軍官，他曾在步校將官訓練班。我提出建築申請不久，就去拜訪他，說我想蓋一間小磚瓦房。在那個時代，有一點關系多少還是很好的。
民國58年(1969)，農歷8月來了艾爾西颱風。原來我打算在精舍里過8月中秋，甚至還把徒弟都找在一起。但8月13日是十方大覺寺靈源法師的生日，我們在大陸就認識了，他是惟覺法師的師父，他打電話給我，說有非常要緊的事，我必須去一趟。所以我在8月14日下午差不多5點多就出門，到基隆去。雖然第二天有颱風，14日那一天只有一點風，下一點雨，天氣不是很壞。我下山後，我的一個徒弟住在精舍里。那時我還有一名徒弟如正師，他同鄉的一個兒子要參加聯考，也住在那里自修。
第二天，風雨很大。精舍後面原是一處高爾夫球場，把排水都朝我們精舍的方向。由于風雨很大，後面的山因此整個崩了，精舍埋在地底下幾百公尺，在那里自修的學生就被活埋了。由于8月14日晚上風雨就很大了，我的徒弟起來查看，他覺得不妥，結果他被泥流沖到山邊，否則他也沒命了。
為了把那個學生的尸體挖出來，動員了250個消防警察，挖了一整天才挖出來。因為重機械也都上不了山。人行道很窄，而且彎來彎去。許多警察把車子停在底下的中華白磚廠，那里在做磁磚，車子停在那里，人再走上山。
事件發生之前有所謂預兆。在8月初6時，我正在那里寫文章，房子外頭的土地公忙得不得了，而且那段時間，大大小小的蛇也幾乎都快成堆了。我向他們說：「土地公搬家了，可能會出問題！」但因為他們覺得後面有崖石壁，應該沒有問題，也就因為大意，所以有了意外。我要不是正好靈源法師請我到十方大覺寺，否則我也會被活埋。在精舍我沒有床鋪，只有打坐的地方，最大的一塊崖石就是從石壁滾下來，如果我在那里，一定會被壓個正著。
我斷斷續續地住在那里，過了幾年。同時在碧云寺住，也在台北住。那時候幾乎哪里找我，我都會去。
我去十方大覺寺時，靈源法師在那里，惟覺法師已經離開了，靈老在大陸就是個老修行。我所知道的靈源老和尚是一位很惜福的人，可以說衣、食、住、行都是隨和的，雖然他是單獨吃飯，但是他不像一些所謂大師級、長老級的師父一樣有自己的小廚房。現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從大陸來的法師都有自己的小廚房。過去白聖法師有個好處，他沒有小廚房，也是隨便吃。
宣化法師在南華寺時，是負責敲鍾的，也就是鍾頭師。他之後去香港、去美國，出了名。後來他每次來台灣，都不敢來看我。有個真乙比丘，他來台灣幾乎都是由他來接待，真乙跟我講過很多遍，說宣化法師這次一定會來看我，我說：「你不要再講，我知道他絕不會來。」因為我知道他本來在做什麼，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是他很不希望人家知道。過去他掛搭南華寺是參學, 說他不吃鹽，也不吃油。我不知道他是跟誰學的。
十九、彰化古嚴寺
我到台灣，還復本來面目後，最初在甲仙山上住茅蓬，經過行腳，跑來跑去都沒有固定。正式定下來，是在民國57年(1968)，在彰化大城古嚴禪寺，那時才開始買地，民國60年(1971)禪寺正式完成。
以前彰化古嚴寺是稻田。我有一個皈依弟子〔洪居士〕，他是彰化大城人。這個弟子本來在衛生所里當首席課員，除了首長之外就是他。他很虔誠，因為看了我一些書，才去找我皈依。
他供養一位比丘尼，本來供養在家里，比丘尼鼓勵他蓋一座寺院，過去大城附近都沒有寺院。民國60年(1971)上半年，我還在碧云寺，他對我提蓋道場的事，可是沒有錢。蓋道場要先要把田買下來，買下來後變更地目，然後貸款。那時候要變更地目或申請建照，好像很容易，在那麼偏遠的鄉下尤其如此。
但他沒有太多的關系，就找上我，我先捐出一筆錢來。由他來負責，先蓋個殿堂。他的住家就在附近，經費的不足，只能一步步來，沒辦法一下子完成。那時剛好有一種國民貸款，利息不高，是一種特殊優惠，于是就用貸款的方式把田買下來，分27個月還清。所以先蓋了一層殿堂，預定要蓋三層。此外，殿堂後蓋了兩個寮房，旁邊再蓋一間寮房，可以做為廚房，慢慢做起來。現在古嚴寺的殿堂，是以後加蓋的。因為信徒有期望，寺廟就慢慢蓋成了。寺院蓋好後，我就過去那里。
這位比丘尼學的是外道，比如算命、開藥方等，她對蓋寺院這些事，並不太歡喜。我向我皈依弟子說，如果她繼續做那些事，就不能讓她住。我沒有跟她本人說。我跟弟子說了之後，他去向比丘尼講。她不得不隨著寺院的規矩，像個出家人一樣過日子。
不過以後她還是不安于室，做那些不是寺院的事。寺院旁有一塊地，寺院蓋好之後，這個皈依弟子在衛生所退休，領了一筆退休金，也出家了〔如參法師〕，買下這個地方蓋了精舍，結果他們就住在這里，不住在寺院，但那塊地還是古嚴寺花的錢。
921大地震時，精舍震垮了，比丘尼也走了。我那個弟子在這些還沒發生前就過世了，因為他以前喝酒，我聽說他以前喝酒，是算打喝而不是算瓶喝，結果把肝喝壞了。他出家以後滴酒不沾，可是來不及了，傷害已經形成。這個比丘原來的太太後來也出家，他們的一個女兒也出家，其它子女嫁的嫁、娶的娶也都出去了，在地震震垮房子後，這兩個出家人沒有在原來的精舍再蓋房子，也不住古嚴寺，自己在二林買了個精舍過日子。
目前古嚴寺只能說是一個簡陋的地方。雖說是簡陋，但做了不少事，我們辦大專學佛營、教師學佛營，都從那時開始。台灣的大專學佛營是古嚴寺開始的，之前沒有人做。現在台灣知道古嚴寺的人不多，國外知道的人比較多，因為曾辦了《佛印》月刊，每次辦活動，國外有很多人來參加。
剛開始我對古嚴寺出家人的要求很高，要有學士學位以上，他們的程度都很整齊。我是想，既然蓋了一座廟，就要好好做一點事。那時那里有學士、碩士，還沒有博士，現在已經有好幾個博士。通常我會培養自己的出家弟子，只要他能讀書、能考得上學校，我就栽培他，因此很多人出家時只是大學畢業，出家以後陸續完成博士學位。那時我對于常住等于有學校化的作法，讓他們上一定的課程。後來我到台南關廟，才正式成立佛學院，老師就是在古嚴寺培養的這些出家人。
我在古嚴寺沒有住很久，民國60年(1971)年底到那里開始，陸陸續續在古嚴寺的時間有兩年多，民國62年(1973)才到關廟接管菩提寺。幾乎第一批跟我出家的比丘尼，都是在古嚴寺出家的。
二十、關廟菩提寺
菩提寺並不是地方上的寺院，會請我去，是因為原來老住持過世了。這個住持出家很晚，已經80幾歲，90多歲過世。他們請我過去，也有一些因緣。我在民國48年(1959)年底退役，就看中了關廟菩提寺那個地方，可是位置是靠湖的左邊，一共有27、28公頃，包括現在的菩提寺，價錢也講好了，一公頃3,000元，共有20幾戶人家，大概有18戶同意，手續也辦好了，但還有幾戶聽說是外省法師來買，就不同意，我也不好意思買了。所以我早在民國48年就去看過這個地方。結果到民國62年，他們來請我過去。
到菩提寺，我蓋了幾間寮房，也辦了佛學院和各種佛學活動，象是夏令營、冬令營，都是以大專學生和教師為主要對象，所以在里面出家的教師很多。
那時我才度了20幾個出家弟子，程度比較差的留在古嚴寺，程度比較高的，就到菩提寺辦佛學院及各種活動，因為只靠我一人是沒辦法成事的。
在古嚴寺兩年的時間，幾乎每天都要從事12到14小時的教育工作，除了上課，也要教大家共修、靜坐、規矩法則等等，他們很累，我也很累。到菩提寺以後，我反而輕松了，因為有了他們的共同經營。
二十一、千佛山各道場
民國72年(1983)我在甲仙禪林入口處辟建精舍，稱為天岳山道場。這里並不是我剛退役時建茅蓬的地方，以前住山的地方都是鐵皮屋，在瑪家鄉、桃源鄉、甲仙鄉交界，交通很不方便，只能用走的進去。從甲仙到我住的地方，要經過5條河流，而且沒有橋梁。
民國81年(1992)我在高雄市開辟第一個講堂，次年創立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中華佛弟子協會，這都是全國性的組織。
廣電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在民國84年(1995)籌備白云廣播公司，次年6月正式成立。過去這家廣播公司完全是公益性質的，沒有廣告，但是長期以來虧損太多，實在維持不下去，所以2002年6月才轉型為商業暨公益性的金禧電台。[1]以前這個電台完全用普通話，轉型後98%都是閩南語，雖然有廣告，我們也不想隨便作賣藥的廣告，所以還是一直賠錢。後來我們又成立一家企業公司，代銷台北一家生化科技產品，這是我一個信徒的妹夫所開發的保健食品，經過很多年實驗有效，我們就以代銷的利潤來補助廣播公司。
民國83年(1994) 千佛山在松山後火車站建立台北講堂，因為是在輕工業區，來往的人太複雜，又是在馬路中間，結果就轉到永吉路。可是運氣不好，那里是海沙屋，現在搬到羅斯福路去了。
民國83年底(1994)在台中成立講堂，其它還有一些道場，是第二代、第三代他們自己出去發展的，我都沒有參與。
到現在為止，整個千佛山聯合功德會大概有大、小道場20幾個，本身經理的講堂不多，只有台中、台北、高雄，另外有甲仙道場，其它地方都是第二代的弟子創設的。甲仙有兩個道場，靠山里面那個是共修的道場，不對外公開；進山口那個是對外公開的。一個寺院難免有佛事，我把這些事都放在前面道場，所以有內外之分。我們設立講堂也分內與外，關廟菩提寺那是個修行的地方，道場與講堂則是弘法的。
我們在高雄縣市、台南縣市這個區域的信徒比較多，但高雄講堂這個地方太小，而且對面有一個夜市，晚上共修並不合適。講堂是為了信徒在城市里共修方便，讓他們聽講經說法，白天大家都沒有時間，所以利用晚上的時間共修。現在實施周休二日了，我鼓勵信徒假日帶著全家出去玩，不要在家里過日子。平時利用下班後一個半小時左右參加共修，聽聽道理。所以類似這樣的一些作法，都是不希望學佛的人連假日都沒有；學佛的人有他的家眷、有他的兒女，別人周休二日前幾天就在計畫要去哪里玩，如果假日父親、母親都到寺院去了，小孩子怎麼辦？所以在這一方面我比較推行晚上共修的作法，周休二日時道場盡量不做事。除非有特殊的法會，比如佛誕法會或各種紀念日才利用周休二日。
興建中的般若寺的經費來源是所有道場節余下來的錢，可是到現在還是差得很遠，買土地就花了一億多，我們寺院能籌措的不過幾千萬而已，目前還是要靠信徒。般若寺位于高雄市博愛路底，在路口就可以看見，不是傳統橘色琉璃瓦建築，而是灰黑色琉璃瓦建築，因為一般橘色琉璃瓦都是在山林里，有綠色的背景，城市較擁擠、髒亂，和山里的情況又不一樣。
將來般若寺會以對外弘法為主，供信徒共修聽經，也辦一些法事、慈善社會福利工作，也會有佛學院。中華佛弟子協會和慈善基金會也設在般若寺。將來有商業行為的公司則是另外設在般若寺的對面。
我的弟子里，比丘尼的比例比比丘多。現在我把大部分的比丘留在甲仙，我不容許他們住在同一個道場。我也給他們有機會在都市發展，比丘也可以開發道場，可以在都市做一些事。其它的弟子還是住在山里，但他們可以輪調。在城市住3個月，如果習慣，可以延長住到6個月，但我也不希望他們留在都市太久，最多留6個月，比丘尼住菩提寺，比丘住甲仙。出家人在城市太久也會變質。他們都還沒成就，是人總會有人的問題，所以有時候要有一些規矩法則，按照這些規矩法則，即使我不在了，這個寺院不會亂。如果沒有規矩法則，老和尚一不在了，就一團糟。
在千佛山我有一些作法：職務為先，常住自治。我依據個人的專長來領職事，進到寺院來的，我都會問他：「你在學校學什麼？你適合什麼工作？你本身的興趣是什麼？你最有把握的是做什麼？」比丘和比丘尼都這樣安排。千佛山慈善基金會是以在家人為主，也是考量他們才安排工作。我覺得比丘、比丘尼都是平等的，完全要看個人的專長來做事。
二十二、道場的經濟問題
這幾年來，我們經濟上比較困難。還好我們的寺院、道場都很節省，能節余下來的儘量節余。我很反對化緣，因為台灣寺院太多，化緣太浮濫，有時信徒們會害怕到寺院去，我們希望能做到信徒進我們的寺院不會有壓力。甚至我常說，布施不要造成傷害，因為信徒要解決健康問題、教育問題、醫藥問題，我知道有很多虔誠的佛教徒甚至為了布施而去標會等等，以佛教徒而言，這是虔誠的行為，可是這中間會造成傷害的後果。
我們寺院中，有從事商業行為的都是在家的信徒，協會、基金會的事業則都是出家人，這兩部分完全分開。
我們的寺院還有一個好處：完全是出家人自己管理自己。我們的寺院是我一手創辦起來的，說難聽點，我的棺材本全部都投在寺院了。
過去我在軍隊並沒有太多的錢，可是我在軍隊時很有賺錢的機會，經常寫文章投稿、授課，卻沒有什麼花錢的機會。加上那時候我有計畫經濟–買股票。所以寺院能蓋起來，並不是偶然的事。最初我買鋼鐵的股票，像唐榮鐵工廠，買時8毛錢一股，幾乎我的積蓄全部買唐榮股票，那一次買最多，後來陸陸續續又買了一些，把我的存款全部都拿去買。我那時還在山里，買了股票也不管，就擺在那里。在這中間，有機會買另一種股票──南亞塑料。
我用８毛買來的唐榮股票後來陸續賣了，最高大概賣到170多元。第一次買鋼鐵股時，大家都罵我傻瓜，沒人要的股票，一股才8毛錢，我卻買那麼多。當時我認為台灣沒有鐵礦，台灣的鐵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戰車、汽車、炮彈等等，都是軍用物資，唐榮是這麼起家的。我回復本來面目後，仍然要過日子，因為這麼想，所以才去買了股票。如果用比較佛教徒的口吻來說，這件事和護法神還是有關系的。要不是護法神的力量，即使有機緣，也不會去爭取。
南亞塑料我則是一次就賣掉了，我在這種股票上賺了不少，有一次塑料類的原料在很短的時間內飛漲，從25元升到75元，那一次我全部賣光了。有了這些股票利潤，才有今天的千佛山。賣了之後就買講堂，包括1、2樓、5、6、7樓及12樓，共買了6層樓。那時我有一個出家弟子，他是彰化和美人，家里是做塑料的。當時台灣所有塑料顆粒都靠進口，我認為台灣本地沒有礦產，如果買這些股票一定會賺錢。
[1] 白云禪師于民國85年(1996)6月創立公益性質的白云廣播公司，民國91年(2002)1月轉型為商業電台金禧之聲。金禧之聲的宗旨為關懷弱勢族群，每年定期舉辦公益活動，並舉辦兒童暑期佛學夏令營、心靈演講、環保生態等相關活動。節目為全內制，以閩南語為主，收聽范圍為台南、高雄、屏東，聽眾年齡層主要為35至55歲。
二十三、勤于筆耕
我在許多刊物上都寫過佛教文章。我依師父的規定，50歲以前不寫佛教文章，50歲以前不收比丘尼弟子。這是他對我的要求。
我在軍隊里就喜歡寫各類型文章，尤其寫一些小方塊。有時甚至會影響到政府的改革。比如我在中華日報寫過一個小方塊，說日本占據台灣的時代，稱為「日治」是不合理的，因為台灣的土地由日本治理並不合道理，所以要用「日據時代」。後來政府正式發布命令，說要用「日據時代」。
我恢復本來面目後，到民國50年(1961)，才真正開始在佛教刊物寫佛教文章。比如在佛光山的《覺世》、道安法師的《獅子吼》、中國佛教會的《中國佛教》，以及《海潮音》等期刊。過去很少出家人寫文章，大部分都是在家居士在寫。我是因為各種因緣，有人邀稿而寫。到古嚴寺後，我開始集結文字。
民國61年(1972)我創辦《佛印》月刊，每個月都要定期出刊，不管是長篇或短篇，散文、詩歌都是一手包辦。每一期的《佛印》月刊中，都要教導出家人規矩法則，包括誦經、唱念、法器。其實我每期撰稿都不超過三小時，因為沒有太多的時間。後來我到菩提寺，民國78年(1989)創辦《千佛山》雜志，現在還有一個《佛弟子會訊》，我也都有寫文章。未來希望把這兩種刊物合併，辦得精緻一些。
過去我還在《佛印》月刊很少有什麼經典的連載，通常只有一篇連載，其它都是短篇文章。辦刊物變成上班打卡，後來我專注經典的決疑，他們就拿來分期連載。我寫作已經這麼久，到現在我還是固定每天有兩到三個小時在寫作。雖然花了兩、三個小時，可是寫的字數不多。我的短篇文字都是在辦公室里有空就寫。我寫的東西除了一些傳記敘事性之外，一方面有關禪宗的文字也不少，再一方面是關于流傳性較高的經典，例如我寫過《法華經》、《圓覺經》、《楞嚴經》、《楞伽經》等[1]，里面很多資料都要花很多時間蒐集資料。其實我寫東西很快，我不會憑想象和印象寫文章，我是把一些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內容，用現代人看得懂的簡單文字寫出來，所以要花很多時間查資料。現在《大藏經》放在光盤里，雖然查詢方便，不過我的眼睛受不了螢光幕的輻射，即使我與你們坐得很近，也只看得到輪廓，其它看不清楚。在健康方面，我的平衡感也不怎麼好，軍隊演習的時候，曾經摔了一跤，耳朵受到傷害，一直有治不好的中耳炎，年紀一大，平衡感不好，坐久了要站起來，先要身體放松、放直，才能站起了，變成坐久了也不行，站久了也不行。睡眠也不多，年輕時忙碌，沒時間睡，老了一有時間坐下來，就會打瞌睡。現在一天可以睡五個小時，以前從沒超過三個小時。我講的睡眠還不是指躺在床上，以前我沒有床，從77歲還是78歲開始才有床。
我現在已經有80多本著作，有的是平常和信徒們交談或法會里講的，其中有比較特殊的我就寫出來。也有的是演講集、講經的資料，大部分還是我寫經典的解析。很多都是偶發寫出來的。我沒有去想過藏經上的取舍，我是把個人的看法表現出來，可是也盡量采各家的解釋。例如我寫《法華經》完全用法華和天台的思想，寫《楞嚴經》則完全用大乘菩薩的看法，寫《圓覺經》完全用禪那的觀點，寫《般若經》完全用般若的思想，尤其是唯識學花的時間最多。
我寫的東西一定有系統，不是大雜燴。佛陀的思想還是有分類的。《大般若經》我不只是自己下過功夫，也講過不少。
現在我發覺自己寫的還是太文字化，從信徒的反應，感覺我寫的還是太深，用講經的方式信徒比較容易接受。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逐漸出CD、VCD。比如講《四十二章經》，本來是對出家比丘講的，連比丘尼都沒有講，後來我改變方法，用大乘菩薩的方式來詮釋，畢竟時代背景不一樣了。在釋迦牟尼佛的思想里，他強調的是道理，是可以善巧、可以方便的，他唯一提出的警告是不要以自我意識去看，必須有現實生活的體驗，使解和行能夠相應，沒有違背，不是一個不能行的道理。有時候我講經，當我在解釋時，我可以用很口語的方式講出來。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功德回向，所謂回小向大，很多其它的法師都說：「做了功德，經過回向，功德就會更大」，其實真正的意義不是這樣，而是由小乘行人轉向大乘，這才是回小向大，不要做一個自了漢，可以從羅漢到菩薩。但真正的法義是把功德分給更多人，把自己既得的利益，包括物質和精神的，也就是智能，都分給更多人；是既得利益，不是本身什麼都沒有去做回向，那等于自己沒有飯吃卻要給別人飯吃，是不可能的事。
我所講的雖以禪法為主，也有關于淨土。講經講十大學派，真正只有六大學派，因為俱舍和成實是小乘佛法，淨土以念佛為主，既然是學佛的人，不是要念佛、念法、念僧麼？！，念佛是持名，持佛菩薩的名號。我認為應該建立起一個規矩：學佛的人都應該去念佛，不只是口里念，還有想念、思念、憶念，凡是學佛的人都應該學這些。凡學佛的人也都要受戒，起碼要受三皈五戒，此外有菩薩戒、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
現在密宗很流行，佛陀建立的密宗──真言、咒語，是印度十一大學派中的菁華，把適合印度性、歷史性的事件放進去，都是菁華，所以釋迦牟尼佛認為還是有意義的。他說密宗應該稱為真言宗，也就是真實的言語，所謂真言逆耳，因為其中有密，如果能把密解開就不密了。真正來說佛教沒有密，是為了訓練正念、方便正知，包括一般的人或非人。現在有很多經典中都有咒語，里面都是講道理的，這些道理都是糾正人的缺失，我們如果知道咒語的意思，就知道並沒有什麼密可言。那為什麼往生咒語不翻譯出來呢？是怕翻譯後，讀的人自我意識太強，所以不翻。
講了很多道理後，應該要注意去做、去實行，不但自己做，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做。最後做到什麼程度？要做到圓滿成就為止。像往生咒，意思是你要誠心信奉阿彌陀佛；要知道祂的世界，然後照著祂要求的方式老老實實去做，不只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還可以幫助別人得到利益，就可以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的菩薩。往生咒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1] 白云書坊出版的白云禪師經論釋要部分計有：《妙法蓮華經決疑》、《解深密經概念》、《大乘起信論概念》、《圓覺之道》、《楞嚴經決疑》、《正法念處經偈釋》、《密乘契經》、《楞伽經決疑》、《圓覺經偈釋與禪頌》、《般若學疏義》、《大般若經要解》等。
Section titled “ [1] 白云書坊出版的白云禪師經論釋要部分計有：《妙法蓮華經決疑》、《解深密經概念》、《大乘起信論概念》、《圓覺之道》、《楞嚴經決疑》、《正法念處經偈釋》、《密乘契經》、《楞伽經決疑》、《圓覺經偈釋與禪頌》、《般若學疏義》、《大般若經要解》等。”白云禪師訪談紀錄(四)
侯坤宏、高明芳、賴淑卿訪問
二十四、極樂世界的真義
淨土宗說人人都可以念佛念法念僧。禪宗有人說，「念佛一句，漱口三日」另外也有說「一句彌陀，罪滅河沙」。釋迦牟尼佛曾講道49年，這些都不是經典里的話。
中國的念佛法門是出自于魏晉開始，盧山慧遠大師，他沒有強調有什麼佛菩薩。在印度佛陀時代，原來沒有宗派，只有聲聞、緣覺、菩薩乘的差別。很多人不了解，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剛開始時講苦、集、滅、道四諦，後來又為什麼講二諦圓融？這是因為當初印度思想有十一大學派，釋迦牟尼佛親近了那麼多學派，參訪了那麼多知識，最後發覺他們怎麼做都會有缺失，總是在相對論里去選擇好的、對的，那些壞的、錯的就排斥，從來不會考慮這一生該怎麼好好做，將來才可以再也不要來到這個人世。也就是了解最後的歸宿，了生脫死求解脫。解脫是不能用文字來解釋的，是有一個問題得到一個解答，好像一個結打開了。無始以來歷經生死無算，有多少、多少業的存在，要一個一個去解決，最後要使業清淨了，那才是究竟解脫。
可是我認為現在的解脫都不是這麼解釋，現在台灣談解脫是莫名其妙的說法。我因為說念佛不一定都能去西方極樂世界，所以受到批評。
我問他們：你們所謂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其實釋迦牟尼佛的經典里並沒有說到淨土，祂是介紹西方極樂世界、要怎麼做可以去那里，不是說帶業往生嗎？須知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個法音世界，沒有業報，如果有業障怎麼辦？佛法里說業不淨不能成佛，業一定要清淨。所以如果有業報，要到西方極樂世界，不是交給阿彌陀佛，因此才有九品蓮台幫助你把業清淨的設施。
帶業往生是有條件的，要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從發願那一天開始，以前的業可以帶走，以後的業還是要受報。帶走的業怎麼辦？在蓮台里受，有不同的品位，業重的是下品下生，上品上生才能花開見佛。到上品上生，表示你的業淨了。花開了才能真正進入極樂世界，成為極樂世界正式的一員。
所以往生先進入蓮台，然後看你過去的業，受報有多少，來決定你的蓮台品位。在蓮台里，品位愈高，接近阿彌陀佛講經說法的法音也愈清楚，品位愈低愈不清楚，所以一定要到上品上生，才能花開，才能離開蓮台，往生極樂世界，成為極樂國的眾生。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道理，以為念佛就可以到極樂世界，哪里這麼簡單呢？我常說，如果你認為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那真是笑話。比如現在你想拿綠卡到美國去，你天天念「南無布什」、「南無布什」就可以了嗎？沒有那麼簡單。
二十四、以佛法講世法
如果一定要講禪法，我是什麼派都不是，因為我這一脈下來，講求直接去認識、去了解、去發現，這是一個方法；另一方面，從現實生活中去體驗、去發現，再把這兩者驗證。可是這里面有問題：你具備條件了嗎？佛陀說的道理和方法就是基本條件，佛法是培養智能的方法，所以如果完全沒有佛法的基礎，是沒辦法進到里面的。為什麼我對佛經下那麼多功夫？是要以佛法來講世法，釋迦牟尼佛在般若經里講了很多，關于現在說的名相、名詞、一些基本的道理與方法。我看鳩摩羅什智能那麼高，就是深入般若經。
當初我編的第一本般若學許多人看不懂，因為是教佛學院研究所學生的講義。後來我就擴大，改為《般若學疏義》，但大家還是不怎麼懂，于是我再寫《大般若經要解》，有了這一系列的文字，將增加助益。
論境界的調整，人會有自我意識。靜下來後，一定要去思考許多的為什麼。佛法是探討一連串的為什麼，這是理，化解這一連串的為什麼，就是法了，所以佛法有理有法。我強調要運用思考、發揮智能，如何發揮智能？就是要怎麼突破疑惑，因此也要運用思想。思想要有內涵，研究佛典，修行人有多少內蘊就能表現多少思想，內蘊有多少，就能發揮多少。
很多人很難理解禪宗，比如有個公案，說有人來拜訪禪師求道，禪師叫知客請他吃飯去。又一人來，叫知客告訴他吃餅去。另外又來一個，叫知客告訴他喝茶去。這不都是要招待他們嗎？喝茶是臨時的客人，來了就走；吃餅是用點心，這個客人可以聊一聊。吃飯的則要住在那里長久一點。所以如果只從吃飯、吃餅、喝茶上去看，禪在哪里？
我曾寫過《禪的智能》，是關于禪的公案，已經寫了幾十年了還沒寫完，寫了三本，已經寫到元代了，因為有1700個公案，大概還要一本才寫得完。其實如果一口氣寫下來，很快可以寫好。我現在不只是寫1700個公案，還寫關于過去一些善知識、高僧大德表現的言語，像弦外之音這本書就是。
我的《修行法要──千佛山之行修法》[1]是有點自己捧自己的說法，這里很多看法是從經典里慢慢體會出來的。其中談五蘊──色、受、想、行、識，一般人想與行之間沒有間隔，也就是想到就做，但是我認為想和行之間要建立起間隔，想了之後，不要馬上行，多想一想。不過，多想一想也有條件，所以在這方面發明了(不同于天台宗的)止觀法門，怎麼樣止于原來的想法，從研究、分析到認識了解，把這個想都弄得很清楚。什麼是觀照？也就是察覺和返照，把原來的想法再深入，這中間就有篩選作用，發掘許多的「非想」，因為不是你原來的想法，已經經過篩選，所以一個「想」就提升為很多「非想」。舉個簡單的例子，買股票的第一個觀念是買什麼會賺錢，是不是馬上去買？那就錯了，還要做一些分析評估，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想法，最後選擇了一個股票，是經過許多比較認識而來的，這樣子至少風險比較小。運用五蘊、止觀法門，在想與行之間，就可以去發揮了。所以想有各種不同的想，最後確定了就可以立刻去行。不是想到就做。這也是我幾十年來的經驗談，因為我的體驗，才建立起這個方法。我這方面的看法，目前已有很多人得到好處。
我剛才已說到，不能憑自己的想就去行，自己本來能有多少知識經驗智能？知識經驗愈豐富，智能才會愈來愈高，所以要在知識經驗上去下功夫，智能才會成長。如果關起門來閉門造車，那就難以成長。
日本鈴木大拙談禪，是生活禪，他說「言和行」都是禪，其實那是狂禪，對我們實際上沒有幫助。學佛的人所有起心動念都要與生死有關，還要不能違背佛法。
我大部分都利用睡覺的時間打坐，幾乎沒有時間休息，我常常在想問題，甚至于想到經典就去翻，可能睡不著又起來翻經典，我是這麼樣在過日子的。50歲以前，我或許還有固定時間可以打坐，但50歲以後就比較沒有時間了，要利用空閒的機會。
我也不會特別只重視某一部經，我的起心動念完全在現實的人與事上面，然後反映到經典上佛陀是怎麼說。有時我也會持念佛號，也念觀世音菩薩，是為眾生念的，不是為我自己，很多人說我這樣講太夸張。我說假如我死了，門下弟子如果念阿彌陀佛助念，我會起來甩他們一巴掌，我說我死了，什麼都不要念，默默地就好。甚至我公開講經時說，如果我死的時候阿彌陀佛開高級轎車來接我，我都不去，因為我不想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希望生生世世都做比丘，來去娑婆世界。也就是我死了之後去兜率天，來去娑婆世界，其它哪里我都不想去。
在我們寺院，我都讓弟子按各自所長，隨自己發展。以禪宗來講，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弟子跟我學禪，他們都是我教什麼，他們自己喜歡什麼，就在那一方面下功夫，因為我什麼都教。我教他們不只是講解而已，他們要學念佛，我也會教。他們要學密，我也會教。我也告訴他們：「你們自己喜歡的，覺得自己條件符合，就自己去學。」(未完待續)
[1] 白云禪師著，《修行法要──千佛山之行修法》(高雄：金禧廣播公司，2002年12月)。
25、學佛不學人
有人問：老和尚是如何修行的，能不能告訴我？我說：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為學我是學人，學人就只能成人，要學佛才能成佛。以前我們成立佛弟子慈善基金會，現在已經改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這是應弟子們的要求。本來我們叫千佛山菩提寺，大家覺得千佛山這個名字不錯，慢慢就用了下來。其實我到現在還常這麼說：「我是你們的老師，你們是學生。可是皈依三寶後，你們並不是我的徒弟。你們的師父是佛、是法、是僧。」可是到目前為止，全台灣只有我敢講這種話，其它人都是說皈依了就是徒弟。
其實出家人只是一個代表人，僧伽是一個團體，不是個人，一個團體總有代表。信徒皈依後，依止這個代表人學習佛法修行，如果信徒搬家了，就要另外就近再找一位依止的師父，找一位代表僧團的師父。
學佛的出家人、在家人都是佛弟子，沒有人弟子。今天在台灣都是學人，皈依人，法師講一部經，他不說佛說什麼、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而是說祖師怎麼說、大師怎麼說、長老怎麼說、高僧怎麼說，其實講經當然要講佛怎麼說，怎麼只是講人怎麼說？人的學佛心得拿來當參考是可以，不過不能拿來當成學習的對象。所以我說那是人法，不是佛法；是人教，不是佛教。目前的佛教界，不只是台灣，全世界的趨勢也都是這樣。所以禪宗里有幾句重話：小疑小悟，大疑大悟，那麼不疑呢？就是不悟了，這是要人不要盲從。不妨面對自己的疑惑，化解疑惑，自己才能得到利益。當然有很多人提出相反的意見說，佛法不是講信願行嗎？不是要絕對的信嗎？但那是對佛，不是對人，對象不要搞錯了。
菩薩說的也是學佛的心得，何況所謂祖師、大師、長老、大德，他們究竟到達何種程度的修養？我們不能得見，只是聽說。台灣有位李炳南 居士，現在已經過世了，他透過印光法師想求淨土法，但他從沒見過印光法師。在台灣，我同他第一次見面就和他說：「你沒見過印光法師。」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說：「從你言語我就可以知道，因為我和印光法師接觸很多次。」李炳南 居士是通信皈依的，從沒有和印光法師見過面。我提這一點，不是在講是非，而是講很多人盲目的崇拜。
另外太虛法師在台灣是最流行的了，可是有幾個人知道太虛法師是政治和尚？我可以100％的肯定他是政治和尚，所以《太虛大師全集》寫出來的某些部分是有問題的。在實際問題上，他令人不滿的地方還是有的，例如他向國民政府建議42條意見，包括寺院財產要拿出幾分之幾給政府，那是因為他住在城市，不知道住在山里面的寺院狀況，看到寺院有好幾 十甲 田，好像很大，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依靠這些田地自己耕種生活。此外，寺院跟學校的部分，過去要辦一個學校是很困難的，他建議要把寺院開辟多少地方給政府來辦學，這聽起來很不錯。他另外提出很多建議，包括42歲以下的出家人都應該去當兵，穿袈裟的方式要改變──這等于是要破壞佛教的傳統。對于他的建議，不只是我不滿，就是連很有道德修養的虛云老和尚也非常生氣，他向他的督軍皈依弟子說：「我現在要到南京去做一件事。」那時候督軍都有飛機。「您去干什麼？」他說：「我要去降魔、斬魔。」嘿！那麼一個有道德修養的老和尚都生氣了。當然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不需要去討論。
其實我對印光法師或太虛法師沒有任何評論，不管怎麼樣，一個人有名氣，一定是具備某些條件、有他的長處。
只是太虛法師到後期完全改變了，反對他的人太多了，擁護他的人便鼓勵他把自己關起來。經過幾年的修行以後，他慢慢懂得什麼叫出家，什麼叫佛法，用佛法來說，他是覺悟了，以前他的破壞性很大。來到台灣的人，很多人都是看到後期的太虛法師，對他在前期的破壞、亂的部分不會知道。
印光法師其實是一個老實修行人，他唯一教化是念佛，可能是受到盧山慧遠大師的影響。早期出家人都是受到過去高僧的影響，過去大陸要看一部《大藏經》是很難的，不夠資格的人不讓他看。知道南懷瑾嗎？為什麼他當過沙彌？他是為了要看藏經，到廟里出家現沙彌相，藏經看完了，他就走了。在廟里看藏經的人，可以受到供養，什麼都可以不要做，只要好好看藏經，所以要具備條件的人才可以看。他的故事不錯：現沙彌相去看藏經，現道士相去學道法，他很自在。
台灣目前佛教很熱鬧，佛教徒人數龐大，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年佛教界的收入和支出經費都是非常驚人，但是佛法在哪里呢？其它的教也是教，佛教稱為佛教，談的是智能、修養，但佛教徒不一定有智能修養；學佛的人應該追求智能。智能從何而來？那是佛陀的道理、方法，然後化為行為去修行。有了完全的修養，才能得解脫。
許多學佛的人，只是在語言文字上學佛。我講一些話，別人或許會認為我這個和尚一點都不莊嚴：在台灣看到許多人自稱他是佛菩薩再來，是多麼的了不起，假使見著這種人，忽然之間賞他一個耳光，看他有什麼反應，你就知道他有什麼修養。如果他問說：你為什麼打我？那麼這個人可是個凡夫俗子；如果他讓你根本沒有伸手的機會，這個人才是了不起。畢竟一個有道德修養的人，不在乎會不會講、會不會寫，而是心性的修養怎麼樣。
26、自耕自食的寺院傳統
過去大陸的寺院和台灣不一樣，都是自耕自食，土地都是在家許願的人送的，寺中常住靠自己種田、種菜、砍柴等等，都得自食其力。過去只有城市的寺院不做這些事，處在深山里的寺院，尤其是大叢林，都得完全靠自己。
一般說來，過去大陸的城市寺院多屬經懺道場，專門為往生者服務，至于山中叢林，則是和活人(信徒)打交道。所以我到台灣來很不習慣住在城市的寺院，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很少花時間去和死人打交道。不過現在我們寺院也有經懺，因為完全只靠供養仍屬有限。我們的唯一條件是亡者不可以進寺院，尸體得經過火化，也不能送到大雄寶殿，我們的大雄寶殿絕不容許。地藏殿則屬于為往生者而設，我們為亡者念經大多在外院，內院是一般人或法師，區分得很清楚，即使骨灰也都不可以進到內院。如果我們以釋迦牟尼佛原來的思想和立論來說，度人是要度化活人而非死人。我常說佛法是對人說的，而不是對死人說的。
可是我們看台灣的情形，如果不和死人打交道，會幾乎沒有飯吃。我們還好，盡量避免這一類事。到我們寺院結緣的，我們為亡者做法事，多屬我們的信徒；為了信徒，那是不得已，我們情願在農歷七月盂蘭盆節的時候做普渡法會，平常就盡量避免。
我說一句重話，可能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就是我從來不主動出去找人化緣；我在台灣半世紀了，我自己不做，也不會教我的徒弟做。這可能和過去我的師門教育有關系。我的師門一脈傳下來，都是這樣的，有多少道德修養、多少福報，都不勉強，不強求，可是不可以拒絕人家來結緣，因為人家發願來做功德，就不可以拒絕，但是絕不主動去化緣。這種作風，可能不只是在台灣，說不定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這樣，這也是我的師門傳統。
二十七、功德的真諦
佛教常說，佛以慈悲為懷，出家人強調慈悲，可是如果舍棄因緣、因果，談什麼慈悲？所以我常說，做功德有問題。現在台灣講究做功德，布施的愈多，功德就愈大？也許很多很有錢的人，但公務員就未必，所以一個公務員拿了三、五百來，或許比有錢人拿了五千一萬的，其功德可能還要多。所以功德的多少，不是以錢財數目字來衡量。佛經中記載很多有關布施功德的事：有一天，很多人來供養釋迦牟尼佛，大家都走了之後，還有一個小女孩跪著不走，釋迦牟尼佛問她：「大家都走了，你為什麼還不走？」她說：「我想供養佛。」佛說：「好啊！」「可是我沒有錢，家里很貧窮。」「那你要供養什麼呢？」她就從口袋里拿出七顆白石子，她跟佛陀講：「我只有這七顆白石子，可是我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找到的，里面一點點瑕疵都沒有。我想供養佛。」佛陀很歡喜。這小女孩就問：「這樣有沒有功德？」釋迦牟尼佛馬上就發光，讓她立刻得悟。我們在經典上說生什麼光，其實主要都是講智能，就些光在他頭頂生起，立刻得悟。這是一個故事，如果去深入的話，釋迦牟尼佛不會說：「你供養我七顆白石，你就可以立刻得悟。」不是的，這里面有多少佛法在，釋迦牟尼佛也不會否定很多供養他的人。
現在很多人太過于強調布施功德，許多家庭甚至發生問題。夫妻倆人都信佛還好，如果只有一人信佛，去布施求功德，另外一個可能就不太歡喜，造成家庭不和。我舉過一個例子，我說，假如一個家庭，除夫妻倆以外，還有三個孩子一家五口，如果父親一個月賺五萬元，這五萬元是一家子的，不是他一個人的，因為家人都是他最親密關系的人，他有責任、有權利、有義務要負，如果這個做父親要布施求功德，最好開個家庭會議，告訴家人，為什麼他想做五百元功德，如果其中有一位不贊成，那他只能布施四百；假使有兩個人不贊成，那他只能布施三百。絕不能說：「我是父親，老子賺錢，老子愛怎麼花就怎麼花。」絕不能用這種方式。因為他對自己的太太、兒女，是有責任、有權利、有義務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事。我舉這個例子，引來太多人罵。其實不是自己花錢的事，而是關系到這個家里人與事的問題，可是有許多人並不在意。
功德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修養，要把修養發揮成一種力量，讓人得到利益，那才是功德。如果還沒做功德，就已經引得人家不歡喜了，那功德怎麼形成？所以我說「隨喜功德」，不是像一般人所說的馬馬虎虎的意思，不是大家做功德我就做功德，而是像剛才我所舉的例子。大家要反省，才能完成功德；如果有一個人不同意，那就不能勉強。
二十八、佛法無定法
我在台灣這麼多年，常講一句話：「佛法不是提出一個問題，求得一個答案。」為什麼？比如說：什麼是煩惱？這是一個問題，能不能給個答案？如果勉強答：「身心不自在，就是煩惱。」乍看好像講清楚了，其實並沒有講清楚，因為佛法不只是說煩惱是什麼，而是要了解為什麼煩惱？煩惱是怎麼形成的？可不可以不煩惱？能不能有什麼方法將煩惱化解掉？這才叫佛法。很多不了解佛法的人，都是希望提出問題之後告訴他一個答案，可是我師門的教導並不是這樣。我師門傳統是依據佛門文字上說「佛法無定法」，亦即不同的因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空間，所表現出來的都不一樣。
比如煩惱，有人因為沒飯吃而煩惱，有人因為買了獎券中了獎或沒有中獎而胡思亂想，或是為了其它的人事物而煩惱。從不同面向來看煩惱，答案應該不會只有一個。
現代人學佛法、接觸佛法，希望簡單快速，就好像速食店的飲食一樣，其實佛法沒有那麼簡單。但至于佛法難不難？其實也不難，只要自己肯下功夫。我常說，現在的出家法師比釋迦牟尼佛還聰明。此話怎講？釋迦牟尼佛當太子的時候，他的父親請了二十幾個家教來教他，他出家之後，又到處參訪學習，經過那麼長的時間，最後還在雪山苦行六年，才能說自己開竅了。現在的人，頭髮一剃，袈裟一穿，搖身一變成了大法師，那不是比釋迦牟尼佛還聰明？！所以我常說釋迦牟尼佛很可憐、很笨。
二十九、飲水思源景物非
民國78年(1989)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我回到大陸。去了幾次，之前只是個人先去看看。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帶團去，團員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我是飲水思源，到各地方看看，把天童寺一脈下來的歷代祖師的牌位都請出來，全體虔誠禮拜。在台灣，很多人對于自己的法脈從哪里開始都不清楚，我們都有紀錄。我也教許多寺院去查門派，象是在台灣岡山的超峰寺、苗栗的法云寺等，如果前面的人不知道，後面的人會更不清楚。
寶成法師是我在大陸最要好的一位法師，他比我大20幾歲，我回大陸時沒找到他。道安法師的叔叔能祿法師，就住在我們雷音寺山下資江旁的白露寺，在那里當住持。我離開大陸時，安排寶成法師住在白露寺。民國78年我去大陸，到了白露寺，卻沒有人知道寶成法師。時間隔得太久了，加上經過文化大革命等等變化，許多事物都完全變了。上了雷音寺的舊址，寺院沒有了。更奇怪的是上頭本來有一處泉水，從石頭縫里噴出來一、兩公尺高的，整個也都變了，變得但流一些黃紅色的水。
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平陽堂天岳山本山也變了。那麼大的一座山，共產黨都把它轟掉，變成礦區。山里有水泥礦、鎢礦，靠近長江那邊還有煤礦。我以前都不知道那里的煤礦是從地表面往下挖，挖一公尺多就有煤。過去他們有生產大隊就開始挖了，到現在已經挖了多少年代。山下原來都是住家，房子都靠山邊走，是本地的村莊，現在卻都成了火車軌道，像蜘蛛網一樣。整個地方看來是一片白茫茫。許多原本在里頭的出家人都還俗了，變成工人。原本在雷音寺還有一個地方，那里已變成村民住的地方，曾經有一陣子改成人民公社大廳的飯堂。
我回到洞庭湖旁，天岳山寺還在，可是沒有復建整理。我要進去時，他們說要買門票，吃飯要買飯票。我說：「我想見見你們住持。」那個人說：「住持到北京開會去了。」我說：「當家師呢？」他說他就是當家師。我就跟他講我以前在本山當過方丈，這里是我的下院，但他還是說，不管是誰進去都要買門票，吃飯也要買飯票。這真是笑話，卻是事實。
不過浙江的天童還不錯，那是我的祖庭。因為天童很有名，它是大陸八大叢林之一。
29、飲水思源景物非
民國78年(1989)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我回到大陸。去了幾次，之前只是個人先去看看。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帶團去，團員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我是飲水思源，到各地方看看，把天童寺一脈下來的歷代祖師的牌位都請出來，全體虔誠禮拜。在台灣，很多人對于自己的法脈從哪里開始都不清楚，我們都有紀錄。我也教許多寺院去查門派，象是在台灣岡山的超峰寺、苗栗的法云寺等，如果前面的人不知道，後面的人會更不清楚。
寶成法師是我在大陸最要好的一位法師，他比我大20幾歲，我回大陸時沒找到他。道安法師的叔叔能祿法師，就住在我們雷音寺山下資江旁的白露寺，在那里當住持。我離開大陸時，安排寶成法師住在白露寺。民國78年我去大陸，到了白露寺，卻沒有人知道寶成法師。時間隔得太久了，加上經過文化大革命等等變化，許多事物都完全變了。上了雷音寺的舊址，寺院沒有了。更奇怪的是上頭本來有一處泉水，從石頭縫里噴出來一、兩公尺高的，整個也都變了，變得但流一些黃紅色的水。
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平陽堂天岳山本山也變了。那麼大的一座山，共產黨都把它轟掉，變成礦區。山里有水泥礦、鎢礦，靠近長江那邊還有煤礦。我以前都不知道那里的煤礦是從地表面往下挖，挖一公尺多就有煤。過去他們有生產大隊就開始挖了，到現在已經挖了多少年代。山下原來都是住家，房子都靠山邊走，是本地的村莊，現在卻都成了火車軌道，像蜘蛛網一樣。整個地方看來是一片白茫茫。許多原本在里頭的出家人都還俗了，變成工人。原本在雷音寺還有一個地方，那里已變成村民住的地方，曾經有一陣子改成人民公社大廳的飯堂。
我回到洞庭湖旁，天岳山寺還在，可是沒有復建整理。我要進去時，他們說要買門票，吃飯要買飯票。我說：「我想見見你們住持。」那個人說：「住持到北京開會去了。」我說：「當家師呢？」他說他就是當家師。我就跟他講我以前在本山當過方丈，這里是我的下院，但他還是說，不管是誰進去都要買門票，吃飯也要買飯票。這真是笑話，卻是事實。
不過浙江的天童還不錯，那是我的祖庭。因為天童很有名，它是大陸八大叢林之一。
30、佛教的未來
從過去到現在，太多法師都是靠趕經懺的收入，不然就是和政治人物打交道，這是很悲哀的作法。我跟白聖法師鬧得不愉快，都是為了這些事。我建議他，以中國佛教會的方式，在台灣建立兩個大叢林，一個是男眾道場，一個是女眾道場，教出家人要怎麼自立自助，有了錢再去幫助別人；如果沒有錢，專門培養人才也好，甚至還可以借錢建道場，由中國佛教會幫助，內政部支持，由佛教會派人住持道場，這樣子佛教才會統一，而不是各搞各的。我建議在外雙溪那里開辟女眾道場，因為當初那里還很荒涼。同時我建議靠近東海大學附近，開辟一個男眾道場，例如中部已經建立很多道場，可以把比較優秀的寺院結合起來。可是他們沒有心思做這件事。
那時有很多老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及政府方面的信徒，很可以把這件事做起來。中國佛教會里有影響力的人、政府願意支持的人應該去發展這些，就是現在做也還來得及，不做的話永, 遠不會有機會。這些工作應由佛教會來統籌指揮。佛教會本身沒有人才，白聖法師當理事長時，秘書是一位馮姓的國大代表，是經由立法委員李子寬的介紹。白聖法師過世以後，他的後代…現在每一年有兩堂到三堂開戒。從白聖法師民國46年(1957)開戒起，每一屆至少有500-600個出家人，算一算有多少出家人，而且最近幾年每一年都有兩到三個地方開戒，那這些人到哪里去了？很多寺院沒有人，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有人作生意失敗，有人運氣不好在社會上難以生存，也有人在台北等很熱鬧的地方趕經懺，趕了幾年，賺了一點錢就還俗。
佛教會本身不健全，成立中國佛教會的目的是針對寺院團體的，其中沒有個人，現在的情況卻好像只有個人，佛教因此不能統一。比如說提出一個問題，問十個法師，十個法師講的都不一樣，因為都用自我意識去看問題，不是真正下過苦工，不知道佛陀的本意，對于佛法深奧的部分不能體驗，沒有覺悟。
也就因為這樣，高雄才又成立了中華佛寺協會，[1]其實也等于是中國佛教會。在台灣許多信徒的捐獻都被幾個比較有名氣的山寺、團體吸收掉了，還有很多偏僻地方的小廟、寺院還要靠自己種菜、種田來維持。中國佛教會應該幫助這些寺院。台灣目前還有一個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四處有所謂的精舍。公寓里、透天房子都稱為精舍，本身並沒有什麼信眾，但每個精舍都有一個電話，哪個道場要念經打個電話就去，靠這樣生活。為什麼他們願意這樣生活？因為寺院里有規矩、有法則、有要求，不自由。
到目前為止，我一直有一個希望：佛教本身能有一個建全的組織，不要各寺院都是私人的山頭主義。我希望把全台灣所有的佛教團體整合起來，分為北、中、南、東四區，設立四個大教區，另外每個縣市設立一個念佛會，每一個鄉鎮設立一個在家修行的蓮舍、佛教堂或單位，這當然只是我的一種構想。
大虛法師也談過佛寺的統一管理，但他想做的和我不一樣，他是希望依他個人的方式來管理佛寺，我是希望由佛教團體來推選管理人，例如我們成立一個公益團體董事會，先建立組織，這必須由政府授權，要有法源依據。如果這種事政府不支持也沒辦法，沒有法令依據是做不來的。
目前法令規定寺院沒有私人財產，所有寺院的土地、不動產都改為寺院名下，幾乎有60%都改過來了，不再屬于個人。
如果真的能夠做到沒有個人主義，這不是一種佛教的革命，而是台灣的佛教可以有組織、有規矩法則、有寺院傳統、有人才培養、錢財合理使用，這是我理想中的佛教未來。(全文完)
[1] 中華佛寺協會于民國80年(1991)6月發起籌備，次年5月在台北成立，以結合全國佛教寺院，發揮團體功能，整理教規、維護寺產、護持三寶、培育僧才、宣揚佛法，並配合政令，協助寺院建立組織制度，以興辦教育文化、慈善公益事業、福利社會為宗旨。會址設于高雄。首任理事長為定紹(淨良)法師，其下所成立的財團法人佛寺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為開證法師。